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也说冯耿光与梅兰芳（二）
今日推送之原创文章作者，为「梨園雜志」公众号主编之好友@马甲君要努力 ，该文章首发于新浪微博，今得到授权，将在近几天分期发布推送。如今学界与公众视野中，对于建国前「梅党」的研究，多停留在齐如山，而对冯耿光、吴震修、李释戡、许伯明等真正的「梅党」核心人士，则由于种种原因，虽也有所提及，却多以「二手文字」为本，流于表面。马甲君此文，以梅兰芳与冯耿光之交往历程为主线，梳理搜集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原始资料，旁征博引，对于解读梅兰芳其人其艺，给予了我们一个没有触及的角度，力荐阅读！此为第二篇，对于隐藏在富豪标签背后的真实的冯六爷，进行了详尽的解读。
一掷千金的冯六爷
冯耿光在一般人眼里嘴中，大致形象都是一掷千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金主。少年得志，清末时年仅28岁就被提拔为正二品武官，军咨大臣出国访问时领军咨府管事权；进入民国，30岁被任命为少将，继而出任清末民初中国四大煤矿之一临城矿务局的总督办，拿着法郎的薪水。（其他同时期的另外三家煤矿，开滦煤矿督办是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中兴煤矿的董事长是民国前后任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抚顺煤矿的所有权益在日本人手里）并于1917年在督办任被提为中将衔。
1918年，36岁的冯耿光凭借世交大亲友王克敏的关系，以及和时任大总统冯国璋的深厚私交，接替王克敏当选中国银行总裁（相当于现在的董事长）
中国银行是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于1913年8月改制后在北京成立的，根据民二则例（民国二年）规定，中行具有发钞行、国库和发行国债功能，总裁人选由政府指定，具备中央银行职能，官股、商股各占50%。1917年，在经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后，鉴于之前五年间中行总裁全部出自直接任命的政府官员，先后换了十几位总裁，无法保持业务的稳定发展，北洋政府通过民六通则，同意中行总裁由政府从股东大会选举出的六人董事会中任命，冯六爷就是这样由中行商股股东当选为总裁的。
从1918年到1928年，冯六爷先后在总裁位任职6年，直至国民党北伐成功建立南京政府，中国银行总行迁至上海后，才转任为常务董事。可以说，冯耿光是中华民国北洋时期中国银行在任最久的总裁，其任内中行迅速发展，将商股从总股份的50%提高到95%以上，发钞量占全国所有商业银行的60%，存款量占35%。冯耿光前后实际掌控中国银行达十年，彻底完成从军人到金融家的转身。
1913年到1949年，中行曾经三次募集商股，1915.9至1917年底两次募集727万，冯在此时成为商股股东并近一步当选为总裁；1921年中国银行再次募集商股，加上前两次合计募集商股1971万元，后续只有零星官股转给其他银行变为商股，一直到解放胜利商股一直保持在2000万不变。孙曜东说听说梅兰芳手持中行股票100万，就不知道是增资扩股时由冯总裁牵头购买的还是二级市场转让所得了。
冯六爷性固豪，被很多当年人误以为是梅府的东四九条贝子讷谟府是冯总裁于1916年买下，1917年就被梅兰芳当作了《黛玉葬花》的摄影地，这也是梅兰芳第一次拍摄无声电影。看着持花锄的黛玉披着明媚的春光，在自家庭院中浅笑盈盈、款款而来，不知六爷心中可有恍然入戏之感。也无怪于穆儒丐在小说里脑内“马幼伟把兰芳的新扮装，已然印在脑子里，仿佛兰芳真变了黛玉，于是自己便以宝玉自居，把芦草园也当作潇湘馆。是晚，幼伟一径到兰芳家里，替黛玉宝玉实行补恨，不在话下。”当然，也就怪不得冯六爷后来的封馆焚书，把穆儒丐一届早稻田大学学了六年政治经济的才子，逼至关外谋生，1949年建国以后才得以返家了。
新艳秋曾回忆拜师梅兰芳说“我是通过齐如山先生认识了梅先生的。我和齐先生谈起希望拜梅先生为师的事，齐先生把我带到梅先生家去。那时，梅先生住在东四九条胡同。”百家讲坛专讲清末皇族掌故，家住东四的贾英华也曾回忆，当年东四九条附近的邻里都叫冯宅为梅宅，以上可见冯梅两人当年往还之紧密。
而梅兰芳娶孟小冬的洞房花烛夜，孟小冬前期的栖身之地，包括震惊京城出了人命的持枪抢劫梅兰芳案（笔者认为冯宅抢劫案与孟小冬的确无关，之前文中详细写过，不再复述了），也均发生在东四九条冯宅里。有意思的是，笔者所见冯梅嘴中最后一次提到东四九条，是1929年8月筹划访美时，谈及经费缺口，冯六爷回给梅的信上说“我现在同你说一句老实话，如果有人能出五万，或四万以上之价钱，买我九条房屋，我就拿出三万块来帮你忙，或者有人肯照时价，承受我家里（广东）的房屋田地产业，我亦可拿出三四万”———笔者当初看到这段话，甚为惊诧，由此可以看出冯虽有钱，但是对梅的帮扶，绝不是花点闲钱捧捧名伶，而真是如梅兰芳自己所说的“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同时也印证了曹汝霖所说的“幼伟月入银四百两，以其半助兰芳成名，始终如一。”冯虽豪富，但是倾半数家财成就梅的情谊，绝对不是什么痴情老斗亵玩菊部魁首可以比拟的。
▲在冯耿光东四九条宅院里拍摄电影《黛玉葬花》的梅兰芳
冯六爷不仅在四九城内住着前清的王府，在香山的别墅雨香馆也是前清的皇家别院，香山二十八景之一。乾隆曾写诗咏雨香馆，其序云：“绿云舫稍西，歩平冈而南为雨香馆，山中晴雨,朝暮各有其胜,而雨景尤奇,油云四起滃郁,栋牗长风漂洒,倐近倐远,苔石药苖芬馨郁烈,沉水龙涎，不免烟火。”
小梅演戏之余去香山游玩避暑，自然住在冯家别墅。香山著名的梅石和梅兰芳选定香山万花山为百年后安寝之地，皆是发生于别居雨香馆时的故事。罗瘿公作为梅党中坚，自然也曾偶居雨香馆，留下《宿香山冯氏庄夜起作》一诗：“一楼挂松颠，高月窥屋角。榻凉山四围，磵密柏所托。推窗纳山气，到枕香自觉。似栖赞公房，已置幼舆壑。清景逋可惜，美睡计亦错。移床就平除，卧看星河落。”可见其清幽舒逸。
性固豪的冯总裁在梅郎身上的一掷千金，也有各种传说。穆儒丐、刘豁公嘴里，梅兰芳在北芦草园的豪宅就是冯总一手包办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写过1916年置办北芦草园是在梅自己演戏大红以后，笔者认为未必不是真的。很可能因为传统上替歌郎出师赎身的老斗有义务给歌郎置业、娶妻，所以世人才会认为北芦草园是冯出金购置的，当然即便真是冯出资购买或大部分钱是冯出的也不奇怪）。1930年岭南大学校长做讲座的记录稿，也曾透露冯总当初跟人斗法，持续包场梅兰芳演戏的整场座位，直至竞争对手自惭形秽的败走麦城。而20年代梅排演《太真外传》，冯总也曾效仿唐玄宗当年为杨贵妃购置霓裳羽衣，以1000大洋（当年北大讲师的人均月薪是78元）购买了孔雀翎制成羽衣，可惜的是排演时梅第一次穿上羽衣演绎霓裳羽衣舞，羽衣的孔雀翎就因韧性不够而折断，正式上台时只好改为苏绣戏装做翠盘之舞了。
▲太真外传之梅兰芳
▲太真外传之梅兰芳
隐藏于豪富标签背后的冯六爷
回想穆儒丐10年代在《戏剧新刊》表白自己之所以咬住冯梅不放，是因为觉得冯“前途希望至巨，以有用之金钱，何事不可做”，在黑暗之社会不知道做好榜样，“只顾逞一时之风流，不知已然流毒于社会，闹到归期仍不过是一场春梦，所便宜的不过兰芳一人而已”。然而冯耿光究竟是不是只顾逞一时之风流的纨绔子弟呢？说到这里，我想以冯的表妹凌叔华的回忆开头，说一说隐藏在富豪财阀标签以外的冯耿光其人。
很早之前看过凌叔华写的《古韵》，直到了解到冯梅后，才知道其中的《两个表哥》写的就是冯总裁和其兄冯祥光。冯在他表妹眼里眼界开阔、心胸宽广、看人犀利准确、开明幽默的好哥哥：“刚过30岁，讲话很快，与论敌争辩，言辞犀利、诙谐睿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功成名遂，但待人谦逊，从不倨傲。待孩子们总是亲切和蔼”。然后凌叔华还爆料了冯总裁“和梅兰芳配过戏…每次来我家，都问我们晚上去不去看戏，如果去，他便去买票。”
凌叔华更在文章里记录了冯作为表哥在她姐妹的择业前途上所做的建议：
凌从小喜欢绘画，很有天赋，拜师就是冯领着去的。凌长大后对冯总裁说自己今后想读师范做老师，以教育救国。自己虽然热爱绘画和写作，又有众人皆知的天赋，但是“画画对于当前中国的困难没有用处，应该是和平时期的选择”。冯总裁在这里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见解，是我阅读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跟凌叔华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发挥天赋才能，画画也并非无用。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把他所看到的美的事物表现出来，它对我们和社会改革家都是有帮助的。我要是你，就不放弃画画。”
同时，冯总裁还同凌的母亲说，支持凌叔华的长姐去读医学院校的梦想，不要像其他姨娘的女儿一样去上海那些教授钢琴、英语、法语的时髦学校。后来其姐果然学成为老北平协和医院的名医，而同父异母的姐姐成了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
冯六爷的这种眼界和见识应该来源于自身的家庭教育：
从冯总裁个人的教育经历上，在清末依然实施科举考试的年代，少年冯总裁被送入了由左宗棠和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1867年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严格系统的海军军事教育。该校学制为五年，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全法文授课主攻造船；后学堂全英文授课主攻航海驾驶和海军作战。课程包括法语/英语、几何、代数、物理、机械制造和航海等等，由于生源主要来自闽粤，还专设普通官话课程便于学生入仕。船政学堂实施严格的西方军事化管理，以一期生为例，入学时招收230人，除了以上系统的理论课程外还设置了现在看都很先进的环太平洋近半年的海上实习课程，学堂施行淘汰制，到五年后只有44人顺利毕业，清政府再从这44人里选出5人赴英法留学，同批在英法留学的还有后来创建日本海军的日本学生；可惜清末掌权高官派系变换加之国库空虚，冯总裁作为被选出的第五批留英学生，转派至日本，并改为学习陆军。接受了三年系统严格的日式陆军教育，因此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
冯总裁的二哥冯祥光中了举人后官至知府、道台（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市长、副省长），五大臣出洋时作为陪同官员出访德国，就留在德国留学，后来一直于欧美做外交官。侄子冯武越在比利时学空军和无线电，回国后创立北方报界鼎鼎大名的《北洋画报》。包括其侄孙冯康侯，于上世纪10年代18岁时留学日本，进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这在当时的年代是何等的眼光和气魄。而冯康侯学成归国后，又被冯六爷叫到北京，帮助梅做舞台布景的改良，梅《洛神》的布景就是冯康侯所画。
由此可见，冯六爷作为洋务运动前沿阵地的广东富豪官宦家庭子弟，受到过超越了那个年代大部分上层社会子弟的现代教育，有着超越时代的眼界。个人认为梅兰芳能在20年代替穷困的北洋政府大举接待外宾，毫不吝啬金钱，并且于1930年开创性的自费赴美交流演出，奠定了自身在京剧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其背后可以想见受到了以冯耿光为首的梅党骨干成员的巨大影响（根据书信集，1927年梅兰芳开始正式接触美国驻华公使和司徒雷登时，是背着包括齐如山在内的其他梅党成员的，只同当时在外地的冯耿光单独书信联系）。
说回冯六爷，如果只是出于将歌郎视为禁孪的欲望或是炫耀自己无所不能的斗富心态，能支撑他对梅50余年始终如一，近半家财和无数心思都交付于梅么？我觉得是否定的。
这次书信集里披露的冯梅间往来的16封信件，为笔者展现出了一个“大金主”标签之外的，对梅事必躬亲，仔细到甚至稍显絮叨的冯六爷，也同时呈现出一个俏皮、迷糊、会跟冯总裁撒小脾气不耐烦的傻大爷。
比如从信件里可以看出冯六爷二十年如一日的嫌弃梅的生活习惯：
1929年11月梅在北平准备赴美事宜，临近启程很多事项都没开始着手准备，冯六爷指梅“你向来习惯，是无论如何不能改的：性情迟慢，而且贪睡，一日间就算是发奋，亦不过有三四个钟头可以做事”。而1927年梅给冯写信也说过“我每日早去早归，早起早睡，绝不作夜游神了。”也看得出两人私生活上的亲密。
比如梅兰芳对冯六爷的各种精神上的依赖：
1927年两人单独筹划赴美时，梅听说冯身体有小恙，于是给冯写信，语气跟一般印象中四平八稳的梅大爷完全不同：“六爷大安！昨闻您有小恙，甚念，想近日可好了。我想是天气甚热，事又多，又为澜出洋筹画，种种忧虑，所以病了。我想您还是到青岛、大连散散心，换换空气。有便狠（很）盼望回北平住两天，也就好了，并且可以替我解决一切的事情。”
而冯总裁虽然习惯也乐于大包大揽，但他绝不是外界某些人揶揄的对梅有着强烈占有欲和控制欲，不希望其有自己思维的强势金主，对梅也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怨其不动脑子”的无奈之感。1929年准备赴美时，看书信，都到了11月3日，在北京的齐如山和梅兰芳大部分出国准备都没有做，冯六爷简直气爆了，而且各种细节上的粗枝大叶，完全不同于齐如山在《梅兰芳赴美记》中记录的情形。
而冯耿光对梅兰芳赴美事物的点点滴滴究竟细致到何等程度呢，笔者原文列下1929年11月3日，距启程两个月前的信一节，供读者一览，以示冯六爷对傻大爷的用心之细、之深：
“你信上说，齐先生已定规十二月十九由上海动身往神户，这样算来，最迟十一二日非由平出发不可。从今日起算，仅仅还有四十日，如果再要到大连，算他唱七天，就只有三十了。我想普通一个人，初次去外国，预备行装以及一切交带（代）接头等事，最少亦非有半个月不可，何况你系代表中国艺术，初次往美，实为破天荒之举，应如何慎重布置。据你今次来信，一切事件全未着手准备，想在这三十天内，排戏、选衣料、研究样子、做行头、做新洋服（旧的无一件适用者）、排练音乐（据我所闻，凡看过你的戏[的]外国人都说音乐不好，非重排不能引起外[国]人兴趣）、训练同行脚色（起居、饮食、举动）、化裝广告、照相，以及种种的准备。……………你的信里头说，齐先生的预算一共十万（我前两个月写信给你，照我算法非十二三万不可），内分包银两万（我估计除你不算外亦断乎不够），来往盘费两万，你的行头以及杂费打他一万，同行一班人衣饰五仟，其余为留美费用。我别的不说，你的行头以及杂费、全班戏服、场面衣服及化装品一切用具，新制音乐、门帘台帐及台前大幔帐（我想哈君已经将尺寸寄来，我听见说就是幔帐一张亦非千五六百元不可），以及你的洋服（最少千二三百元），打他一万，如何能够？这还是小事。最奇怪的就是同行的衣饰，预算五千，这一层我真真不懂。我现在拿二十个人，平均算来，每人仅仅有二百五十元，这是断断不够的。我的意思，比较上等脚色及场面，非有一二套洋服外套、皮鞋（至少两双一皮的一漆皮的，不必极好的）及外国皮箱或皮包（普通的便得）不可；其余次等脚色用人，亦非有皮鞋、雨衣及皮包不可。此外更须替他预备一二套中国服（他们包银少，断不肯自己做衣服）。平均算计，每人非四五百元不可。就是齐、梁先生及将来聘定帮忙朋友衣服行装（如两种晚餐服，早服、便服两三套，挂衣服、皮箱等），当然更要排场漂亮。据我估计，每人非千五百元不可。因为常常同你出去应酬游玩，过于寒酸，与你体面上极有关系，这种排场断断不可轻视的。如果马马虎虎，拿从前穿旧的行头去对付，各种乐器亦无新鲜样子，戏又不排熟，配角生疏，更无一点精神，在台上自然不能引起观众浓厚兴趣。如果对于同行的人不加训练，不替他做几件整齐衣服，上岸的时候，集一群异言异服的人，由船上跑上岸，我敢说一句话，照这个样子一登了岸，必有一群闲人及小孩子跟来跟去，报纸上必有无数的怪相片及无数趣闻登出来。我恐怕第一个中国学生就难免发传单大骂而特骂，这是断断难免的，这一层我想你细细的研究。…………我今日斩钉截铁同你讲句话，如果行期改后，赶紧预备得十分完整，并将同人的治（置）装预备得妥当，一切照我所说的办到，就不妨去走一趟。如果不然，就应该痛痛快快向李、齐先生声明作罢，不必去外国丟丑。你如果仍然退又不退，进又不进，糊里糊涂过日子，等到人家预备停妥，你一些无准备就拔足前去，那时候身败名裂，何以对自己？何以对国家？你要细细的想，不可再糊涂了。我写过这封信之后，如果你仍然不能决定，你就来信，亦不复你。”
后来事实证明，梅兰芳赴美真正成行日为1930年1月18日，果然为冯总裁心中所说的行期改后；同时齐如山计算的预算果然不够，而且齐私自扣下美国那边寄来让梅兰芳增加旅费支出，需从10万增至15万的电报，直到1月16日出发前两天才拿出来给冯六爷。许姬传纪录下姚玉芙当时的回忆，说齐如山是怕说多了预算冯不让梅去，因此故意扣押电报，反正冯不会让梅回不来。然而到了齐如山60年代在台湾写的回忆录里，故事已经变成了当年访美前梅在上海的银行家朋友吃他的醋觉得他出风头，所以百般阻挠梅访美，全靠他才成行了———“没想到全班人员到了上海，又有很大的顿挫。有兰芳一两位老朋友，正住在上海，大为阻挠。其实可笑的很，他们的意思，完全是吃醋，他们以为这件事情，我太出风头了，阻止兰芳不让前去”。而齐这里所指显然是冯六爷，这从书信集里齐给冯的信件可以看出，按后再表。
就不知道临时爆出来的缺口的5万大洋，三分之一的旅费，仓促间是否让冯总如传言说的卖了前文提到的东四九条宅院，亦或广东的家宅土地。
▲许姬传记录的梅访美前两日的电报风波，此处1929年12月应为阴历
▲许姬传记录的姚玉芙回忆
1929年访美期间的四封往来书信勾勒出一个粗枝大叶的傻大爷和一个在上海相隔千里，被傻大爷追着给自己做主心骨的冯总裁：“你的脑筋，一心只知望前进，满耳听别人传说的都是好话，平时绝无计划，绝无打算，事到临头，毫无主意，自己又不做主，只管来信让我拿主意。你想相离数千里，一封信来回最快亦要六七日，所有你们在北平接洽的事，今日一主主意，明日一主意，叫我又如何弄的明白呢……就拿行期来说（中间冯总裁愤怒无奈列举了小梅同学接连五次要变更行期的恶行略去）如此翻来覆去，难道如此大事，你真正丝毫不能自己作主吗（就得了大名有何用呢）?难道帮你忙的人，一个个都有权对你下命令吗？”
而抗战爆发冯梅赴港前的书信里，又详细勾画出一个替梅在香港亲自联系各方舞台周旋于黑道的冯总裁、一个一如当年初次赴沪时根据港人兴趣亲自替梅挑选剧目的冯总裁、一个为了给梅挑选能住的舒服的酒店连浴盆马桶这些细节都一一查验的冯总裁，一个怕梅饮食不惯叮嘱他赴港带上冯家厨子的冯总裁，一个不忘叮嘱困于沦陷上海的傻大爷小心安全，小心战后瘟疫，慎用汽车的冯总裁……然而这一切相隔千里的惦念，国破家亡的心痛，仅凭傻大爷一封久违的亲笔信就抚平了“我到香港已经有一个月零七天了，精神上无一刻不感觉得十分痛苦，但是今天是我精神上最愉快的一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清晨到港行就接到您的亲笔信，我想已经有三年不曾得到您的亲笔信了，又焉得叫我不高兴呢！”（算了下这封信的三年前是1935年，应当是梅在苏联时）
而冯六爷一高兴，竟冒出了几分少年情怀，在整篇信件里国破家亡，心痛备至的基调下，写出了一段笔者极喜欢的文字“我的精神上虽然感觉得苦痛，可是身体反而好起来了。从前多年的头晕、胃病通通都好了，大米饭亦居然能一餐一碗了。每夜睡觉亦睡得着了，身体又发胖了，前几天磅过，足有卅二磅，我想如果再有两个月，恐怕要追上您了。我的住房离饭店门口很远，足足要走三百六十步，一天至少走八九次，再加上出外散步半点或一点钟功夫，您想岂不是至少亦有七八千步吗？这是我一种逃反的预备，亦是将来劳工的预备呀！………我住的饭店真好极了，面海靠山，风景较青岛为佳。饭店建筑亦真不错，加以天气和暖，百花齐开，一片红红绿绿，恍如初春光景。这是上海所梦想不到的地方。离市较远（汽车离行十五分钟）。汽车声终日听不见，静坐只闻鸟声，风大时间有波涛声，非常好听。我在香港环境可谓坏极，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这个饭店，但是可惜不能久住了。”
正是：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书信集再往后，就来到了抗战胜利前。由于金融崩溃，冯总裁夜不能寐，担心梅的家用支出入不敷出“我敢决定说一句话，如果仍照今天的开支花费落去（最低限度每月二千元），我想不到一年半，你就两手空空变成了一个穷人了。那个时候大家都穷（指至亲朋友而言），又有谁可以帮你忙呢？”（从信里可以看出直至解放前，冯清楚的知道梅家里每个月从汽油、电灯、房捐、电话、自来水、到子女上学的各项支出用度，以及各项投资、黄金美元卢布存款的各项利息收入），说自己“替你真着急，有几天晚上都睡不好，白天头昏得利害，恐怕心脏病又要发作了”。
虽然冯梅日日在一起生活，但是因为“实在怕同你说话，我的脾气太急，你怕听，不耐烦，恐怕发生反感，故此写信给你”，冯总裁提笔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长信。信里让梅大爷晚上一点钟之前睡觉，早晨十点到十一点起床，要“在空气及阳光之下作轻微运动，同时加以打针（不可过多）营养”。
同时信里还涉及了梅四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从小四小五的学费，到给小七攒嫁妆钱，到小九的学戏、睡眠和家庭教育。冯总眼里的小四小五能够刻苦耐劳，是有出息的，他建议梅让小四帮忙管理家政，说小四“是有计算的，负责任的，不怕埋怨的。这个孩子真不错，你如果有节省开支的计划，应该找他商量商量（合理的整理，指挥着他去做），必然有益的。不过你必须督同办理，免得过于吝啬，亦是太过呢。”六爷同时直言梅对小九的教育有问题，是“公子哥儿的教育法，我是反对的”，“做父母的，要好好的教他，千万不要胡剽。”
3000字长信，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字字都是情谊，最后连冯六爷自己在结尾都说：“我们四十年交情，我盼望你全家在省俭中得到了长期的愉快，所以不能不下此忠告与警告。我写到此地，我要心碎了。”
写到这里，笔者也要跟着冯六爷心碎了。
冯之于舞台上的梅，从梅少年时排演宇宙锋的鼓励，到首次赴沪时的击掌为示，甚至书信集里合伙吐槽世人爱看《天河配》，乃至1959年梅兰芳一生中排演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冯六爷都从始至终的陪在他的身边，冯耿光始终把梅兰芳的戏剧作为艺术看待，远远超出了穆儒丐等眼中的捧角斗富，出于猥琐之方面。
《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梅兰芳曾经说过自己对宇宙锋的偏爱，说“每逢演出，我的管事给我派戏码，别的戏随他们派，我都好商量，唯有宇宙锋是我指定了要派进去唱几回，好让我自己过过戏瘾”。梅也说，宇宙锋每次贴演上座的成绩总是不好，然而自己并没有对其心灰意懒，依然“每期必贴演几次”。这是为什么呢？梅在回忆录里带着点雀跃的语气说“这里面受了我的一位老朋友冯先生（幼伟）的鼓励，也多少有点关系。他是最称道这出戏的。认为两千年前的封建时代，要真有这么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女子，岂不是一个大奇迹吗？……假设了赵女这样一个女子，来反映古代贵族家庭里的女性遭受残害压迫的情况，比描写一段同样事实而发生在贫苦家庭中的，那暴露的力量似乎来的更大些，所以我每次贴演《宇宙锋》，他是必定要来看的。发现我有了缺点，就指正出来纠正我。别人在他面前对我这戏有什么批评，他照例是一字不易的转述给我听，好让我接受了来研究改正。”
1927年8月梅兰芳给冯耿光的亲笔信，用两人私信时常有的俏皮语气说自己的日常：“《天河配》真奇怪，满了两天，今天又满了。明天商主席请陪美公使吃晚饭，烦演《散花》，后天又是《天河配》，又是要满的，您听见了一定好笑，也许要骂两句的，您说对不对呀？”为什么冯六爷看世人喜爱的梅的《天河配》会“好笑”甚至“骂两句”呢？是因为《天河配》有梅的织女出浴戏，因而极受时人的推崇，大大的卖座，因而不入冯六爷法眼么？（张厚载曾评梅兰芳《天河配》：九天玄女，戏浴清池，本已非常动目，至织女出池以后皓质呈露，正所谓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藻出绿波，意态之美，殆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可惜从梅给冯的单方面书信已经看不出这两人私下吐槽天河配的原因了。
邓宾善曾写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梅兰芳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从选题到彩排，冯六爷都从上海赶到北京，以梅的私人朋友身份，参与决策，但从不抛头露面。当该剧在北京吉祥戏院彩排时，冯耿光已是将近八十的老翁，但仍场场必到。剧场中间休息时，导演郑亦秋向梅兰芳征求意见时，梅兰芳总是对郑亦秋说：“先听听冯六爷有何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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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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