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深刻的不幸
今日推送之《深刻的不幸》，出自1991年5月10日的《新民晚报》，作者为周汝昌。周汝昌（1918-2012）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家、书法家，对于《红楼梦》的研究造诣颇深。在本文中，他借京剧艺术在当代的遭遇，抒发了自己对中华文化未来深切的担忧，颇能引人深思。
周汝昌先生晚年照片
一种深刻的不幸感，在我心头萦绕着。也许是我这个人自己的不幸吧？——但愿如此，我常劝我自己，设法让自己相信，这只是“我”的事，因为假若如此，关系实在不大，个人太渺小了，有啥要紧？可是我这个人毛病是总爱多想，万一假如这种“不正常”的感觉不仅仅是个人的“变态心理”，那就更使我的不幸感添加上重量。
不幸的是哪些事物或现象呢？是眼见某些人的文化素质的低下，是眼见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处境可悲——它正被异文化的崇拜者施以愚昧的歪曲和破坏。
这个题目忒大。我说得清吗？或者有资格来试图说清吗？若是我有自知之明，当然也未必来写这个题目了。如今忍不住斗胆妄言，圣人还采“刍荛”呢。今夜想拿京戏作个话头，借申愚意。
举京戏，因为它有代表性。京戏特点多而且大，它与洋话剧、洋歌剧都很不同，当然与西方文化的产物——电影电视故事“剧”不同。然而，京戏到今天这一代人已不爱看了，尽管想尽办法来“振兴”，也总令人怀有振而不兴之叹。“不爱看！”“没意思！”——其实是已经（可怜哪）看不懂了！没有了看得懂的文化基础了。
中华的京戏的一切。都与洋戏不同。但如今这个“不同”正在被“处置”，处置的意向与结果是将它拉得“靠近”洋戏，消灭那个“不同”——根本特点。
中国某些人很特别，从来未见有力量将洋文化拉得向咱们自己的文化“靠近”些（遑论“看齐”、“归化”）。例如穿衣服，中国人没力量让洋人都穿中服，却大有“力量”服从“西装”，如今不但女士了，男士也西化了。所以依此类推，虽然口里也响应弘扬中华文化，实际做的仍然热衷于以洋文化来“化”自己。话题仍回到咱们京戏上来，你今天看到的还是真正京戏的，已经只限“传统节目”；至于新编新排的，名目还叫京戏，但实质上已经不是了，已经成了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我想不出好名字来，不得已，只好还是借用曾有人用过的“话剧加唱段”来代表“新京戏”。
话剧加唱段，已然不伦不类，可现在再“搬上荧屏”，则变本加厉，干脆成了“电影加唱段”。
这个“玩艺儿”，算个什么？我以京戏来当一下代表，不是正可看出中华文化艺术处境之可悲吗？
这可悲，就是徒存其名，而肆行抽掉、消灭其实，竭诚尽忠地向西方文化产物的观念、形态、做法、风格、气质……去靠拢，去迁就，去“归化”！——却美其名曰“革新”、“创新”、“推陈出新”，云云。
因有一个新字当头，谁也不敢说不要新，谁也要“考虑”恭维几句了，——于是，这种假新就顺利地立起来了，而且成为“主体”，其位甚尊了。
问题何在？当然很多。姑举一二，摆事实、讲道理。第一，中华京戏是一种歌舞表意表境、传神写照的高级综合艺术表现形态，包涵着这个伟大民族的高级审美水平和认识理解能力，表现智慧，由于是歌舞戏，所以音乐性特强，文武场是其灵魂的音响和脉搏，那里节奏性极强烈鲜明，所以一行一止，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拂袖……都是“应节赴拍”的，没有了这，京戏之质素已失其泰半。名叫京戏，而人物动作与“台下日常生活现象”差不多，说真的，连话剧还须动作表演带点夸张呢，而如今的“新京戏”却连话剧也不如，干脆就是“现代电视剧”——这是中华文化？还是洋文化？这是要明白回答的。
第二，京戏本来以特定舞台为范围，从头到尾，给观众的是一幅极美的整体画面——一切人、物、景，都是它的有机的谐和的构成，在那“画面范围”内活动与显示。如今的“影视京戏”，照舞台全景的方式已稀如星风，让人看的是“拆碎”而“杂乱”、“堆垛”扭曲了的“镜头”，看演员，看不见他（她）的整体歌舞美，却只见一忽儿一个头，一忽儿一条腿……那“特写”“蒙太奇”令人得到的是另一种“玩艺儿”了，京戏本有的那种美的享受，往哪里去寻觅呢？
第三，中华京戏不弄“逼真”的“布景”，因为它是本民族的诗的（传神造境）手法。所以又在不大的舞台“整体画面范围”之间却能显示“之外”的广阔意境与“观界”。如今大搞“真实背景”，完全破坏了民族审美造诣的本质，结果是滑稽可笑。比如后面“背景”是“真实”的大丛林中有路径，人物不“进入”那个“真实”，却在“林”前大跑其圆场，转圈圈，难道不是发疯？这不但中国人自己让自己糊涂，就是为了“外国朋友方便”，恐怕其“艺术效应”也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出洋相”吧？
我们目前流行的这一派做法，不知会把民族文化艺术引向哪个目的地去？若说这就是“弘扬”，是“革新”，是“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则我们的后代子孙将连“炎黄”也会疑惑吧？我的话说重了，但我的深刻的不幸感，正在此间。
（《新民晚报》199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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