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独赏王宝钏
冯小隐，京剧评论家。笔名佞谭、佞杨，斋名“尊谭室”、“闲云阁”。为剧评家冯叔鸾之胞兄。幼居北京，喜好京剧，清末民初开始从事京剧评论。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上海国剧保存社主要成员。对谭鑫培、杨小楼有精深的研究。剧评《海上歌舞之状况》、《海上舞台之近状》在戏剧界影响颇大。著有《学谭室戏言》、《歌坛怀旧录》、《顾曲随笔》等论文，与杨尘因合编的《杨小楼》是最早记述和研究杨小楼的专著。
中国自从庚子以后，变法国强，事事都要跟着外国人学，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更觉得是非学外国人不可，可是经济学问，未必能学得着人家的皮毛，先打从毁灭伦常，遗弃道德上着手，讲的是自由，谈的是平等，风潮所激，日甚一日，近年以来，穿的非西装不足炫耀于人，住的非洋房不足组织家庭，代步必须汽车，交际必须舞场，父母视若路人，夫妻随时离异，都说这是欧化，其实也未必尽然。即如戏剧一端，旧有各戏，情节中有忠孝节义者，皆认为不合潮流，艺术中有谨守前贤成法者，则斥为食古不化，今日出来一位大王，编新戏，明日发明一位伟人，谈改良，以至旧者不旧，新者不新，造成今日皮黄界之怪现象。
今年某老板到外国去唱戏，一般人的理想，以为他那些妙手匠人做的新奇布景，与那些名流编的典雅脚本，必能邀碧眼虬髯者之一顾，而得其好评，谁想到事竟大谬不然，外国人士，把他苦心孤诣，自命绝无仅有的那些高明戏剧，不加注意，反把那陈腐不堪，行将归于淘汰的王宝钏，大捧特捧，可见外国人，仍讲伦常，仍重道德，王宝钏受了十八年的苦，某老板能把他介绍到外国去，为人所敬仰，总算是天道有知，不负他的苦心，按这王宝钏的事迹，不见经传，也不知出在什么小说书上，吾国旧戏，梆子合二黄里，都常表演，一时有薛八出之称，大约是赐球，彩楼，击掌，探窑，跑坡，赶三关，银空山，回龙阁，是否这八出，可不敢说一定。光绪末年，孙菊仙朱素云，在上海石路中，开云仙茶园，贴出「素穷贱素富贵」，就是全本王宝钏，不知是那位高明先生起的这个名字，后来南北流行，都改名「红鬃烈马」了。
罗百岁、杨小朵、杨月楼、王瑶卿、刘赶三之《大登殿》
近来内中添出别窑一出，虽是外江派，可是场子排得还不坏，算粮一出，是梆子班的戏，当年溜溜旦杨娃子，可算是独一无二，吴彩霞在上海天蟾舞台时，由秦腔谱成二黄，自认造魔，从此皮黄有算粮，居然流行于今日，厥功不在小处，今日女子多尙虚荣，更怕受苦，一位宰相的千金，那里会肯嫁一位花郎，就是嫁花郎，贪图他的人物，也必定拿出钱来，盖所洋房，来部汽车，再拨上几十万，存到银行，况且老泰山，是当朝宰相，女婿弄个大官，还不容易吗，十担乾柴，八斗老米，苦守十八年，不会到法庭吿他一个遗弃吗？可见古时候人，心眼都太老实了，不但中国人对这王宝钏，妇孺皆知，传诵他的美德，就是介绍到外国去，也都赞成他的为人，不过薛平贵到了外国，另有新欢，这个人虽生在唐朝，能开风气之先，倒时髦得狠，做了皇帝，居然尙认糟糠，这又是古人胜今人了，由这样看来，可见中国旧道德，为外人所崇拜，中国老戏剧，也很为外人所赞成，寄语国人，不必好新喜异，也不必舍我固有，去对外人而加以揣摹迎合了。
（《戏剧旬刊》1935年第1期）
附：《写在外国人独赏王宝钏之后》
过宜
久不见老友冯君小隐佳作，上期在本刊获读其《外国人独赏王宝钏》一文，推崇旧剧，实具深情，与余素志，有不谋而合若符契者，不觉雒诵再三，但我亦有一点意见，姑且附缀于此篇之后，写在下面。
薛平贵确乎是不见经传一位人物，翻开一部二十史，竟没有一个与他尊讳相同的人。惟是从来借外国兵力，来夺中华天下者，丧地辱国，无过于后晋高祖（石敬塘）。再薛平贵是大唐的马前先行，石敬塘也是在后唐为官。或薛平贵就是影射石敬塘，亦未可知，不过石郎是明宗（李嗣源）的驸马都尉，虽然向辽邦称臣称子，却不曾招赘在外国，亦没有王允这么一个老丈人，至于王宝钏，更无从稽考矣，记得从前在乡间（潮州），看见本地的白字班，唱一出石平贵回窑，不让他姓薛而叫他姓石，终算在我忆测之中，平添一重证据，却也大可附会了。
梅兰芳、杨宝森之《武家坡》
现在不必管戏里的薛平贵，是否即史上的石敬塘，总之这两位皇帝，人格都够低的，根本谈不到这出戏里的价値来，我们国人，自《彩楼》到《登殿》，那出都可以学着唱，迷着听，因为里面有不少好腔，可以怡情悦性，而皮黄旧戏，意识浅陋，夫人皆知，正不必以「情节」及「见解」来胶柱鼓瑟，至于把他介绍到外国去，多少要存一些「正大的宗旨」同「高超的目光」，况这种易代大事，更不能于史传毫无根据，随便抓一个人就算派他做中国皇帝，使外人见之，真认为中国曾出这么一个借着外人势来欺负本国恬不知耻的皇帝，岂不腾笑友邦，石敬塘虽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但他还不是中国人。然已千载之下，受尽唾骂，而薛平贵则明明说他是中国人，所以更觉得可鄙了，《彩楼》一剧，尤足引起外人误会，以为中国古代确有此种习尙，更是笑话，吾意国人固有之美德，正宜藉戏剧，向外极力宣扬，至其弱点，何妨掩藏，今此所谓弱点，又属中国自古所无，乃传播不遗余力，不亦可以已乎，国剧获在海外为人注目，固吾所深喜，特不愿以类似《王宝钏》之戏，与外人相见周旋耳。
《王宝钏》之在外国受人欣赏，昌大之功，不得不归之梅兰芳，但此为意外收获，或非其始料所及，故我于梅，亦无苛责，独怪知识中人，译外国剧本，排外国戏剧，亦一味王宝钏是从，急风骤雨，有若疯狂，则未免可笑，不知中国英雄美人，正如恒河数沙，其间可歌可泣之事，亦复何限，都不知取择，独致全力于一为下等人说法之「王宝钏」，是何用心，窃所未解，具知识学业者且然，其下于此者，又何足深云，噫，吾欲无言。
（《戏剧旬刊》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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