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二）
今日推送《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二）》录自《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陈永玲》一书，作者南奇（1937-2013），著名京剧票友、京剧艺术评论家，南铁生先生之子，曾参与筹建「北京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兼任副会长。南先生此书以写实的手法分别细数了王吟秋先生和陈永玲先生毕生学戏、唱戏的心路历程，以及二人在时代巨变和意识形态剧烈冲突下如何面对横逆羞辱，竭尽全力度过艰困，保存师门真传与戏曲精髓的真挚精神。本公众号将在每周六分期进行连载，敬请关注。
花底离绪三月雨
江苏无锡，这一年倒春寒，梅园的花尚未苏醒之际，太湖畔，柳色虽新，寒意难却，蔓草铺地，戚戚碧绿，也似怯此料峭春寒。
永生站在湖边，一路茫然行来，已走了很远，腿有些酸了，眼前一望无垠的湖面，他坐在了一块太湖石上，心思愀然。
对这样一个柔弱的孩子来说，湖水太深，深不可测，长望去，又缥渺无边，他，孤苦无援。
不知道亲生父母是何模样，这一点让永生想起来，每每如一枚极细极细的蜂针刺入肌肤，痛得清醒而深刻。
大约是降生后没多久，自己就从亲生母亲那里辗转来到了现在的养父母家中，养父姓王，自然就随了王姓。妈妈为什么狠心弃养亲生的儿子，那年月人言可畏，必有其苦衷。「永生」二字也是养父母所起，虽然浅显，却也有些深意， 「生」之延续，只能寄希望于这王姓的养父母，这个「永」字多少就有些无奈，养父母对这个过早就颠沛流离的小生命的「生」寄希望于上天的护佑，长叹之声时常回荡在这个贫苦的家庭中。永生的到来，带来的虽不乏欢乐，但也增添了几分负重。养父母心慈口善，但这统统没用，贫贱，是抽打在穷人身上带着倒刺的鞭子，辛劳如耕牛，却所得甚微，家中的境况浑无起色。
作为一个孩子，永生心智算是早熟。身世与别的孩子不同，自幼寄人篱下，他早已从别人的眼神和说谈之间察觉出了异样。在孩子百般追问之下，养父母也就告知了其中的缘故。
最令人难堪的是，常有不相识的人见了永生以后会问：「谁家的小囡？瞧，长得多标致嘿！」
多嘴的邻人会附和着说：「捡来的。」
「不晓得是啥地方种哩！」
刀子般的话语切入肌肤，插在他小小的心坎上，他佯装若无其事，没有流血，也没有流泪，只噙着默默的幽怨，看着喧嚷的人群，转背离去。
只是亲生母亲到底姓甚名谁？在哪里？依旧无从知晓！这一点，养父母讳莫如深。
永生个性娴静，话语不多，静静地观察周围众人的嘻笑怒骂。一个小不点，你却很难知道他乖觉的眼神背后隐藏着多么厚重的不安。在当时闭塞的人文氛围之中，一个连亲生父母都没有的孩子在别的小朋友看来，是多么的滑稽可笑，他在邻里的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于是独立寡行，纵使有养父母的百般呵护也终究弥补不上这份缺憾。
永生可以没有小朋友，永生唯一的朋友就是他自己。他学会了自己对自己说话，他和自己在草丛间捉蚱蜢，他和自己坐在门前的土坎上数小蚂蚁，他和自己在竹林中徘徊，找到打卷的竹叶，从里面抠出青虫去喂食受伤的小麻雀，他和自己坐在树下欣赏落叶秋风的舞蹈，他也和自己躺在干草垛子里看满天的星星，星星一眨一眨的，快乐之极，因为中间就有它们的妈妈，那个温柔地发着光的大圆盘，永生员替它们一家子高兴，而失落也油然而生，「妈妈，你该是什么模样呢？」永生时常这样问自己。
永生，已经八岁了，该是选择他人生道路的时候了，上学自是妄想，父母尽量不让他春耕秋种，「何苦守着这一贫如洗的家舍，这孩子不属于这里。」养父对养母如是说。养父母给了永生这个长寿吉祥的名字，也培育出了他幼嫩的翅膀，的确，他应该试着去飞翔了，飞翔、碰壁、折翅、跌落……又何妨，倘若不飞，两下无益，家虽温暖，但已担负不起了。
养父母决定将永生送到苏州城内的姨父母家中，苏州的姨父是开理发店的，好歹永生去后在理发店可以学点手艺。
姨父母见这孩子眉目清秀，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只是客气道，「倒别委屈了这孩子！」
风的确很寒，乍起乍落，一瞬间就将身上稍稍积蓄下的一点暖意掠走了，永生的思绪猛然从恍惚中被拽了回来，已是夕阳西斜的光景了，被吹皱的湖面，借着这橙红色的晚照已披挂得金光粼粼，起伏显隐，远远的，远远的，似乎有一条渔舟横过湖面，远方的地平线将落日与渔上下分隔，舟影迟缓，难辨桨橹，愀然独行，它在湖面上的行踪片刻间就被起伏的波纹湮没了。
永生的泪已经划出了眼眶，挡住了视线，模糊了远景。
永生轻轻地对自己说：「永生，别哭，别哭！我们就要走了，「妈妈」看着我们呢，明天一早，她也会来送我们走的。」
永生明天就要被带到苏州去了，一个「异常遥远」的城市，具体的：永生不知道究竟有多远？这一走，就真的是一个人了，太湖也见不到了，说不定那个遥远的城市连湖都没有呢，再多看两眼吧！他抬头仰望，再过一会儿，就该是小星星和它们的妈妈出来散步的时候儿了，永生得和它们道个别，也许，也许到了苏州，和它们一家子也会成了永别。
永生有些犹豫了，殊不忍离，不过，他又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此种种，想来愈发的的惆怅难释……
永生，天凉了，回去吧！
一肩再简单不过的行囊，永生到了苏州。
永生并不喜欢苏州城内的生活。姨父姨妈将他与店中的小伙计一般看待，他们知道这个孩子血脉甚远，送来不过是混口饭吃，所以也就没有十分的怜悯永生，该使唤处使唤，该打骂处打骂……永生一个八岁上下的孩子，本来质弱，不堪重力活儿，更兼孤立无助。养父母居于无锡乡下，并无闲钱来看望于他，将他送出，便有了饥寒饱暖生死贵贱无心过问的意思。
因此不出半年，永生便有了离开这里的打算，但是去往何处呢？回无锡去？不过是一丝这样的念头，他便立即打消了，没有学到本事，回去还得靠养父母养活，永生不忍。永生有了一个决断。
原来，在无锡乡下，举凡红白喜事，俱是要吹吹打打的。无论是寿材还是花轿，一样的旗锣伞扇、衔牌执事开道，和着一班吹鼓手，乐手中也有大人，也有十岁左右的小子，一人竟会几种乐器，逢喜庆事则鸾凤齐鸣，逢丧事则天地同悲。永生举目观看时，觉得他们好生气派。在永生的心眼中，这中间最风光的不是那出殡迎娶之家，而是那些个吹吹打打的乐手们。又到了庙会上，更是少不了他们，逛庙会时，永生既然买不起那些诱人的零食和玩意儿，庙会迎神仪式上的吹打乐就显得越发的有趣，伫立良久，聆听良久，心动不已。
在无锡的乡下，早有采茶灯、花鼓戏这些山歌小调演唱形式，盛行于严家桥一带，后又演化出锡剧，也名滩簧，流行于苏南地区。滩簧只在起调和落调时用音乐伴奏，中间皆是清唱，不用二胡托腔，唱句字多腔少，抒情优美、悦耳动听，极能渲染秀丽的江南水乡景调。这种清越朴素的歌声，永生听得尤多。
苏州城与之不同。一百多处旖旎曲回的园林，千年纵横交错的水系，苏州的曲艺便更添种淡雅别致。苏州又另有一种毋需粉墨登场的职业演出团体，都起有一个堂号，人们便把这一种演出班社称做「小堂名」。演唱时不过八人就组成一堂，一堂长短花衣皆备，并有各类堂名担（一种四方形的木结构活动房），一堂八人分别担任生、旦、净、末、丑等角色，吹、拉、弹、打等器乐伴奏皆由他们轮流担任；又兼作十番锣鼓及江南丝竹等器乐演奏。他们为各种喜庆活动提供服务，也到主人家演唱堂会，以此维持生计。场面伴奏之人从见习开始渐渐升为独挡一面的乐师，擅唱之人从「耳朵旦」起步，逐渐升为正场演员，能戏多且精者则可成为拍曲的教师。小堂名学员三年满师出堂，进堂后先得白唱这三年义务戏。
清代后，昆曲逐渐式微，那些散落在当地的昆曲乐师，因生计所迫，就纷纷转入民间的演奏班子中，如清音班、小堂名等等。戏曲这种上得殿堂下得草场的艺术形式，落草民间。经历过何等的富贵繁荣，罩在殿堂的光环之下，戏曲风靡；脱去这层光环，戏曲最终依旧活跃于民间；这样一个轮回之后，生命还在延续。昆曲小堂名之后，又兴起了乱弹小堂名、京戏小堂名等各色名目。
王吟秋之《拾玉镯》
到了苏州，永生知道「小堂名」的来历和规矩，遂萌生了进入小堂名学艺的想法。他不敢与姨父母说，他揣测，如果他们知道了，或许他会被姨父母送回无锡乡下去，或许他们会索性将他卖与他人……永生默默地寻找着机会。
可巧，当时苏州有一位著名的琴师，这位琴师零星地来理过几次发，永生已听出他是在戏班子里操琴的师傅，有过几次照面之后，永生觉得这人甚是和善，可为门径。
一次藉故送客人出门之际，出门之后，永生悄悄递给这位琴师一张对缝折好的字条，琴师接过，尚未反应过来，永生已赶紧回了理发店：心下忐忑，心跳不已。琴师颇感诧异，展开看时，只见字条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铅字：我要学戏。
果然到了第二天，这位琴师就又来了，单就对姨父母提出了要带永生学戏的想法。姨父母原没想到这一程，毕竟唱戏是贱业，但凡好人家孩子，若非走投无路，万无投入此门的道理。姨父母问过永生，永生垂首默许，姨父母依旧有些踌躇，只是说，「还得问问他爹娘的意见才好，您告诉个地址，回头有了消息给您捎去。」
琴师走后，姨父母果然托人将此事告知了永生的养父母，养父母回说：「孩子大了，随他去吧，你们做主就行！」
姨父母于是又告诉这位琴师，说他父母很是为难。琴师是个明白人，早知道一个孩子如此想学戏定是无依无靠的人儿，也就多许了他姨父母一些钱，永生便入了一个唱京戏小堂名的戏班子。
苏州昆山，为昆曲的发源地，悠扬的笛声散于街头巷尾、酒榭歌院，苏州评弹也在书场茶肆之间广泛流传；但苏州人仍把京剧称为「大戏」，有钱有势之人、文人雅士也往往以到上海看大戏为高雅的享受。京剧文武场确实是有气势，婚丧嫁娶、生辰寿诞、过年过节，凡有身份有体面之家谁不想图个热闹吉利，攒一台京剧堂会要到上海去邀请，那开销可就大了！苏州人多半也不情愿花大钱到沪上天蟾大舞台去听老生声嘶力竭地洒狗血和跺台板的喧嚣，或去看那些二流旦角的装嗲卖贱。苏州人有苏州人的幽趣，他们需要的是：闭上眼睛，戏就能悠悠然然地送入耳中，声音要光润圆滑如美玉、清澈甘甜如冽泉。所以在苏州一地的「小堂名」俯舍皆是。京戏小堂名，胡琴、板鼓、大锣、小锣而已，自拉自打自唱；无论在茶楼酒肆，居家堂院，搁上几张椅子，就可开锣演唱。一般剧目都是以《游龙戏凤》、《武家坡》等唱念折子戏为主；主人和宾客在品茗交觞之间，也就过了听戏的耳瘾。
苏州是江南水城，在这样一个枕水而居的城市之中生活的苏州人，与水生息相处。苏州人适宜在细雨之中，推启小窗，倚听竹木迎风、雨打湖面之声，茶香一缕飘然，这样的情致活色生香。便是在听戏聆曲之时，也最好是在天井之下或是水榭回廊之间，随意而坐，听由曲子舒缓地穿花渡水而来，闲品着那稚气童声所吟唱的吴韵昆腔，纯净得不合一丝杂质，真犹天籁之声，主人把三个指头拍着板眼，并不苛求韵味多么纯正，也不在乎小角儿是否派头足份，只在悠然之间去寻觅一种心境。
实质上在这样的小戏班中，堂主多是不十分得意的角色，各色皆能，但又不见得都十分精通，若果真是对生、旦、净、末、丑、吹、拉、弹、打熟透了的「戏包袱」，则不必做这样的营生了。唱戏是苦行，小堂名又是苦行中规模最小最没起色的底层。好热闹之人请小堂名也不过是聊且应景之事，小堂名上下所得甚微，在京剧专业人士看来都不足为训。
但苏州就是苏州，苏州人有自己的天堂，苏州人满足于这个天堂，这种闲庭别院听「小堂名」的娱乐便是一例，莫谈古都万里远，坐闻吴地绕梁音。
小堂名中的孩子有嗓子有好面相就足矣，他们都是那等贫穷人家出身的苦孩子，平日里早已粗茶淡饭惯了，能吃饱也算有些运数了，只有在出场时才换一身苏州土布的乾净裤褂。无论饱暖与否，在应场的当口，则需借得这身乾净裤褂的精神；吹要口劲十足，拉要手底生风，弹要铿锵有力，打要如蛟龙出水，唱要神色皆备；赏钱多寡倒不十分要紧，只怕口碑不好再寻不着生意了。却也有生意好的「小堂名」，一定也有一个两个条件出众颇受欢迎的孩子，他们可以穿着长衫，不必再兼弄打击乐；他们站在前面演唱，多应正旦这样的角色。其中有一位佼佼者，白嫩的肌肤，浓黑的头发，眉毛下生就一剪秋水般的双眸，这就是可人儿的王永生，他以唱旦角为主。
在苏州做了三年小堂名，出入了各等庭园，看惯了冷暖眼色，由最初的寂寂无名到有些起色，便有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
在一次私宅的堂会上，永生所在的「小堂名」也在应邀之列；其间有苏州弹词、苏州评话、独脚戏、苏摊、宣卷、四明南词各色的演出；京班「小堂名」原不过是调剂口味而已，也就派在前头，吹奏已毕，永生怯怯地唱了一出《双官诰》，未料竟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此二人便是吴小松、吴小石。
弹词界那时有三吴，指吴玉荪、吴小松、吴小石三人。其中吴小松、吴小石二人为孪生兄弟，一八九二年生，兄长吴小松，字祥和，又名崇义；兄弟吴小石，字瑞和，又名崇礼。二人自幼聪颖，五周岁时便由人抱上书台，在其父吴西庚开书前对唱简短开篇，吴门评话、弹词，借醒木与弦琶，说、噱、弹、唱，道院本与稗官，口角生风，寓惩劝，怡情性，消闲愁，是以吴音为语言依托的第一等曲艺形式。吴小松、吴小石二人以家传《白蛇传》、《描金凤》、《玉蜻蜓》等书献艺苏、沪一带；更兼音容酷似，表演风格相近，朱兰并研。一九零九年二人曾从师学习京戏，三年后遵父命重返书台，自此说书时各等角色对白皆京戏白口，唱开篇时改携扬琴伴奏，独树一帜。所谓「一曲百唱」，弹词原是不拘一格的艺术载体。而吴小石更兼善隶书，具名吴范，笔名「平江石田生」。
吴小松、吴小石合录之唱片《许仙访妻》
二人一度加入苏州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此公所可上溯至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南巡会召姑苏弹词名家王周士说书，后随驾进京御前弹唱，并赐七品顶带，被后人誉为「御前弹唱，七品书王」；随后发起创建「光裕公所」，供奉三皇祖师，制订行规行风，对外保护艺人权益，对内调整关系，提倡尊师礼让；吉庆佳节举行会书，切磋书艺，培植后学，提倡公益事业。类似北京的「梨园公会」，上海「伶界联合会」，广州「琼花会馆」等。「光裕公所」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千里书声出光裕」是也！
一九二一年，「光裕公所」更名「光裕社」。也就是这一年，社员谢少泉因不满社中上层作风，宣布退社；旋至上海与社外艺人程鸿飞、沈莲舫等组织了另一行会组织「润余社」；其行规与「光裕社」大体相同。只是「光裕社」早垄断了苏州市内的所有演出场所，「润余社」虽优于新编长篇书目，却根本不可能进苏州演出。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吴小松、吴小石与苏州「金谷书场」老板章巧福因生睚眦，进而动武。章巧福一气之下，竟去沪上请「润余社」来苏州演出，借此挑战「光裕社」的垄断地位。「润余社」以此为契机打开了苏州城的评弹演出壁障。随后，「润余社」郭少梅年档又来苏州开讲《三国》，并准备年前参加苏州书会。「光裕社」远没料到情势如此江河险急，无奈只好请苏州绅董潘子仪、毛子竖及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出面调解。经调停，双方各退一步，「光裕杜」允许「润余社」艺人来苏州演出，但演出时，一定得挂「光裕社」牌子，此协议由两社社长于一九二四年签约践行。此事方平复下去。
吴小松、吴小石二人渐厌倦书场生涯，于一九二六年去了上海，打算立足于十里洋场。
虽说烦厌了书场斗争，但如何割舍得掉对艺术的眷恋。照相术对美好瞬间的捕捉能力强烈吸引了二人。他二人旋即在沪上开了一家设备一流的照相馆，取名「吴开照相馆」，兄弟俩既是吴地人，又应在这「吴」姓上，只是好事之人也称之「松石照相馆」。「吴开照相馆」选址在「黄金大戏院」对面。上海「黄金大戏院」，位于俗称八仙桥附近的法租界政体民荫路和凯自尔路交界处（即今之金陵中路和西藏南路岔口）。金陵路上两边整齐的法国梧桐彰显出浓烈的异国情调，一样有个好听的法国名字；爽秋时令，前后两截当当作响的有轨电车碾着梧桐叶沙沙驶过，常常哧哧扫落枝上树叶，随风打着转儿，漫眼金黄，铺陈开去，金陵路的上海风情也留给了上海人无限遐想的余味。
清末，上海地区的照相业已相当发达，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业迅速发展，好莱坞拍摄的明星照涌进上海。照相馆借鉴了电影用光的经验，采用了多种类型的光影效果，使光效变化多端。老上海的名媛、仕女、影星，无不喜爱流连于照相机的镜头前；从翘起的肩头回递过一个无比狐媚的浅笑，烫卷的黑发，腮间苹果红的胭脂红晕，骚首弄姿，不一而足。吴小松、吴小石二人正是看取了其中的商机，花开花谢，不过是一阵香风，女人要留住自己的一颦一笑以为永恒。尤其是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风流天地，记忆常新，忘却比铭记更简单直白，光影一闪，即是永恒。据说，上海最早的时尚原本就是烟花女子创造的，而烟花女子最是知道花开百日红、转瞬易老的道理的。
「吴开照相馆」开在这个但恨红颜老的年代，不能不说是「天时」；而开在「黄金大戏院」的对面，便是「地利」。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势力急剧膨胀。帮会门徒遍及新闻界、律师界、行政部门、军警部门、工商部门，甚至租界巡捕房；帮会成为上海工商界周围无法摆脱和无法绕开的一道「险山恶水」。于是为了生存发展，上海许多企业经营者纷纷加入了帮会的行列。即便是投帮会，也只有地位较高的工商界人士方能投拜帮会之中辈位不凡者，小老板之流不过是投拜些二三流的帮会头目，倒也是门当户对。吴小松、吴小石因书场上的成就以及当日「光裕社」的人脉，二人投拜上海青帮「大」字辈元老张仁奎门下，实为「压邪」。山东大军阀韩复渠也曾主动拜张仁奎为师，但目的非为「压邪」，而是想自开香堂，更立门户，借帮会黑势力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影响力罢了。
「吴开照相馆」漆色生香，临街洒满各色纸花的大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当红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时还是黑白照，所谓的彩照，是人工精心上的色儿；照片中的明星，足蹬三寸高跟的高跟鞋，鞋面上还扑着一枚小巧别致的蝴蝶结，只露出脚趾头来，头发呈波浪翻卷，所谓「噱头噱在头上，蹩脚蹩在脚上」是也；旗袍的下摆逐渐收敛，腰缩袖减，旗袍下摆的开衩高高地露出玻璃丝袜，旗袍紧紧裹着身体，充分显示了女性的曲线美，亭亭玉立，轻柔有余。英国绅士派头的男士、好莱坞明星派头的女士勾肩过去，一眼邂逅这橱窗中的风景，不免止步。而旁边往往也有三两张名角儿的戏装照，旦角儿双目流盼，生角儿眉目清朗，又是一番典雅味道。戏曲的声色在吴小松、吴小石两兄弟身上，早已不可或缺。这些却是照相馆「人和」之处。
那时的照相馆经营各自有道，背景硬是一方面，店面的修饰惹眼是一方面，技术上有特色是一方面；另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老板都会很注意柜面上迎宾招待的条件，需要懂得眉眼高低，举手投足有礼数有分寸；最关键的，还得面貌可人，能挽留住腕里发间缠挂得金璧辉煌的太太小姐们绰约的脚步；从心理学的角度，此中不无道理。
在苏州那个堂会上，吴氏兄弟二人偶遇永生，不禁眼前一亮；这个清秀而有些腼腆的男孩儿，萦绕着江南水乡的气息……论面相、论嗓音、论举止，决非俗物！他岂不就是最体面不过的招待！吴氏兄弟便通过「小堂名」的堂主听取这个孩子的身世际遇，不免唏嘘一番，又得知他快要满师出堂了，便有了携之回沪上的意思。此意传达给永生，永生思想一回，想到自己不过孤叶飘零，出堂之后本没有去处，倒不如去大上海见见大世面，于是也就欣然同意了。
上官云珠旧影
无独有偶，命运相似的还有电影明星上官云珠。上官云珠，一个香飘十里洋场的名字，原名韦均犖，江苏江阴人，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年仅十七岁的上官云珠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随夫家张太炎逃难到上海，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姐姐和哥哥，住在蒲石路的一间岌岌可危的阁楼上。上海「巴黎大戏院」边上有一家「何氏照相馆」，照相馆的何老板独具慧眼，从此女的素装中就看出了其骨子里的百般娇媚，于是将她小心地安置在了接待台，不过是给客人们开开小票。果然，从前清淡得甚不起眼的「何氏照相馆」，突然间生意好得有些应接不暇了。这样，她就陆续和当时的电影界人士有了接触，一九四零年又相继在上海华光戏剧学校、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不久，当时的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善琨欲让上官云珠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犖这个名字拗口，于是就为她起了这「上官云珠」的艺名。自此，一个绝代风华的女艺人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同时她却也踏上了一条红颜薄命的舛途。经历了几次不得意的婚变，她亦被列入「右派」名单，她的人生会因毛泽东的出现而峰回路转，「右派」的帽子随即被另外一位演员「顶替」过去。然而福兮祸所伏，文革中，江青直接操办「上官云珠专案组」。她之前那些「特务」生涯以及在毛泽东接见时所搞的所谓「阴谋活动」都将她送上了不归之路。一九六八年，上官云珠在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和人格的屈辱之后，从四楼的窗口纵身陨落，红销香断！
不能不说，除却「何氏照像馆」这个通向演艺界的窗口，上官云珠的一生也许只是平平淡淡的几十年；没有卷入政治的漩涡，如许多的上海女士一般，垂暮时节，暗自歪在一张老藤椅中，空对着菱花镜中人，静静地痴望着红颜老去。
（《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陈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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