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
今日推送之《论中国旧戏之应废》录自《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作者为周作人。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旧剧如何评价的论争，这一时期的周作人，对旧剧的看法尖锐而极端，是当时反对旧剧之“新思想”的代表。1924年，周作人又发表了《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对其戏曲观做了公开的修正：“眼光太狭窄，办法也太暴虐了……旧剧是民众需要的戏剧，我们不能使他灭亡，只应加以改良而使其兴盛。”
周作人
玄同兄：
《随感录》第十八条中所说关于旧戏的话及某君的话，我都极以为然。我于中国旧戏也全是门外汉，所以技工上的好坏，无话可说。但就表面观察看出两件理由，敢说：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
第一，我们从世界戏曲发展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但先要说明，这野蛮两个字，并非骂人的话；不过是文化程序上的一个区别词，毫不含着恶意。譬如说人年纪大小，某甲还幼稚，某乙已少壮，正是同一用法。中国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是识者所共见的；我们只要翻开Ridgeway所着《非欧罗巴民族的演剧舞蹈》就能看出这些五光十色的脸，舞蹈般的动作，夸张的象征的科白：凡中国戏上的精华，在野蛮民族的戏中，无不全备。在现今文明国的古代，也曾有过。野蛮是尚未文明的民族，正同尚未长成的小孩一般；文明国的古代，就同少壮的人经过的儿时一般，也是野蛮社会时代：中国的戏，因此也不免得一个野蛮的名称。原来野蛮时代，也是民族进化上必经的一阶级，譬如个人长成，必须经过小儿时代。所以我们对于原始民族与古代的戏，并不说他是野蛮，便一概抹杀；因他在某一社会某一时期上，正相适合：在那时原有存在的理由，在后世也有可研究的价值。小孩应了年岁的差别，自有各种游戏。这游戏在大人看来，不免幼稚，但在小孩却正适应，所以我们承认他在儿童社会中，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研究他，于儿童心理学上，很有益处。但我们自己却决不去一同玩耍；因年纪长了，识见自然更进，觉得小时的游戏没有意味了。倘若二三十岁的人，还在那里做那些小儿的游戏，便觉不甚相宜；虽不能说他是件恶事，却不能不说是件坏事——不是道德上的不善，是实际上的有害——我们因此可以断定这人的精神不发达，还在小儿时代那一阶级：是退化的征候。中国虽然久已看惯了旧戏，换点花样怕就要不“惯”；但在现今时代，已不甚相宜，应该努力求点长进，收起了千年老谱才是。人不能做小孩过一世，民族也不能老做野蛮，反以自己的“丑”骄人：这都是自然所不容许的。若世上果有如此现象，那便是违反自然的事，是病的现象-——退化衰亡的预兆。
旧戏应废的第二理由，是有害于“世道人心”。我因为不懂旧戏，举不出详细的例，但约略计算，内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类：淫，杀，皇帝，鬼神。（这四种，可称做儒道二派思想的结晶。用别一名称，发现在现今社会上的，就是：一“房中”，二“武力”，三“复辟”，四“灵学”。）在中国民间传布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说”及各种说书；但民间有不识字不听过说书的人，却没有不曾看过戏的人，所以还要算戏的势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归依玉皇大帝（及“道教捂绅录”上的人物），想做“好汉”，这宗民间思想，全从戏上得来；至于传布淫的思想，方面虽多，终以戏为最甚：唱说之外，加以扮演，据个人所见，已很有奇怪的实例。皇帝与鬼神的思想，中国或尚有不以为非的人；淫杀二事，当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国所应有，其为“世道人心”之害，毫无可疑，当在应禁之列了。中国向来固然也曾禁止，却有什么效果呢？因为这两件——皇帝与鬼神的两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蛮思想，也就是野蛮戏的根本精神：做了那种戏，自然不能缺这两件一或四件；要除这两件也只有不做那种戏。
我对于旧戏的意见，略如上面所说，想兄也以为然。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现在有一种大惊小怪的人，最怕说欧洲式，最怕说“欧化”。其实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倘若亚洲有了比欧洲更进化的戏，自然不必去舍近求远；只可惜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周作人
民国七年十一月一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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