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远长天：怀念陈永玲（五）
今日推送《声远长天：怀念陈永玲（五）》录自《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陈永玲》一书，作者南奇（1937-2013），著名京剧票友、京剧艺术评论家，南铁生先生之子，曾参与筹建「北京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兼任副会长。南先生此书以写实的手法分别细数了王吟秋先生和陈永玲先生毕生学戏、唱戏的心路历程，以及二人在时代巨变和意识形态剧烈冲突下如何面对横逆羞辱，竭尽全力度过艰困，保存师门真传与戏曲精髓的真挚精神。本公众号将在每周六分期进行连载，敬请关注。
魂与志（下）
魏莲芳去了上海，永玲的母亲又四处打听，听说张君秋已然基本离开了李凌枫，于是就找到了李凌枫先生，有托付教导之意。因为有了之前拜王芸芳的尴尬经历，所以就干脆只提学戏，不再言拜师之事，这样双方事先谈好价钱，学一出戏就结算一份儿学费，谁也不欠情。李凌枫虽然喜欢陈永玲，不过并没有给他说什么青衣唱工戏，只是指导《穆柯寨》、《穆天王》这类做派戏，授受不久就再未教下去了。李凌枫只是客气地向陈母言道：「我看这孩子身上倒也边式，跷功有底子，现在是‘要吃饭，一窝旦’，青衣太多，状况又不比从前，旦角里面青衣虽然多，横下死心练跷功吃花旦饭的倒不多见，在北京和天津，亮跷功戏极能出人头地，台底下更容易被认可，我这里教下去只怕耽误了孩子的前程，您不如择机托人拜筱老板吧！」
永玲何尝不想拜筱老板于连泉先生呢？
刚入中华戏校不久，有一天，十岁出头的小小陈永玲随着一班同学去观摩尚小云先生和筱老板合作演出的《姑嫂英雄》，他到后台去晋见了这两位先生，在场之人虽众，但永玲的出现确实让尚先生和于先生同时眼前一亮，这个整洁利索的小朋友虽谨言慎行，但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极会说话，水晶珠子般的眸子散发着清新逼人的通灵气韵，他现在就站立在舞台后面的众人之间，谁又能说日后这片舞台不是属于他的呢？
筱翠花之《贵妃醉酒》
梨园行自古有艺不轻传的规矩，说是「养活了徒弟饿死了师父」，这样下场的比比皆是。但德高艺重之人，一到中年，内心深处就油然而升一股莫名紧迫的责任感，他们渴望把祖师爷的玩意儿传下去，而不是烂在肚子里一并带到尘土中去。对后起之秀，他们往往就格外留意，当然，天分、情操、品格、待人接物俱是要一一考察的，以免错认中山狼以怨报德。
永玲思拜筱老板，可惜当时机缘尚未成熟。
一九四四年，陈永玲挑大梁组织「玲声社」，应「天蟾舞台」之邀，准备赴上海演出。因系前缘，筱老板渐有接纳小陈永玲之意。
北京王府井鲁菜馆「安福楼」的一位老堂倌，麻利地打起了楼上雅座单间的漂白布帘子，筱翠花老板一袭轻薄淡雅的长衫步履轻盈地走了进来，后面是专在饭馆门口接待客人的金受申先生，他也是永玲在北京拜的一位干爹，金君是一位学者，通晓民俗与曲艺。
筱老板浓密乌黑的头发一丝丝整齐地梳向后脑勺，浓浓的素眉展入双鬓，深而宽的双眼皮，分明的双瞳格外炯炯有神，不威严亦不柔媚，只是静静地将目光落在永玲的睑上、身上，一直到脚下。永玲早已起身，朝筱老板恭谨地鞠了一个近九十度的躬，随后斜走两步，扶过八仙桌的上座，请先生入座。
「小筱翠花，呵，你就是永玲吧。嗯，倒真像我年轻的时候！今年十几呀？」筱老板随意问道。
「十五。」永玲应道。此刻，永玲目不转晴地用钦佩的眼光注视着这位心中无比景仰的人物。他对筱老板太熟悉了，在戏台子下，他的目光永远追逐着筱老板的身影，不知多少次，只要有时机，他未曾放过观摩筱老板演出的任何机会。他专心致志地看，心想着不能错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台步，筱老板台上之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定格在了小陈永玲的脑海里。他甚至在筱老板方才举步进入后台的化妆间之时，就已经站在门外观望着这位和「四大名旦」齐名的艺人，看他怎样解下黑丝的长袍交给一位跟包的师傅，再由另一位师傅小心翼翼地替他穿上滚着宽花边儿的水衣子；水衣子不过是套在戏装内的一件贴身白布衣，却也十分精致耐看。随后，他再系上轻柔如许的化妆衣。这时候，管梳头的赵师傅已经用专备的白瓷睑盆打来了温水，一旁伺候着筱老板洗了脸，筱老板轻轻地卷起袖口，仰起面来，将热气氤氲的湿毛巾敷在面上，要一分多种的时间才揭下来，待肌肤润泽之后，方才坐在一尺多高的玻璃砖镜子前面，摊开左手，用右手慢慢从赵师傅捧到面前的粉盒中捻出几粒象瓜子儿大小的「窝头粉」，将之放在左手的掌心上，再用右手的半寸长的小指指甲在梅花上枝的白细瓷杯中淘上几滴温水，用之将小圆锥状的粉坨子化开，用右手中指慢慢地揉搓开，方才一下下将之拍润到面上。对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筱老板都是那么专注，那么精准……直至最终扮出一张粉雕玉琢的桃花美人之面来。永玲对筱老板如斯的印象可谓太深太深了。两代人的眼神碰在了一起，一时间就有了跨越了年岁之隔的心灵的交流。对小陈永玲来说，能得筱老板之赏识是戏学道路上莫大的激励；对筱老板来说，常听人夸赞这个少年，机灵自不必说，面前的这个翩翮少年，大度从容，笑面如浴春风，还记得，不用回头，就能感受到在忙乱的化妆间尽头他那双闪烁的眼眸，在穿梭的人流中毫无旁顾地凝望，听说这孩子苦练跷功，从孙小华先生学了不少花旦戏，此子有些戏缘。
「这孩子我认下了，日后要学什么戏，尽管带他到家里来吧！」筱老板侧过面，对陪坐的金受申先生微笑着说。
在场的人都舒了一口气，「安福楼」包间里的空气立即活跃了起来，推觞换盏，好不热闹。
自此，落座于北京和平门外西河沿的筱老板府上「泗水堂」前，常见陈永玲的身影、笑语盈盈入堂来。府中，筱老板于连泉居南屋，其子于世文住在北屋，南屋抬头可见一方枣红匾额，黑漆「泗水堂」三字。庭园中植有花坛，花坛紧北摆着个青灰色大金鱼缸，口径约五尺，缸沿两寸余宽。平日里，筱老板就是踩着跷走缸沿儿练功。
陈永玲悟性甚佳，几年后登堂入室，逐步成为虔诚的筱派花旦艺术继承人。踩跷走缸沿儿随后亦成了陈永玲的必修课，硬跷碰击缸弦之声清脆入耳。永玲日后思想起来，尝言道：此声最堪回味。
筱老板是一位稳得住心思的人，对于这个灵透到骨子里的少年，他知道必定要由浅入深慢慢指导，操之过急就会把戏演油了，到那时，可就不好再掰扯了。筱老板先给永玲说了《花田错》、《喜荣归》、《文章会》、《打杠子》等几出传统花旦戏，至于《红梅阁》、《坐楼杀惜》、《活捉三郎》、《马思远》之类需要深层次挖掘人物灵魂的戏，乃是日后的功课罢。
经筱翠花首肯之后不久，九月，「玲声社」赴沪演出。
因陈永玲的师父王芸芳这些年一直在上海与麒麟童合作，陈永玲来上海之后，头一天打炮戏定的是《飞飞飞》、《二进宫》双出。陈永玲拜见了王芸芳，希望在外面的水牌子上书「王芸芳、筱翠花弟子陈永玲」之称谓。王芸芳平素走海派路子，在沪上早站稳了脚跟，生怕陈永玲砸锅，反倒自取其丑坏了名声，因此婉言拒绝。由是，广告上单写道「筱翠花弟子陈永玲」，而《飞飞飞》的确也是由筱老板指导过的，且陈永玲的戏路子秉承传统，毫无王芸芳外江派那些噱头十足的表演。
陈永玲之《小上坟》
《飞飞飞》是《小上坟》这出戏的别名，它源于有「东柳、西梆、南昆、北弋」之称的「东柳」，即山东柳子戏。它原是跷功、舞蹈和曲子并重的一出花旦、小丑戏，俗称「飞飞飞」，意味着旦角在台上的表演需要做到：眼睛要飞起来；身段要飞起来；脚底下更要飞起来。萧素贞是一个年轻寡妇，人们通常以为，「飞」起来的意思就是舞台上的跷功、圆场、腿步速度时时刻刻要快如风，须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实不然，一味的快并不能深刻地刻画人物形象，人物内心的变化有跌宕，在人物行动上就得有快慢，舞台步伐需要做到动静结合。优秀艺人的跷功，是利用足下的「三寸金莲」的一动一静，在文武场锣鼓点子的配合下去铺陈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让步子说话，不然，一阵旋风过去，留不下一丝痕迹，观众不能触摸到人物的灵魂，自然对之过眼即忘。
出乎王芸芳老师意料的是，永玲来了个挑帘红，一夕就震动了上海滩。当时他跷功好，素缟飘举，圆场翩飞，扮相又份外娇媚可人，调门又高，嗓子又亮。两出戏，一动一静，一疾一徐，相照成趣，赢得响堂的喝彩声，竟一连红了一整期。他的舞台生涯，就以这样极尽热烈的序曲，拉开了精彩的帷幕。
陈永玲在上海的动静，竟然也惊动了半隐居在上海的梅兰芳先生。
在连天的声誉之下，小陈永玲并未被无聊文人们的炒作所迷惑，他对「天仙花小美旦」之类的冠名不屑一顾，只说「无趣之极」。对于这位前途难以限量的少年来说，有朝一日能立雪梅门，自然是他梦寐以求之事。永玲磨着魏莲芳老师带他去晋见心中的「梅大王」梅兰芳。梅先生虽然蓄须明志不登台，但也时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梅先生在许多人的劝说下看了小陈永玲的演出，对于孩子的天赋条件和后天的努力，梅先生频频点头称许。
复经一番说合，梅大师也就慨然收下了这个花季年华的弟子。
随即，在饭桌上，永玲不无心跳地对梅先生提出一个大胆的愿望，「我真想亲耳听一听先生的唱腔。」出自肺腑之言，原无任何顾虑。梅先生先是一愣，要知所谓蓄须明志，就是表明了不为日本人唱戏之决心，同时也就自绝了唱戏的正当权力。梅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轻声吟唱，也免不了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看着永玲灵动渴求的目光，梅先生不愿意扫孩子的兴，竟破例为这个新收的小徒弟唱了《牡丹亭》中的【皂罗袍】数句。此事在当时不谙时局的永玲日后想来，颇有些自责，不禁背脊惊寒。那一顿饭，虽极普通，却是他人生中最堪玩味的一餐，温馨而美妙。
梅先生叮嘱永玲，自此（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之后每天下午到其公馆，答应亲自教授他梅派的经典剧目。这可忙坏了魏莲芳老师，他得每天给永玲预先授课，梅师教完，魏莲芳还得协助永玲温习。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梅大王竟然一口气传授了小陈永玲全部《王春娥》、《凤还巢》、《宇宙锋》、《春秋配》、《生死恨》五出戏，并嘱咐陈永玲在离沪之前的临别纪念中，演出这五出戏，还要让魏莲芳陪自己一道为孩子「把场」，这着实让永玲的母亲受宠若惊了。
梅兰芳、陈永玲师徒合影
一九四七年，「四小名旦」中的李世芳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宋德珠又一时息影舞台。是年八月，由北京《纪事报》发起历时四十五天的新「四小名旦」选举，根据选票顺次评出来张君秋、毛世来、陈永玲、许翰英。那时陈永玲年仅十八岁，随后，他与杨荣环、许翰英在青岛联袂演出全本《白蛇传》：许翰英的<游湖借伞>，陈永玲的<金山寺>，毛世来的<断桥，合钵>、张君秋的<祭塔>，许仙则由高维廉扮演。连演三日，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一时传为梨园界之佳话。
翌年夏，青岛私立立达中学为筹募学校基金，特邀请杨荣环、陈永玲、许翰英三位演出于青岛大礼堂。三人合演的剧目有全部《玉堂春》、《白蛇传》、《全本十三妹》。陈永玲自己单演的则有《打杠子》、《小上坟》、《挑帘裁衣》、《马思远》几出戏。
正如孙鸿先生在日后的回忆中所言，「在《打杠子》中，陈永玲扮演村妇，贾松龄扮演劫贼。陈永玲一上场，脚底下踩着跷，先将两只大眼一涮，走第一个圆场，当走到台中央时右手背托下巴，左手托腮用眼向台下一瞟，立时获得满堂彩声。走第二个圆场时，刚到台口下场门的劫贼拿杠子跑上向村妇一个漫头砸向台板，二人分别跑入后台。村妇跑时不是整个脚底着地，而是用脚尖、脚掌、脚后跟依次着地表现出人受惊吓之后，两腿酸软奔跑不灵的样子，跑法有点像现在「霹雳舞」的慢动作。陈永玲虽然踩着跷，依然使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又一次博得全场的掌声。接着村妇与劫贼面带惊恐之色分别从两侧慢慢溜上，劫贼又是一个漫头，村妇低头让过，抓住杠子，二人开始对话。陈永玲所演的村妇那楚楚动人的面容、声声哀求的话语令人看了心酸。而那一双机智灵活的大眼却紧紧盯住劫贼手中的杠子，但见劫贼心稍一软，立即夺过杠子逼退劫贼，然后扛着杠子飘然下场。下场时用蹉步、碎步、小蹦子将一个胜利者骄傲喜悦的心情表演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
一九四七年，陈永玲又拜荀慧生为师。
一九四八年，筱翠花打破门户之见，让陈永玲正式拜在尚小云的门下。
他先后学了荀派的《战宛城》、《拾玉镯》、《红娘》、《铁弓缘》、《辛安驿》等戏，尚派的《穆柯寨》、《十三妹》、《昭君出塞》等戏。日后他也曾问艺朱琴心，学了《采花赶府》、《春香闹学》、《御碑亭》等老戏。
人们都以为陈永玲擅长于做工戏，但不容忽视的是，他在唱工戏上的风采也不容小觑。二十岁以后，他的嗓子更加宽厚圆润，此时的唱已不注重嗓子的高调门和冲劲儿，而是专注于刻画人物，追求唱腔的味儿。演《铁弓绿》，他以荀派花旦的唱念应工，活灵活现，他表演《穆桂英挂帅》这样的梅派重头青衣戏，同样挥洒自如。直至八十年代，他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穆桂英挂帅》时，几乎句句都能惹得台下掌声雷动；梅韵十足，尺寸和气口把握得恰到好处，已臻圆熟。由于剧团内年轻的旦角演员众多，陈永玲还整理排演了《雁门关》，他饰演萧太后，这出戏正如其长子陈霖苍所说：「父亲在临终前曾对我说，他演了一辈子戏，演了一辈子好戏，他演的人物赋予了他的思想、文化和追求。他演《雁门关》的萧太后是以尚派为主，又融入了芙蓉草的风格。记得小时候陪他演这出戏，“她”在又气又恨发笑时，只见她的发饰、珠子晃，生气时手绢的抖都有种气势，此时剧场内无声胜有声。」
一九四八年四月，杨宝森到上海，参加梅兰芳剧团演出，计有五十天。陈永玲亦应邀在沪，二人唱《乌龙院》、《梅龙镇》等生旦对儿戏，陈永玲也与杨宝森、梅兰芳老师、魏莲芳老师、姜妙香老师演《红鬃烈马》，他饰演<银空山>的代战公主……
陈永玲在相当期间内，一直是以风流的筱派花旦戏活跃于各地舞台上，这自然也引起了社会上一些有闲阶层的注目和议论，这些人想方设法要接近他。
陈永玲在天津演出时，有一位富有的老板，在连看了永玲数日的演出之后，真是痴迷上了；扬言要出重金请这位风华少年吃一次夜宵。作为演员，都是很烦恼这种无聊的应酬的。再一思量，作为一个吃开口饭的艺人，无论黑道、白道得罪得起吗？以后天津这个大码头还来不来呢？只得无奈应承，敷衍笑脸罢了。
文革之后，这位老板仍然活着，已然鸡皮鹤发，佝偻无力；趁陈永玲在天津演出之际，又买了张前排的戏票，最后看了一眼当年竭力追捧的红伶，只是时移事易，心境大约也不同了。
又有一位顶风光的汉奸，在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寇，此人有一位年轻妖冶的姨太太，这位姨太太也不大安分，但极能琢磨老头子的心思，软语贴心，因此得到老头子份外的宠俸。她夙晓老头子最爱看蜂飞蝶舞的花旦戏，便打听唱花旦戏中最可人心的是谁？寻访到陈永玲艺员，便数番穿腾老头子认陈永玲这个干儿子，老头子自然应允，陈永玲叹了口气也就认承下这宗虚亲，开始管这位姨太太为「姨娘」了。
自此之后，隔三岔五的，午膳方过，正是要上夜戏的艺人抽空午歇的时间，小姨娘一个电话准就打给陈永玲，笑盈盈地说：「过来吧，陪陪你干爹解解闷儿。」永玲方才靠枕，极不情愿起身，但哪能托辞不去，只好立即雇了辆三轮车，心不在焉就过去了。在门口略扶一下鬓角，进门去，看见旗袍可身的姨娘和老头子说着话儿，一身上下却早已珠围翠绕、香风盈鼻。姨娘坐起身来迎干儿子，她指着正躺在花梨木烟榻上的老头子，笑道：「小子，陪你干爹在这儿抽一口儿吧，老娘要出去打牌了。」说罢，从榻上抄起珍珠提包笑吟吟地飘然而去，发髻上的簪子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葱绿，销散在香风之后，给大烟沉郁的烟叶味腾出了足够的空间。这女人真精呀！永玲管她这一手儿叫做「一箭三雕」：一则满足了老头子的嗜好；二则有儿子在侧，其他的小妾进来卖弄风骚就有所顾忌了；三则是自己可以放心的去与那些有意的人儿兀自花天酒地去了。唯独不能按时午休，陈永玲可苦透了，烟榻上横竖与老头子总得说说话，根本不能踏踏实实地休息。先前不近烟草的陈永玲，在老头子的开导之下，也开始对大烟有了接触。为了晚饭之后赶夜戏，借着烟的劲头倒也精气神十足，神经系统高度兴奋，即兴发挥淋漓尽致。但夜戏一散，卸下妆来，神经系统兴奋劲儿也过去了；坐上包车，一身瘫软，脑海中空空如也；回到家里，把戏份儿交给父亲后，一头栽在床上，浑身恰似散了骨头架子般。大烟败嗓子，如此长期下去，身体压根儿吃不消，永玲何尝不明白，只是自打成名之后，这等应酬数不胜数，无法腾出时间来周详考虑，况且年轻力壮，似乎还能经受得住。
一九四四年永玲与慈母载誉回到北京，已是深秋时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法西斯的正义之师正节节胜利，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反倒愈加残酷，犹作困兽之斗。北京的京剧演员生活状况，并不比身处上海那样的商业经济中心的同行轻松，市面萧条，人心冷落。在北京，长辈的演员大多处于半停演状态。而同辈中人，张君秋、李玉茹、言慧珠、宋德珠、毛世来、李世芳、杨荣环、王吟秋、孙荣蕙、赵燕侠等，都是能单挑头牌的青年俊杰；满城青年京剧班社旌旗招展，其竞争之激烈自不在话下。戏班中俗话说「要吃饭，一粟旦；花脸多，必砸锅」，不过要是满城皆红袖飞扬，免不得就僧多粥少啦！
在北京唱戏，不像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那些地方的合同标明每场的报酬，以预先说定的包银形式开销，因此艺人的收入有所保证；尤其是应邀来的京角儿，横竖开锣上场就有钱。而在北京，作为挑班的头牌艺人，只是和剧场老板每场按收入分帐，一般剧场方面分票房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班社得其余百分之七十，当然这是税后的收入。拿永玲组班挂头牌的「玲声社」来说，好坏不论，这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是全体演职人员的单场工薪，唯有你陈永玲是「玲声社」的法人，其余每个演职人员只是班社中的固定或流动的编制，各有各的嚼谷。单场工薪都是戏前商定的价码，一文钱都不可少的，若不够开支，作为法人的头牌角儿不但一文酬劳无有，还要贴补不足的份额。更兼四五十个班社都在抢这十来个剧场呢，只要班社存活一天，就必须有固定的班底，就必须为了大伙儿有所奔头去力争一席演出之地。作为头牌，你必须足够精明不被经励科的管事蒙骗；演出成败勿论，硬着头皮也得上台。而一旦定下剧目的档期来，无论刮风下雨均是不能轻易回戏的，头牌演员都得担待，压力巨大，风险同样巨大，真正能长时间撑得住的头牌，其实不算多。反之，搭班唱戏则不必担这些风险，只要玩意儿够一卖，加之诚实守信，挂二牌、三牌反倒更妙。
倘若陈永玲还是向日之家境，也许可以独自享受挂头牌的荣耀，而不必在乎输之痛赢之快；但在日寇的荡涤之中，家非家，人事全非，岂敢随意博输赢。
陈宗正先生在举步维艰之下放弃了青岛办报的营生，与两房太太和子嗣定居北平。原指待情形转良还继续办报，哪里知道，驱逐日寇以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新闻刊物只批准官办，不再允许私人承办。宗正先生因此赋闲数年，原先家中例也有些值钱的古董、书画之类，携来北京的或是变卖，或是因时局动荡已难出手，两家子人空耗老本，几无新鲜的经济来源。于是，作为京剧小红伶的陈永玲，竟然成了整个大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活在众人的赞许、依赖、焦虑的目光下的陈永玲，忐忑不已。
为了有稳定的收入养家，为了规避风险，回京不久，便将「玲声社」的牌子束之高阁，陈永玲开始搭班唱戏，给别人挂二牌。
不再自己组班，此时此刻，确是有些无奈。永玲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搭班不挂头牌，但也是有演出条件要求的，他有自己的观众群体，有一定的票房价值，他考虑的，首先是艺术上的自由发展，他需要搭齐整的班社，主角配角都得有一定水准，而非落花随意，他唱的是二牌旦角，但依旧是群芳中最馥郁的花蕊。
在上海等地，他与李少春数度合作演出。《野猪林》的第一任林娘子就是陈永玲。后来又排了《云罗山》。那时的李少春，已是一流的老生演员，二人合作甚欢，只是不免引起班社中一些同行的嫉恨。
当时旦角踩硬跷，与武小花脸要有一个「滚背」的动作：旦角跳起来，仰面朝上，武小花脸低首弓背，旦角用后背迅速从小花脸的背上三百六十度越过去。「滚背」从技术上来说需要二人的配合，在一番武打之后，「上背」要做到又准又快，还需要滚上落下翻得漂亮，对旦角的要求甚高，小花脸对身形、时间的拿捏也需恰到好处。就在这场戏中，孰料那武小花脸使坏，在陈永玲跳起来双背相抵的一刻，用足了力向上一拱；永玲没料到这一手，马上察觉不对劲，猛然感到一股斜向后的劲道从背部传来；也亏他反应快，一瞬间颈部着力后仰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整个身体被向上掀起来，所幸翻滚的时间也就一刹那；他在从小花脸背上落下之时，用左手的肘部顶在小花脸的腰间，竟然稳稳地落到了地上。台下观众看得真切，莫不惊呼起来。
永玲叹道：「戏班里这样阴人的事多不胜数，有的是同一行当的攛腾，有的纯粹是恶作剧，那些打下手的，没有文化，不考虑后果，为一点点私利可以大打出手。他们也很可怜，他们戏弄别人，其实自己是在被人戏耍，所以这样的事情过去了也就罢了，私下不和他们多打交道也就是了。」
他又笑说道：「多亏那时候我成了于老师座前弟子，先生让我大清早起来就绑上硬跷，打扫院子做家务活儿都是不下跷的。然后师父等客人来，照例得打八圈麻将，我就帮着师娘提茶壶沏茶倒水，端果盘点心，倒痰盂……八圈麻将打完了，师父说「孩子，下跷吧。 」我就说「不用了，午饭后您接着给我说戏吧。」就这样直到晚饭前才脱下硬跷。为了能够学戏，我就这样咬着牙学，后来习惯了，非得踩着跷走路才顺当，脱了跷，一时间的感觉倒像是踩在棉花上，跷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偃旗息鼓。翁偶虹组织「校友剧团」，四梁四柱班底完整。这一次的主角没有用李玉茹，青衣用陈永玲、高玉倩，双珠抵一璧，余者有王金璐、李金鸿、王和霖、储金鹏、赵金年、苏维明、曹世嘉、贾多才、李庆山、谷玉兰、孙玉祥等人。先以翁偶虹一出《白虹贯日》抒发了众人心中八年的块垒，然后陆续上演的剧目也多是之前「如意社」的名剧。轮番演出，仍采取上海「黄金大戏院」聘请时的包银制度，按劳定酬。恰巧天津「美琪戏院」委托万子和在北京约班社角儿，随演天津。
续后的几年，陈永玲声名日隆，演出机会益多。
陈永玲在戏曲道路上走来，的确一帆风顺。昔日报刊曾如斯评论道：「在京剧这行当里，如陈永玲这样早早地成名，且短短几年就红得发紫的，可谓空前绝后。」此言不差。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陈永玲常到我家中向严君南公铁生问戏，时我家住西长安街六部口新平路。他所学，一方面是王派本戏，一方面是梅派做工见长的戏，累计有八本《雁门关》、《吕布与貂婵》、全部《十三妹》、《武昭关》、《西施》、《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等二十余出戏。其时我还未上中学，先慈对先严唱戏微有怨嗔，她不愿意子女还步父亲的后尘过清苦流离的日子；父亲倒乐于向我传艺，但因母亲的影响，在几个子女中，我虽然最肖父亲，幼时却并未正经向父亲学过戏。即使这样，我称呼永玲依旧是「师哥」。那时我见永玲师哥每次来都穿戴得极干净利索，明眸皓齿，笑语盈盈。他也极喜欢和我搭话，我便对这位长我八岁的师哥极有好感，视之俨若自家兄长，因其行二，往后更多的时候，我亲切地称呼他「二哥」。
南铁生之《廉锦枫》
永玲二哥的母亲有时也到我家中与家母过过家常，感情甚好。伯母眉翼轻扬，眼睫毛较长，眼线浓黑，身量高挑，有几分西方美女的风韵，行止举动又是东方女性的端庄柔美。伯母识文断字、知书达理、思路敏捷。
天津的歌舞场，衣履风流的舞娘、歌女占满眼帘。天津维多利亚舞场的一位红歌女，早年间曾捧足了一位京剧老生演员，这位京剧演员自得了许多温存，奈何唱戏糊口，聚时少散时多。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三反五反」，天津的歌舞场逐个凋零，维多利亚舞场门雀巢空，这位歌女拖着个皮箱失意地来到北京，原想觅一线慰藉，不料这位京剧老生演员亦是决绝，死活不与之见面。歌女未曾想到他能负义如此，伤心欲绝，寻思自己已薄带飘零，也就打算着撕破脸大闹一场。
这个老生演员与陈永玲也是熟识，问计于永玲，永玲笑道：「《活捉三郎》你也是唱过的，负心汉碰到痴情女，这官司断不了，等她死了索你命去也就罢了！」
永玲见他窘甚，方才劝解到：「我想，你我都是男子，我出面不合适，不妨请我母亲出面会她一会，也许还能断你们的情司。」于是告知伯母此事的经络。
伯母问这个老生演员：「你对她有情无情。」
答道：「无情！」
伯母说道：「她对你却情深意重，这笔债是你欠她的，那么你必须出一笔钱偿还这桩情债，这笔钱必须足够安排她下面几年的生活，不然她这样一个风尘女，是真可以不要脸面的。」
伯母扣响了歌女的芦门，窗风四射，见之已萧索无依，于是执子双手劝说：「好姑娘，你的生活有难处，照理说他该患难与共，只是他也有他的难处，在这个新社会环境下，他不可能接纳你，他更觉得没脸见你。如果你和他撕破脸，外厢人看笑话，他面皮薄，日后还怎么唱戏呢？也等于绝了他的生路。你不过解一时之恨，你一无所得，留给他的将是对你一辈子的怨恨，你往日对他的情也都白费啦！我问过他，他对你未尝没有一点感情，他说愿意给你一笔安置费，够几年的嚼谷。我想这样倒好，平平安安过几年，几年之后，你安心下来寻个好人家，离开歌舞场，不用带笑承欢，未尝不是好事哩！」
那歌女噙着泪点点头，情扣顿解。
我印象中的伯母，的确是经历过世面的，故其举止不俗。
对于陈宗正先生的印象，似乎更多的是一些北方人的粗旷，一开口就是黄钟大吕，声势夺人。我当时并不懂得报人应该是什么模样，但日后回忆起来，老先生也不似一位以报馆为业之人，他是以一个大亨的影像，浅浅地泊在我的脑海中的。永玲师哥更像他的母亲，风姿不凡。
永玲师哥正式搭班之后，必须置办私房行头。社会活动的应酬上要穿得有头有脸；继续深造学戏，或多或少必得孝敬各位老师；娶妻生子，居家挑费……这一切，都是沉重的负担。担子压在小陈永玲稚嫩的肩上，自十五岁起，生活的负担就一步步沉重起来；虽一直拿着较高戏份和包银，赚的钱也不少，但他每次都将戏份完完整整地交给家里，自己基本没有什么零用钱。提供父亲、母亲、姨娘的生活费，同时还要供兄弟姐妹上学，还得匀出钱来给父亲抽烟。
在外人看来，这个风光无限的小红伶开朗乐观、无忧无虑。
永玲的笑声爽朗，无拘无束，他有时模仿戴着深度眼镜的西方政客，用英语做煽情式的演讲。一时又学着欧洲男高音独唱演员，咏叹歌唱，令满室宾朋不禁捧腹大笑。偶然有人提及一件趣事，都能令他开怀大笑，仿佛你能轻易地推开他的心扉从而捕捉住他的想法。其实不然！他内心的波澜实难一睹，他的笑更多的是一种掩饰，贮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匣几至无缝可循。
他偶然一次对我说：在早上喊嗓子的时候，有时一个人偷偷跑到北海公园的后门，独自坐在山隅，抱着膝盖，迎着瑟瑟的晨风放声哭泣。
家庭的负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经济上的负担只是一方面，精神上的负担尤其不堪承受。他轻易地不会对别人提起家事，有时候看见师兄的笑颇为惨淡，我懂得他内心并不平静，他是个不愿给人带来任何心理悬重的人，我问他：「二哥，唱戏是不是太苦太累了？」他摸着我的头说：「不累，二哥只是在做戏，很快乐，舞台多美呀，并不觉得累！」
他常笑道：「我活在戏里，戏里面的陈永玲是真实的，生活中的陈永玲是戏剧化的。」
对于这个大家庭，他无从推卸，他只能用唱戏去回避一切生活的磨难与不公。
他说：「我没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不能够长时期挑班儿演出。我给谭先生、裘先生、叶先生挂二牌，我就必须要彰显我的舞台风范，我得体现出我的票房价值，否则人家为什么要请我协作？观众为什么要因为我在这个班里而专门点我的戏看呢？戏班子禁不起一点闪失，演员个人也是禁不起的，这还不是责任感三个字所能完全解释的。在去剧场的路上，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着装和行为举止。一进了后台，就犹如踏进了战场，我不能有一点疏忽，我要精神饱满地塑造我在台上的角色，从化妆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是戏中的角色了。在舞台上，我还受强烈的自我意识所驱使，我得把筱老板倾心传给我的艺术从我陈永玲的身上体现出来，我不是复现一个筱老板，我有我在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我在培养我自己的观众群，从中也能找到很多知音。足矣！金钱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戏是真实的，只有唱戏的感觉是深切的。」
从衣食无忧的小少爷到养家糊口的伶人，而且还要活得体面，有多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况且当时的舞台情况是：年轻的旦角演员能辈众多，各有所长。相较来说：论武戏，宋德珠、毛世来在舞台上有大气度；论文戏，张君秋、杨荣环在舞台上是大青衣的典雅风范；论做派，毛世来、李世芳均为一时翘楚。但是论扮相、论台风的灵动与台下注重细节的气质，陈永玲是绝对的一流。在交际场合，他总是衣着得体，无论是款式、色泽还是整体的搭配都不失身份，他的言谈举止有礼有度，尤其是那双顾目流盼的眼眸、天然的桃花粉面，这些里里外外的修养，让他注定是当时戏曲文娱天空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颗明星。
在永玲星光如许的当日，星河皎洁，纤云弄巧，佳人来渡鹊桥。此女，正是老生名家言菊朋的女儿—慧兰。
言三爷菊朋在世时，家教甚严。作为一个下海唱戏的伶人，言三爷尝尽了此中的甘苦冷暖，他的一生得意之日短，失意之日长。他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学戏，老爷子的想法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戏班里的陋习和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都极其不利于女孩儿的健康成长。况且，言家再如何，家境也还说的过去，何必让女儿再混迹于这一行呢？大女儿从事助产土的职业，但言二小姐慧珠对京戏艺术的执拗与当年的言菊朋又何等相似，在慧珠的一再坚持之下，言菊朋只得由着二女儿走上了从艺之路。对于小女儿慧兰，言菊朋则从小就不准许她进戏园子看戏，而慧兰本身与慧珠相反，天生淑婉乖觉举止有度，言老先生不必为之太过操心，慧兰在女子学校安心地念书。未料，言三爷一九四二年过世之后，家中虽也遗有房产，但远远不够开支了；随着言三爷的谢世，家中经济大动脉也就断了，少朋的嗓子一直不在状态，慧珠收入倒也不少，可开支更大。言夫人高逸安也再不愿顾及这些老理儿，她与言三爷的士大夫情结大不相同，她原本是一位有强烈时代感的女性，高逸安女士眺首几年之前，在上海短暂的话剧和电影生涯的确令她留连忘返，昔日的光影在她的心坎上刻下了无限的顾恋与惋惜，北京的路子对她来说显得窄了一些，凭着往日在沪上的老关系，她带着慧兰要去一闯上海滩。
陈永玲、言慧兰夫妇
言慧兰就这样由一个背着书包上学的乖女儿，瞬息之间变成了每天早晨携着海蓝色细羊皮皮包、足蹬细羊皮高跟鞋、着一袭贴身海蓝色丝质旗袍的纯情少女出现在了影棚之中，在聚光灯之下摆弄着一个个身姿和表情，任由流光从占满风情的脸上滑过。慧兰冰雪聪明，一点即透，这让高逸安倍感庆幸。慧兰开始频繁出现在社交场合中，她成为了舞会上的常客，个子虽然不及姐姐慧珠高，容貌却也同等出众。比起慧珠来，她的气质中少了些张扬和妩媚，却平添了几分优雅和娴静；慧珠骨子内外都是蒙古女性的果敢和气量，慧兰的风度则更偏重于北京旗人中传统女性的典雅，低眉信手皆是风韵。慧兰从十五岁开始涉足影坛和话剧舞台，以她温文的气质、娟秀的面庞和窈窕的身材惹人注目。她具备一颗明星所必须的一切条件，更何况，她身边还有位阅历颇深的高氏老夫人随时悉心指点呢！一九四四年，刘国权导演影片《梦难成》，男主角是史宽，女主角用林默予，高逸安演女主角的母亲，周楚演个坏人物，而言慧兰则在其中扮演一个贵妇人。上海宽广的话剧与电影舞台，一步步成就着这位言氏小姐。
但与陈永玲的相识，却又一瞬间改变了她生活的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官在北京大街上可以开着吉普车风驰电掣而行，畅通无阻。近代收藏家、书画家张伯驹的表弟李克非，为西北军李鸣钟将军的四公子，素喜涉猎文艺，也乐于结交演艺界人士。他时不时开着吉普车载着白光在大马路上穿梭，车轮快速滚动的摩擦声和汽车的鸣笛声不绝于耳；白光的身旁就是红极一时的青年旦角演员陈永玲，三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游走在众人欣慕的眼神间，一道出入北京饭店的舞池，他们是舞池的常客。
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上，永玲的目光霎时就被眼前丰姿卓绝且富有时代感的言家三小姐吸引住了，他走向前去，很绅士地邀请慧兰小姐跳一支舞。慢四步萨克斯风的曲子，优雅舒缓，他感觉到掌间的言小姐更是优雅；她的步法很轻很柔，灯下她的眼眸从容而温和，扶在她腰间的手轻触在她贴身的丝袍上，她淡定大方，似乎无需示意就可以与舞伴一起默契地进退旋转，恰似一朵在和风中自在飘扬的花朵，芬芳清新。
陈永玲进而开始频繁地请她赴约，或是看电影，或是请她看自己的演出，或是闲庭信步。他们一起去看由瑞典冰上女皇苏姬·海妮主演的《彩凤银冰》，玛丽·蒙泰丝主演的《野女郎》，以及以介绍约翰·斯特劳斯圆舞曲为主题的《翠堤春晓》……在戏曲舞台上的陈永玲，光彩照人，言慧兰芳心仪之。听陈永玲讲解戏曲、舞蹈之美的慧兰，宛如一个小学生；但在电影剧场中，原本自以为对电影艺术熟悉透了的陈永玲，在慧兰面前反倒成了小学生。慧兰向他谈到光影交织的艺术处理，向他推荐《左拉传》、《居里夫人》等一系列具有浓郁西方文学内涵的影片，这使得他逐步懂得了幕布后面的蒙太奇式西方电影艺术。他开始用电影的美学特征和人文关怀，来比照京剧筱派、梅派和程派艺术剧目，他找到了太多的共同点，艺术是相通的，在一定的艺术层次上，被看着文艺隔阂的门都是敞开的，你可以自由撷取。
相期相许，赠芍采兰，二人都是在十几岁就进入了演艺圈，因共同的语言和内心趣向的牵引，最终走到了一起。
对于母亲高逸安来说，因慧珠的婚姻一直不顺利，她很希望小女儿有一个稳定的婚姻家庭；而陈家更是希望儿子找一个单纯的能居家过日子的贤女子。对双方家长来说，对方都算不得理想的对象，但一切都扭转不了四十年代已然挣脱了封建婚姻束缚的年轻儿女的心思。
一贯我行我素的言家二小姐言慧珠，闻说小妹的心上人是唱戏的伶人之后，沉思了稍许。
对于陈永玲，言慧珠再熟悉不过了。一九四六年以后，在上海与自己唱对台戏的可不就是他！二人在舞台上打得火热，打对台本是常事，旗鼓相当才能打对台。眼界甚高的言慧珠，对陈永玲在艺术上的进取却是肯定的，但想想自己将要成为「对头人」的大姨子，言慧珠灿然一笑。对这个血液中奔涌着自由不羁天性的先锋女性来说，她没理由不尊重慧兰的选择。陈永玲和慧兰结婚前夕，言慧珠在上海为妹妹置办了全副体面的嫁妆，同时她送给妹夫一套18k金美制的香烟盒和打火机以为照面之礼。
言慧珠之后曾笑说道：「莫怪人家要开玩笑的，光算我们这一家，就有五大剧种，真是百花齐放了。」按说，言家长子言少朋、儿媳张少楼、二女儿言慧珠、次子言小朋，、儿媳王晓棠、小女言慧兰、女婿陈永玲分涉京剧、昆曲、电影、话剧、评剧五大文艺领域，一时蔚为大观。
一九四八年，陈永玲和言慧兰喜结连理。婚后，言慧兰毅然放弃了话剧和电影演出生涯，为了支持永玲的艺术事业，她消逝出了公众的视线，开始全心全意担当起了贤妻良母的角色，不再流连影棚中的聚光灯，开始在烛黄的灯豆下，停下手中的针线，推窗凝望着灯火摇曳的街巷，静待丈夫夜戏归来。
（《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陈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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