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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剧中旧有的优点

齐如山 梨園雜志 2022-05-01
齐如山

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早年留学欧洲,曾涉猎外国戏剧。1912年在北京经常为梅兰芳的表演及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民国五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与李释戡等为梅兰芳编排新剧,齐为梅编创的时装、古装戏及改编的传统戏有二十余出。梅的几次出国演出,齐都协助策划,并随同出访日本与美国。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组成北平国剧学会,并建立国剧传习所,从事戏曲教育。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国剧画报》,搜集了许多珍贵戏曲史料,1962年病逝于台湾,著作被编纂为《齐如山全集》。


 一切事都应该随时改良,这是定而不可移的道理,但若是改而不良,就不如不改。并且有时一件事情,旧有的好处现在失去,若能再重新追求出来,有时候竟比维新的还好。戏剧一门也正是这样情形。最近30年以来,努力改良戏剧的人很多,用的方法也不少,可是结果并不见好。这是什么原故呢?大致多是用欧美演剧的方法,不顾调和地来与中国剧掺和着,或是完全用西洋剧的演法来改良中国剧。这种办法不容易收到完美的结果,因为中剧和西洋剧的组织截然不同,中间区别仿佛有一道鸿沟,若骤然就生硬地合拢来,绝不容易成功的。中国剧处处是用美术化的法子来表演,最忌像真;可是西洋话剧完全全是写真,所以极不容易调和。然而若在国内演剧,也未尝不可拿西洋的方法来参用改变,现虽然不能完满,但将来能收到好的效果,也在可能以内。可是若在西洋去演剧,就万不可把西法掺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西洋演剧,就是要把中国剧,充满了个性的中国剧,表演给他们看,他们的本意也是要看看纯粹的中国剧,若掺杂上好些西洋的材料,那不但不是真正的中国剧,而且使他们定不爱看了。


齐如山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合影

 

 有许多人说:“中国旧戏的毛病太多,若公然演给外国人看,未免太不雅观。”这话自然很对,不过有很多人说是毛病的地方,并不见得都是毛病,甚至有些地方正是好处。也有许多旧戏并不如此,现在变坏了的。就是这些所谓毛病的产生也有它的原因,这正是我现在所要解释的。

 

 最多数以为旧剧的最大毛病,不外乎以下几端,如:

 

 太不自然;音乐简单;锣鼓太吵;正脚做戏虽用心,但配脚的精神太散漫;跪拜扔垫子;监场人跟着裹乱,台上站立许多闲人;在场上饮茶。

 

 以上数端自然不能不算是缺点,但有时却正是好处,而且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需求谅解。现在分论如下。

 

太不自然

 

 有人嫌中国旧剧太不自然,但有时我却觉得太自然,以至于放肆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剧非比西洋剧——西洋剧专尚写真,一切动作完全用美术化的舞式来表演,处处都有含艺术味的规定,都有一定的格式。比如:一个脚色一出场,大致应该走多少步,打多少板,打多少下小锣或打多少下大锣,差不多都有一定的规矩,所以有时脚色走得慢了一点,以致小锣多打了几下,后台的人就都惊讶得了不得,一定出来看看,生怕出了什么错儿。再进一步说,比如《昭君出塞》一戏,昭君唱到哪句,应该做什么身段,自然有一定的规矩;可是昭君唱到那句,王龙和马夫各应做什么身段,也有定章,为的是互相呼应,谁也不能偷懒。所以戏界中人说:  “唱死的昭君,做死的王龙,翻死的马夫(谓翻筋斗)。”又如:《游园惊梦》也是这样,杜丽娘唱到某句,固然应该将自己所唱的词意用身段形容出来,就是春香也须一些不偷懒地随着同做。昆曲旧戏大致都如此。到了皮黄班,就把这种精神好处失去很多了。

 

 我为梅君创制的戏,如《奔月》、《葬花》、《献寿》、《散花》、《从军》、《别姬》、《洛神》、《盗盒》、《廉锦枫》、《上元夫人》等等,都是在编词以外,又特代他创了许多身段,颇有复古的意思。可是若说一句就做一个身段,唱一句就做几个身段,怎么能够自然呢?不过古人创戏,歌舞并重,若不如此,就有歌无舞了,所以说中国戏万不能像完全写真那么自然。可是现在的脚色们,演戏有许多地方并不这样认真了。比如:锣鼓打得慢,他也许走得很快;打紧锣鼓,他倒许走得很慢;有时候不走到台口,他便转身;若穿着靠,倒许垂着两肩膀;应该有身段的地方,却呆立不动;或者唱得慢,动得快;或者唱得快,动得慢;或者四个人站不整齐,或者念话白的时候尺寸不准;或者说话用京白,可是叫板却用中州韵;诸如此类的毛病非常的多,完全因为脚色不肯用心用力,太不自然的原故。北京的脚色有这些毛病还少,上海戏班就把旧规矩失去得更多了。我很盼望各脚以后在演戏的时候,都按照旧规矩办——自然糟粕处应该去掉,那就精神得多,好看得多,更觉得自然多了。为什么要说这是自然呢?大概无论何事,只要按规矩去行,没有不自然的,我说嫌他们自然,是嫌他们举动过于自由,若真能够上“自然”二字,那无论什么事都能可观。就是西洋剧,乍看去似乎可以随意动作,其实说话举动也处处有一一定的尺寸规矩,不过与中国剧自然的情形不同就是了。假若真和台下的说话举动没一些分别,那就不成一种戏剧了,不成一种艺术了!由此可知凡事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自然,不过情形不同而已。

 

梅兰芳之《红线盗盒》


音乐太简单

 

 中国戏里的音乐比西洋的简单得多,这是诚然的。但这里面有个原故,因为西洋的Opera,音乐与歌唱并重,甚至音乐重于歌唱,有时用音乐随唱,有时特作音乐。在专作音乐的时候,可以把一两百件乐器同时并奏或数十件互奏。若随唱时也不过用几件烘托就是了,有时竟至乐器停止,静悄悄的,只听见嘹亮的歌声。由此看来,西洋戏的音乐虽多,只是专为特奏,若随唱时就不能多用。

 

 中国剧里的音乐专为随唱,所以无须多。在从前昆曲时代,不过笛子、弦子、二胡、笙几种,皮黄也只有胡琴、南弦、月琴三种。所谓九根弦,现在又有添用二胡、笙、笛的,但引起许多音乐家的反对。他们以为音器太多,有扰乱歌唱的毛病。由此可知乐器在戏剧里,若不特奏,只为随唱,就无须太多了。

 

锣鼓太吵

 

 唐诗里有两句:“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正是形容锣鼓的精神。现在有人讥其太吵,若按这两句的形容法,还要嫌它不够响呢!因锣鼓本是匈奴乐器,两汉时内地才取而用之于军队,以后又用来结和武舞,借以提倡尚武的精神。于是北方戏剧,在武戏里也采用它,文戏就不用;南方的昆腔,因没有武戏,所以也不用锣鼓。

 

 北方演戏,大致是所谓野台戏,都是在乡村外搭一席棚高台就在台上演,观客在台前立着听,毫没有一点遮拦,声音若不响,便不够听,且不足形容战场上英武的威风,所以锣鼓虽响也不嫌其吵。后来虽也移到城里来演唱,但旧式戏园,四周窗户不很严紧,而且有时大开,并且从前前台的后面都有隔扇,场面音乐都在隔扇以后,距观客稍远,所以仍不觉其吵。后来为美观起见,在隔扇以外,又加了一目厶帐,场面就移在台上(北方乡间高腔场面,至今犹在后台),距观客较近,锣鼓声音已觉微大,可是因窗户不很严密,所以还不觉太吵。近来各剧场都渐趋西式化,建筑已很严密,窗户又满用玻璃,声音一点不走,自然就吵得很了。不过锣鼓喧噪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为离观客太近和戏园太严密两层。此外最大的原故,就是因各件乐器声音太高而不调和的毛病。其实声音高并不算毛病,可是若不调和,未免特别刺耳,就还不如声音低些,虽不能引起人的好感,倒还不至惹人讨厌。所谓声音不调,是说各件乐器声音高下不等,如从前笛子若用正工调,小锣就用四字,堂鼓与大锣都用上字,都有一定的规矩,全场乐器若能配搭妥当,声音自然调和动听。现在旧戏里一出戏内,一人一个调门,小锣与大锣不知比胡琴高了多少字,听起来当然淆乱刺耳。

 

 我希望剧界同人,以后仍照旧规矩,将各件乐器配合妥当,还将场面移在台后,自然就不觉喧吵了。就是西洋剧院中的音乐,也是一样的用意,音乐虽位在台下,但是离观客较近的,还是发音较细的乐器;若发音洪大的喇叭、铙鼓也放在后边。近来乐器有不在台下而在合前的,不过仍将铙鼓等件放在两旁,依然离观客较远,这种情形和中国从前旧规矩的用意大致相同。

 

正脚做戏虽用心,但配脚的精神太散漫

 

 这自然是配脚的大毛病,但并不是戏剧的规矩。按旧规矩一其实现在的规矩也未尝不是如此,不过一般人都不遵守就是了——无论什么脚一出台,便要用全副的精神来表演。就是扮一个毫没关系的老家人,也要处处聚精会神地揣摩老家人的神情,发挥出来。比如:《玉堂春·会审》一场,苏三固然应见景生情,对前事的回忆要有各种做工,要表演出各种神气;但是按察和藩、桌两司听着都要观出各人不同的态度,肖神气的问话,苏三方能把心情表现出来。若那三个人漠不相关地混过去,就是苏三想做喜、惊、惧的神气也没法儿做了。再如:《三击掌》一戏,王允与宝钏斗气的时候,也须家院与丫环一齐上前解劝拦阻,王允与宝钏的神气才做得出来。若家院、丫环一偷懒,呆呆地站在一边,只像没事人儿似的不来阻劝,那他们父女二人要击一次就击了,要打一下的也打了,哪还能做出又忍耐、又悲痛、又恼怒的神情呢?如《闹府》范仲禹要打的时候,左边的家丁上前一挡,他就向左边一拨;右边家丁上前一挡,他就向右边一拨,如此范仲禹倒可以做出很美观的身段来。所以这时四个家丁不但不能偷懒,并且上前迎挡的地方都须有一定的尺寸,倘若稍远或稍近,范仲禹的身段也就没法子做了。再如:《金山寺》和前面所说的《出塞》、《游园》两戏,青儿、王龙、春香等脚,都须与正脚一样地努力表演,否则全戏的精神就全失去了。以上不过随便说几出,其实出出都应如此,可是现在各配脚大致是偷懒的多。比如《三击掌》、《闹府》等戏,任凭王允与宝钏怎样有气,范仲禹怎样着急,当丫环、家丁的立在旁边,像傻子似的,也不拦,也不挡,以致正脚的各种身段、情感都不能表演出来,闹得精彩毫无,实令人乏兴。

 

梅兰芳、梅葆玖之《游园惊梦》


 但是配脚所以这样偷懒,也有个原因。最初他们虽然也有些偷懒,但未必像这样厉害。因为他是配脚,观客就不怎样注意,若再稍懒,就更不注意了。别方面说,观客越不注意他,他就越得懒且懒,然而他越偷懒,观客也就越不注意他。恰恰成一个正比例,久而久之,自然演成了现在这样的情形。

 

 以后我盼望各配脚都恢复从前的好精神,应设身处地地体贴自己所扮剧中人的身份、心情,竭力发挥出来,应该怎么做便怎么做,绝不必管观客的注意不注意,那全剧就有精彩有生气多了。并且配脚用心表演,虽然不见得博到观众的彩声,然也不见得不博得观众的好感,但若一偷懒,一松懈,挑眼反对的人可就都来了。

 

跪拜扔垫子

 

 跪拜垫子这层,在中国戏剧里,不能不算是笑话。但是这种毛病所以到现在还照旧没改,也有个原故。因为街道不干净,所以每人的鞋底都踩得很脏,连带把台毯也就弄脏了,台毯一脏,在跪拜的时候,就不能不用垫子,不然,岂不把衣服都沾脏了吗?这便是用垫子的一个起因。但是从前还好些,因各脚以至龙套,都穿靴子,就有穿鞋时,也是彩鞋,大家鞋底虽脏,但上台穿的鞋却是戏箱里面的,自然很干净,不容易把台毯踩脏,所以从前跪拜用垫子只有旦脚一其实旦脚也不应例外地用。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不仅仅是要恢复规矩而已,我们还要进一层,恢复旧规矩的好精神,改正它的疵病。别的脚色便不常用。就是偶尔用时,也由监场人在观客不理会的时候,放在台上,演员拜起后,也是将垫子偷着往后一扔,监场人暗暗捡起来,观客都不注意,所以也并不十分伤雅。现在可不然了,配脚、龙套等为图省事,上场都穿自己的鞋子,以致把台毯踩得非常脏。若旦脚跪拜时不用垫子,起来以后,白裙子上定是两片泥,裙子毁坏,固然是有钱的还可以再买,可是当场裙子沾着两块黑,有多么难看呢!所以非用垫子不可。旦脚一用,生净各脚也就跟着用了。比如《贵妃醉酒》这戏在十几年前,演接驾时,只杨贵妃一人用垫子,现在就八个宫女、两个太监都用了。各脚都用垫子,已经觉得稍乱,若拜起以后,仍偷着将垫子扔在后面,也还不大要紧,可是现在却不这样,各脚拜起以后,都把垫子大扔而特扔得竟比人还高几尺,且是团团乱转,简直成了一种身段了。实在是笑话,怎么怪大家都说闲话呢!

 

 我盼望各演员以后仍照旧规矩,人人穿为演剧特备的鞋,那不但台毯不至踩脏,于全剧也显着齐整精神得多,用垫子的人风气自然可以取消。退一步说,就是万不得已必须用垫子时,也最好如从前暗中一掷,使观众不大理会,这样虽不能说完美,但比起现在就要好多了。不过,我相信若警区将街道修理干净,后台的设备完全,管理的得法,就绝对可以取消用垫子了。

 

监场人跟着裹乱

 

 中国戏本与西洋戏不同,西洋戏是分幕,把背景布好再开幕,中国戏是分场,但一场连一场,不许间断,倘一间断,就叫冷场,算是戏中的大毛病。不但一出戏里不许冷场,就是两出戏交替间,也不许冷场,仍要奏乐,名叫换(亦名缓)锣鼓。既是一场连一场,当然没有另行布景的工夫(摆放桌椅也是布景的性质),所以一切布景均须当场明布,布景的人都要上台,这种布景的人就是监场人的起源。但是从前摆放桌椅,应该用监场人的时候,才用监场人;不该用的时候,便不用。比如《四郎探母》里公主说:“丫头搭座向前哪!”这时候就明明应该丫环来搬。戏词里像这种句子很多,如“家院看座”、“丫环看座”等,这时都应该扮家院、丫环的来搬。那什么时候应用监场人呢?举一个例子,比方《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定场白念完后说:“摆驾百花亭!”起来连走带唱,一绕场,便是到了百花亭。杨贵妃再坐这个椅子,便须监场人来搬,才能表明这是百花亭里的椅子;若仍用宫女来搬,意思就是宫女由宫中带来的椅子了,如此自然不合戏理,所以非用监场人不可。并且从前监场人上台,也有一定的时间,办完事就立刻进去,现在却不然了,无论什么时候搬椅子等事,都归监场人(只有《汾河湾》、《鸿鸾禧》、《杀狗》几出戏仍由脚色自搬,因其可以借此表情做身段也),搬完以后,也不进去,老在场上跟着裹乱。更兼现在好脚都自己带监场人,好脚一上场,他的监场人不管有事没事,也就跟着上莱,直到好脚进场,他才跟着进去,样子像是要借此表明:“瞧,我是好脚私用的监场人呢!”颇带些出风头的性质,惹得观众们都非常不满。

 

 我希望关于这点以后仍照旧规矩,都用演员自办。如实在不得已时,再用监场人;而且监场人办完以后,赶紧进场,这样台上自然清静整齐多了。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在场上饮茶

 

 在场上饮茶,本行人名叫“饮场”,因为演员不能随便上下(如《法门寺》宋巧姣一起唱工,贾贵便进去,但仍是脚儿偷懒,并非旧规矩这样),可是有时唱的工夫较大,所以非饮水不可。其实,有时按戏情在可能时未尝不可以明饮,又何必私饮呢?但按戏中的规矩一不许有写实的举动,却万万不许,不但在可能时不许饮茶,就是遇有请客,明说饮茶时,也不许喝。比如《打渔杀家》萧恩明说:“桂英儿,打茶来,为父解渴!”萧桂英也明明端上茶来敬父,但是只用一个空碗,不许真喝;假若去萧恩的脚色真渴了,需另行私自饮场,也须趁观众不理会的时候,偷饮一口,万不能大明光众地就喝茶。现在却不然了,无论什么时候,随便饮场,有时刚上场,唱得没有两句,他就饮场,好像这是一种光荣似的。这种毛病好脚更多。我尝见一坤伶唱《玉堂春》,跪在台前,傍边放着一把一尺多高的大茶壶,唱两句,便喝,一口。又有人说,上海某旦脚唱这出戏,面前摆着极精致的银茶壶、茶杯,并有小镜子、粉纸、胭脂等化妆品,都极精美,一边唱,一边擦粉纸。若如此,就越发不对了!又见些有名的武脚正在起打,架住刀枪的时候,他却来喝口茶,擦把脸,这更不合理了,敌人怎能那么听话?等着他擦脸时,恐怕早一枪把他刺死了。这种种可笑的情形,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反对。

 

 我希望以后各演员仍照旧规矩,在万不得已时偷饮一口,自然最好是不饮,仍要使台下不理会才对。从前老脚都说:“饮场是有准时候、准地方的,绝不能随意乱来!”所谓准时候、准地方,也就是戏情告一段落,使人不易理会的时间的意思。

 

 关于以上这些情形,梅剧团在美国演剧时,都照旧规矩办理,凡研究戏剧的人都能谅解,就是观众对这苦衷也很能了解。

 

 此外还有人议论说:戏园里人们喝茶、嗑瓜子、扔手巾把儿、闲话、小孩哭声等等非常嘈杂讨厌。这话自然令人抱以同情,但这与戏剧本身与演员无涉,这里就不必来议论它了。


(《梅兰芳游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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