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家坡》谈到编剧
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早年留学欧洲，曾涉猎外国戏剧。1912年在北京经常为梅兰芳的表演及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民国五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与李释戡等为梅兰芳编排新剧，齐为梅编创的时装、古装戏及改编的传统戏有二十余出。梅的几次出国演出，齐都协助策划，并随同出访日本与美国。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组成北平国剧学会，并建立国剧传习所，从事戏曲教育。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国剧画报》，搜集了许多珍贵戏曲史料，1962年病逝于台湾，著作被编纂为《齐如山全集》。
日前有几位友人来谈天，他们一定要问我《武家坡》即所谓《红鬃烈马》这出戏出自什么时候？哪一朝代？我说：“你这个问题极难回答，也极容易回答。所谓极难回答者，我非历史家，对于这段事迹也没有考究过。所谓极易回答者，首先你要知道，中国向来没有真正的历史戏。元明以来各种杂剧、传奇及以后各种戏剧中的事迹，当然见于历史的也不少，但是它绝对不会照历史中的情节规规矩矩来编，它不是利用原来情节把人名改换，便是用原来的人名把事迹变动。变动这也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照原文编出，但其中有坏的情节，怕得罪人；二种是想编一件新的事情，其中的情节，有关当时人的声名，也怕得罪人，乃设法在旧史中，觅一般相仿的情节来利用。如此则人名地名虽是旧的，而其中的事迹则是新的。此数百年来剧本中恒有之情形也。
马连良、王玉蓉之《武家坡》
此外还有一层，乃是我国编剧的特色，就是所谓如意化，编者不管实事，他爱怎么编，他就怎么编。例如窦娥本已死，他却把他编活了；伯道本无儿，他偏把他编有了。如此种种，难以尽述。不过此层，我在从前写的《国剧概论》中已经说过，兹不再赘。以上说的乃是南北曲时代，到了梆子腔的编法，这种情形就更厉害了。
《武家坡》这本戏本始自梆子腔，原名《薛八出》。皮簧班乃是由梆子腔之本子翻过来的，所以到现在《算粮》一场，魏虎之话白、唱工都仍用梆子气味。从前我也曾探询过这出戏的来源，彼时我认识的陕西人很少，有两位山西学界中人说，有人考究过，说这件事情当在五代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要说这段事迹，或经人传说，或见诸小说，则或者有之，但一定是什么年代则毫无可考。
周信芳之《算粮》
《武家坡》一戏，则确系由《汾河湾》演变而来，意思极简单，就是因为薛仁贵被张士贵欺压，后虽经皇帝明了，平反过来，把功劳归在薛仁贵身上，但张士贵仍为大臣，而薛仁贵的地位比他也不见得高贵。观众对此仍不满意，于是才又编出《武家坡》这本戏来，以魏虎影照张士贵，因薛仁贵之岳父嫌贫爱富，所以用王允来影照他；又因为元曲《薛仁贵荣归故里》杂剧，有将徐茂功的女儿赐与薛仁贵为妻一层，所以添上西凉招亲，以代战公主影照徐茂功之女。总之是虽然都照薛仁贵写，可是无论反面正面，其情形都要加重，兹试分着比较如下：
薛仁贵虽穷，不过只是与人家佣工；薛平贵则穷为乞丐。
薛仁贵娶的不过是乡村富户之女，薛平贵娶的则是宰相之女。
柳迎春看中薛仁贵，自然是能识英雄于穷困之中，但二人为主仆容易如愿；王宝钏识英雄于穷困之中，因是宰相之女，与乞丐势位悬殊，不易如愿，于是有神仙帮助。
薛仁贵之岳父虽嫌贫爱富，但把女婿二人赶出门去就完了；王允把女婿赶出去，还想谋害他。
张士贵不过想把薛仁贵的功劳据为己有而已，而魏虎不但强占薛平贵之功，且总想把他置之死地。
张士贵虽落了一个丢脸，但仍为大臣，并未革职；而魏虎则被斩而死。
薛仁贵成功之后，又娶宰相之女，自是很阔；而薛平贵乃娶公主为妻更阔。
薛仁贵立功之后，在南北曲中，加封为兵马大元帅。梆子皮簧中，则封为平辽王，自是很阔。而薛平贵乃当了皇帝，更阔，真算阔副极点了。如此编法则编者才满意，而观众也就更满意了。以上乃山西两位先生所谈，我以为不但大有道理，且一定就是如此，后来又有几位陕西人谈及，他们说确系如此，并且说辞平贵到西凉之情节，乃是影照薛仁贵征东来的，连他的名姓也是如此。不过旧时有两样说法：一说应写平字，意思是与薛仁贵平等。一说应写凭字，意思是以薛仁贵为凭，又说是凭凌于薛仁贵之上。至于这些说法可靠与否，固不敢下断语，但薛平贵是影照薛仁贵，并且比薛仁贵更要扬眉吐气，那是毫无疑义的。以上这些论断，我虽然对此没什么实地的考查，但我深信，因为确系这些年来，梆子腔中的编剧认为这种编法，心中才痛快，他就这样编出来。彼时国民的思想程度大致都是如此，编剧的人认为痛快，大多数的观众也就认为痛快，所以也都欢迎。
（《齐如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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