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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锡武谈音配像:不以小眚掩大德

蒋锡武 梨園雜志 2022-07-30

蒋锡武

蒋锡武,1948年生,湖北武汉人。一级编剧。1985年毕业于湖北广播电视大学。现为武汉市艺术研究所副所长《艺坛》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表演学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京剧音配像工作,是近年来大家关心的话题,无论是唱戏的,还是看戏的,无论是充分肯定的,还是提出批评的,总之都有话说。在此我也想饶舌几句。

 

 无可讳言,京剧音配像,既然是工作,就会有不足,有问题。比如配像演员选择得是否恰当,就有值得斟酌的地方;而即或是当今最适于某戏的配演者,其所配出的还原程度如何,则更难免要打折扣。这当然是近于苛求了。总之,这些问题无论是客观上的因由,还是主观上的失误,都是我们这些“站着说话腰不疼”的局外人应当理解的,以至谅解的,因为小眚不掩大德;也就是说,比较京剧音配像的“大德”而言,这些都只是“小眚”。

 

 这种大德,首先是在于它合于了京剧的存在状态。不同的艺术,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其存在的状态不同。比如文学是以文字为媒介而存在的。像《红楼梦》,有纸张印刷,文字能存在,其作品也就能存在。至于是不是曹雪芹的亲笔则无关紧要,那是属于文物价值范畴的事。这就是说,文学的存在,在通过文字印刷后,其状态便是已然的了,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能流传下去,只要不断加印就是了。京剧就不同了,其存在则必须通过表演诉诸舞台才能实现。一出《贵妃醉酒》,有没有梅兰芳和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断演出,也就至关重要了。因为一旦停演,其事实上便不存在了。由此我们说,京剧作为舞台艺术,其存在状态是或然的,即或存在(演出状),或不存在(非演出状)。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当然,就京剧音配像的“音”和“像”来说,它有点特殊。

 

 由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录音先于录像面世,便造成了在此层面上的“音”的已然成为可能,“像”则连或然都谈不上。也许我们可以满足于仅仅听“音”,所谓“听戏”么。但京剧毕竟是视听艺术,单纯一“听”而了之,是不完整的。其实,广义的说,“听戏”就包括“看”,总不能闭着眼睛“听”一出杨小楼的《铁笼山》吧?过去京城老看客言必称“听戏”而偏不说“看戏”,不过是强调看玩意,而不在戏情,透着内行,并非全然不“看”。那么到了今天,以至往后,只有前辈们的“音”而无其“像”,难窥全豹,于新看客们岂不是天大的遗憾?自然,倘若没有录像技术的出现,那也是莫可若何的事;然而有幸的是,科学技术适逢其时地发展到有了录像的阶段,赶上了还有不少老艺术家的健在,从而使得一大批有“音”无“像”的老戏得以相“配”。在艺术和科技的关系上,我们常常批评后者对前者的戕害;然就成就一个戏的“音”“像”之全璧的意义上说,科技对艺术,又未尝不是一个福音。而其更进一步的意义则在于,它事实上是如同印刷文字保存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它用像带的录制,保存了一批极有可能失传的传统戏。


杨小楼之《铁笼山》

 

 京剧作为一种或然艺术,其具体作品,须得不断“复述”才能存在,数百部先贤们的“遗音”,因音配像而使这种“复述”成为可能,岂非是一桩功德无量之创举!此之所谓“大德”也。

 

 从具体方面看,则以下数端亦是可说的。

 

 比如它满足了新老京剧爱好者的看戏要求。对于见过当年这些老戏的老观众来说,是在“温故”,而在不曾见过这些戏的新观众来讲,无异于是“知新”。

 

 再比如它是学习京剧而致于普及京剧的途径。岁数长一些的京剧迷大都知道,过去京剧唱片,对于普及京剧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的。许多票友,包括后来成为专职演员的从业人上,不少是以听留声机为津梁的,以至被人们戏称为“留学生”。现今有了音配像,则更扩大了这种学习的范围,此亦为行内人尽知,逐亦出现“录老师”之说(即以京剧录像为老师)。当然,这种学习有其弊端是显见的。过去的“留学生”之说也罢,今天的“录老师”之称也好,其中隐寓的揶揄、讥讽,也正是基于此的一种批评。不过,有,聊胜于无,首先是入门,才有可能登堂入室;不然,深造也无从谈起。

 

 还有,一说到京剧的前途,人们总要祭起创新的大旗,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你拿什么去创新,亦即你有什么样的手段,斯事体大,不可不究。近一些年来有“纵向继承,横向借鉴”说,以为创新的法宝。在我看来,不少是长于“横向借鉴”,而短于“纵向继承”的。不要说外请的编导人员,就是从事京剧的人士,也不能不同于此。细想起来,也不能全怪他们,本来就知道的不多,会的则更少,你叫他如何继承?继承是需要资源的,倘无根少本,他就是一个有心人,也徒唤奈何的。京剧音配像,正提供了足资发掘的丰富资源,浸润其中,不但有助于调正创新的思路,而且其本身就拥有大量的手段,是大可或径取或借用的,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再者,从研究的角度说,音配像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对象资料。研究是离不开研究对象的,这一点人皆知之。因京剧研究的特殊性,我曾联系其他学科,说过这样的意见,即其实证的因素尤其缺乏,这无疑是十分不利于对京剧艺术的探赜索隐的。我们大概都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比较诸如文学、美术等领域的研究成就,京剧研究是有距离的,其关键便在于缺乏实存物。还可另举说的是,像在史学中,多年有“信古”与“疑古”的争论,根本即在于其主要是依据于文字记载的史书;待地下之实(文)物不断被发掘后,则“释古”之论更其张扬。这当然是因为“有物为证”的结果。所谓京剧的实证因素尤其缺乏,亦正在于如前所说,它是以表演来呈现的“或然”之物,有表演则存,无表演则亡。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文字将那些表演的具体过程记录下来,但这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记得朱家溍先生就说过记录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困难;随之,则读的人也实在不容易读懂这些文字,虽然也辅以不少照片,但究竟是静态的、分割的,难以连缀,终叫人不明所以。现在有了音配像,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虽则如上说,所配之像,由于水准的关系,还原之程度,或有欠缺,但其作为“活”的存在状态,是还原了的,是“活物”的呈现,其“文本”是完整的,这就克服了过去局部研究的缺憾,有了在总体上把握的可能。这自然也是音配像的“大德”之所在。这种研究不但可以是总体性的,而且还可以是多层面的。比如一出《失·空·斩》,就有马、谭、杨、奚包括高(李和曾)等多种版本,对其作横的比较研究,就是顺“理”而能成“章”的了。在纵的方面,像前有传统的《群英会》、《借东风》,后有新编的《赤壁之战》,是大可作一番勘比工作的,以权衡二者之间的优劣,从中找出得失,这无疑更是有价值的。

 

 兴音配像之举,其德政无庸多言,倒是如何深入发掘音配像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以彰显其功德,则是我们更当鼓与呼的。


(《中国京剧》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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