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戏不用改良吗？
今日推送之《旧戏不用改良吗？》录自《十日戏剧》1937年第5、6期，作者郑过宜。为民国时期著名剧评家。戏评文章见于《戏剧旬刊》、《十日戏剧》、《半月戏剧》、《戏迷传》等杂志及多种名演员专刊。
我在前几期本刊上，作了一篇《旧戏需要改良吗？》，意思是说旧戏无需改良。如今又以《旧戏不用改良吗？》标题，似乎与前说显相矛盾了，但天下那有不改而能良的事情，吾所为改良，是希望精益求精，并不是根本推翻，要另辟一条途径出来。改良虽同，而所以改良则不同也。可惜我现在心绪太坏，又兼事物纷烦，只好想着就说，不能把稿子整理一下，有条贯的写出，这是对于阅者是很抱歉的。
我以前说旧戏无须改良，是因为现在高唱改良者，对于旧戏太没常识了，他连“写意”的好处，都没有领略得到，还谈什么旧戏，还谈什么改良。难道将旧戏打倒，另外组织一个新的戏剧就算是改良吗？那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用说事实上办不到，试问眼前可有一位有魄力，有学识，有经验，有担当的人物，来肩此巨任？空言无补，完全是意气用事，而非研究讨论的态度也。总之他是不明白旧戏的真相，昧于“写意”和“像真”的意义。所以他觉得我们走路是很随便的，为什么到戏上便要讲求台步，骑舆本是代步的，为什么到戏上还要自己行动，诸如此类，不胜其疑惑。于是凡他所认为不合理而不满意的，便想铲除干净，而不知旧戏精神所托，不仅在此，斤斤在这上较量，意识已经够幼稚的了，何况要避免此点，便不成其为中国戏剧。倘要照外国戏剧的组织演出，不但舍己耘人，而且吾亦未见其能若旧戏之简便易行出。闻听人说，俄罗斯人看了中国戏剧，极端以为中国戏内之有检场，可以减少演员许多麻烦，所以梅兰芳在俄国唱过之后，俄国戏台上也添用检场的人丁，可见我国旧戏之在外人眼光之中，并不以他为不合情理而加非议。人家正在取法我们，而我们自己却事事去模仿外国，那有何必呢！
前两期，我也曾把“写意”的特长，写上一些，但自己看了，却嫌不很透澈。前天冯叔鸾君过我闲谈，畅论画理，极为精湛，我觉得他所说与旧戏有相互印证发明之处，特为写在下面，他说：“中国的画，是属于‘写意’的。所以画上无论草木鸟兽山水人物花卉楼阁，如要精密的测量他大小高低的差分，往往不能合度。譬如一幅山水画，岗峦起伏的上面，或画上一所楼台，或画上一个亭子，而楼台亭子里头，或再画上两个人对坐对弈，山凹之中，又再加上一些树木，临近视之，固然层次井然，但仔细一想，这些楼台亭子人物树木，距离如此之远，是否目力能及，而他却画得这样清楚。因为他是‘写意’的，所以不妨如此。中国画同西洋画，虽‘写意’、‘像真’画法不同，但各有工力，各有理致，一定要说中国画不及西洋画，那是谁也不敢强断的。”他虽说的是画，如果拿来譬喻戏剧，那再确当没有了。我国旧戏着重在“写意”，外国着重在“像真”。“写意”之不能“像真”，犹“像真”之难以“像真”。一定要说旧戏的“写意”，不及外国的“像真”来得真切，不但近于盲断，而亦太自菲薄矣。
冯叔鸾
我在这里，不能不想到欧阳予倩，予倩是有相当学识的人，而又在戏班里混了那末许多时候，现在予倩也算是维新的人物了，口口说要改良旧戏，而他所谓改良的效果，又在那里呢？以前他唱的几出红楼梦戏，有梅兰芳创例在先，固说不上是他改良。况且这几出《黛玉葬花》、《晴雯补裘》，于旧戏精神亦绝少补益，因为他在文明戏班里，较京戏为久，所以演出总多少带些文明戏的气味。这是以往之事，姑且不谈，就是现在他高谈改良旧戏，已有数年，而亦不见早就出有什么人材，编排出有什么戏剧，至于戏里改良的经纬更谈不到。我所晓得的，仅仅只有一出替前人反案的《潘金莲》戏却是不错，然而只此一点，就算是改良吗？真还不够。予倩在改良旧戏之中，可说是以为能“坐而言而起而行者”，而他所给大家看见的，不过如此。可见“言之匪艰，行之维艰”了。归根一句话，还是他对旧戏根本不坚实的缘故。予倩所已见之成绩，仅此为止，那些于旧戏毫无历练的，也在那里畅论改良旧戏，更不配了。
欧阳予倩之《潘金莲》
新近林老拙君，为《乐天集》编行特刊，向我讨了一篇稿子，事后送我一本特刊，我在里面，看见予倩所做的《个人兴趣与戏剧运动》。内中有几段话，却说得很对。他说：
南戏盛时，北曲的壁垒崩溃；二黄举起，昆曲的鼎祚告终；目下二簧戏又到了衰败的时期，时代之不饶人，于此可见。过去成了过去，是没有法子挽回的，然则旧戏就此完了吗？那也不然。所谓“穷则变”，目下正是因穷而变的时候，可是变好变坏，没有一定。平心而论，二簧戏就其特殊的形式，在表演技术上，实在有其独特的成就，好比封建旧家，尽管式微，其中佳木美荫，依然不朽。所以尽管话剧、电影、歌舞团，种种新东西与之竞雄争长，旧剧总还被许多观众在支持着。倘使我们能够完全接受这份遗产，利而用之，正好拆了古城的砖石，筑建新的壁垒，也未尝没有新的效果。
梅兰芳之《黛玉葬花》
昔人云：“自古无一定不变之法。”这话时说凡事以实用为贵，不必斤斤于泥古也，大者且然，戏剧更毋庸谈了，予倩以上所说的话，都很中肯，尤其是“目下正是因穷而变的时候，可是变好变坏，没有一定”两句话，更有深味。三四百年前，明魏良辅倡昆腔而夺北曲之席，这是因穷而变，变而得其“好”者。近百年内，徽班进京，几经融会贯通，遂成习见之京戏，这也是“因穷而变”，变而得其“好”者。姑舍远者不谈，就拿跟前来说，我们所看的京戏，但是究竟变好变坏，只有凭各人的眼光，去评判了。然亦可见戏剧时时刻刻在变，“复古”这两个字，是靠不住的。照现在的舆论形情，更有不得不“变”之势。我相信二十年以后，所见的京戏，也决非我们如今所见的京剧。不过要“变”成个什么样儿，那就不敢逆料了。“变”与“改良’，意义不同，就字面而言，“变”之为说，只是仅仅换个样儿而已；而“改良”云者，则一改之后，非良不可，像魏良辅之改北曲，京戏之改徽调，都可说是改而能良者。我所指的，一般人虽满口“改良”，而结果只知道“变”不知道“改良”，闹成“似驴似马，而又非驴非马”之讥。要是真的“因穷而变，改而能良”，那我又何必反对呢？
（《十日戏剧》1937年第1卷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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