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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京剧结尾质疑

吴小如 梨園雜志 2022-07-30

吴小如

吴小如(1922-2014),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安徽人,着名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先生的长子,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一位着名的京剧评论家、戏剧史家,着有《古典小说漫稿》、《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等。


 1949年以后,为了破除迷信,许多传统京剧中有关神鬼、星宿以及因果报应的情节都被删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觉悟大大提高,观众不会因戏曲中有鬼魂托梦、因果报应等情节便相信现实社会中真有神鬼。而社会上至今仍有一些愚昧无知者去烧香、修庙、求签、问卜,却未必是看了戏才受到的不良影响。


 即如京戏中的《乌盆记》、《铡判官》,虽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有谁会相信“丁丁当当盆儿鬼”能伸冤告状,包拯本人真有“日断阳,夜断阴”的神通呢!何况《白蛇传》、《西游记》,一直以神话姿态展现于舞台,逃过了屡遭禁演的灾难;而像《李陵碑》、《洪羊洞》、《杨排风打青龙》以及《九龙山》杨延昭给岳飞托梦传授“撒手锏”等,都被“戏改”专家们用“断鹤续凫”的办法硬把剧情删改得牵强附会,长期以扭曲的形态存活了下来。


谭富英《李陵碑》舞台照


 我则认为,《托兆》一折尽管不上杨七郎鬼魂,而杨令公父子却仍因亲人托梦而导致六郎回营打探,杨继业被困自尽,依旧离不开“天人感应”的思想背景。特别是“碰碑”一折原来的结尾,以苏武之神点化杨继业为过渡情节,终使这位忠臣勇将免遭被俘之厄而凛然殉国以全其节义,难道真比换上一位莫名其妙的“山中隐士”稀里糊涂地收去了杨继业的宝刀,并让他所牧之羊说死就死等等欠通手法和情节更为逊色么?如果那位所谓的“隐士”乃辽邦奸细,则又成为“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败笔,杨继业是中了辽人圈套才死去的,岂不更加弄巧成拙?尤其不应删去的,是杨继业碰碑之后,应上辽将韩延寿。他一面安置令公尸,一面通报辽邦上级,这才与另一出戏孟良盗骨的剧情相呼应。如后面接演《调寇》,更不存在观众起堂收不住场的问题。我们如果真想“振兴京剧”,为什么不在这方面认真思考一下呢?

 

 从而我联想到全部《清风亭》的结尾。此戏最后一折是“雷殛张继保”,故原名《天雷报》。盖张继保因忘恩负义而不认养父母,逼使两位老人自尽,天理难容乃终遭雷殛死去。这个故事流传已久,清代学者焦循在其著作中便曾著录。半个世纪以来,为了破除迷信竟免张继保一死,看去像是“科学”了,却起到“灭天理,存人欲”的反作用,使观众心态反倒失去平衡。这里我想说明的是,“雷殛”一场,小生扮张继保应摘掉乌纱剥去袍服,头顶甩发,身穿红褶子(象征他是罪人,与陈世美被铡前扮相一样),跪在舞台中央,手托二百铜钱而死。中间还有小小噱头,即地保看到两贯铜钱,想伸手拿来据为已有;此时检场人在紧要当日洒出一道火光,说明钱上有电(这才是真正合乎科学呢)!于是地保叹道“不义之财,我也别要了!”这样处理方式,编剧人警世之意跃然观众眼前。这样收尾,岂不比让张继保心安理得打道回府更“有戏”么?现在不少戏都恢复“鬼魂”出场,难道就不能让张继保“死”一回么!


王又宸之《天雷报》

 

 附带说一句。程砚秋当年演出《荒山泪》,全剧结尾时是有虎形出场的(第一场以虎形“吊场”,首尾正相呼应)。两个公差一见,忙用公文遮拦,掩蔽身体。老虎见了公文,用鼻子嗅了嗅,竟夹着尾巴逃去,然后两名公差点明题旨,下场结束。这正是编剧人把“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做了形象化的处理,虽有悖实情却隐含深意。此一结尾已被删去多年,我常引为遗憾。最近听说张火丁在北京上演此戏,终于恢复了程先生当年演出本之旧,使结尾有了“戏”,我认为这是值得“表而出之”的。

 

 2003年岁次癸未立秋沪上作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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