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胜利声中与梅兰芳先生一席谈
今日推送之《在庆祝胜利声中与梅兰芳先生一席谈》出自1945年9月7日-9日的《文汇报》，作者陈浮。此文为抗战胜利后，梅先生接受《文汇报》采访的记录，不仅回忆了抗战期间如何同日本人与敌伪政府周旋，还提到了对话剧的看法、子女以及弟子程砚秋的近况。
中国抗战了八年，梅兰芳先生杜门谢客，沉默了八年。
“现在我们可以畅快地谈一谈，吐一口气了。”记者访见梅先生的那一天，是一个清新的，使人觉得轻飘和愉快的好天气。听着我的话他笑了，谦抑而从容，显然是充满了衷心的喜悦。
“现在好了，我们胜利了。”他说， “我憋了八年，你想想，八年是多久的时间。这一仗简直把人都打老了，我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啊。”
梅兰芳蓄须照
他说得那么动人，声音里洋溢着情感。说着用手一比，有意无意地摸了摸下颏。为他的话所吸引，我不觉迎面向着他：老吗？我看不出来。他依然潇洒，精神健旺，态度宁静，看不出有什么衰老的影子；头发梳得很光，穿着洁白的西装衬衫，整齐大方，恰如我们从画报上所习见的他的相片一样，留了年许的胡子是剃去了。
人们关心他这许多年来的生活，自然有许多人以为他过得十分舒适。提到这一点，他轻松地苦笑了一下。 “我这几年不唱戏，有些个人也许以为我有钱，可以不唱戏r，谁知道我怎么过来着。您知道，唱戏挣的多，可是开销大。不瞒你说，这些年也就是靠卖点东西来对付着。”他略略停顿，用手指着他的屋子： “这屋子虽然住了这些年，原来也就是临时的性质，就是这些家具，也全是凑合着随时买下的。”
我们坐着的是一间小客厅，陈设素朴而雅致，壁间字画极多，书架上是满满的西画。梅先生接着说下去， “八年不唱戏，这对我实在是一种很大的牺牲。”
我说，这很值得。艺术家有他的尊严，梅先生的牺牲无疑地替中国争了光，替“唱戏的”争了很大的面子，值得我们用庄严的笔来记述的。可是现在应该出山了，我告诉他，有多少人正在等待他演戏的消息：我问他是不是就有登台的意思？
“要的。”梅爽朗地说，又重复了一句： “我要唱的。”前几天费穆先生来，他也跟我说： “你应该出山了。演点什么，我来给你计划，咱们得计划点新的东西。”
“那好极了，几时演，决定了吗？”
“还没有。”他微笑着： “跟我接洽的人很多，可是我得好好计划一下。我一定唱的，哪怕是一次也得唱，要不然，我这八年的咬牙，就没有意思了。单为中国的胜利，我也得露一露。就是一点，非得有点意义的戏我不唱，希望你也能帮助我计划计划。”他神情极兴奋，说到这儿，妩媚地笑了： “荒疎了这许多年，我还不知道能唱不能唱。我相信我的嗓子还可以。从前练的时候久，忘是不会忘的。可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玩意儿要不练，就不行了。”
1945年10月10日，梅兰芳抗战胜利后首次登台，在上海兰心剧场演出《刺虎》剧照
我看他极有兴趣地摆动他的双手，那是一种有韵律的谐和的动作。我说： “你这么久没有练工夫吗？好像看见什么小报上说，你还是不断的吊嗓子？”
“哪儿敢吊嗓子！”他急切的，分辩似的说： “这儿四邻住着这么些人家，我要一吊嗓子，还得了！人准要说，梅兰芳在吊嗓子了，他就要唱戏了。我这几年尽告诉人，说我的嗓子坏了，不能再唱了。”
接着梅先生讲到他几年来苦心孤诣躲避烦扰的情形。
梅先生原来住在北平，那儿有一个极舒适的家。 “九·一八”事件爆发了，东北变色了，北平成了国防的第一线，他有了被“请”到关外去献艺的危险，于是他开始南迁。直到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他觉得上海呆不住，又逃到香港去，可是没有举家南渡的力量，所以他是一个人去的。炮火好像一直跟着他，香港终于也打起来了。
“那时候，我住在山上，干德道的一家公寓里。”梅说： “好家伙，那一次真危险！日本兵舰上的炮直往山上打，空气里全是炮弹飞过的声音，尖得怕人。大家只好躲在公寓里等死。不久仗打完了，危险过去了。——可是，真正的危险来了。”
他松了口气，深意地笑起来。
是的， “危险”真的来了。他深居简出，隐匿在公寓里，预备有机会向内地走，到桂林或是重庆去，可是不行，日本人终于发现了他。有一天公寓里来了一群日本兵，先查户籍表，然后指名要梅，他只好挺身出去。一个军曹好奇地打量着他： “你就是梅兰芳？”梅点点头。梅先生告诉我： “那时候我衣冠不整，胡子留得很长。说起来有趣，我的胡子不容易长，一留长了，不加修理，可又拉拉杂杂的像个病人。那军曹问我住在香港干什么，我说是为了养病，所以家眷全没来，就我一个人，寄住在朋友家里。他又问东问西，我只好对他客气，敬烟敬茶的敷衍了一阵，他才没得话说了。临走时他笑笑，说： ‘我看过你的戏，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儿呢。’你知道，二十年前我到日本演过戏，那军曹不过三十几岁，不怪他说看我戏的时候还是小孩儿。”
这以后不断的有日本兵去麻烦他，也还是问东问西，他们似乎都是震于梅的大名，抱着“长长见识”的目的而来的。梅先生有一句话说得极有意思： “香港到底是小地方，幸而没有我们的同胞在背后替日本人出主意，总算是我的运气。”
可是意外终于来了。梅的说话舒徐而有礼貌，使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可是他似乎不怎么善于用声音来装饰描摹说话的内容，说到下面的小故事，他用了许多细微的动作和表情：
“有一回，一个日本兵来找我，忽然对我招招手，说： ‘跟着我走。’哼，怎么了（他张大惊疑的眼）?我想着不妙，又不能抗拒，拿起帽子，对同伴说了句‘我走了’，算是告别。我默默的跟着他，从香港渡海过九龙，上船时那日本兵告诉车夫，车不要了。糟了（他幽默地笑笑），回不来了。后来他带我去见了矢崎——这个人您大概知道，不久以前他还在南京，好像还是伪方的‘最高军事顾问’；那时候他正在香港，管着‘民政’什么一类的事。他把我找了去，骇了我一身的汗，闹到归齐，原来他也是我的二十年前的观众。他问我为什么不在香港登台，我说嗓子坏了，是养病来的，所以不能演戏……（我紧张地看着他，急于要知道下文；他安慰似的，用轻松的语调告诉）还好，他还不怎么为难。我趁此机会说身体不好，急于想回上海，问他能不能替我弄飞机票？他答应了，后来我就是这么回上海的。”
这是梅没有想到的。——在香港他觉得危险，急于要离开；可是到了上海，更大的危机正等着他。
演剧家是一个“社会人”，他粉墨登场，万目睽睽，经常和广大的群众接触，常常成为群众崇拜的对象；可是一有问题，要隐匿起来就不容易，因为人人都认识他。香港沦陷，梅先生的计划是隐居一时，然后悄悄往里走，到桂林或是重庆，投入祖国的怀抱。计划失败，他回上海。可是糟了，不久报上就登了出来，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到了上海”了。
上海是个拿人不当人的地方，永远只记着自己，不知道怎么尊重别人，成全别人。梅的意志是打完仗以前决不露面，而这几年里面，却不断的有人包围他，要他出山。甚至有人要他唱什么“庆祝戏”。梅平静而悠闲地陈述了他对于这件事的意见： “他们要庆祝的，就是我们的耻辱；他们要笑的，我们该哭，我怎么能唱这个戏呢！”
可是怎么应付这些包围的人呢？
梅说： “我对他们客气。”好像告诫我似的，他善意地轩了轩眉， “跟他们硬来是不行的！招恼了他们，就不好办了，我总是说： ‘不行，先生，我的嗓子不成了，身子也坏，要上台准得砸。’还好，他们看看实在不成，也就算了。”
为了省麻烦，少枝节，他这三年来过着真正的隐遁生活，轻易不出门，轻易不见客。
他经常的消遣是作画： “这两年画了不少画（有点腼腆似地），还卖钱呢。”
梅兰芳之画作《春消息》
他绝少到公共地方，因为一给人发现，就要包围，弄得秩序大乱。他说他这几年只是看了好些话剧。梅对话剧似乎极感兴趣，他不知不觉说了许多。
他说： “好，话剧有意思。我觉得从话剧学到了许多，对我很有用处，”
他说： “有人以为话剧演的不过是日常的生活情形。我觉得好处就在这儿：它切近人生，平淡无奇，可是又有吸引人的力量，这就不容易。话剧叫人觉得亲切。”
他说到话剧和平剧表演方法的不同： “演话剧和演京戏，一样是在台上哭、笑……可是情形不同。京剧有一定的绳墨，工夫要深，一举一动都得按规矩，不然就要脱格，哪怕是一个写实的动作，写实也有程度的限制，超出限度，就觉得刺眼，不调和。话剧靠的是描摹，把平常的动作拿上台，虽然绝对自由，毫无限制，可是处处都经过琢磨，很有意思……你不知道，京戏的教法实在太死板了，死做死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靠学的人自己去揣摩。话剧的导演方法就好得多。”梅先生说的这一节话，极其亲切动人而有兴趣，说到京戏的动作，两手极自然地作出种种优美的姿式。我这儿记的也许有点失实，也许有点疏漏，这自然只好由记者负责了。
他还说，他很钦佩佐临、费穆导演的成功，在话剧演员中，他佩服石挥……
梅兰芳与石挥合影
他说起他的第三公子葆玖，似乎从心里发出一种安慰，说“这两年我倒是在这孩子身上很花了一点心血，请了一位教师在跟他教戏，我自己也教着他，已经能唱了。”
大的两位公子呢？“在贵阳，清华附中念书（他仿佛说，不预备让他们学戏了）。从前在香港读南华，是十二月八号以后才进去的，我不想让他们在上海念。”
梅先生显然有他自己的道德律：谦虚和易，不随便批评事物。听他说话的口气，我明白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上海这社会不是念书的地方，所以宁肯把孩子们送到遥远的后方去。我代他说了出来，他含蓄地笑着，却终于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我分明看见了他的父性的温爱。
最后记者问起隐居北平，躬耕于西山的程砚秋，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
梅很高兴地说： “好，这孩子不易！（他把身体从沙发上俯近一点，补充了一句）您知道，砚秋是我的学生呀。他也是有心胸的，一听见要唱什么‘庆祝戏’ ‘义务戏’，他总是先往天津一溜，躲起来不见人。可是因此得罪人，有一次在火车站上叫许多人围着打，有的用皮带抽。砚秋是会打拳的，用双手左挡右挡，两手都拉破了皮，幸好没伤着脸，不然可不用再唱戏了。”
程砚秋青龙桥务农照
临走我向梅要了一张相片，他签了字拿过来，先不把相片给我，问：
“美国特鲁曼总统宣布的胜利日，是九月二号不是？”
我说： “是的。”
他把相片递给我，指着签名底下的日期： “我倒填了日子。——三十四年九月二日，联合国胜利日，作为我们这一次谈话的纪念。”
（《文汇报》1945年9月7日-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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