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升：剧界革命党
今日推送之《刘鸿升：剧界革命党》录自《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作者波多野乾一（1890-1963），日本新闻记者、汉学家。《京剧二百年之历史》原名《支那剧及其名优》，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民国十五年鹿原学人译成中文，由上海大报馆出版，改今名。
一
谭鑫培之敌手中，贾洪林以失音而败，独留一刘鸿升，以近代无比之嗓音，殆将陷谭之垒，且其被一般人欢迎之处，刘却在谭之上。
刘鸿升字子余，号泽滨，京兆顺邑县人，本姓非刘，幼成护国寺西口外顺成小刀铺之徒弟，为主人刘廷修夫妇所爱，遂成养子，咽喉甚佳，卖物而出入于大街小巷，人莫不爱闻其呼声，彼绰名为“小刀刘”，顺成号之邻，有花脸穆凤山居焉，穆每早吊嗓，刘听而记之，久之能自歌唱，一日朝，刘歌《探阴山》，穆闻之大其叹赏，求与之友交，刘后之得入剧界者，穆凤山之推荐，与有力焉。
刘之戏癖，由是益高，商卖之余，出入票房，艺术渐进，养父母怒彼不理家业，屡加叱责，终无可如何，虽在店中服务，一闻胡琴之音，则何事不顾而唱焉歌焉，后娶胡姓女为妻，其癖依然不改，养父母因恨彼之恶癖而死，遂无所忌惮，各票房中，自由出入，惟西直斗内盘儿胡同翠庵票房，颇器重刘，常唱中轴戏，适延庆州招聘北京票友，彼亦参加，约定一日铜钱五十枚，彼之出现于舞台也，以此为嚆矢，得有相当之成绩，且由此时学谭剧如《洪羊洞》《李陵碑》等，与花脸戏，相间而唱，亦博得相当之喝采，他之票友，家道富裕者多，卖艺而欲求利者亦不少，到家业不振，不能不求速效，以冀名利双收，于是以友人之绍介，入于花脸常二庄门下，其初在同乐园之庆春班唱，当时之日给，为铜元三十枚，常为五十枚，其同班之名伶，对于刘伶，皆以白眼相加，独冯惠林一人，有先见之明，知刘将来有望，前途不可限量，大其注目，宠礼有加，刘以是不忘其恩，后之得成名伶者，皆冯之赐也。
刘鸿升之《李陵碑》
二
在庆春班（一说同春班）演唱之中，为彼第一次之好气运，即得与谭合演之机会是也，当时庆春班，因花脸缺乏，于戏目之分配上，甚为困难，冯惠林遂荐刘与谭合演，第一回之奏技，为《黄金台》伊立一角，第二回则演《李陵碑》之七郞，大得谭之褒美，给费增为五十枚，刘则声言非八十枚不干，事不谐而辍演，遂转入四喜班，受当时花脸第一人金秀山之指导，与老生白眉王九，同唱中轴，艺事大进。
据穆辰公《伶史》云，刘之得与谭相知者，因谭与金（秀山）之反拨关系，花脸第一之金秀山，与谭相持不下，且有凌驾之势，一日谭演《失街亭》，金应扮为司马懿，然届时不至，谭心焦急，无法可施，曰事已至此，无论谁何均可，班主荐刘继演，果然铢两悉称，相得益彰，谭遂要求班主加费，班主从之，鸿升之名，由是渐著。
刘在四喜班者年余，以副净李连仲之绍介，入于田际云经营之玉成班（天乐园即今之华乐园），该班在阜成门外阜成园演唱时，使刘演大轴戏，闻演八本《铡判官》等剧时，天乐座为之满云。
上海夏月恒，闻刘之名，托田际云转聘来沪，彼应之，出演于新舞台，以《牧虎关》出名，博得上海第一花面之令誉。
归京后，适值义和团事件勃发，八国联军，派兵入城，分别区域，以当警备之任，到之顺成小刀铺护国寺一带，恰为日本兵之守备区域，日本以安定人心之故，许其演剧，刘遂集合同志，创办一名日升园之草棚戏园，收容诸伶中之贫苦不堪者，而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亦造一此种草棚戏馆，谭等诸名等名伶演之，刘则奔走两方，合唱双演，然以荒淫无度，遂罹足疾。
三
既得恶疾之刘，一贫如洗，日日彷徨于母号寒妻啼饥之穷况中，终不得一救济之法，适票友时代之故人载阔亭，一日访刘至其家，目睹惨状，不胜同情，遂托从事蒙古贸易之巨商李豫臣，为一臂之助，李者富于侠气之男子也，欣然允诺，遂将刘之一家，迁移于北池子之自宅，不惜费用，延聘名医，自经杨仲五（郭仲衡之岳父）诊治后，病日快愈，渐能行动，彼感激李恩，遂拜为义父，据《伶史》云，俞菊笙亦怜彼不幸，颇有相当之资助。
因是彼之足疾渐瘳，以疗养故，赴于上海，求治于外国医师，得以全愈，终留一跛，以为毕生纪念，后则重理旧业，与青衣吴彩霞等，同入李春来所经理之春桂班，依然演唱花脸，但李则颇轻视之，亦不付月薪，却闻道刘之不是，且以叱责相加，刘无可如何，鸣不平于贵俊卿（票友出身之谭派老生）之仆黄某，黄遂规劝曰，汝仅唱花脸，故为李所轻，若兼唱老生，定可成功，诸尝试之，刘在票友时代，亦颇研究谭剧，自思改唱老生，或可为挽救之一法，一日遂请于李春来，先唱《空城计》，其高亮婉转，清脆流利，居然博得观众之喝采，续演一星期，犹不足慰观客之渴望，李春来大惊，四倍其月薪，然刘以改唱而得此成绩，觉归于北京，亦有把握，遂不顾李之挽留而归京。
改老生后，彼之运命，如顺风扬帆，来往北京天津上海而获巨利，但其傲慢之性质，与夫渔色之旧癖，屡莳物议之种，然因马齿加长，年事渐增，稍稍变易以前恶惯，当民国元年之际，大恢复其名誉，据广和楼而组织鸿庆社，邀请金秀山德珺如龚云甫九阵风朱幼芬等诸名伶，称为一时之盛，后在东安市场，建立中华舞台，为其大股东。
刘鸿升之《上天台》
谭鑫培死后之老生界，自顺序言之，当然刘为盟主，然彼艺不纯，屡被北京评剧家批评，不能确在剧坛执有牛耳，如堂会之中，时唱花脸，民国十年二月，出演于上海，以不受观客欢迎故，得急病而死（按为大舞台）。
四
刘之天赋歌喉，实有一鸣惊人之概，当在花脸时代，金秀山之雄浑，与刘之清刚，称为双绝，自成老生后，始以谭为宗，后因一己嗓音之高，研究汪桂芬，得有相当之成绩，至于晚年，张二奎之弟子刘景然，持故师之脚本而归于彼，由是而将《打宝瑶》等名剧，加入彼所得意之剧中。
于兹而举彼之杰作，如三斩中之《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无论谁何，皆知为彼之名剧，《斩黄袍》与《斩子》，以彼之嗓音，彼之扮相，可谓恰合分际，不许何人追随者也，至于《斩谡》，以有谭鑫培故，相形之下，未免刘有逊色，一探即《四郎探母》，足与王凤卿并称，《打宝瑶》者，酷似《斩黄袍》，如前所述，晚年由刘景然所得之剧，非其所特长，至若《拷打吉平》，亦系从刘而得，《李陵碑》一剧，世评亦佳，然以跛足故，不善为做，不得不输谭一筹矣，《完璧归赵》《骂杨广》等，孙菊仙以外，当然推彼，《敲骨求金》，扮为伯士风貌，唱工既佳，说白尤美，故颇受世欢迎，《取成都》者，以汪派戏而虽与王凤卿并驾齐驱，然有雅俗之别者，亦刘之无可如何也，夫同学汪派之两人，不免相形见绌，可以罕譬而喻，刘如西餐，王如好茶，刘则有被人饱腹之倾，王则其味虽苦，最后得博胜利，二人之技艺，大约此数语足以尽之矣，《上天台》者，为时慧宝之独舞台，然刘在世时，较时为优，刘之《斩子》与《斩黄袍》，以俗之一字，断送而去，至于《敲骨求金》与《上天台》，则北京评剧家，以无条件而褒美之，晚年堂会时，大抵彼演花脸戏，老生戏则唱《上天台》，此外有《金水桥》《御碑亭》《法场换子》《战北原》《鱼肠剑》《取帅印》《雪杯圆》《双狮图》等，又演老旦剧，如《滑油山》《赵州桥》等，均有名，花脸戏之《探阴山》《草桥关》等，晚年则常演之，然成绝响矣。
五
刘死时，名评剧家徐彬彬氏，有如下之批评：
鸿升初学黑头（大花脸）后改老生，崭然自树一帜，得力于黑头之嗓固不少，然嗓音偏而不圆之此，亦大受黑头之累，老生专尚中音，分别“尖”“炸”“脑”“鼻”“喉”诸音，得用于适宜之际，方为上选，鸿升之音，偏于高朗，足以悦耳而乏余韵，是其短处也，然清拔流利，行之以活气，故其《上天台》与《斩子》等，真有万玉争鸣，水流花开之致，不易得之才也。
鸿升之音，本为天赋，见称于伶隠（汪笑侬）同业之间，与谭音称为同列之处音，是形容其雄伟也，优越之处，在清亮劲脆，上天台“金钟响玉磬鸣”之六字，状鸿升之声而尤为巧合。若使彼最初学老生，则可平视汪桂芬孙菊仙，得与谭抗衡，惜由中道而成老生，嗓音受其影罄（黑头之音不拔）加之一举而受世欢迎，以为如是已足，不肯专心研究，然其磅礴雄劲，于汪谭孙以外，俨然自成一家，较诸徒以模仿他人为能事者，不啻鸡群一鹤。
腔调之花，以谭为最，刘则劲拔而有一往无前之概，但谭之花腔，以气行之，因地制宜，故无往而不妙，刘之腔则较谭简，未能尽音节之能事。
刘之艺能，以“打”之一事，求诸足跛之彼，未免过苛，不近情理，今分“唱”“做”“念”三种而誝之：
先言唱工，（一）嗓音之高俊清亮，自为其特长，（二）虽真力弥漫，气充词沛，然不善运用， （三）缺乏神韵，虽足高唱入云，发聋振瞆，然绕梁之音少，（四）声调之高，其弊也，遂无回翔之余地。
做工简率，受世批难，跛足痛腿，拙于台步身段，面无表情，缺陷颇多，然而有时为非常合乎剧情之表情，如《斩黄袍》高怀德斩韩龙后，垂头呆视之姿势，《斩子》见穆桂英而逃之际，《打宝瑶》描写柴世宗昏庸之时，非他人所得仿效者也。
念白具有相当工力，故亦长做白戏，如《敲骨求金》之“众生好度人难度宁度众生不度人”两句，声韵铿锵，结束有力，《喜封侯》之“太平自是将军定那有将军享太平”两语，慷慨激昂而沉痛，《审头刺汤》汤勤侃调之一段，庄谐兼备，一字一句，均见实力。
六
寒云公子，即袁世凯第二公子克文，在晶报上有《死矣刘鸿升》一题，而其批评如下：
鸿升原为花脸，声洪腔正，崇尚旧规，及改为老生，则俗伧而无一是处，鸿升虽云取法于谭，实则未能窥谭之门，谭腔千变万化，如神龙行空，然刘则仅赖高喉，一雅一俗，昭然而判，且刘以演花脸之关系上，无表情而不能表现喜怒哀乐，又以跛足故，直无身段之可言。
予质诸赞成刘派者，彼等仅以歌喉好答之，按所谓歌喉者，高则凌云，低则沉渊，阔则应如天海，细则应如毫毛，具此四长，始得谓为良材，鸿升之音，高则高矣，低则不能成声，阔狭尤不足，此可得谓为歌喉好乎，或曰然则所谓伶人之全材者，果有几人乎，汪谭高低皆宜，而谭则细而不能阔，汪则阔而不能细，非仅孙菊仙一人，完全相近乎，此亦有一理，然刘歌之俗，与其形之伧，所以终不及彼三人也，虽然通观南北台榭，除余叔岩王凤卿高庆奎三子外，有及刘之俗且伧者乎，鸿升今伶之杰哉，数年之间，坐致高名，梅兰芳以外，无人能敌彼之幸运者。
有署名少卿（即苏少卿）者，在《商报》（上海）上，题为《刘鸿升之死》，有如下之批评：
鸿升之死，意味其歌破剧坛之伶工，减少一人，毋宁为可喜之事，尽真正戏剧，一任诸歌喉佳之伶工，则不免失望，良由此等伶工，任声演戏，不积重真实之研究，故所特有之剧味，亦因而掩蔽以尽，鸿升者，其打坏派之选手哉，刘之歌喉，可谓“响喉”，不能谓为“佳喉”，有高音与细音，无细音与宏音，是其缺点也，凡无低音之伶工，决不能唱好剧者，古今之定论也。
（《京剧二百年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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