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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云馆主”杨慕兰：回忆我的戏剧生活
我本名杨景晖，字慕兰。自从以票友身份开始演唱京剧，不敢露真实姓名，就用“近云馆主”作为我的演出艺名，于是近云馆主便成为我的别署。
我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腊月二十二生于江苏无锡祖籍。父亲杨寿枬，字味云，别号苓泉居士。1900年他在家乡无锡参加经营业勤纱厂，这是他从事纺织业之始。1904年他由经营实业转处宦途，早年最初在清政府商部保惠司和度支部丞参上任行走，以后陆续升任财政处总办、盐政院参事、度支部参议。曾随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担任参赞，前后共作了八年清廷京官。民国建立后，我父亲又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天津长芦盐运使、总统府顾问、财政委员、山东财政厅长、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参议院议员等职，最后又同周学熙先生创办天津、唐山、卫辉等华新纱厂，出任全国棉业督办。1948年父亲病逝，终年81岁。
我父母生育子女六人，我行二。只有小妹晚云和我一样，爱好京戏和昆曲，她退休后参加了北京昆曲研习社和天津昆曲研究会。
近云馆主戏装照
少奶奶学戏
1904年，当我还在襁褓中时，便随父母到了北京，我父亲作京官，与他来往应酬的多是些官宦人家。我生活在这样优裕的生活环境里，从四岁起便由家人带着到戏园看戏，或到亲友家去听喜寿堂会戏，逐渐对戏剧和曲艺发生了兴趣。
八岁时，我们全家从北京搬到天津，十二岁时便经父母之命，把“终身大事”许给了周志厚，他是周学熙的四子。我父与周先生是多年好友，两家门当户对，二十一岁时我便成了周家的四少奶奶。一切家务活，由男女仆人分头去做，我每月从家里领到一定的月费，作为零用，过着丰衣足食的自在生活。
我从小在家馆读书，念的是《女儿经》和四书、五经等，再加以不断受到父亲的“庭训”，头脑里塞满了封建意识和旧道德，所以，我和志厚虽不是自主婚姻，但最初两人感情还是挺和谐的，彼此相安无事。五六年后，志厚分得了—笔家产，手里钱多了，吃喝玩乐，任意挥霍，结交了不少酒肉朋友。为此我俩常发生口角，后来他竟对我拳打脚踢，婆婆知道后，还说我不对。老太太的溺爱，使他越发有恃无恐。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只有忍气吞声，常常暗自饮泣。日久消化不良，胃病大发，长此以往，我岂不要让他气死？于是便自寻开心，到北京托人请了个说戏的师傅，借此消磨岁月，但这只能背着家里人，找借口出去。有时和家人一起去买东西，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转移别人的视线，比如，从这个门进去，从别的门溜出来，再转到我那秘密的学戏的地方。在学唱中，我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乐以忘忧，便更加迷恋京剧艺术了。
近云馆主与程伟如合演《坐宫》
博采众长
我在学戏过程中是非常认真的，为了学戏也破费过不少钱财，凡是有教于我的，均付予相当的报酬。所以说我学到的剧艺是用钱买来的。
我曾向老艺人律佩芳、郭际湘（艺名“老水仙花”）、魏莲芳学青衣花衫戏，他们向我传授了梅派戏《红线盗盒》、《霸王别姬》和《廉锦枫》，后来又受到梅先生的指点，我向姜妙香、徐斌寿、包丹庭三位先生学小生戏， 《雅观楼》是包先生说的， 《白门楼》《群英会》和《罗成叫关》是姜先生说的。刀马旦戏学自阎岚秋和朱桂芳，阎岚秋艺名“九阵风”，他演武旦戏，好以媚态出之，表现得格外花梢，朱桂芳为著名武旦朱文英之子，他继承父业，遵守绳墨，从不自作聪明，与阎岚秋相比，各有千秋，不分轩轾。我从他俩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还常出入王瑶卿先生家，王先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艺术家，有“通天教主”之称，四大名旦均曾向他问艺，他在表演上，能够突破成规，融青衣、花衫于一炉，又善创造新腔，特别是他表演的满族贵妇行止情态，令人叫绝。
此外，我还向童曼秋和马祥麟先生学过昆曲，向邱富棠先生学习武把子。我鼓起勇气学踩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吃了不少苦。
近云馆主之《大登殿》
有人曾问我学的是哪一派，我说我学的是传统京剧，不讲究什么派。我认为研究戏剧，不能单纯学某个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不能硬性地死学，要结合自己的条件，才能推陈出新。如果专以学某派来标榜，且自矜得意，这是进步的障碍。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创出了自己的戏路，并常以此鼓励向我学戏的人。
近云馆主
我第一次登台票戏，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北平新闻界有人出头举办抗战献机义务戏，在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国难当头，我岂能袖手旁观？便毅然决定参加义演，明知杯水车薪，聊以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情。
那天，大轴戏是凌霄汉阁主的《审头刺汤》，压轴便是我的《贺后骂殿》。这是我首次粉墨登场。我的婆家是个封建官僚家庭，家规很严，女人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尤其是青年妇女，更应谨守闺训，保持大家闺秀的风度，免得让人家小看。我背着家人学戏，如果他们知道我登台亮相可怎么得了呀？在戏单和海报上我没敢用真名，而是以“近云馆主”作为我的代号。
我这次登台很有意思，有四个第一：第一次使用“近云馆主”这个代号；《贺后骂殿》是我的第一个开蒙戏；第一次登台演唱；第一次参加演出义务戏。
我第二次登台票戏，是在北平珠市口开明戏院，也是一次义务戏。这次的戏码是与女票友雍竹君合演《玉堂春》，我演《起解》，大轴是她的《会审》。
通过参加这两次义演，初步有了点儿胆子，这个胆子鼓舞着我更加不知疲倦地钻研戏曲事业。
我家在平津两地全有住宅，为学戏方便，常住北平。“七七”事变后，我才从北平回到天津居住。首次在天津登台是在明星戏院（今和平影院），这也是一次义务戏，由老牌电影明星王元龙主办。他主演《连环套》，自饰窦尔敦，列在压轴，大轴是我的《玉堂春》（从“起解”到“会审”）。这是我与天津观众相见的开始。
组班挑大梁
几次登台后，我有了一点小名气，也就更有信心了。我不仅与别人同台合演，而且自己组班。在当时，以一个票友，特别是一个女票，敢于自己组班，独挑大梁，可以说我是独一份。我花费了不少钱，购置了戏装、台帐、桌围、椅披和“守旧”（戏曲演出时挂在舞台上用来隔开前后台的幕，幕上绣着与剧情无关的图案）。我请常少亭先生作管事。常先生原是荀慧生先生的留香社管事的，因我与荀先生相识，彼此有往来，在我独自组班时，所有组织班底和安排演出，便由常少亭代为操办一切。
为使演出生色，我常邀请些名角助演，以壮声势。我曾邀金少山同我合演《霸王别姬》；郝寿臣、侯喜瑞分别同我演过《十三妹》；朱桂芳同我演过《廉锦枫》；姜妙香同我合演过《玉堂春》、《十三妹》等；吴彩霞、李多奎、文亮臣、马富禄等诸位先生同我演过《探母回令》。晚年的时慧宝先生常与我班合作，有时他还贴演个人享名戏《戏迷传》，很有号召力。
近云馆主之《霸王别姬》
我生性好胜，喜多方面开拓戏路，既使个人大过戏瘾，又让观众换换口味。我曾同侯喜瑞演过两出反串戏，一出是《翠屏山》，我饰前部“吵家”的石秀，侯先生饰杨雄；另一出是《打面缸》，我饰张才，侯先生饰腊梅，观众反映说，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我除了参加演出义务戏和代人帮忙的“搭桌戏”外，还正式演营业戏。我不但不要戏份，还要自掏腰包，点缀一些“底包”和后台勤杂人员。这就是所谓的好者为乐、花钱买脸。因此当年平津两地一些戏院的“底包”老艺人，对我都颇有好感，大力支持我的演出并给予充分的合作，“谢谢周太太”之声，常响在我的耳边。
在天津，我常在法租界北洋戏院（今延安戏院）演出，租界里的华人巡捕多认识我。每逢我有演出，在戏院附近站岗的巡捕常追随我左右，或在后台照顾，名为保护，实际上是想捞点外快，每次演出结束我都拿出点零钱，分散给戏院附近值勤的巡捕、手枪队、消防队等人员。“现官不如现管”，要尽力把这些人打点好，以免出现不应有的麻烦。
由于偶然用近云馆主作为我演出的代号，近云馆主便逐渐有了名气，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名声，以后演出总用此名，而我的本名倒鲜为人知，直到今天也是知道近云馆主的人多，知道近云馆主就是我杨慕兰的人少。
而我的婆婆始终不知道“近云馆主”就是她的四儿媳。有一次可把我吓坏了，我婆婆知道近云馆主是位名票，很想去看看她的戏，我慌了手脚，忙对仆人说：“你们对老太太说，今天外边风太大，请老太太不要出门。”一阵花言巧语地哄劝，终于使老太太打消了此念头，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以后，为了蒙蔽老太太，我就在仆人身上下功夫，向他们“行贿”，买动他们作我的耳目，想方设法遮掩我在外边演戏的消息。老太太最终也未看到一出近云馆主的戏，也就不知道近云馆主为何许人也。
梅先生的风采
我曾向梅兰芳先生的得力助手姜妙香、魏莲芳、朱桂芳诸先生学过戏，自己组班出演时，又常约梅剧团的班底助演，因此有较多的机会与梅先生接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先生从香港回到上海，住在马思南路。当时我三弟景熥设宴招待梅先生，我也参加了。多年不见，我们兴奋地在一起探讨剧艺，梅先生还与我合拍一帧立身便装像，留作纪念，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梅兰芳与近云馆主合影
梅先生为人非常谦虚。一天，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昆曲《奇双会》，梅先生饰李桂枝，俞振飞饰赵宠，姜妙香饰李保童。三个角色的服装全是红色的，这天台上正面悬挂的“守旧”也是红色的，虽满台鲜艳，但有点“顺色”。散戏后我便向梅先生提出了我的看法，梅先生觉得我说得有理，便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到演临别纪念戏时，重演此剧，便换了一件白地绣花“守旧”，台面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突出了全着红色服装的李桂枝、赵宠、李保童三个主要剧中人物形象。
也是在这次演出期间，一天晚上，梅先生与刘连荣合演《霸王别姬》，跟包的带来虞姬穿的“跑鞋”，两只不是一双，到发觉时，梅先生就要上场了，跟包的急坏了，想回去拿，可时间又来不及了。当时我正在后台看梅先生扮装。他见跟包的神色紧张，便安慰他说：“不要着急，这不要紧，我把围裙往下落低一点儿不就行了吗？”梅先生就是这样，遇到别人给他做了不如意的事，他从不厚责于人，使人既能接受教训又受感动。
梅先生是位闻名国内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都存有一种神秘感。一次，梅先生光临澳门路我们周家，与我晤谈。当时澳门路附近有等座的三轮车工人，听说梅兰芳来了，马上蹬着车聚集在我家门前，欲一睹梅先生的风采。待梅先生告辞后出门时，门前已围拥了一大群人，梅先生见此情景，微笑着摘下帽子，频频向人们点头致意，谦逊之情，溢于言表。人们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梅先生。
梅先生对人很讲礼貌，在会见亲朋时总是穿戴整齐，虽在盛暑，也不脱去衬衣。客人告别，必亲自送到大门外，对自己的学生也不例外。
艺术名家荀慧生
我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位先生，全有半师半友的情谊，切磋剧艺，极为相得，其中尤以与荀先生交往更为频繁。一因常少亭给我组班管事，二因荀先生所收的女徒弟，多是我的干闺女。荀先生风趣地对我说：“周太太，咱们是亲家啊！”我与荀先生相识是在北京赵宅，当时他名噪南北，是老牌四大名旦之一。那时我二十几岁，正在北京学戏并参加票演。
他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没有高高在上、孤芳自赏“角儿”的派头，相反是给人以谦恭、和顺、平易近人的感觉。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在北京、天津、均不断接触，凡是他排演一出新戏，我总要去看，演完了戏，有时我们几位老友一块去吃夜宵。荀先生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艺术表演家，从剧情的穿插到唱腔的安排，以至表情，他都要一一询及。只要我们提出看法来，他认为是对的，在第二次演出时，马上就去改正。他常说：“一个演员必须倾听观众的评论，不断地改进，才能有所提高，假如一出戏唱不出个名堂来，一点滋味也没有，那观众是不愿看的。”他勇于改革，解放后，他第一个投身于戏曲改革，荀派名剧《红娘》，便是改革的结晶。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他正式拜一代绘画名家吴昌硕为师，又广为结交名流文士樊樊山、陈墨香、舒舍予、胡佩衡、陈半丁、徐燕荪、李苦禅等人。他攻读研究唐诗宋词和中国的山水画，并首先把绘画艺术融于京剧表演中。如在他竞选四大名旦的时候，他演的是《丹青引》，他饰女画家杨云友，其中有八句悠扬动听的西皮慢板，他边唱边画，一气呵成，慢板唱完，一幅山水条幅，也信手完成，观众赞叹不已，称之为“荀派一绝”。
近云馆主之《十三妹》
荀先生曾先后赠我四十余部剧本，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这不是我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国戏剧艺术无法估量的损失，每念及此，便不胜浩叹。
一丝不苟的姜妙香
姜妙香先生，原唱青衣，后改小生。从青年时就常与梅兰芳先生同台演出，后来辅佐梅先生演出，成为梅剧团的骨干。他不但能演戏，而且善画花卉，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好好先生。我向姜先生学过小生戏，当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的那天，我正在听姜先生说《群英会》，听到炮声，我们惶惶不安，急忙派人把姜先生送回家。在这以后，不论在天津，还是在北京，我们都有接触，在半师半友的气氛中，我不断地向姜先生请教，他总是很和气地予以指点。
我最钦佩的是，姜先生对观众对艺术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在演出中一丝不苟。比如演出前，必对所要演唱的戏，从头到尾小声哼一遍，即使是很熟的戏，也不例外。如果是一出生戏，在正式上场之前，一定要先走个过场，以免有所失误，他认为戏剧艺术无止境，对于自己所演出的戏，听到有人提意见，只要合理，便虚心接受，认真修改，即便是自己已经唱红了的戏，也要再加以修改，直到观众满意为止。
他为人平易，就是对自己的徒弟亦如此．没有人说他不好，因此他有“圣人”之称。
多才多艺的袁青云
我结识的小生演员，除了姜妙香先生外，还有一位是天津票友袁青云先生。他们二位是经我介绍认识的。由于周是小生行当，在一起切磋剧艺，特别是在创造新腔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也在与他们合演的过程中，受过不少教益。
近云馆主旗装
袁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票友，除小生戏外，还通晓其他生、旦、净、丑戏，又能拉得一手好胡琴，且能司鼓，可以说是一位文场通透的人材。华粹深教授曾为尚小云先生编一出《杨娥传》，唱腔便是袁先生精心设计的，可惜这出戏因故未正式演出。
姜妙香先生过去学唱的《叫关》、《小宴》、《射戟》、《监酒令》、《飞虎山》、《玉门关》、《孝感天》、《白门楼》等小生戏，全是按照“官中腔”唱，虽经徐兰沅和王少卿两位琴师给添新腔，袁先生感到仍有需改进的地方，他本着不以腔害字，不以腔害情的原则，再度为之加工润色，终于使这八出戏成为有名的“姜八出”。
袁先生曾在我所创办的云吟国剧社担任剧务指导，培养出不少人材。
云吟国剧社
1942年5月11日，我与袁青云先生在天津组织创立了云吟国剧社（当时称京剧为国剧），社址在惠中饭店旁华中里。办社的宗旨是研究京剧，陶冶性情，联络友谊。我自任社长，特聘请天津著名老票友刘叔度任名誉社长，袁青云和高海澄先生负责剧务。社友有来自各地的京剧专业演员，有爱好京剧的票友，男女老少，行当齐备。这些知音好友时常在一起探讨剧艺，或排演，我们这个云吟国剧社，形成一个戏剧人才荟萃，各路英豪云集的俱乐部，这种盛况，在其他票房是少有的。
我们平日的剧务括动，有精心的安排，严格的纪律。每晚五点到七点，进行研究和说戏，星期日晌排一次，按照预先商定的戏码，逐出地响排，备有场面伴奏人员，就像在舞台上演出一样。如有迟到者，影响了响排，要受到批评，或令其停止响排。我们对社员要求很严，宛如一个小型的科班，在它存在的二十四年里，培养了不少京剧人材，他们有的参加剧团成了正式演员，有的在戏校当了教师。如给荀慧生打鼓的刘耀曾、给张学津操琴的王鹤云、天津京剧三团的杜忠、在中国京剧院担任场面伴奏的周世麟、为人们所熟悉的女花脸齐啸云、云南京剧团的青衣王小盈、在天津戏校任教的孟宪蓉、葛小林等，全是出身于我们这个云吟国剧社。
云吟国剧社文武场面合影
我们的云吟国剧社，主要的宗旨是发扬京剧艺术，培养后继人材，为此，我在对学员传授时，强调保住京剧的特点，京剧的特点是念白讲究“上口”和尖团，这是京剧的一门艺术。京剧的台词，是以字成文，如果不讲究上口、尖团，一张嘴完全是京腔，忽略了湖广韵，这就欠考究了。
唱戏嘛，必须有个好嗓子，可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以声宣意，以歌咏言，表达出剧中人的内心情感，这样才能声情并茂，感染观众。这是我们在教授学员中刻意注意的一点，对场面上伴奏的教学，强调伴奏者，特别是拉胡琴的必须与演员配合好。善操琴者，必随着剧情的变化，与剧中人的表演要吻合，不能只为自己要好，不顾及场合，一味地“要菜”，把凄凉带到激昂，把忧愁带到喜悦，破坏了舞台气氛。
初演现代戏
中国传统京剧的情节，多是表现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的兴衰交替和描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解放后，记得大约是六十年代初吧，我尝试着穿上现代服装，表演一些当代人，当时已七十高龄的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家周信芳（艺名“麒麟童”）先生，在上海编排并主演了一出现代戏《杨立贝》，并呼吁老演员和名演员带头编演现代戏。在周先生老当益壮精神鼓舞下，我毅然参加了排演现代戏的行列，在《白毛女》中饰黄母，在《六号门》中饰胡二妻，在《沙家浜》中饰沙奶奶，在《红嫂》中饰红嫂。我饰演的黄母居然获得好评，这是出乎我的预料的。
近云馆主与高玉倩合影
天津革新剧团的演员，为了排演《沙家浜》，还到我们剧社来学习这出戏。内行向外行学习，这是我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暮年心怀
我所创办的云吟国剧社，到1966年，使无声无息地解散了。在十年浩劫中，我被剥夺了研究戏曲的权利，几十年来积存的有关戏曲文物、史料和自置的行头也荡然无存，不知去向。对此我很不理解，可又无可奈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为我落实了政策，我有了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便又开始了戏曲研究工作，晚年还增添了对昆曲的兴趣。
我除了参加天津曲友们组织的昆曲演出，还在自己的寓所成立了一个昆曲研究小组，有刘楚青、熊履方、袁青云、曹天受等老先生参加，每周五下午三点至五点都到我这儿来活动。我一面温习旧曲，一面又新学了《扈家庄》和《拾画叫画》等几折，挖掘传统剧目，努力为振兴昆曲做出个人的贡献。（刘炎臣笔录整理）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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