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为什么要少说"厉害了我的国"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原题“强国与危机意识”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危机意识也最深重。

日本危机意识也很深重，但与美国不同。日本是岛国，国土四面环水，面积狭窄，又多发地震，比起美国，人口数量与国土面积之比，差之千里。此外，日本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即使农业资源，比起美国，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与其立国所处的自然条件关系甚大。以色列国危机意识也很深重，但与美国不同。以色列，除了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几乎一无所有，甚至缺少生存必需品，水。更不用说复国后的以色列，“强敌”环伺，民众睡安稳觉的条件都没有。以色列国的危机意识，真可说其来有自，人们理解起来并不难。

可比起日本，以色列，美国在所有引起两国危机意识的内外部条件，都不知好上多少倍。美国国土面积、自然资源等，均列世界前三；人口不多不少，三亿；它是巨大大陆最大的一块，又远离传统的冲突中心，国家安全度远高于同等体量的印度和中国，甚至俄罗斯；论财富、军事力量等人为硬条件，均世界排名第一；论文化软实力，美国也不弱于任何大小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综合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危机意识不仅比所有大国深重得多，甚至日本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也无法比拟。何以至此？

有机会看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读者，印象最深的，恐怕是难得看到一条“正面”消息。许多媒体像是跟好人好事过不去，专事报道负面新闻。就是地方媒体，应该以社区和谐为要务了吧，可主要新闻，不是某人惹上官司，就是谁家丢了小孩，要不就连环凶杀案，等等，总之没好。没机会看美国电视节目的读者，或许能看到比如HBO这样的普通电视台，里面播放的电影，多数跟坏人坏事有关。讲昨天、今天故事的，多数如此，讲未来故事的，——大量讲未来故事的，不是危机四伏，就是遍地坏人，——结局另当别论，千篇一律，好人打败坏人，正义战胜邪恶。

再看美国人写的严肃书籍，只要讲历史、时政，负面描写的多，正面的少。亨廷顿、布热津斯基、卡特的书，读者都很熟悉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愤怒的葡萄》、《大进军》，也都是负面居多吧。像写《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这样的学者，比较少，但福山后来的作品，也还是回到正统悲观论调上来。上述各类作品充满危机意识，使用包括警觉，提醒，呼吁，告诫，预言，沉默甚至诅咒等等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像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大家要将好日子当坏日子过，要有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的强弱，是检验一个国家包括国民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危机中不仅诞生强国富国，也是强国富国得以持续其位势的法宝。温柔富贵乡，是强国富国的地狱，成吉思汗的元帝国，败在中原硕大无比的床上；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是一切实现民富国强努力的黑暗陷阱，历史上许多帝国崩溃的轰鸣声，声犹在耳。

从立国那天起，美国统治精英们便如履薄冰，平头百姓生活过得也是战战兢兢。华盛顿总统八年任职下来，奠定了年轻国家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基础，可告别演说，仍语重心长地提醒继任者和国民，美国困难重重，要处处小心。二百多年后，布什总统向退伍军人发表演说时，历数的不是二战来美国种种“值得荣耀的胜利”，而是面临数不清的危险和考验。美国精英集团懂得全体国民的危机意识与国家强盛的关系，他们知道好日子的奥妙，政治的真谛。说穿了，外人所能看到的美国外在之种种，都不过源于民众和政府的危机意识。不理解这一点，便很难说看透了美国。

历史上的俄国，彼得大帝危机意识最强，他将俄国带出中世纪，短时间国力超过大多数列强。彼得短寿，好景不长。此后三百年，历代君主从无彼得大帝的危机意识，俄罗斯偶尔强盛，也是外强中干，始终不具持续强盛的能力。近代中国，尽管国家屡遭分裂、瓜分危险，但几代君主，谁真着过急？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共崛起，与党上下充满危机感密不可分；改革开放打开局面，首先应归于全民危机意识的空前提高。

整个中国，今天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全体国民怎可不时时保持紧迫感、危机意识，而显得稍有成就便沾沾自喜起来，大谈“北京共识”、“和平崛起”？中国一百余年来“底子薄、基础差”局面还没彻底改观，国民言谈举止中便有一股子气吞山河、“老子也可做天下第一”的劲头，从何所起哪。

不要讳言，在国民危机意识方面，日本、以色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美国人更是中国人的好老师，——好日子是从危机感中过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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