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他们，真诚、恐惧和爱（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

77岁的周继发哭了。

“心里不好受，没钱，挣不来钱。”

嵌在面部的皱纹，因为抽泣而显得愈发深刻。

周继发生于1944年，由于贫穷，有时借住在熟人处，或者是，露宿在桥洞下，平时以做零散工为主，早年间，曾通过熟人「交朋友」，

“他们都站在公共厕所里，也不上厕所，看对眼了，就到里面去‘玩’。”

周继发是来取艾滋病复查结果的。年初时，他和别人「玩过」。

见到周继发呜咽起来，张燕连忙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

专业训练让她冷静又克制。自愿咨询、定期随访、采样检测和宣传教育，在深圳红丝带中心供职的17年时间里，今年42岁的张燕与上万例艾滋病病例打过交道。

位于深圳市疾控中心转角处的红丝带中心

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发病例中，首次检出平均年龄为35.2岁，其中最大80岁，最小12岁；男性占91.2%，女性占8.8%。

按传播途径分析，经性传播高达99.5%，其中同性传播61.0%，异性传播38.5%。

同时，深圳的艾滋病人的治疗覆盖率达到94%，治疗成功率98.8%，位居全国前列。

在深圳，像张燕一样专职从事艾滋病防控工作的公共卫生医生不足50人。

但在他们身后——市民、志愿者、社会组织、医院、企业、多部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艾滋病防控的队伍中来，与他们并肩同行。

是这样一群「艾防人」，正在阻止艾滋病的传播。

“我才不去做检测，丢人现眼”

11月的深圳，气温凉爽。

晚上9点，公园里，大声公放着舞曲，成群结队的中年男女，踩着鼓点，摇曳生姿。

在另一隅，月色朦胧，街灯微弱，三三两两的男性或牵手，或拥抱，或交谈，音乐从远处飘来，歌词里唱着「夜夜多欢喜」。

这里是圈内公认的男同性恋交友、约会据点。

“我才不去做检测，丢人现眼。”

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大声说道。

他靠着树干，将安全套和润滑油揣进兜里，却让「免费做HIV检测」的劝说尴尬地凝固在了半空中。

在他身后，另一名男性坐在马路牙子上，顺手将名片扔在了草丛里。

名片上写着：自愿、免费、不记实名、保护隐私HIV、梅毒、丙肝检测服务。

晓益笑笑走开了，对此，他早已见怪不怪。

2017年，18岁的晓益成为深圳258彩虹工作组（以下简称“258”）的志愿者。

• 每周三、周日，他在松园大楼值班，讲解知识、安排检测；

• 每月中的一天，他在公园派发安全套和润滑油，鼓励男同性恋进行检测。

晓益身材瘦削，话音轻快，面容年轻，但却十分老道，有着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

“帅哥，要套吗？免费的哦。”

“有时间上我们办公室坐坐啊～带上朋友一起来做检测。”

图文无关，图源：fabiaoqing.com

同为同性恋，晓益深谙群体的特点，「见不得光」「熟人介绍」「要有安全感」，因此，在推广HIV检测时，他会使用更容易被接纳的话术。

晚上10点，400个安全套和润滑油都发完了，但愿意检测的人却屈指可数。

“大家还是很排斥这个病，觉得这件事很丑。”

在258，像晓益一样的志愿者超400个，绝大部分都是男同性恋。

宣传、检测，他们是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最前端的触角」。

即便承担着「打头阵」的重担，晓益从不称呼自己为「艾防人」，

“这个词太大了”，

而说起最初做艾滋病宣传的理由，他总直爽地说，

“为了看帅哥呗！”

他的家里塞满了安全套

凌晨1点，位于罗湖区的「同志」酒吧正活跃。

红绿灯光射在四周，光怪陆离，音乐撞击着耳膜。

墙上挂着挑逗性的海报，令人心跳加速。

在场内，人们随着音浪，在舞池里摇摆，如梦似幻。

而在另一侧的包房里，试管、手套、采血针，33岁的蔡医生和61岁的冷医生——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端坐着。

他们期盼人们在欢乐之余，能够走进来，做检测。

狂欢舞池的旁边，是一个可以进行免费HIV检测的包房

这看起来甚是魔幻的场景，实际上，却花费了巨大的努力。

“没有258的熟人带，疾控人员根本进不来这些酒吧。”卡其说。

他是258的创始人。

2000年，26岁的义工卡其成立了深圳258彩虹工作组，取谐音「爱我吧」，专为男同性恋提供服务。

每周，卡其都会在酒吧、公园派发安全套、润滑油、手册。

一开始，没钱，于是，家里成了临时仓库。

床底、柜子上、阳台、厨房、厕所，都塞满了一箱箱安全套。

后来，他干脆用1/3的工资租办公室，自己刷墙，找电工装灯。

2006年，258协助市疾控，估算全市男同性恋群体总数。

周六晚11点，两大巴258志愿者，奔波于罗湖、福田的10个「同志」酒吧，每个酒吧分配5～6名志愿者，为在场的人发放一条性感的内裤作为标记物，3个月之后，再来酒吧收集数据。

虽不是公卫医生，卡其却是名副其实的「艾防人」。

凭借其人际网络，卡其在全市做过至少3次大规模的男同性恋人群数据采集。

如今，这些数据仍旧是深圳市进行人群统计分析的重要依据。

//左右滑动查看，在酒吧派发安全套，不到两小时，十余个盒子都“清空”了

目前，在深圳，同性性传播依旧是艾滋病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报告病例以20～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

截至目前，经男男同性传播病例在深圳当年新报告病例和累计现存活病例中，所占比例都超过了6成，远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

“想为男同性恋群体建立起健康、安全的交友环境”，卡其说。

在公园派发的258名片上，背后写着：

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健康同行。

//左右滑动查看，深圳258彩虹工作组名片

“你离我远点”

周继发是幸运的，他的结果是阴性。

临走前，张燕给周继发塞了满满一袋子生活用品。

周继发走到门口，突然顿了顿说，

“谢谢你，张医生，再见！”

张燕知道，「谢谢你」是这位落魄潦倒的老人能给予的最为厚重的礼物。

这些年来，作为「艾防人」，她听过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更让她感慨地是，眼前的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图文无关，图源：fabiaoqing.com

2004年，25岁的张燕来到市疾控。

“当时就挺好奇的，真的有这么多艾滋病病人吗？”

于是，凭借着热情和爱心，张燕作为艾滋病随访人员，在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的对外服务窗口——深圳红丝带中心扎下了根。

但是，随后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张燕的想象。

“当时极端的事情特别多。”

躺在办公室门口不走的，下班了在路上跟着的，要拿牙签扎人的，甚至威胁要打人的……这些年来碰见的事，全被张燕轻描淡写地倾泻而出。

有一次，一位病人找到张燕说没药吃了，张燕无奈地说，

“我们单位没有抗病毒治疗的药物，但是我们会和您一起想办法。”

病人一听，却激动起来，把张燕逼到一个角落里，一只手拦着人，一只手拦着路，一边发牢骚，一边往她脸上喷口水。

张燕不晓得该怎么办，不敢动，也不敢擦脸上的口水，只好一直说，

“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最后，不知是病人说累了，还是选择相信了张燕，被围堵了1小时后，张燕终于「被放走了」。

更有一次，张燕下班回家，三个吸毒的人正在路边蹲着。

三人一开口就是要钱，手上晃着两支注射器，

“医生，我手上没有钱，你能不能帮我下，你看，我今天带了两支注射器过来”。

张燕一瞧，吓得拔腿就跑，一边哭一边往前跑，幸亏碰见了同事开车经过，这才解救了张燕。

“早些年的时候，报警都没用。警察知道抓的是艾滋病患者，自己也害怕，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集中关押条件，回过头来还找你疾控的帮忙呢。”张燕说。

虽有极端情况，但更多时候，张燕同情病人的处境。

第一次进行阳性告知时，病人哭，她也跟着哭。

有一次需对10个病人进行阳性告知，她那天的心情「上班如上坟」，埋怨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么让人难过的工作。

有时，半夜两三点接到病人要自杀的电话，她生怕病人做「傻事」，会花上两三个小时去劝解。

病人知道张燕难做，所以，常开她玩笑。

一次，她去食堂给病人打包饭菜，病人说，

“医生，再来瓶可乐吧！”

更让张燕哭笑不得的是，一位病人说，「等会有专车来接他」，结果张燕一看，是一辆120。

张燕知道，病人不容易，

“别说病人被歧视，我都被歧视。别人说，你做艾滋病的，离我远点！”

那时，亲戚、朋友在知道张燕的工作内容后，都纷纷远离张燕，

“天下那么多碗饭你不吃，你偏吃这一碗？”

她一听，委屈地哭了。

张燕不是没想过放弃，

“我去任何一家医院找份工作，工资都比现在的高，还不用面对这么多负能量。”

但一场误诊，让张燕改变了心意。

2008年，张燕去医院检查，被告知癌症晚期，只有半年到一年时间。

当时，张燕握着诊断书，坐在走廊的凳子上，傻傻呆呆地，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她心想，

“还不如得个艾滋病呢，那还能活个二三十年。”

在发现是误诊后，张燕先去看了心理医生，又去看了《勇者曼德拉自传》，最后跑去了西藏。

西北的蓝天白云和随处可见的免费风景，都让张燕感到无比的放松。

“那一段人生像是黎明前的黑暗，你已经扛住了，往前走就是希望。”

图文无关，图源：giphy.com

重新回到岗位上，张燕更能理解艾滋病患者对于活下去的渴望，

“人在极端情况下，是很难顾及别人的，在生死面前，没有谁比谁更高尚”

她比以往更有力量。

如今，张燕常和病人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或是唠唠家常；在单位里，为艾滋病患儿举办募捐，帮孩子们淘到不少宝贝——书本、公仔、衣服、小家电、还有一床蚕丝被，

“那床蚕丝被五六百块钱呢！”

说到这些，张燕不禁眉开眼笑。

真诚和爱心换来了尊重和信赖。

• 有的病人坐上几个小时的车，只为当面跟她说声「活着真好」；

• 有对感染者夫妇的儿子结婚了，他俩特意从公明坐车过来，给全办公室送了喜糖；

• 还有的病人专门给她送来了自己种的植物，“喏，送你一朵大红花”。

2019年，张燕进行职称评定，三位评委惊讶地发现，居然有人做艾滋病防控工作做了这么久，还干了这么多的事。

在答辩结束后，他们特意找到张燕说，

“你以后就不要换工作了，一定要一直做下去。”

这番话一下子戳中了张燕的心坎，

“帮了这么多人，救了这么多人，还是挺有意义的吧。”

2021年，是张燕成为「艾防人」的第17个年头。

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里，她可能没有扮好妻子的角色，对于成为母亲也颇有遗憾，甚至差点连自己也丢了，但是，哭哭笑笑，她最终走了过来，并且还会一直走下去。

张燕的日常工作之一——接受咨询

对于张燕而言，人生千百面，「艾防人」是她最好的一面。

“这是被人嫌弃的地方，大家都绕着走”

毗邻口岸的春风路是深圳有名的「小香港」，餐馆、酒吧、娱乐城沿着道路依次排开，鳞次栉比的招牌，玲琅满目。

在灯红酒绿的气息中，一家门诊扎在其间。

它就是深圳市罗湖区的抗病毒治疗门诊，也叫罗湖爱心门诊。

在这里，HIV核酸阳性患者能获得免费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即鸡尾酒疗法。

常规方案是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拉米夫定片、依非韦伦片，三种药，一日一次。

资料图片，图源网络

这些药若是按原价购买，那并不便宜。

以拉米夫定片为例，每片规格为100mg，一个月吃30片，光这一种药就需要768元。

“在这里，这些药物治疗都是免费的，帮病人省了不少钱。”黄晶晶说。

黄晶晶是罗湖爱心门诊的护士。

她与一位医生、另一位护士，搭配成门诊里最为稳固的「铁三角」。

宣传、检测、随访、治疗，她们仨是艾滋病防控路径里的终端「艾防人」。

与造价不菲的治疗相比，罗湖爱心门诊却显得有些逼仄。

走进大门，10平米不到的办公室里，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相对而坐，再往里走，是5平米的治疗室，配1张抽血台。

倘若再进来俩人，这小小的门诊，就会被堵得水泄不通。

问诊时，常能听见隔壁的声音，因为中间这一堵「墙」，只是一层隔板。

//左右滑动查看，位于罗湖区春风路的爱心门诊

“是被人嫌弃的地方，大家都绕道走，”黄晶晶说。

刚开诊时，黄晶晶也害怕，曾在脑海里编排过无数戏剧性场面——血液不小心溅到自己、针扎错扎到自己、病人突然扑向自己。

但3年过去，这些想象只停留在脑海里。

平日里，再穷困的病人也会想方设法，往黄晶晶手里塞几个苹果，或者，趁人不注意，在办公桌上留一两瓶饮料，这是病人坚持要表达的感谢。

一次，一位病人前来取药，黄晶晶安抚他说，

“环境不好，让你们受委屈了”，

病人反倒说，

“是我让你们委屈了。”

听此，黄晶晶不禁掉了眼泪。

“艾滋病病人就算死，也不想让人知道这个病，因为，这个病会联想到行为。”

病人害怕被道德审判，黄晶晶也难以改变他人的态度，只能做好自己的本分。

她像家里热情的三姑六婆一样，给病人出主意，帮病人拉红线，听病人唠唠叨叨，

“病人不是坏人，他们只是生病了。”

在黄晶晶看来，干这一行，不仅需要爱心，还需要学会自我排解。

• 没有经费，那就「自筹」下午茶，“买份肠粉都挺满足的”；

• 没有大科室的热闹，那就分享各自的家乡美食，酿豆腐、肉丸子、麻辣鸡脚，吃起来也不亦乐乎。

正是这种热爱生活的劲儿，感染了不少来此治疗的人。

“所有人第一次进来这个门时，都很绝望，但当他们出去之后，反而觉得挺好的。”

黄晶晶略微自豪地说出这番话，仿佛能看到，在口罩之后，一张圆脸上的笑容。

心里的隐疾

“观念上的转变，真的好难”，

杨峥嵘叹了口气说道。

作为市疾控艾滋病防制所所长，「草根」出身和早年军事医学研究的经历让杨峥嵘形成了「不叫苦」的性格。

但过去14年在艾滋病防控上的经历，却让这位年近50岁的中年人一再感叹「好难」。

2008年，杨峥嵘检测出两名阳性感染者。这是一对夫妇。

彼时，免费的药物治疗还未对非深户开放。因被检出阳性，两口子丢了饭碗，没钱吃药，没多久，又回过头来求助。

杨峥嵘想破脑袋，争取到一个治疗名额。但面对这救命药，两口子非但不追究对错，反而，夫妻之间，相互谦让。这让杨峥嵘思考，

“病人被歧视了，找不到工作，没钱了，怎么生存？”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过去20多年里，市疾控艾防团队竭力试图打通艾滋病防控的各个环节——

• 联合各部门，为艾滋病病人争取社会支持和救助；

• 与医院协商，进一步优化艾滋病治疗流程，应治尽治，尽可能减免基础体检费用；

• 在社区 、学校推广自检试剂，探索能更好保护隐私的工作模式。

此外，艾防团队与各社会组织合作，接触各类隐密人群，宣传艾滋病知识，提高HIV检测率。

福田华富街道自检推广试点（进社区/酒店/娱乐场所）

但是，困难仍旧存在。

2020年，广东省各地民政部门上调了针对18岁以下HIV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费标准。

未成年感染者可向户籍地申请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经济补贴，直至成年。

政策出台后，杨峥嵘大呼「好事」，兴致勃勃地等了好几天，但却没有一个人来。

做了这么多，问题又绕了回来，杨峥嵘感到无助，

“观念不改变，悲剧一定源源不断。”

企业、学校、甚至医疗卫生系统内部，都弥漫着对艾滋病的偏见。

这导致人们不敢来检测、不敢来治疗、不敢领取应得的福利、甚至不敢对艾滋病多了解一些。

“大家觉得这种事很丢脸，仿佛和它沾上边就不道德似的。”

杨峥嵘不怕艾滋病，这无非是一种传染病。早年经历，让他见过比艾滋病更为恐怖的伤患，但是，社会对于艾滋病的不接纳却让他苦恼。

“身体上的病痛是可以医治的，但最怕心里的病痛。”

杨峥嵘说。

让艾滋病回归疾病

今年12月1日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其主题是：

终结不平等，终结艾滋病，终结大流行。

图源：中国疾控艾防中心

这句口号让杨峥嵘想起许多年前在罗湖东门的一个场景，深圳市中学生防艾联盟的两个学生扮作艾滋病患者，在身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我是艾滋病人，请给我一个拥抱。」

看到这个牌子，许多人便绕道走。最后，一位母亲出现了，1岁的孩子骑在她的背上，他俩走了过去，给了学生们一个拥抱，

“哥哥姐姐生病了，但你还是要和他们做朋友哦”，

母亲对孩子说道。

这一幕永久地留在了杨峥嵘心里。

美国学者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

「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思考。」

其含义在于，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直接地看待疾病。

阻止艾滋病的传播，重点是改变艾滋病患者生存的社区环境，让公众对艾滋病脱敏，减轻恐惧，停止道德联想，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如果有一天，你的邻居知道你得了艾滋病，不仅没有远离你，反而劝你赶紧去治疗。那就说明，我们「艾防人」的工作，成功了！” 

杨峥嵘说。

目前，在医学上，艾滋病尚未有有效疫苗，但在杨峥嵘看来，全民的知艾防艾，便是最好的社会疫苗。

（文中周继发、晓益、黄晶晶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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