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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越不自由,反而越有安全感?

张燕婷 上官文露读书会 202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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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燕婷丨主播:郭杰



  / Part 01 

安全感来自于不自由?


前些日子,因2017年发生的杭州保姆纵火案而为人关注的林生斌又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时隔四年,林生斌已然从伤痛中走出,组建的新家庭幸福美满,事业也因流量的加持而发展得顺风顺水。


这里不对他再做道德上的评判,只是想说一说那个在大火中丧生的女人、他的妻子朱小贞。因为舆论对林生斌有多谴责,对朱小贞就有多同情。


林生斌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妻子朱小贞的一路扶持。当他们的事业扶摇直上时,小贞则甘愿退居家庭,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相夫教子,做起了丈夫的贤内助。


为心爱的人付出本也是件幸福的事,只是如果这样的付出只是错付,那就可悲了。林生斌在妻子死后的种种作为,无疑让人替朱小贞惋惜,她引以为傲的婚姻都因这个男人的所作所为而化为泡影。她的牺牲,不值得。


都说婚姻是女人的避风港,很多能干的女性,也容易因婚姻和生育而驻守在婚姻的堡垒中,再不去经受外部世界的大风大浪。她们在婚姻的狭小天地里似乎获得了稳定,但也失去了自由。



波伏娃认为,“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逃避自由的女人,尽管缺失了主体性,却也算走了一条更加容易的路,因为这样就避免了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


女人用不自由换得了安全感,而现如今,安全感已然是一个人人渴望却又难以企及的状态。


面对社会的高度运转,房价不断走高,物价节节攀升,人民币不断贬值,以及学区房、就业难、工资低等一系列生存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不敢面对社会的重负,而选择了躲在安全的角落,寻求安全感。


有人通过努力继续求学,以获得进入社会的更高入场券;有人拼力考入体制内,毕生寻求稳定以抵御生活的风险;有人暂时躲在父母的羽翼中,暂缓就业,以啃老为缓兵之计;还有很多年轻人,选择了躺平,降低欲望来维持生计。


这种对于安全感的追求,是人们主动放逐自由而选择的。缺乏安全感的自由看似让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但这滋味其实并不好受。从某方面来说,自由意味着无所依傍,一个人要独自去面对那些个赤裸裸的不确定。



所以,那些在社会中跌跌撞撞的女子,尽管拥有很多自由的选择,却早早地躲入了婚姻的城堡中。而整个社会也都在以恐吓与规训的方式让其逃避自由,正如波伏娃所言,女人“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这滑下去的极乐便是以放弃自由为代价所寻求的安全感。


而那些缺乏目标的年轻人在离开校园,离开家人后,忽然跋涉于茫茫无际的社会中,会因自由而陷入巨大的无助中,不知道如何掌舵自己的人生航向,不愿承担社会带来的风险和责任,这令他感到恐惧。于是,很多学子不愿走出校园,不愿离开家庭,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从某方面来说,“不自由”何尝不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那些在校园里的学生,体制内的职员,婚姻内的女性,相对来说都处于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中。当人们剪断这根纽带以后,同时也打破了一个熟悉而又有些依赖的封闭世界,跨出这个世界后,人便会面对无边无际和充满威胁的新世界。


可是,自由明明是让人向往的,它何以成为一种威胁。


  / Part 02

你所谓的自由可能只是一种伪自由


对于自由的探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姆《逃避自由》可谓是别出心裁,这位哲学家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爱的艺术》和《占有还是存在》两部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观点总是新颖而独到,颇受读者欢迎。



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去分析人为何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又要逃避自由,这是因为,人类“朝个体化加深方向每迈出一步,新的不安全感对人们的威胁就更进一步”。这种不安全感与孤独感让人逃往集体中,人渴望自由却也难以自由。


个体化是人承受自由重负的一个显要理由,但个体化的追求分明也是人们的普遍诉求,历史上人们一次次掀起反对君权、反对神权的革命浪潮,便是为了打破权威,获得自由,在个体化的路上向前迈进。可面对自由,人们又纷纷去逃避自由。


一如现实中的我们,在青少年时期都渴望着远离父母,远离故乡,在浪漫诗意的想象中,一个人去独自远行,离开亲情的纠葛,在自己选择的自由中追求诗与远方,远方有什么,我们说不清楚,但自由的想象让其变得诗意盎然。但走入成年的灰色地带以后,朦胧诗意退去,更多的人寻求着稳定。而稳定,亦是一种对自由的逃避。


寻得稳定便主动离开自由,而那些没有寻得稳定的人,就真的自由了吗?事实上,那样的自由可能只是伪自由。


弗洛姆认为,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不由自主地跟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转而忙碌不休。在社会经济机器的运转过程中,人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架机器运行,沦为一个螺丝钉。当人为自身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沾沾自喜时,却不曾想自己也与这些物品疏离了,财产、房屋、汽车、企业、舆论等组成的世界成为了人的新主人,利益驱动了人们不停歇地奉承这个世界。


于是,人蜕变成了工具,“成了巨大经济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现代人信仰的对象是科学证实的东西,追求的言论自由是常识和公众舆论,崇尚的“努力”、“责任”、“良心”等品德是抑制自我的敌人,迷恋的审美和时尚是广告和资本运作的结果,接受的教育是杜绝思考的“知识型”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真实的自我进一步丧失,“社会自我”取代了“真实自我”。社会自我“基本上是由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组成的,实际上只是人的客观社会功能的主观伪装”。自我的缺失让人忘却思考,个人的情感也变得虚伪而矫情,人更加贪婪而冷漠,没有人情味,人被异化为物。


在市场经济中,雇主与雇员、商人与顾客的关系弥漫着漠不关心的精神,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呈现出工具精神和异化现象,通过博人欢心进而获取利益。人本身变为商品中的一部分。人与人变得越来越趋同。


越来越趋同的人就是所谓的“工具人”,“工具人”这个称谓充满了人对自我的调侃味道,人的作用如同工具一般,没有主动性与创造性,只是被动地去跟随社会机器运转,人异化为物。


卡夫卡的《变形记》便讲述了一个人被异化的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位旅行推销员,成年奔波在外,辛辛苦苦地支撑着一个家庭的开销,这也让他的家人们尊敬他。不过他某一天早上醒了,忽然变成了一个大甲虫,无法出去工作获得收入,他的家人一反常态,开始对他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他的父亲向他扔去苹果砸他,母亲害怕得晕厥过去,妹妹也开始厌弃他。可怜的格里高尔最后在痛苦和饥饿中死去了。


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引人深思。变形前的格里高尔其实已经没有自我地生活了,他生活的目的便是为了供养家人、还清债务,没有独立的个体意识,有的只是“公共的自我”。他依照社会和公共的需求不断地转动着,身上的个体性被社会性不断侵占,直到变形。


事实上,身体变不变型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精神早已变形,身体的变形只是更加引人注目罢了。身体的变形导致了他惨遭嫌弃,本来应该充满温馨的亲情变得面目全非,家人对他的冷漠表明了他的价值对他的家人来说只是社会的价值,一旦他的社会价值丧失,他的家人便对他的态度骤变。


不仅仅是格里高尔被异化,他的家人何尝没有被异化。正是因为他们自我的缺失,使他们的内心麻木不仁,他们的情感变得虚伪而冷漠,缺乏人情味。他们对格里高尔前后的态度便指明了这一点,亲情血缘关系的情感早已不在他们心中。



因此,即便人的社会性再重要,人的个体性都不应该丧失,否则人的情感也会被消磨殆尽。这表明人应该守护好自身的个体价值,而且在人际关系中尽量去发挥人的个体性的一面,从情感本身出发,遵从人与人的情感关系,而不是以社会性的视角去处理关系。


事实上,人的异化或者说是物化便是因为人对自由的逃避,逃避自由只会让人离人的本质越来越远。


  / Part 03 

人为什么要逃避自由?


不管是迫于社会的影响、生活的压力,还是因为惧怕孤独和恐惧,人们都在自动走向自由的反面,只是,这自由的反面,代价不小,会让人丧失自我,失去自身的价值。


一个完整的自我也是自由的基础,这个自我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自我的实现不仅要靠思想活动,而且要靠人全部人格的实现和积极表达其情感与理性潜能来完成。这些潜能人人都有,只有在表达出来时才成为真的。换句话说,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


这里的“人格的自发活动”便是“自我的自由活动”,它需要一个人既不压抑人性,也要具备理性。自由不是放纵,它需要人的自我约束,去遵守法律,维护自我的道德,不给别人带来伤害。但过度的抑制自我也是不自由的表现,因为人的情感部分也是需要去尊重的。



关于维护个人的价值上,不得不提到有一位经典的文学人物——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是俄国的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因此作品于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出生富贵却屡屡遭遇变故的日瓦戈医生是一位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他的有生之年遭遇了一系列变故,最让人深感无能为力的是他经历了一战、俄国革命和俄国内战等一系列战争,他的命运被社会历史深深地影响着。


日瓦戈医生不得不身处俄国革命和俄国内战的党派夹击中,却艰难地维护着个人价值与自由,他的力量看似那么微不足道,但他坚信个人秉持的真理原则。作品透露出这样的历史观:“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这让日瓦戈医生宁可忍受一生的动荡不安,也不接受任何对个性和自由的贬低和践踏。


这部作品也表明,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不等于仅仅是关心自己,而是意味着要尊重、爱护别人,特别是那些身处不幸境遇中的人。所以日瓦戈深深地爱着他的家人,无私地爱着遭遇人生之不幸的拉拉,冒险解救白军少年谢廖沙,帮助无家可归的乡村孩子瓦夏。这种爱的理念在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自传随笔中也有体现,“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爱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人”。



爱的理念也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提及的。他认为,爱是克服自由所带来恐惧和孤独的方法之一。“爱是此类自发性的最核心组成部分”,但要注意,“爱不是把自我完全消解在另一个人中的那种爱,也不是拥有另一个人的那种爱,而是在保存个人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的爱”。


此外,劳动是抵御孤独和恐惧的另一个方法,但这里的劳动不是为了逃避孤独的强迫劳动,“而是一种创造,人在创造活动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爱与劳动组成的自发活动“解决了自由与生俱来的根本矛盾——个性的诞生与孤独之痛苦”。


尽管寻找并坚持自我是一个艰难的路程,但没有自我的人便缺失了人的价值。弗洛姆通过爱和劳动抵御自由带来的恐惧和孤独,以建立人的自我价值。这里的爱不一定是找一个爱的人共同生活以抵御孤独,而是在与人建立的关系中要积极地实践爱的情感,这会让人的内心变得明媚。


至于劳动,是创造意义上的,其实是让人不妨大胆一些,去跟随自己的内心、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去生活,不要被社会的条条框框缚住了手脚,自己内心的诉求需要人闭上眼睛用心地聆听,它会告诉人答案。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梵高、贝多芬、马尔克斯、李白这样的天才,但却有权利去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即便在外人眼中它依旧普通,但兴趣会让平凡的生活充满惊喜与创造性。


弗洛姆说:“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自豪与幸福莫过于思考、感觉和说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生命的意义便在于拥有自我,尊重自我,维护自我的独一无二,实践人的自发活动,这也是人实现自由、摆脱孤独的唯一路径。


【本期话题】:你有想要远离自由的时刻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文作者简介

张燕婷,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


本文主播简介

郭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综艺主持系教授,在读博士。从事播音主持业务研究,曾发表过发表多篇论文。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神州夜航》、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主持人。

多次受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台、高等院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教育部等单位邀请讲授播音主持、领导干部口才、语言艺术、经典诵读等课程。

 


音频制作:上官文露声音工作室—昊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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