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杜兰特：罗马帝国的危机与戴克里先的经济政策

威尔•杜兰特（1885 - 1981）

在和平时代，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却面临经济萧条的难题，为了克服这种不景气并防止革命事件的发生，他以管理经济代替以往的供需律，保持金币固定的重量和纯度，以建立一个健全的币制——这种重量和纯度的标准在东罗马帝国一直保持到1453年。

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两者互为因果。罗马人的政治才能从未为意大利建立起健全的经济生活。或许，这狭窄的平原半岛未曾为意大利的远大目标提供足够的基础条件。

西西里、非洲和埃及价廉的谷物阻碍了罗马农作物的生产，大葡萄园的出产也无路销售。农民则抱怨过重的赋税耗尽了他们原本不安定的收入，使他们所剩无几，不足以修护排水装置及灌溉河渠，于是河道淤塞，遍地沼泽。疟疾的流行减少了罗马及其近郊平原的人口，广袤的沃土被改为住家，那些领地内的遥领地主们则尽量剥削劳力与利用土地，自己在城里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当乡村逐渐荒凉时，都市建筑事业与娱乐场所却大获其利。许多地主与自耕农放弃了农场，往城市求发展，使意大利大部分的农田变成那些懒散的奴隶所耕植的土地。

但是，后来因为1、2世纪的战争引起的饥荒，造成农奴数目的锐减以及农奴身价的提高，这种领地遂告荒废。为了引诱自由工人回到田地上工作，大地主们将他们的土地分割成若干部分，分租给那些耕种者，而地主只从佃农求取少数租金，或出产的1/10，并使佃农在地主私人的农庄或别墅中义务工作一段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地主发现解放奴隶使他们成为自耕农的收获更大。3世纪，由于受到城市革命以及外来的骚扰，地主们纷纷逃往自己的农庄，农庄的防御设备增强了，渐渐地演变成为中世纪的城堡。

由于奴隶的缺乏，使得自由工人在农业与工业上的地位一时大为提高。当富人的财富因为战争和政府而减少时，穷人的贫穷并未见改善。那时的工资约为20世纪初期美国工资的6%-11%，而物价则为33%。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些从穷人中招募的士兵时常加入攻击富人的斗争中，并且认为他们既为帝国服役，就有资格充公那些捐赠的钱，或更直接地去抢劫富人的财物。

商业的萧条，使工业也蒙受损失，当各行省由顾客变为竞争者时，意大利的对外贸易衰退了；同时商路也因为蛮族的抢劫，变得如庞培以前那样的不安全；货币的贬值与价格的不稳，导致无人愿意做长期的投资。版图不再扩张，因意大利不再能供给或开发更大的领域。

过去，罗马因搜括被征服地的金银财宝而致富；现在，金钱则转移到更工业化的希腊语行省，渐渐兴盛的小亚细亚迫使罗马城被一个东方都城所取代，意大利变得更穷了。由于人民的贫困，购买力的降低意大利工业的国内市场销路渐走下坡路。土匪、重税以及奴隶缺乏，无人修筑的道路等种种因素，使国内的贸易受到阻碍。各农庄变得更自给自足，而且物物交换代替用钱购买。大规模的生产都被小商店所取代。

经济问题发生，贵重金属也减少。色雷斯的金矿和西班牙的银矿，产量都日渐递减，而很多的金银都被用在艺术与装饰方面。面临此种情况，当战火连绵时，从塞维鲁斯以来的皇帝，为了供应帝国的花费，以及军队补给品，货币一再贬值，在尼禄王统治时代，银币的合金成分是10%，在康茂德时是30%，塞维鲁斯时是50%，卡拉卡拉则用含50%银的合金做成钱币。约至公元260年左右，银的纯度一度降低到5%，政府的制钱厂发行了数量空前的小硬币。

帝国强迫人民承认这些币面的价值，而不论其实际的价值如何，但是，税金则必须以金子或实物缴付，物价急速上涨。在巴勒斯坦，从1到3世纪，物价上涨了1 000%。埃及的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使在1世纪价值8希腊币的小麦在3世纪末高达12万希腊币。在其他行省，所受到的祸害虽较小，但大致说来，通货膨胀破坏了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影响了信托基金及慈善基金，使许多行业都不稳定，毁坏了罗马帝国经济命脉所依赖的贸易及资金。

佩提纳克斯以后的皇帝都没有因贵族与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受挫，他们也觉察得出大商人以及元老们对他们这些来自外地实行军事专制而又巧取豪夺的人深怀敌意。从涅尔瓦到奥勒留皇帝期间，元老院与皇帝之争一度中断，其后又告恢复。统治者故意利用捐款、救济金和公共事业去讨好军队、农夫及无产阶级，以为稳固他们王权的基础。

帝国所受的灾难仅次于意大利。迦太基和北非距那些入侵的蛮人较远，因而繁荣如昔。埃及则由于党争、卡拉卡拉的大屠杀、芝诺比阿的远征、繁重的赋税、倦怠无生气的劳工和罗马每年榨取他们谷物等因素而衰败。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虽然遭受外来的侵扰与掠夺，但他们的工业却度过了这一个难关。希腊、马其顿和色雷斯因受蛮族的骚扰而破坏，拜占庭自遭塞维鲁斯的围攻，最终未恢复。

由于战争的需要，罗马卫戍部队和军用补给品一批批地送到日耳曼边境，所以河流沿岸的许多城市，像维也纳、卡尔斯堡、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等因而兴起。高卢曾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混乱，60个城市被劫掠。大部分的城市和乡村均退缩在新造的围墙内，并放弃上古、中古时代为防御外侮而造的罗马大道。同样，在不列颠，城市愈变愈小，别墅则愈变愈大，阶级斗争和重税减少了财富——或许藏匿于乡村中，罗马帝国崛起于文明和都市化，却以野蛮和农村化结束。 

戴克里先（244－312）

戴克里先的经济政策

戴克里先以恺撒的精力去重组政府各个部门，又提升许多平民及军官为贵族，并使贵族成为一种世袭的阶级，具有东方极尊贵的地位，拥有极多的头衔，并得遵守许多的繁文缛节。他和他的同僚又将帝国划分为96行省、72教区和4县，指派这些平民及军事领袖分掌各区划，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认为地方自治如同民主政治，是和平与安全的奢侈品，而且解释它的独裁政治是由于危急战争的需要。战争开始了，而且光荣胜利了。君士坦提乌斯收复不列颠，加莱里乌斯大败波斯人，波斯人割让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底格里斯河以外的5个行省，罗马的敌人在30年之内都受阻不得前来。

在和平时代，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却面临经济萧条的难题，为了克服这种不景气并防止革命事件的发生，他以管理经济代替以往的供需律，保持金币固定的重量和纯度，以建立一个健全的币制——这种重量和纯度的标准在东罗马帝国一直保持到1453年。

他以半价甚至免费将食物分给穷人，并且承办广大的公共事业以挽救失业者。为了城市和军队日用品的供应，他收购许多工业，归国家经营。最先是谷类的进口，他说服从事这种事业的船主、商人和船员接受政府的控制，以换取安全的保障。帝国自古拥有许多采石场、盐及各种矿物，此时禁止盐、铁、酒、油及谷类由意大利出口，而且严格管制这些货品的进口。接着，他又控制供给军队、机关和朝廷日用品的工厂。像纺织厂、食品厂、军火厂，政府都会要求一个最低的产量，以本钱卖给国家。并使厂商负执行命令及各种计划，如果效果不好，政府便将这些工厂完全收归国有，并供给大量的劳工。渐渐地，经过奥里安和戴克里先，意大利大部分的工厂及各种行业均在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于屠夫、面包师、泥水匠、建筑工人、吹玻璃工人、铁匠、雕刻家，政府都有详细的规章。

罗斯托夫柴夫（Rostovtzeff）曾说：

“各社团组织不像是他们公司的主人，反而像是帝国派来的管理人，他们必须受不同部门长官以及军事单位司令的约束。”

商会及工会从政府得到不少的特权，而且经常运用压力，行使帝国的政策，他们就像政府的机关，协助编组劳工而且代政府向会员们收税。3世纪末4世纪初，政府也以同样的手法控制军备、粮食和服装工业。保罗·路易曾说：

“每一个行省都有特别的地方收税官，监督工业活动，在每个大城镇，帝国像一个有财有势的雇主（…）高高地站在那些被重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实业家之上。”

如此的制度是不能没有物价管制的，公元301年，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下达诏书，规定罗马帝国内所有重要物品的法定最高价格及各种劳役的最高工资，序言中攻击那些囤积居奇、垄断经济市场以抬高物价的投机者：

“那些没有人性的人，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市场中的物价不正常的升高，没有丰收，也没有过多的补给品，但人们为何不再像以前热烈地购买？（…）有些人的目的是保持财富，放高利贷以及追求不正常的利润（…）整个世界充满了贪心的人，当我们的军队在为全体的安全作战时，奸商则以高于市价4倍、8倍，甚至高得不可形容的价钱敲诈他们，使他们有时候必须用尽所有的军饷及奖金去购买一样东西，以至于全国百姓所缴纳来供养士兵的税金，最后都落入那些讨厌的窃贼手中。”

注：由诏书上的限价，可看出公元301年的物价与工资：小麦、扁豆、碗豆1蒲式2.1美元；1品脱的酒21至26分；1品脱橄榄油10.5分；猪肉1磅10.5分；牛肉、羊肉7分；鸡2只52.5分；包心菜或莴苣5棵3.5分；绿葱20棵3 .5分；头发1磅5分；鞋子1又62分至1.38美元不等。农场工人一日工资23至46分；石工、木工、铁匠、面包师一日46分；理发匠每替一人理发1.75分；抄写者写100行字23分；小学教员每月台票由每个学生得46分；希腊、拉丁文学或几何教师每月台票由每个学生得1。84美元；律师辩护一件案子得7.36美元。

直到如今，这诏书仍是世界上以政府法令代替经济法则最著名的例子，但它很快而且很彻底地失败了：商人仍然私藏物品，货物被垄断的情形比以前更严重，戴克里先则被指责为纵容物价的高涨。于是内乱复起，而这诏书只得放宽，以恢复生产及分配，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大帝取消了。

庞大的行政费用是这一经济制度最大的缺点。它所需要的官僚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拉克坦提乌斯当初无疑地经过政府的同意，只估计一半的人数，为了维持这些官僚、朝廷、军队、都市建筑计划和赈济品，捐税史无前例地高。同时，由于帝国尚未发现向人民贷款，以隐匿其浪费，延搁其结账的方法，所以帝国每年的花费必须和税收相抵。

为了避免贬值的货币作为税金，戴克里先规定：人民必须缴纳实物，而且纳税人应将这些实物运送至政府的仓库中。于是成立一个组织以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在每一个市中，市政官员必须负责税金是否短缺。

因为每个人都试着逃税，帝国组成一个特别的小组，以查验每人的财产及收入。妻子、儿女和奴隶们常因被逼供家中暗藏的财富而遭受酷刑。对于逃税者，则有更严厉的刑罚。3世纪末，逃税风气很盛；4世纪，风气更甚。富人们藏匿他们的财富，技工放弃他们的职业，农夫离开他们赋税繁重的土地，成为雇工。许多乡村和城镇（像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因为过重的税额而被弃。最后，在4世纪，成千上万的市民逃至边界，要求得到蛮族的保护。

或许为了遏止这种流动性，以及确保军队和城市有足够的食物，并使帝国有稳定的税收，戴克里先诉诸别种措施，在田地、工厂和公会中建立了农奴制。由地主负责替他的佃农缴清赋税，政府规定除非佃农还清了债务，否则不准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我们不知道这具有历史性的法令公布的确切日期，但在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一条法律认可、批准了这种规定，而且让佃农被“束缚”在其耕种的田地上，其未得主人同意前不能离开，当土地被卖出，他和他的家眷也跟着被卖。但是他们并未提出任何抗议，或许像今日的德国，这种法律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保障。在这种及其他的方式下，3世纪的农业由奴役，经自由，到农奴，然后迈进到中古时代。

工业上也用同样的方法来保持稳定，劳工们被“冻结”在他们的工作上，未经政府同意，他们不得自由转业。每一个社团或公会负责各行业及指派的工作，没有人可以脱离其所加入的公会，所有从事工商的人民均被强制加入某个或其他的公会，职业选就，即须世代相传。当一个人想要迁居他地或转业时，帝国便提醒他意大利正受蛮族骚扰，人人应坚守自己的岗位。

本文摘录自《文明的故事》，作者: [美] 威尔·杜兰特；译者: 台湾幼狮文化；出品方: 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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