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靖远起义光照千秋
打拉池古城旧貌。当年，靖远起义队伍会合于此，并正式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平川区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供图白银市平川区，位于祁连山、六盘山交会之处，因有地势相对较平坦的旱平川而得名，1985年，白银市恢复建市、镇置平川区。早在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建立革命组织，发动靖远起义，极大地推进了甘肃革命斗争的深入。初春时节，走进平川区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的靖远起义展厅，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生动的画卷，讲述着革命先辈们虽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坚定信念而无畏牺牲的峥嵘岁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在秦陇大地策划、发动了近二十次武装起义。“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入陕甘宁各省的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武装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伺机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在平川区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一幅靖远起义活动路线图旁，副馆长郁映辉介绍说。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中共陕北特委军委负责人刘志丹、谢子长利用与国民党骑四师十五团团长王子元是老同学的关系，介绍共产党员张东皎到该团任副团长。这年夏天，王子元的部队从宁夏开到靖远一带驻扎，随军的张东皎、高岗、吕振华等共产党员也以合法身份作掩护，随军来到靖远，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并建立中共靖远特别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靖远、平川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1932年初，受中共陕西省委的委派，孙作宾、李玉清等共产党员顺利打入王子元部。而此时王子元的部队被改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简称警三旅），张东皎成为副旅长，孙作宾任中校参谋主任，党组织扩展为下辖三个支部的团党委，党员人数达到近百人，有不少人担任军事职务，党发动起义和组建游击队具备了领导中坚力量。“1932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把警三旅作为发动兵变的重点对象，开始秘密策划靖远起义。展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一组照片中的人物，就是靖远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们是刘志丹、谢子长、焦维炽、张东皎……”随着纪念馆讲解员屈小娟的讲述，靖远起义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1932年5月3日，警三旅团党委秘密组织团、营、连代表，以请愿的方式发起要求补发菜金和军装的斗争，为起义展开铺垫工作。由于消息走漏，5月5日，王子元突然扣押副旅长张东皎和二团一营营长王儒林等人。事发突然，情况紧急，吕振华、张秀山等人于当晚先后带领200多人提前起义出城，靖远起义爆发了。6日凌晨，起义队伍会合于打拉池城，正式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由此，打拉池城这座建于宋代、势扼陕甘宁交通咽喉的古城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平川革命历史的见证。“很快，游击队就遭到王子元部两个骑兵营的围追堵截。”屈小娟介绍道，“游击队当即兵分两路，一路由吕振华带领向陕甘边区前进，少部分在张秀山的带领下阻击敌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张秀山在一处小山村被俘。游击队也在定西、静宁一带被打散。”张秀山被俘后，残忍的敌人将他绑着双手拽于马后，当跑完100多里的砂石路到达靖远县城时，张秀山的双脚已是血肉模糊……所幸经多方营救，张秀山最终脱离了虎口。首次起义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共产党人追求革命理想的意志并未消沉，信念更加坚定。谢子长、焦维炽等人于当年5月中旬到达兰州，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者一道，将张东皎、王儒林营救出狱，并筹钱购置了一批枪支弹药，开始筹划声势更加浩大的第二次起义。水泉堡，古称“金锁关”，两边高山雄踞，易守难攻，是历代关防要隘。春风吹起，水泉堡战斗遗址旁的红旗猎猎作响，古老的土城墙依然雄壮。“1932年5月25日，第一次起义后陆续聚集到兰州的70多名游击队党员，趁着夜色掩护，乘羊皮筏子沿黄河顺流而下，在皋兰登岸后，于5月30日到达水泉堡。”郁映辉说，当日，谢子长将一面红旗插上堡子山顶，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委，游击队编制三个支队，有队员200多人。6月2日，王子元的“围剿”部队闻讯分两路扑来，妄图强攻水泉堡。早已进入阵地的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分兵抗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这时，张东皎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以自己原警三旅副旅长的身份深入敌阵，收编敌军，不幸中弹滚下山坡被俘。敌人劝张东皎写信让游击队投降，被张东皎严词拒绝，“头可断，血可流，想叫我投降办不到！”无计可施的敌人，当场杀害了张东皎。年仅29岁的张东皎虽然牺牲了，但他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被后人铭记在心。在水泉一带，至今还传唱着这样的歌谣，“张东皎，陕北人，轰轰烈烈有大名。来到靖远插红旗，威震陕甘宁……”水泉起义后，游击队转战于靖远、海原（属宁夏）、会宁、榆中、景泰一带，一路打土豪、济贫户，播撒革命的火种。在当年7月，游击队再次回到水泉堡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邻近县的武装民众和国民党及军阀旧部中的进步力量也来投靠，队伍很快发展到400多人。游击队在水泉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驻防当地王云山特务营的注意，在企图收编游击队未果的情况下，特务营倾巢而出，直奔水泉堡。战斗再一次在水泉堡打响，敌人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疯狂进攻，游击队居高临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却因弹药不足，被围困在堡子里。当晚，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游击队乘机沿小堡子北山撤离，跳出了包围圈。7月23日，驻景泰一条山的冶成章105旅前来“围剿”，游击队在扎巴岗被围，遭到重创。面对多次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为保存力量，孙作宾、杜润滋等游击队领导人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等待时机重新集结。“靖远起义与水泉起义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组织领导者是同一批人，充分表明了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民族振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勇气和决心。”郁映辉认为，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唤醒了当地民众的革命意识，播下了革命斗争的火种，对平川、靖远地区乃至甘肃党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90年过去了，时间的长河缓缓流过水泉堡和山下的水泉村，当年军号嘹亮、杀声震天的激烈战斗场景已经写入历史的画卷。眼前的水泉村，铁路、省道从村旁穿过，交通运输一派繁忙景象，地方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回望山上，红旗掩映中的水泉堡——这位战斗岁月的“见证者”，依然默默地关注着山脚下天翻地覆的喜人变化，继续守护着一方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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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贾晓旸
本期编辑 |董桃
来源 |甘肃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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