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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性骚扰、婚恋压力、生育压力……现实中，女性面临的困境似乎无处不在，也频繁成为当下热点。女性力量崛起，女性困境却依然存在。
在过去，女性生活被婚恋和经济束缚。而女性部分解放后，女性又在情感和欲望中挣扎，面临结婚生育的选择和痛苦，承受着社会的结构性歧视。陷入困境后，我们如何面对，又如何自救？
本期大方live的分享人是中英写作者、译者钟娜。她以《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正常人》等文学作品为例，和我们聊了聊女性困境。钟娜认为，女性的困境从未消失，只是随着时代变化有不同的主题。在探讨这些困境后，她谈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自救，以及我们能获得的启示。希望从文学作品主角们的自救之旅中，我们能获得面临困境、重建自我的勇气。中英写作者、译者。译有《聊天记录》《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抛下的》《正常人》。最典型的女性困境：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自救”，所以需要先对困境进行定义。困境，可以是一个或一连串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事件，它们导致事态离主人公期望或需要达到的目的越来越远。《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妹们没有遗产继承权，父亲离世后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危险，因此她们需要找到一个好人家。然而伊丽莎白拒绝了年收入不菲的达西，差点被军官威克汉姆所迷惑，威克汉姆最后还把她妹妹拐走了，导致她们家庭的社会声望更加岌岌可危——这是一种困境。
《傲慢与偏见》
《包法利夫人》里面，热衷于阅读浪漫小说的艾玛，不满足于自己平庸的生活，于是她用一种最平庸的方法脱离平庸，那就是出轨。然而她的真心却被情人辜负，心碎的同时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服毒自尽——这是另一种困境。但这两位女性的不同之处是，伊丽莎白的故事柳暗花明，最后的结局皆大欢喜。而艾玛则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最后唯有自尽才能解脱。《包法利夫人》
这两部作品体现了两种非常典型的女性困境：婚恋困境和经济困境。这两者往往都不会单独出现。女性在诸多因素的驱动下私奔、失贞，并且失贞往往发生在暗处，写得非常含蓄隐晦。这种“不能言说”，反证出失贞其实是她社会名誉的破产。这种困境的反复出现当然说明了，当时的女性生活就是受到这两大因素的约束。随着女性得到部分解放，这两个主题没有消失，而是有了一些变体。在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女主人公埃莱娜和莉拉的部分困境仍然来自婚恋和经济。莉拉因为家境贫困，无法继续上学，只有嫁人。埃莱娜有幸得以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作家，但仍然免不了在感情和欲望中挣扎。我本来想说，埃莱娜和莉拉比艾玛和伊丽莎白更具备主观能动性，但我觉得这种想法对后两位女性不太公平。伊丽莎白的主动性体现在她选择自己的丈夫时，全凭自己的主意。这是一种消极的主动，体现在勇于拒绝和犹豫。艾玛的主动性在于她敢于跃出婚姻的桎梏，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这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也是堪称惊世骇俗的。相比之下，埃莱娜和莉拉更接近当代的独立女性。她们拒绝被困境征服，拒绝所谓命运的安排。就像埃莱娜对莉拉的评价那样，“她总是去主动获取她想要的东西，让她充满激情的东西，她总是竭尽所能，根本就不害怕别人的鄙视、讥笑和唾骂，也不害怕挨打。”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激烈拷问和对自我毫不回避的凝视，让这两位女性的故事闪闪发光。新颖的女性困境：
近几十年来，文学中渐渐出现两个较为新颖的女性困境：母女关系和身为人母。在费兰特的前一部小说The Days of Abandonment（《被抛弃的日子》）里，女主人公惧怕自己大嗓门的母亲，因此时时刻刻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哪怕丈夫宣布爱上别人离开她，她也仍然将恐惧和愤怒困在体内，直到最后在密闭的空间里和自己进行了一场困兽之斗，才彻底走出自己的困境。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如今的母女之间充斥着张力和冲突。与此同时，哪怕她们之间的差距再大，身为女性，她们都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结构性歧视，不得不面临结婚、生育的选择和痛苦。因此她们对彼此的缺陷和挣扎有着生理性的体验，这又成为她们渴望和解、理解的基石。关于生育和育儿困境，近几年有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以及加拿大鬼才Sheila Heti的作品Motherhood，讨论的是究竟要不要生小孩。说实话，我相信不少读者读到这些书的时候，都会惊讶：为什么以前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讲述，不代表不存在。与其说这些作品让女性恐育，倒不如说，它们促使整个社会进行思考如何从家庭、公司等各个社会单元对女性进行支持，而不是一味地报道出生率悬崖式暴跌的新闻。《伦敦生活》
其实身为人类，男性和女性都有自身特有的和共同的困境。《伦敦生活》第二季里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女人的疼痛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生理上注定遭受的罪。月经痛、哺乳痛、产痛，它们贯穿了我们的一生。男人则不用，他们的痛都要自己去寻找……他们还会打仗，就为了能让彼此感受疼痛，没有仗可打他们就玩橄榄球。而我们的痛苦一直都在。直到……你绝经了，它是这世上最让人幸福的事。”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感叹过，男人不再有性欲之后，获得了巨大的解脱——我觉得这两句话简直可以做成一副对联。陷入困境后，
简·奥斯汀给的建议非常实在：结婚可以，但一定要是对的人。她的故事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聪明的女性，尽管一时糊涂，最终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真爱。《傲慢与偏见》《艾玛》《劝说》都是如此。这个建议其实没有乍一听那么庸俗。在现在这个复杂、飞速变化的时代，确认什么样的人值得爱，以及确认什么是爱，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其实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第一部小说《聊天记录》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你从它的题词就可以看出来，它引用了美国诗人弗兰克·奥哈拉的诗：“在危机关头，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确认，我们应该去爱谁。”
到了《正常人》，我们把玛丽安的几段感情经历拿来进行对比，也看得出来，什么样的情感关系是有毒的，什么是有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段好的感情关系都应当是两个人彼此赠予对方美德，哪怕最后没能在一起，双方仍然获得了成长。我们可以不结婚，可以不生子，但是人生如此漫长，不可以不爱人，不被人爱，不是吗？所以简·奥斯汀的小说流传到今天，仍然非常实用，非常有价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去年有一本非常火的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讲一个十七岁未踏入教室的女孩，如何一步步为自己争得教育的权利，最后考入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教育不仅重塑了她对世界的认识，还帮助她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自我，让她得以与原生家庭的负面力量进行对抗，最终挣脱它们的影响。类似的还有那不勒斯四部曲。埃莱娜通过教育，找到了自己的志业，获得了表达自我的勇气；莉拉尽管没能坚持学业，但她从未放弃学习的机会和权利，也正是她的求知和睿智，不断激励埃莱娜前进。说到这里，另一个女性自救的途径已经呼之欲出，就是女性友谊。我自己很受女性朋友们的鼓舞和影响，并且从中获得很多快乐和慰藉。通过交谈，甚至只是存在，女性就可以充当彼此的参照系，鼓舞士气，知道自己经历过的别人也曾经历，并且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正因如此，伍尔夫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常常遗憾缺少前辈的女性作家作为效仿和观察的对象。经验分享，其实是族群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而我觉得中国女性最不愿意分享的恐怕是和性相关的经验。所以，当我读到《女孩之城》里，薇薇安在姑姑剧团的舞女演员们的带领下，完成了性启蒙时，觉得非常新鲜，也非常让人愉快。除此之外，写作也是女性自救的方式。比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书写成为夺回自我的方式。离开现实主义小说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新奇、脑洞大开的女性自救方式。韩国作家韩江在《素食主义者》里写到，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饱受失眠和噩梦的折磨，最后变成了一株植物，活生生凭借自我意志，决绝地掐断了自己和家庭乃至人类社会的联结。这个变化本身其实是另一个困境的开始。从她开始拒绝吃肉起，她的家人和丈夫就开始从各个方面向她施压，试图扭转她的意志，最后甚至将她送至精神病院。她被迫为自己的叛逆和反抗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女性自救，她付出的可能是自己的血肉之躯的代价。像凤凰涅槃一样，十分让人唏嘘。PUA、性骚扰、传统观念的禁锢......这些问题一直都在，现在成为热点，是因为人们开始注意到并且承认女性受到的痛苦，当然也和更多的女性受到教育、拥有经济实力有关。不良PUA、传统观念的禁锢都有一个特点：它们往往不直接施加身体暴力，而更多的是一种“洗脑”，一种对女性的自由意志的伤害和操纵。在悲剧发生之前，它们通常是隐形的，发生在聊天记录里、发生在紧闭的房门背后。因此不仅法律上难以定罪量刑，甚至还会有不少人为施害者辩护、对受害者评头论足，施行二次伤害。
我们能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启示之一，是一种合法性。女性困境值得被讲述，值得被理解。如果有一些困境，我们无法向人倾诉，至少阅读女性困境和女性自救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描写女性自救之旅的作品，为女性困境提供了最鲜活最直观的定义和证据。语言为我们的经验提供形状，讲述则赋予它意义。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是粗糙的、不准确的、甚至落后的。比如“嫁出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这句话难道不落后、不伤人吗？某些高校的女生节标语，“春风十里，不如睡你”，难道不让人厌恶吗？女性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家人、陌生人、网友、社会、法律不把你的困境当作困境。在某个科普不良PUA的帖子下面，我看到还有一些留言在质疑受害的女性，认为是她们自己的问题，或认为她们在大惊小怪。这种拒绝承认女性困境的舆论环境，会导致女性对自己的情绪和经历产生怀疑，从而产生自我否定。而阅读女性自救的作品，能帮助女性找到一个稳固可靠的参照系，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再定义。女性想要“自救”，
从我自身经历和阅读经验来讲，“自救”的意识来自对痛苦的感知，对现状的不满足，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就拿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来说。我们知道，在有的地区，家长为了乞求下一胎得一个男孩，会给出生的女孩取名招娣、迎娣。这个名字当然很不尊重，是一个让人不快、委屈、痛苦的名字。有这样一个女孩，她长大了，不喜欢这个名字，决定改名。听起来不是一件难事，但她却经历了来自家庭、权力机关的阻挠。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困境，而且它很可怕，因为名字如果不改，它是如影随形的，它具有社会功能，还具有象征意义，是你个体的一部分。因此女孩决定改名，就是一次自救。整个帖子读得我非常心惊胆战，因为任何一个环节遇到的阻挠，都可能让她就此放弃，错过自救的机会。但这个姑娘非常了不起，她试图说服家人，她收集资料，让申请材料尽可能完备，她也是幸运的，因为她最后获得了部分亲属的支持，她们帮助她获得了大家长——也就是她的爷爷——的同意。我感到特别开心的是，她没有因为别人不认同她的痛苦和委屈，就否认自己感受到的情绪；她没有因为手续繁琐，就放弃和整个流程交锋；她没有因为旁人的警告而退却；幸运的是，她不需要付出和家人关系恶化的代价。她有感知力、行动力、判断力，有这三种力量的人往往拥有强大的自我。因为想要“自救”，必须先建立一个“自我”。它讲述一个不堪忍受乏味生活的家庭主妇塞尔玛，接受好朋友路易丝的邀约，两人开车结伴出门去钓鱼。结果刚上路没多久，塞尔玛差点被酒吧结识的男子强暴，情急之下路易丝拔枪将男子射杀，她们被迫开始亡命天涯。电影《末路狂花》
塞尔玛刚登场时是一个美丽有余、智慧不足的女性；路易丝则强悍能干、经验丰富。一路上她们两人互相支持、影响，最后两人的性格都发生了转变，获得了心灵上的解放，然而最后仍然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这就回到了刚刚我提到的，女性似乎只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完成自救和觉醒。另外推荐一个我很喜欢的小中篇，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的《使馆楼》。它讲述一个叫法图的姑娘，辗转来到英国，在一个移民家庭做帮佣。她经历过很多磨难，曾被酒店客人侵犯、被雇主轻慢和剥削。但她始终没有失去自我，懂得为自己争得一些小小的权利，比如用主人家的会员卡去游泳池游泳；她非常懂得自己想要什么，并且非常实际地为自己的生活进行规划。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法图去游泳，但是舍不得买泳装，于是就穿了一个结实的黑色胸罩，配一条黑色内裤。借用小说里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Whether back home or here, the key to surviving as a people, in Fatou’s opinion, was to make your own arrangements.”（“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在这里，在法图看来，一个民族能生存下去的关键就是——你得自有安排。”）祝愿所有的读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希望你们都能在自己的安排下，在自我意志的指引下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世界并非直来直往，人生不是好与坏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