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活力，要重视“人看人” | 精读《交往与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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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YanYan公众号的第022篇文章
你好，我是YanYan，感谢你的关注。
接下来三篇内容，我要为你解读的专业书是《交往与空间》，咱们一起聊一聊公共空间的问题。
本书作者名叫扬·盖尔，是一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丹麦皇家艺术学院高级讲师。《交往与空间》这本书是他35岁出版的处女作，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出版了这本影响全球半个世纪之久的城市设计名著，甚至可以与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齐名。
别看是一本关于城市设计的著作，但讨论的问题其实很贴近我们日常生活。
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你来到一个城市，会发现满眼高楼大厦，新修的道路特别气派，又宽阔又敞亮，可是，你总好像少了点烟火气。有些新城甚至看上去像富士康工厂，到处都是缺乏人气的方盒子，汽车是小盒子，CBD是大盒子。
相比之下，老城就有魅力多了。这里不仅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散发着迷人的文化气息，而且往往特别有生活气息，菜市场、路边小店、露天集市，无不透露着浓浓的市井风情。随意逛上一天，都不会觉得无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人的问题，老城里的居民淳朴、热情，生活悠闲，节奏慢；大城市里的人精明、冷漠，工作忙碌，节奏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只是浅层次的原因。
比如拿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对比，上海的夜生活就比北京丰富得多、街区也热闹得多。一座有活力的城市，市民一定喜欢在街上散步、停留、交谈，由此就会产生零散的购买需求，于是我们通过便利店数量就可以大致推测城市的活力指数。
根据2018年连锁便利店总数统计，上海有7594家，而北京仅有2613家，是上海的1/3；其中24h便利店比例，上海为61.8%，北京是45.5%。
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大城市同样可以活力满满。
《交往与空间》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观察视角，作者认为：影响城市活力的关键因素，在于城市设计是否为人提供了足够舒适、适宜停留的公共空间；并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意愿，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些物理空间的影响。
换句话说，城市活力的本质是人群的活力，我们要通过广场、街道这些公共空间的设计，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提供条件和可能，只有人们原意走出家门，到户外散步、驻足、锻炼、聊天，城市才会充满勃勃生机。
那城市设计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下面我就通过三部分内容来为你阐述作者的观点：
第一，“低强度接触”是产生更高水平交往的前提，简单来说就是“人看人”；
第二，创造适宜交往的环境，核心要关注“过渡空间”；
第三，要想真正激活空间潜力，一些细节上的设计也绝不能忽视。
咱们今天先说第一部分。
1 多元活动
在作者看来，评判城市空间是否有活力，关键要看在这里能否发生更加综合多元的活动类型。
这里的关键词是“多元”。不过作者说的“多元”指的可不是种类多，像什么打球、跑步、唱歌，不是这些；作者所说的“多元”，指的是有多种性质的活动。
作者将活动性质，总结为了三种——“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
首先说“必要性活动”，指的就是上下班、上学、购物、等车，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活动。如果每天下班，只是穿过一条空荡荡、停满小轿车的街道，那么你必然会选择把耳机一戴，来首音乐，或者像我一样听听郭德纲相声，匆匆赶路回家，任何交流活动都不会发生。所谓大城市的死气沉沉不正是这样的景象吗？
可如果，你穿过的是一条繁华热闹的步行街，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路边坐满了在这里聊天、喝咖啡的人群，时不时还和熟人打声招呼，那么这段路程与其说是回家，不如说是在散步，于是它从“必要性活动”，就转变为了“自发性活动”，因为环境引发了你的兴趣，你主动参与其中。
如果你足够幸运，在这条街上总能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士，坐在街角、点杯咖啡，默默地望着夕阳落山，你对此非常好奇，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上前搭讪，相谈甚欢，互相加了微信，并约好下周三晚一起出来吃饭，那么“自发性活动”就成功激发了“连锁性活动”，也称“社会性活动”。
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不能只有“必要性活动”，整天挤地铁上下班；而是要通过“自发性活动”，激发更多元的“社会性活动”。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天的日常活动是分层级，“必要性活动”是最低一级的，相当于下班后点个外卖，填饱肚子就可以了；而“社会性活动”是下馆子，大众点评挑个评分高的，满足一下自己。
所以高级别的活动越多，城市也就越有活力。而处在中间位置的“自发性活动”无疑是起到了枢纽作用，它的作用很关键。
那“自发性活动”是如何产生的呢？
2 人是人最大的乐趣
扬·盖尔在经过大量观察、分析、总结之后，发现这件事其实特别简单，“自发性活动”产生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有条繁华的步行街、开网红点、吸引人流，关键是要保证一些“低强度”的接触行为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
所谓“低强度接触”，简单说就是“人看人”、“人听人说话”。
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个行为，坐在路边，看来来往往的人群，这种行为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但人类偏偏就喜欢这样，人是人最大的乐趣。不信下次再去咖啡厅的时候，可以留心观察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普遍都喜欢靠窗，临近街道那一侧的座位。或者你还可以观察下家里的老人，是不是总喜欢坐在阳台，看小区下面的人群。
虽然“人看人”是最低强度的接触，但如果人们之间可以自由地相互观看，时间久了会发生什么？我猜你应该想到了，人们会扎堆儿，俗称“看热闹”。
用作者的话说，这叫“人往人处走”，人越多的地方可观察的内容也就越多，也就会吸引更多的观察者，从而形成一种正反馈效应。
到了这一步，紧接着强度稍高一点的互动就极有可能产生，比如“闲搭话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餐厅吃饭时和邻座三言两语的对话，在公交车上逗逗小朋友，在公园散步时和别人唠唠家常等。这种活动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完全自然而然发生的。
搭话时间长了，交往活动的强度还会进一步升级。观察孩子们做游戏，最容易感受到从最低强度接触到高强度活动之间的转变。在公园、在小区里总会见到一群孩子聚在一起玩耍，大多是情况下，他们并不是有意组织的，往往一开始是其中两个小朋友玩的很起劲儿，吸引了周围其他小朋友的注意，然后便情不自禁申请加入，于是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场面就发生了，并且下次还会约着一起出来玩。从陌生人到小伙伴，可能只需要一下午、几个小时的时间。
作者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近，或许可以按照接触强度来进行划分，从低强度到高强度，分别对应着从完全陌生人到亲密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随着接触强度的提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自然而然，变得更加紧密。
虽然作者总结的模型比较简练，但仔细一想，我们日常交往还真是这样，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很多邻里之间的友谊关系，不也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吗。
现在有很多城市的老城区都在做社区营造，居委会想尽办法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其实人们只要能有机会见面寒暄两句，甚至一个友善的眼神，都能慢慢地建立起关系、培养起信任。这种和邻里信任建立的多了、时间久了，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整片社区的一个成员，要为社区做出点自己的贡献。
前面说了这么多，举了许多例子，其实是想和你反复强调一点：
低强度接触是通往其他交往形式的起点，也是人与人之间达成某种亲疏关系的起点。如果缺少了最开始“人看人”所产生的好奇，与更进一步的“搭话儿”，那么其他形式的活动也会随之销声匿迹，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了“必要性活动”。
3 功能主义带来的问题
伴随着现代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能满足“人看人”的空间正在慢慢消失，不少富于生气的城市街道、社区，开始变得死气沉沉。如今很多大城市“冷漠”、“缺少活力”，其根源就在于此。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恐怕得先把话题稍微拉远一点，来简要了解一下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脉络。
我们都知道，西方古代社会，除了罗马、希腊这些极少数城市外，其余城市基本没有被规划过，都是“自下而上”围绕人的生活起居，演变形成的。如今去欧洲旅行，我们走在中世纪的老城里，街道和广场的尺度都非常亲切宜人。那时的城市格局，会把人和各种活动聚集到街道和广场上，并鼓励步行交通和在户外逗留。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情况发展了巨大转变。
1933年，在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主导下，一群国际城市规划界的和建筑界的大腕儿在雅典开了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一些现代城市规划的最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汇总起来被称为《雅典宪章》，城市规划进入了功能主义时期，且一直延续至今。
什么是功能主义呢？
简单来说，当时西方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造成的城市混乱、无序、拥挤、和疾病流行，比如当时的伦敦就爆发了很严重的霍乱。因此《雅典宪章》提出了功能分区的概念，将城市定义为居住、工作、休憩和交通这四项功能，并划定各自的区域，该居住的地方就只用于居住，该工作的地上就只用于上班，彼此分别布置、互不干扰，然后各个区之间通过小汽车交通相连，这样一来，城市环境不就能避免混乱、避免脏乱差了吗？
同时，《宪章》还要求，住宅需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要，应有通风、充足的阳光、开阔的空间等等。总之，城市建设要“功能至上”。
功能主义者们在城市中还是为公共空间保留了位置，只不过，尺度宜人的步行街被大而无当的城市广场、漫无边际的中心绿地所取代。你想半夜出门在路边摊儿吃顿烧烤，是不太可能了。规划者们天真的认为，我已然规划了游憩空间，人们当然会来到这里活动，但事实很打脸。
比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就提到，美国大城市里的很多公园，最后都变成了流浪汉的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园的设计极其不合理，比如费城有个华盛顿公园，四周都是办公大楼，没有居民区，也没有购物休闲场所，于是，只有那些上班族，在上下班的时间匆匆忙忙地穿过这个公园。过了上下班时间，公园里寂静无人，自然就被一些流浪汉占领了。
所以四舍五入一下，功能主义主导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基本上都是“死空间”；而让人产生自由交往的“生空间”，被大大压缩。
功能主义城市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摊大饼”。中世纪以前的城市都是按步行尺度设计的，但现代城市满足的是汽车尺度。过去，我们设计的是适宜5km/h 的步行圈，而现代城市制订的是适宜于100km/h 的车行圈。于是街道要变得更宽，建筑要变得更分散。
完全以车行道对住宅区域进行划分
我们再对比下中世纪城镇，功能主义城市怎么可能会吸引人，有活力。
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现在一提起城市“摊大饼”的扩张，总有人立刻联想到北京，其实英美国家才是“摊大饼”的祖师爷，北京充其量也就是个饺子皮。戈登·库伦在其著作《城镇景观》中引入了“荒漠规划”的概念，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功能主义造成的结果。
当车行道越来越宽阔，居民区被栅栏围起来，小杂货店与充满生活气息的街边小摊被抹去，巨大的绿地和广场将城市切分隔离之后，你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地方，悠闲地望着街边的行人。城市里人很拥挤，但大家都行色匆匆，互不关注，隔阂与冷漠便在城市里滋生，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活力便失去了。
下图是改造前和改造后的纽约街道对比，你会发现，哪怕只是加了几张桌椅，我们从中都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的城市活力。
由此让我想到，如今北京胡同的很多整治行动，是在走弯路。市政部门最痛恨的就是穿墙打洞，开临街商铺，占道经营，为此开展过很多“封墙拆违”行动，网上都可以搜到。
可整治以后，干净倒是很干净，但以前是“真脏真乱真精彩”，现在变成了“好街好巷好无聊”，改造后的胡同街道，是不太支持居民支张桌子，叫上张大爷到门口下棋，围上一群人看一看；也不太支持出门买瓶醋的时候，跟街坊聊上两句。我甚至作为游客都不愿意在这里多待。
“人看人”的胡同，怕是再难找到了。而且最可悲的是，市政部门并不觉得如今胡同社区衰落，可能是它们“保护古都风貌、大力政治环境”带来的副作用。
今天的内容就先说到这里，最后小结一下：
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悠闲地、漫无目的地观望他人，是激发城市活力的根本前提，是社会性交往行为的起点；而本为整治城市脏乱、居住环境恶劣的功能主义建设思想，无意中带来了仿佛更为严峻的城市问题，断送了户外公共空间的生活。尽管城市经济在不停发展，效率不断提升，但冷漠也伴随其中。
如今我们不需要一座简单功能堆叠的城市机器，我们要号召“人性化城市”的回归。
此刻我想澄清一点，以上内容并不是在一味吐槽城市规划师，因为一方面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设想出没有瑕疵的、完美的理论和方案，这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是一个政府行为，经常会有领导很谦虚地说：“你们这个城市规划我不懂啊，我就简单说两句，你们看情况采纳。”
……然后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散会……
不过对问题进行反思还是很有必要的，如今风景园林师也在广泛介入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介入老城改造，城市规划领域犯过的错误、忽视的问题，在风景园林师身上一样可以找到，这也是我精读本书的原因之一，扬·盖尔的设计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下一篇我们来聊聊，一座“人性化城市”该遵循什么样的尺度？如何通过空间设计来增加人们相遇的可能性，以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
这部分内容，我们下一篇继续。
我是YanYan，我们下次再见喽。如果觉得文章有意思，不妨点个赞，让我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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