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期待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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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世，当今之学，需要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撰写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
2013年4月20日，谷雨，北京，“惧闲聊斋”。
为黄晓蕾博士《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一书所作序言的最终稿出炉，李宇明教授定题为《撰写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
也许是巧合。“春雨惊春清谷天”，“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相传是源于祭奠文字之始祖仓颉的日子。“撰写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的倡议在这样一个日子正式提出，也真可谓是“追本溯源”了。
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属于历史/历时范畴，也就符合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克罗齐 1986 [1917]：2）的论断。以史为鉴，鉴过往而明当下、知未来。在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历来就有较强的自上而下的路径走向，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家传统、政经格局则显示出一种“超稳定结构”的特质，因此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显然将有助于我们当下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实施，也会有助于我们对政策和规划实施后的效果有所预判。
从学科归属上来说，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属于应用社会语言学研究。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应用端，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它们的制定与实施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很多时候需要在一种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将历史的基点至少推后三五百年的“大历史观”（黄仁宇 2006：223—235）的视野中才能显现出来，而在“中国语言规划史”的框架下才更可能构建起语言及语言规划在整个国家社会及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图景。比如秦始皇时代“书同文”政策的制定者很可能没有料到这一政策对后世历代中国统一的巨大影响，然而到了唐朝太宗就已开始用“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重幸武功》）来彰显自己的雄心伟略了。去年去世的当代德国政治家、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2014）则直言：“中国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你们有统一的书写文字……相比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大优势。5亿欧洲人，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困难不容低估。”再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对语言文字的规划，若干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些改革已经成为了中华大地上华夏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元朝的语言文字规划（苏瑞、李海英 2011）以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二简字”方案（郭熙 2013）等则在不同程度上提醒着后来者，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并不总会成功，自下而上的力量有时候会更强大。正如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1962 [公元前11年]：141）所说：“‘习惯’是语言的裁判，它给语言制定法律和标准。”
1981年，一项名为“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项目开始实施。后来，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与克里斯琴·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基于此调查的数据制作出了著名的“英格尔哈特－韦尔策尔世界文化地图”（Inglehart-Welzel cultural map of the world）。
而比上面九大文化集群更多样的，是各种形态的国家，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纷繁复杂的民族国家。虽然可能达不到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说的“在比利牛斯山这一边是真理的东西，到了那一边就成了谬误”（《思想录•第五编》（Pensées）的程度，但是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有很强的地域、文化和国家属性，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这也决定了语言规划是无法脱离国家的体制传统以及社会的心理文化性格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语言规划几乎只能是“中国特色”的。一个反面的例证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规划刚刚兴起之时，欧美有些学者曾参照欧美成功的语言规划措施为非洲、亚洲一些国家的语言规划出谋划策。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失败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现代发展范式的失败以及批判研究视角的兴起，语言规划者意识到了语言规划移植的不可行性，而语言规划研究也进入到了批判路径范式（Ricento 2000）。
此外，就语言规划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也显然需要一部历史视角的巨著来为其提供给养和支撑。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既是方法论的最佳组合，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路径。
尽管“距离写一部厚重的中国语言规划史，还有遥遥之路”，但是一些学人已经开始默默前行了，比如高晓芳（2007）、孙春颖（2008）、姚敏（2015）等的博士论文，苏瑞、李海英（2011），郭熙（2011），周庆生（2016）等的论文，以及国家语委2015年度重点科研项目“明代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等一些项目的展开等。
“当今之世，当今之学，需要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我们应该有理由期待会有更多的学人加入这一工程，从而使“撰写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这一功德无量的事业能得以圆满。
①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这一新倡议的提出旨在庆贺多种语文的使用和文化多样性，并促进六种官方语言（汉语、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在这一新倡议下，世界各地的联合国工作地点都将举办六次庆贺活动，以纪念每一种联合国工作语文。其中，新闻部将中文日定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之“谷雨”，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② 参 见 ：http : / / w w w . w o r l d v a l u e s s u r v e y . o r g / w v s . j s p
③下图是2015年的最新版本。此图从两个主要的维度标示了不同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取向：x轴展现的维度是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与自我表达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y轴展现的维度则是传统价值观（traditional values）与世俗理性价值观（secular-rational values）。从左到右表示从生存价值观逐渐过渡到自我表达价值观，从下到上则是表示从传统价值观逐渐过渡到世俗理性价值观。
贝奈戴托•克罗齐 1986 [1917]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晓芳 2007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 熙 2013 《语言规划的动因与效果——基于近百年中国语言规划实践的认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赫尔穆特·施密特、汪 晖 2014 《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汪晖教授对话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马觉译，《南风窗》第6期。
贺拉斯 1962 [公元前11年] 《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黄仁宇 2006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北京：中华书局。
李宇明 2013 《撰写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 瑞、李海英 2011 《中国历史上非汉族王朝的语言地位规划》，《长江学术》第3期。
孙春颖 2008 《明代汉语对外传播状况》，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姚 敏 2015 《中国侨务领域语言规划的历史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
周庆生 2016 《中国语言文化传统与古代语言政策流变》，“2016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学术研讨会”论文。
Ricento, Thomas. 2000.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2), 19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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