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费舍曼—普尔假说 ——语言越统一，经济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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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比如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等）似乎都认同这一观点：语言多样性程度更高的国家往往比那些以单一语言为主的国家更贫穷。与语言及其他文化因素（比如民族等）上的碎片化相关联的，往往是社会的分化和冲突、低流动性、有限的贸易、不完善的市场以及较贫乏的交流。
这一共识似乎由来已久。比如列宁曾说道：“语言统一是一个真正自由和全方位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并在最终，成为市场与每个创业者、小商贩、卖方和买方密切关联的前提。”（Nettle 2000：335—336）
而语言类型学的开创者Greenberg也曾指出：“通常说来，人们的预期是语言多样性高的地区，其内部交流会比较贫乏。交流的增加在带来更大经济繁荣和更广泛政治组织的同时，通常会导致通用语的扩散。不管这一通用语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随之而来的是广泛的双语。最终，除了那个优势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都将消失。所以，语言多样性的侧度往往被认为是与经济水平和文化融入程度密切相关。”（Greenberg 1956：110）
然而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来探讨这一论题的却可能得追溯到Fishman（1966）。
Fishman （1966）基于 Banks & Textor （1965） 、 Russett et al.（1963） 、Alker & Russett （1964） 等的调查报告，分析了语言同质（统一性）或异质（多样性）与诸种社会—政治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总结部分，作者说道：“一般说来，比起语言异质性来，语言同质性往往更多地与国家的‘好的’和‘合意的’特征相联。语言上同质的国家往往在经济上更发达、教育上更先进、政治上更现代化、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更稳定和牢固。”（第152页）又说：“具有统一语言和多种语言的国家所表现出的许多差别似乎也体现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别。”（第155页）。
几年之后，Pool（1972）在Fishman（1966） 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133个国家1962年前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最大本族语社区人数之间的关联，并指出：“一个国家可以具有任何程度的语言统一或语言分歧而仍然是不发达的，一个全民（或多或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或贫或富。但是，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因此，语言统一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这是指描述上的，不是因果关系上的）。”（第222页）
二十多年后，Nettle（2000）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费舍曼—普尔假说”（Fishman-pool hypothesis），即认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种逆相关，而语言统一与经济发展则是正相关。Nettle（2000）的研究基本上是证实了这一假说，但与此同时Nettle认为需要在解释机制上有所改进。
Cong & Bodo（2015）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发现，一般说来，社会资本越高的国家越富有，而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国家在语言上也会呈现出较高的同质性。比如日本、荷兰、丹麦等属于国内语言单一且社会资本指数高的国家，印度和乌干达则完全相反。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费舍曼—普尔假说”的证明。
即使我们将目光从国家间转向国家内，从语言间转向语言内的方言，这一假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成立的。刘毓芸等（2015）的研究就表明：其他条件不变时，在同一方言大区内部，方言距离每增大一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提高30%以上；不同方言大区之间，方言距离每增大一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降低3%左右；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最优方言距离是跨方言区，但不跨方言大区。
一个反面的证据是濒危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或区域，语言濒危的速度会更快，换句话说就是语言一致的程度会更高。
当然，除了对假说正面的证明，也还有些研究对这一假说持反对意见。比如Sreekumar（2014）将关联从“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转移到“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考察了联合国2011年列出的全球HDI排名前25位和后25位的情况。他们的发现显示，尽管在南亚语境下“费舍曼—普尔假说”是成立的，但是上述两组国家的语言多样性程度差别甚微，所以他们认为就全球层面的语言多样性和HDI的关联而言，“费舍曼—普尔假说”是不成立的。
Cong & Bodo（2015）的研究也显示，除了遵循“费舍曼—普尔假说”的大多数情况以外，也还有些例外存在，如美国、加拿大、朝鲜、孟加拉国、瑞士、比利时等国家，这些例外的原因各不相同
Gerring et al.（2011）的研究则显示，“费舍曼—普尔假说”‚发展中国家的次国家/地方层面是不成立的。
Fishman自己也曾指出：“这充分说明，同时寻求较高经济地位的优势和保护文化语言差异的价值并非是痴人说梦。”（第156页）
而Nettle（2000）则说：“鉴于缺乏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对于基于费舍曼—普尔假说的语言多样性不应当被鼓励的任何说法我都会持反对态度。两个变量的共同进化并不意味着操控此变量会在期待的方向上影响另一个变量。”（第345页）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研究考察了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看作是“费舍曼—普尔假说”的外延延伸版。这种研究似乎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Lian & Oneal 1997：61）。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研究都倾向支持这一假说。（Lian & Oneal 1997）
但是Lian & Oneal （1997） 在分析过1960—1985年间98个国家的GDP增长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联，以及政治稳定和政治分裂与文化多样性的关联之后认为，文化多样性与经济欠发展之间并无关联，所谓的文化同质的国家与文化异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并不存在的。
Nettle et al.（2007）的研究则指出，文化诸要素的多样性程度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方式是不同的。虽然国家内部或邻国之间的语言多样性会影响经济状况、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是临国间宗教的多样性则会增强经济活动及社会的稳定性。
“提出理论—证明/证伪理论—修正理论—继续证明/证伪—再修正……”是理论范式发展的通常路径，而任何理论也都有一定的解释限度，“费舍曼—普尔假说”作为一种理论假说也正是如此，即有研究证明它，也有研究证伪它。在不断地反复分析、辩论中，这一假说应该能不断得到修正，并不断增强或削减自身的解释力，直到其解释力足够强大而成为定理或者直到被另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所取代。
语言是什么？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会给出自身视角的答案。答案的不一也恰恰反映出了语言的多维性。“费舍曼—普尔假说”更倾向于是一个经济学视角的答案，而其未来的演进可能需要放置在一个更加整合的系统里去探索。正如 Galbraith & Benitez - Galbraith （2009：309） 所说：“语言多样性、种族分化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争论也是开放的。”
注 释
①更详细的论证可参看王春辉（2016：73—74）。
② Gerring et al.（2011）称之为“多样性缺陷说”。
刘毓芸、徐现祥、肖泽凯 2015 《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经济研究》第10期，第134—146/162页。
王春辉 2016 《当代世界的语言格局》，《语言战略研究》第4期，第69—82页。
Cong Wang, Bodo Steiner. 2015. "Can Ethno-Linguistic Diversity Explain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Social Capital?: A Global Perspective". Economic Record, April, 1-29.
Fishman, Hoshua A. 1966. Some Contrasts Between Linguistically Homogeneous and Linguistically Heterogeneous Holities. Sociological Inquiry 36(2), 146-158.
Galbraith, Craig S. & Jacqueline Benitez-Galbraith. 2009. The Impact Of Ithnolinguistic Diversity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 Rross-Countr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8(2), 309-331.
Gerring, John., Strom C. Thacker, Wei Huang, Yuan Lu. 2011. Does Diversity Impair Development?: A Multiple-level Analysis. Draft paper.
Greenberg, Joseph H. 1956. The Measurement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Language 32(1), 109-115.
Lian, Brad. And John R. Oneal. 1997.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98 Countries, 1960-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6(1): 61-77.
Nettle, Daniel. 2000. Linguis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Wealth Ff Fations: The Fishman-Pool Hypothesis Reexam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48 (2), 335-348.
Nettle, D., JB. Grace, M. Choisy, HV. Cornell, J-F. Guégan, ME. Hochberg. 2007. Cultral DIvers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etal Snstability. PLoS ONE 2(9), e929.
Pool, Jonathan. 1972.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In Joshua A. Fishman (ed.), 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Sanguage Vol. 2. The Hague: Mouton, 213-230. 译文见：2001年周庆生主编 《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进程》，北京：语文出版社，第7—18页。
Sreekumar, P. 2014. Development with Diversity: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dangerment in South Asia.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XLIX (1), 5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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