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大历史”中的“大语言”？ ——《人类简史》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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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人类文化一直流动不休。但这种流动究竟是完全随机，或者其实有个整体模式？换句话说，历史有个大方向吗？答案是肯定的……想观察历史的方向，重点在于要用哪种高度。如果是普通的鸟瞰高度，看着几十年或几世纪的发展走向，可能还很难判断历史趋势究竟是分是合。要看更长期整体的趋势，鸟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个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这种高度能够让我们一目了然，知道历史趋势就是走向分久必合。”（赫拉利 2014：162）
《人类简史》值得一读。
下面我们就循着《人类简史》章节的铺展，来管窥语言的世界。
语言让智人征服世界
大约5万年前，人类物种还有好几个次类，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智人等。那么是什么让智人将其他人类次类赶出了世界舞台，赫拉利的答案是：“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第19页）
那么，“智人的新语言究竟特别在哪，竟让我们能够征服世界？”（第23页）赫拉利提供了三个纬度：（1）人类语言最为灵活，能储存和沟通的信息量惊人，从而实现工作合作（比如关于狮子、野牛、河流、水源等）；（2）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信息沟通），从而实现人类从工作到生活的全面合作，也即发展出了比其他动物及其他人类次类更紧密、更复杂的合作形式；（3）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第23—38页）
这里让人感兴趣的有三点：（1）八卦之于人类的重要作用；（2）合作；（3）想象的现实。
关于这三点，显然是赫拉利对前人时贤论述的搬用或进一步发挥，比如“八卦”的理论就源出于Dunbar（1996）①，关于“合作”的论述则主要与Tomasello（2008，2009）②相接，而“想象”一词显然是Anderson（1991）③的演绎。这三点是语言起源/演化、语言工具性、语言的本质等论题的核心。
后殖民时代的语言
“他们（智人）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在大约45 000年前殖民澳大利亚。”（第63页）
“然而，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直到现在，英语仍是印度大陆的通用语言，让以北印度语、泰米尔语和马拉雅拉姆语为母语的人都可以用这种中性的语言来沟通。”（第198页）
以1493年为标志的大航海，是现代殖民历史的开始。伴随着刀剑、杀戮、金钱的殖民，在扩展帝国语言空间的同时也构建起了其时间延续的长廊，以至于某些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或地区将殖民者的语言当成了某种殖民遗留的财富：能帮助他们外联，改善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世界的语言格局就是人类殖民史所投射光束中的一束。
忽视殖民史，就无法参透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奥秘，也就无法揭示、解释许多地区的语言现象，并对各类语言问题提供可能恰当的方案。中国的部分地区有被殖民的历史，无庸讳言，相关语言问题也正需放在全球殖民史的大框架下予以审视。
文字、数字符号
人类弥补物种基因限制性的方式，除了想象及想象建构的秩序，还有文字。文字使人类超越了大脑的记忆容量限制、生命死亡的限制以及特定信息处理的限制等。而人类书写文字工具变迁的困难可能要比文字创制本身的困难还要艰辛。
文字对人类历史造成的最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它逐渐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第128页）
而数字符号的出现则解决了文字记录上的限制，使“数”从一般的文字系统中脱离了出来。数字及数学符号发展到今天，已经几乎成为了专业人员的专用语言而与大众口语完全脱节了④。比如看到下面这个公式：
全球语言秩序
“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第167页）
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也正是语言背后的核心力量。语言的资本特征已经广为人知，正如李宇明所说：“语言也是硬实力”（李宇明 2011）；语言与帝国的关系，菲利普森已经用“语言帝国”直白地揭示了出来（Phillipson 1992，2009），正如内布里贾所说：“语言永远是一个帝国的亲密伴侣”；政治与语言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布尔迪厄说：“语言是一种象征性权力”（Bourdieu 1991），乔姆斯基说：“语言问题基本上就是权力问题”（Chomsky 1979：191），福柯说：“话语即权力”（Foucault 1981[1970]）；至于语言（文字）与宗教，Diringer和Regensburger（1968）早就提出了“文字与宗教同行”这一著名格言。
鉴于语言与经济、政治、宗教的密切关系，全球语言秩序的缘起、形成、现状及未来也就不是那么模糊了。
语言身份认同
“智人本能上就会将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所谓的‘我们’，有共同语言、宗教和习俗，我们对彼此负责，但‘他们’就不干我们的事。”（第190页）
“我们”与“他们”，“自我”与“他者”是身份认同的二元默认值。科塔克（2012）对阿伦贝皮人涉及语言生活的细腻描述，拉波夫（Labov 1963）对马萨葡萄园岛元音央化所展现出来的人们的内心悸动，都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身份认同在语言上的印痕是多么清晰。
虽然在身份认同的标记项中，语言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比如一些仪式、宗教信仰等因素就比语言在某群落中更具持久力，但是无疑不考虑语言的身份认同研究也注定是缺少一些分量的。
语言的数学化
“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某些章节可以总结成某个明确的方程式。也有些学者向仿照牛顿，将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整理成简单的公式，却发现这些领域实在太复杂，不可能依样画葫芦。”（第148页）
大自然的书写语言是数学，那么语言的书写语言能否是数学？答案很可能也是如将方程式套用到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一样，不能依葫芦画瓢。
乔姆斯基的形式语法，近些年演化语言学的数学建模路径，语料库（统计）语言学的大发展以及认知语言学的数学图式化解读等都在语言的数学化/公式化方向上做着努力。但是，语言实在太过复杂，数学化的公式路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⑤
海洋语言与陆地语言
“在15、16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开始出现大片空白……地图上的空白可以说是在心理及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清除表明欧洲人愿意承认自己对于一大部分的世界还一无所知。”（第277页）
“郑和下西洋得以证明，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第282页）
“语言学这项学科得到帝国的热烈支持。欧洲帝国相信，为了让统治更有效，就必须了解这些属民的语言和文化。”（第291页）
奥斯特勒（2009）区分了“海洋语言”和“陆地语言”。明初的“禁海令”在将中国引入闭关锁国的方向之余，也使汉语作为“陆地语言”的一员得以确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大航海时代，海洋语言迅速确立了其传播优势，而汉语的传播则被限制在了地缘近邻的范围之内。直到新世纪，孔子学院的建立才使汉语的传播得以飘洋过海，散播五洲。而“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作为主要陆地语言的汉语能否“语言铺路”借此东风更上层楼，则是我们当下需多加思考的论题之一。
另外，与大航海相伴随的，还有博物学的诞生，还有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引领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以及语言谱系的构拟，还有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对楔形文字的破译。在此语境下，如果套用郑也夫先生（2016）的话来说，可以说“语言学（某些分支）是帝国殖民的副产品”。
语言种族主义到语言文化主义
“过去种族主义在帝国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现在都由‘文化主义’所取代。”（第194页）
从19世纪明确指出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多式综合语的排列顺序反映了人类语言的优劣等级，到今天语言难易度的各种排名，似乎可以看作是种族主义到文化主义在语言上的体现。
拉波夫对美国黑人英语的一系列研究（如Labov 1969）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当时喧嚣尘上的“文化决定论”的一种反驳和批判。
语言与当代的金融资本体系
“‘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第299页）
“信任”的源泉在哪里？显然答案就藏在广播媒体的宣传中，藏在各种国家政策解读以及专家学者在广播媒体上的各种解读中。
按照郑永年（2015）的看法，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
伴随着这一发展的，是人类语言组织形态的变化。第一阶段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与之对应的是国家标准语、通用语的出现和推广等；第二阶段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伴随着的是殖民者语言的扩张，语言殖民，皮钦语-克里奥尔语、世界通用语、世界濒危语言等论题；第三阶段资本帝国阶段，则使语言成为了“第四种权力”（周家琮 2015）。
而Marazzi（2002）、周家琮（2015）向我们展示了在股市、房市、信贷等现代金融资本形态中，以语言为核心的广播媒体宣传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强大力量和冲击力。
语言与消费主义
“现代所兴起的两大想象社群，就是‘民族’和‘消费大众’。”（第354页）
与“民族”相对的是“国家”，与“消费”相对的则是“市场”。
消费主义使可口可乐、耐克、美国大片走向了全世界，跨国公司大行其道，也越来越巩固了英语的全球地位。
消费主义也将人类的旅游业推向了巅峰，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着城市语言景观的布局，也使或深或浅的外语学习成为了一种时尚。
语言与未来
“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法则取代。”（第389页）
科技、智能会给人类及其语言带来怎样的喜乐哀愁，一切尚未可知。
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静候吧。
结 语
“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 2006：226）
在“三五百年”的轮廓下，甚至在“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的大背景下，是否可能浮现出一个“大语言”的思索路向？
注 释
①语言的起源与演化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课题，各种解释理论迭出。1996年，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出版了《梳毛、八卦与语言的进化》一书，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理论：出于维系感情以及觅食生存的需求，也由于语言本身的特点，语言（闲聊八卦）就成为梳毛的完美替代品，而语言的进化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闲聊八卦。赫拉利第38页提到的“150”这个数字，也即著名的“邓巴数字”或“150定律”。
②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是公认的发展和比较心理学权威，目前供职于德国莱比锡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其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1999）、Constructing a Language（2003）、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2008）、Why We Cooperate（2009）、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2014）、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Morality（2016）等著作都极具启发性。
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无须赘述。
④李宇明（1986）已有所涉及。
⑤近几年，语言复杂性（language complexity）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的重视，形式学派（如Newmeyer & Preston 2014）、类型学派（Miestamo et al. 2008）、社会语言学家（Sampson，Gil & Trudgill 2009）等都纷纷著述。
参考文献
黄仁宇 2006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北京：中华书局，第223—235页。
[美]康拉德·科塔克 2012 《远逝的天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 1986 《数学语言初见（1—7）》，《语文教学与研究》第3—10期。
李宇明 2011 《语言也是“硬实力”》，《华中师大学报》第5期。
[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 2009《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尤瓦尔·赫拉利 2016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社。
郑也夫 2016 《文明是副产品》，北京：中信出版社。
郑永年 2015 《TPP、资本帝国和世界政治的未来》，《联合早报》5月19日。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0519-481835/
周家琮 2015《股市里的“第四种权力”》财经网评论7月27日。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50727/3934342.shtml
Anderson, Benedict R. O'G.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oam. 1979.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Conversations with Mitsou Ronat. New York : Pantheon.
Diringer, David. and Reinhold Regensburger. 1968.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London: Hutchinson.
Dunbar, R. I. M. 1996.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Foucault, Michel. 1981[1970].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obert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Bost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48-78.
Labov, William.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273-309.
Labov, William. 1969. The Study of Nonstandard English. Washington,D.C.: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Marazzi, Christian. 2008. Capital and Language: From the New Economy to the War Ec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Miestamo, Matti, Kaius Sinnemäki, Fred Karlsson. (eds.). 2008. Language Complexity: Typology, Contact, Chan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Newmeyer, Frederick J. and Laurel B.Preston. (eds.). 2014. Measuring Grammatical Complex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hillipson, Robert.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hillipson, Robert. 2009. Linguistic Imperialism Continued.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ampson, Geoffrey, David Gil, Peter Trudgill. (eds.). 2009. Language Complexity as An Evolving Variab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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