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之翼——三本书·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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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一如空气，弥漫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个角落；亦如飞鸟，掠过海洋山川，俯视城市乡村，静观社会人生。
那么，语言学研究呢？
是的。语言学研究，也会插上翅膀，飞入王侯府、亦入百姓家；也会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描写；既观阳春白雪，也听下里巴人。
本期“观约谈”，就将乘语言之翼，对三本书来做一小览。
三本书是《中国南洋交通史》《天朝的崩溃》《城市》。
说明：（1）鉴于它们及其作者们的知名度，此处不再赘述，而是直入主题；（2）此处仅就书中话语而作阐述，并不作识别和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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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
2011[1937]
北京：商务印书馆
“兹编重在考订地名，国人从事于此类考订者，固不乏其人……然颇多隔靴搔痒之说，其弊皆在不明语言音韵。”（第4页）
“考证古地今名，必须先详各地之沿革，不得因其今名一二声韵偶合，遽断定为古地，驹井、耽兰、比攎之今地考证，皆坐此误。”（第15页）
地名以及语言的地理维度，很有意思，却也很有难度。古今音变深广，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遽断定”的梦魇。外国之地名大多为音译，却也可以：（1）保留当时之音；（2）同一地的不同译名，可作语言间比较只用。
《中国南洋交通史》的“下编”是有关南洋岛国的中文史料的汇辑与简注，其中有一些提到了当地的语言或文字情况，比如扶南（第83页）、真腊（第100页）、阇婆（第103、108、110、115页）、三佛齐（第123、125、129页）、那孤儿（第142页）、黎代（第143页）、满剌加（第189页）、天竺（第201页）、朋加剌（第207页）等。
总的说来：（1）语言文字之状况，被记录下来的并不多见，甚至可说是仅有只言片语；（2）这一状况也可以理解，因为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那时的统治者也还是“天朝”自居，又哪能看得上更别说去学习野蛮人之语言？（3）可以想见，那时人们下南洋，与当地人要么手势相待，互当“看客”；要么是在汉语和当地语言之间需要ABC……多个翻译的介入。这也是早期的人类交通史上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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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崩溃》
（修订版）
茅海建
2014
北京：三联书店
“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第6页）
对应到语言上，可以联想到：（1）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的“汉语”，是一个混杂体，既有地缘接触的因素，也有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期间政策带来的语言接触影响；（2）汉语有完备、充足的造词能力，能够充分吸收并表达外来的或新发展出的事或物；（3）中华文明强韧的表现之一，就是汉语的强韧。
“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不出于东亚地区。”（第7页）
“语义学”，本质上很可能就是文化之学。共时层面来说，两种语言之间，也很可能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对应词；历史层面来说，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词，其所指也会变迁，而变迁的缘由则不一而足。这是常识。比如这里的“天下”，决定其所指/语义的，不是别的因素，而恰恰是当时国人认知格局层次的体现。
“然而在当时，清王朝上下，从黄帝到平民，都不知道英国的力量，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依然沉醉于‘天朝’迷梦之中，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第84页）
“‘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第573页）
这也就是包括沈家煊、李宇明、胡建华在内的许多学者所强调的，要关注世界，关注世界的语言，关注国外的语言状况、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之原因所在。Dryer & Haspelmath（2013）①已经将人类语言类型学的样本库增加到了2679种，乔姆斯基的理论则一开始就是聚焦于全人类（而非某一种语言）的universals，欧美的社会语言学家/人类语言学家的足迹遍布五大洲，而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早期探索也正是源于欧美学者对许多战后独立的非欧美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语言学研究，无疑是该立足中国、着眼世界的。
“‘夷人’之所以为中土士子们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会使用优雅的汉语。此次伯麦的文件也不例外，不仅文句不美，而且还有错误。‘半个时辰’在中文中应指1小时左右的时间，而参照英方文献，本意是指6小时。”（第152页）
（1）语言，从来就是身份、格调、区隔的标记，总是“我们”与“他们”（国内外的，或者国内不同社群的）的区别物。（2）也正如此，语言，从来就是阶层性的、被主观强化了的。（3）翻译，能成事，也能败事。以前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4）到底是“我们”学“他们”的语言，还是“他们”学“我们”的语言，这是个问题。
“英军将投书行动一再受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清军不了解‘休战白旗’的意义；此外，语言障碍也增加了其中的困难。”（第156页）
“从伊里布后来的奏折来看,懿律的这份照会,汉译也颇成问题,使其不得要领。”（第199页）
“黄恩彤与威伯士德的条约谈判，此时正陷于僵局。主要原因是充当美方翻译的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虽来华多年，亦有中文功力，但所通者仅是粤语。这种难懂的方言，使黄恩彤感到‘十不达一二’”。他向耆英建议，以交换书面文件的方式进行磋商。”（第519页）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西交往中，语言问题一直是一大障碍。当时中国懂外语的，大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买办，粗俚贪婪，难充政府的正式助手。西方各国的翻译，主要是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内情有着更多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交涉中的主力。清朝官员因无外部知识，常常将他们误视为‘谋主’，如郭士立、马儒翰等人。”（第538页）
（1）可见，那时候，双方对各自的语言都难说得上是明了的；（2）又一次，翻译，能成事，也能败事；（3）推广普通话，是必要的。
（巴麦尊的对华条约草案，第九条）“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第212页）
当草案转化为条约时，结果也很有戏剧性：“前一项在执行中照办，后一项因清方官员不懂英文且条约中文本由英方拟订，已无以英文解释之必要，故在条约中未载明”（第487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如果有学者能写一篇文章：世界各时期“条约”中的语言情态，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里面体现出来的权势差异、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等差不多应该就是一目了然了。
外交无小事。而外交，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语言和文字？
“广州到北京的河川山岭，成为谎话的天然屏障。整个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个骗局。”（第248页）
“但是，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第264页）
“谎言使是非颠倒，奖罚颠倒。就此功利的角度来说，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是咄咄怪事呢。”（第289页）
“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第397页）
“谎言”，是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呈现。语言在反映客观现实之时，就已经过滤掉了许多信息；谎言，则不是过滤，而是直接“虚构”。语言本身，哪有什么功利性？“谎言”的贬义性，“善意的谎言”的可饶恕性，都在于说的人。很多时候，为了一个很小的“谎言”的自圆其说，往往需要后面更多甚至更大“谎言”的帮助。“谎言是否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语言的使用心理到底如何”，对于目前的人类研究水平来说，还些都还是一个个“暗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人类通信、交通技术的发展，也使许多语言中的“传信范畴”在某个/些次类的内涵或外延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尽管“耳听也可能是虚”甚至“眼见也未必为实”，但总比一件事儿隔了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再知道要来得实在一些。当然，技术的发展改变的只是话语的呈现方式和速度，对于说谎的人和“谎言”本身来说，并无影响。
很多时候，“谎言”和“真话”之间不是隔着一条黄河，而仅仅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在迷信指导下的战事，其结果可想而知，但反射出来的是前科学时代人们的心态，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至今仍有其相当的魅力，而在当时实有主宰人们意志的威力。”（第387页）
人的行动来源于大脑的意识，而意识又源于概念和语言。语言是一种权力，谁控制了她，谁就控制了大家的意识进而行动。“让你相信”，就是最终目标。
“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讨长官们欢喜，但在奏折中淡淡的话语，又约约露出背后的潜台词，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第398页）
“于是，他在奏折上写了一段意思明确但用语含混的话……”（第400页）
“这里的‘镇静’二字又该作何解释，只有天晓得！”（第446页）
往往，汉语的话语有两个并行的层面：表象的和真实的。有时候，一个词的意思本来是明确的、清晰的，但是很多语境下又变成了雾里看花。汉语，是“会话含意”的鼻祖和忠实实践区。
“条约签订了。南京保全了。英军推出了。战争结束了。这一切使英方大为满意。一英军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得意的话：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指女王）征服了）”（第467页）
汉字没有大小写之别，所以也就无法用像这位军官一样的文字形式来传达出内心的信息：这是一件足以用每个词的字母都大写的方式来记录的重大（或者是令人吃惊的，亦或是稍带嘲讽的……）事件。这，应该也是“语言象似性”的表征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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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罗伯特·E·帕克 等著
杭苏红 译
2016[1925]
北京：商务印书馆
“在纽约市的发展史上，哈莱姆（Harlem）这个地名的意义几经更迭，最初暗指荷兰人，随后是爱尔兰人、犹太人和黑人。其中，从犹太人向黑人的转变来得最为迅速。”（第13页）
上文《交通史》中的诸“地名”，是其“元意义”。除此之外，每个地名背后又有很多附加意义。最典型的是，“北京／北平”的辗转替换是“元意义”层面的，但是说到“北京”就想到政治文化中心，也才是不长时间之前才出现的意义，而将“北京”与“霾都”联系起来也就是近十年才出现的事儿。
“在城市环境中，读写几乎和说话一样成了一种生活的必需。这也是存在如此多外语报纸的原因。”（第94页）
“在乡村中，闲谈和公众舆论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第98页）
（1）从作者们当时的时代背景维度来说，能否读写，应该是区分乡村与城市的参项之一；（2）大多数移民社区都会有自己母语的“小报纸”。
“每一个自然的、未经后天训导的人，都常常不能适应其出生时就身处其中的社会秩序。并且任何健康的普通人的天生本能与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要求也不一致。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他的童年主要是学习他不能做什么，那么他的青年时代就基本上用在了如何叛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所进行的娱乐消遣可能只是某种逃避，即逃离这个他最终学会了适应却还没有完全顺从的一成不变的社会秩序。”（第115页）
在所有的“社会秩序”中，语言似乎是一种例外，或者说是一种暂时性的例外。因为一方面尽管每个人一出生就落入了“语言之网”，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未意识到“语言秩序”的存在；一直到了某个临界点，一旦人们意识到了语言之于人的藩篱和秩序，或者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的限制就是对我世界的限制”（《逻辑哲学论》，第5、6章节），人们也会有“叛逆”，即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从而冲破原来的樊篱。
“女性，特别是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的女性，和那些因为语言障碍这一无形壁垒在地域上被区隔和紧闭的移民，才会怀有与邻居交往的兴趣。”（第129页）
应该可以看作是“语言障碍”的有利影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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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方法论的启示
“考据派在做学问上比较务实，在微观上很扎实，能解决许多历史悬案。不过，由于考据派难以形成宏观研究，不易形成系统的史学理论，在结合现实方面很薄弱，所以其弊端也不可小觑。”（耿昇，《中国南洋交通史》，附录二，第248页）
“在现代生活中，劳动分工已经发展到相当精细化的程度，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今制造一套衣服需要150套不同的工序。因而，现在的情况已迥然不同。如今，大多数人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都主要忙于某件普通工作的某个无足轻重的环节，以至于完全忽略了自身所处的整个社区。”（《城市》，第133页）
近几年，有国内学者提出“大语言学”（如胡建华、王大惟等，提倡语言学内部各分支之间的互动与整合）或者“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如李宇明，在提倡语言学内部分支之间整合的同时，也强调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和整合）的理念。虽然可能这些想法早已有之，但近期如此密集的提倡出来，应该说是顺应了当代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又见树木，又见森林；微观研究有宏观（理论）视野下的因果勾连，宏观（理论）分析又能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研究之上，或许才是提升研究层次的不二法门，也才正顺应了大道民心。
注释：
①参见http://wal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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