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两本经济史中的语言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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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人类的核心活动之一，语言则是人类的核心交际工具。经济活动离不开语言的参与，而经济发展对于语言的影响则是由内而外、从宏观到微观的。
可以说，一部人类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语言系统及格局的变迁史。
几十年来，语言经济学/经济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向我们揭示及解释了许多语言与经济之间的现象和规律。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应该与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经济会有些不同。本期“观约”就来将两位经济史学大家的两本经济史著作中提到的跟语言有关的论述加以摘录，并稍作注脚。以此蛛丝马迹，或许能从中查勘到经济学研究者眼中的语言在经济活动中是个怎样的位置和角色。
一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李伯重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7年
第21页 例如越南沦落为法国殖民地后，就开始“去中国化”，以罗马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官方地位。“二战”以后，越南政府更不遗余力地全面推行“去中国化”，力图彻底铲除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去中国化”，越南今天不再属于以汉字为载体的儒家文化圈（亦称“汉字文化圈”）。类似的情况也在韩/朝出现。
“去××化”这个框式词语模可以装入很多词，从“语法、全球”到“西方、中国”等。有“××化”就会有“去/反××化”，这是社会规律，说到底，即是人性使然。
第27页 此时的西欧人（如马可·波罗）依然称中国北方为“契丹”，南方为“蛮子”，而中国人则称西欧为“拂菻”“拂朗”“富浪”等。这些都是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的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和西欧局部地区的称呼。甚至连较晚些时中国人对西欧人的称呼“佛朗机”也是出于“西亚—波斯”语。
越是开放、历史悠久的文明，其语言越是一个混合体（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格局等各个层面），而且往往会有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叠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语言”看作一个“匀质系统”是不太恰当的。
第31页 （全球化）但是这个高频率使用的名词，却是一个出现未久的新词。这个词在英语词典中首次出现是1944年，与之相关的“全球主义”（Globalism）一词也是1943年才问世。因此“全球化”这个名词的问世，至今才不过六十多年而已。不仅如此，问世之后的前半个世纪，这个名词的使用并不普遍，一直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为学界普遍接受，尔后才成为媒体的新宠。因此这个名词成为一个常见的词汇，实际上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这是对“客观世界—语言—思维/心理”这个三角关系的一次典型呈现。客观世界变化万千、包容万象，但是却不是所有的“客观”都会进入“语言”这个系统的法眼；而一旦进入了，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进入“思维/心理”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轨道。
第65页 于是欧洲人只好转向海洋，寻找到中国和印度的新航线。他们寻找新航线的直接动机就是香料，葡萄牙人海上探险的口号就是“为了基督和香料！”（For Christ and spices.）
语言接触以及语言格局的变迁就是这一口号的“副产品”之一。
第71页 这里我们也要强调，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洋海域和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虽然已经颇为繁荣，各国商人之间通过比较密切的商业交往已经建立起地区性的贸易网络，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网络之间的连接还不很紧密，同时也未能把更大的世界包含在内。在印度洋海域和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中，不仅没有一种大家都遵循的贸易规则，没有安全保障机制和仲裁机制，甚至也没有一种共同的商业语言。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地区的贸易通用语言是阿拉伯语和古吉拉特语，泰米尔语和孟加拉语则作为辅助和补充。在东亚，汉语（特别是闽南话和广府话）是最重要的商业语言。至于操这些不同语言的商人如何交往做生意，至今尚不得而知。我们只能说，由于没有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各国商人在进行贸易时肯定有很大困难。这个问题，也反映出当时各国商人之间联系还不是非常密切。
第72页 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贸易，西欧人还引进了国际通用贸易语言。葡萄牙人来到亚洲之后，葡萄牙语成为亚洲海上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通用语言，一直到18世纪末才逐渐被英语所取代。
这两段文字的信息量很大，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解读许多历史现象，比如：（1）密切的商业联系需要“通用的商业语言”，或者换句话说，语言在全球化体系中绝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元素；（2）哪种语言能成为“通用商业语”（国家的、地域的或全球的），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全球化中的商业和商人来说，“便利性”以及“最大程度的节省成本”则是核心因素之一；（3）英语能成为当今世界“全球通用（商业）语言”是有其偶然中的必然的。
第77—78页 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后，西班牙当局大力招徕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直接到马尼拉进行贸易，于是大批中国商人蜂拥而至……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贸易的，因此菲律宾西班牙语中“华人”被称为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贸易”的发音。
这种词语“转指”（用其最显著的特征来指称某群人）的现象很常见。但需要注意的是，后人在考察其他语言中的汉语源词/发音时，一定要注意其源出的社会语言学历史和语境，而不是想当然的加以对应。
第80页 由于频繁的贸易活动和长期相处，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商人往往会使用多种语言。这种情况集中地表现在明末福建海商领袖郑芝龙身上。他不仅会闽南话、广府话和官话，而且也会葡萄牙语、卢西塔尼亚语（一种犹太商人使用的犹太—葡萄牙语）和日语。此外，他也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或许懂一些荷兰语。
早期全球/地区贸易的多元主体加上商业通用语言的缺乏，使得商人们很可能需要会多种语言或求助于有多种语言的“通事”；当代的全球贸易，则基本上“英语化”了。看看全球/中国的商业领袖们，不会说英语的，是很少数派。
第99页 1256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率领蒙古军队打到位于今伊朗北部的木剌夷（Mura’i）国时，遇到强烈的抵抗。木剌夷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阿萨辛派俗称，以盛产刺客著名，今日英文中的assassin（刺客、暗杀者）一词就源于此。
近日之中东地区，亦如此。
第212页 耶稣会吸收罗明坚、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成功经验，规定凡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一律先在澳门集中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为此，于1594年12月1日将澳门原来只有小学规格的圣保禄学院扩大和升格为大学，按传教的需要设置中文、拉丁文、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修辞等多门课程。其中以中文课程为最重要的必修课，人人必学，学时也最多。
人们学习外语的动机多种多样，比如为了提高经济和物质水平、为了学术研究、为了传播宗教。
第218页 其次，这些文化圈的发展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也有着重大意义。由于文化上的共同性，处于同一文化圈中的各地人民，不仅获取知识、技术和其他资源更加容易，而且进行贸易活动也更加方便。这种情况在儒家文化圈、南方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儒家文化圈中，中文成了共同的书面沟通手段。不仅中、日、朝、越各国人民可以无障碍地从中文文献中获取知识和技术，而且在相互贸易中也使用中文作为工作语言……基督教文化圈更将西方的商业习惯、技术知识引入东亚世界，葡萄牙语也成为跨越东亚世界各文化圈的商业通用语言，从而在东亚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无疑，相同或相近的语言能促进彼此的贸易往来和沟通交流；（2）全球商业通用语的变迁，也是一部全球国家实力格局的变迁史。
第321页 在新型军队中的军官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士兵也必须具有一些起码的识字和计算能力，方能胜任火器战法。
语言能力，特别是书面语能力越来越重要。
第381页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满洲语所称汉军为‘乌珍超哈’（重火器兵）而不称为‘尼堪超哈（汉兵）’者，推其原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由此名号。”
一个新词语的诞生，总有其理据。而成为理据的那个因素，则几乎总是在认知上最凸显的那个方面。
二
《世界经济简史》（第四版）
龙多·卡梅伦 拉里·尼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
第30页 文字的发明（是苏美尔对以后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同样产生于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要记载贡金的来源和用处，就有了刻在石板上的简单象形文字，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前。到公元前2800年，象形文字演变成楔形文字，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历史上由官僚机构颁布的极为少数的重要发明的例子之一。
文字的起源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议题。在施曼特-贝瑟拉（2015[1997]）看来，文字的产生显然是缘于计数或者经济活动的需求。与此处的论述是一致的。
第36页 随着商贸的发展，腓尼基人还开发了许多加工业，如著名的紫色染料的生产。腓尼基一词实际上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紫色（染色）的土地”。
一个新词语的诞生，总有其理据。而成为理据的那个因素，则几乎总是在认知上最凸显的那个方面。
第36页 商业活动触发了字母的发展，更有效地替代了原来希腊人和罗马人采用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得到发展的还有其他一些商业技能。
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其最终指向只有一个：方便人们的交流。当然，其他因素也会起作用，所以简化的不一定“方便”，比如我国曾经颁布的“二简字”就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成功与否，是一个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39—40页 希腊城邦在相互间两败俱伤的争斗中衰落，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却将希腊文化传播到近东和中东地区。尽管帝国随着亚历山大的死亡迅速土崩瓦解，但文化和经济上的统一却保留了下来。从大希腊地区到印度河，通用语言为希腊语。
“地理征服”虽然不是都会，但却是往往就伴随着征服者语言的传播。而到了后来，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破裂之后，征服者的语言也就会面临着被重新洗牌的状态。
第89页 此时的阿拉伯人在百万信徒中只是少数人，但阿拉伯语却是伊斯兰文明的通用语言，圣书《古兰经》就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尽管当时通用的语言还有著名的波斯语和土耳其语。
最初，天主教以拉丁语为宗教语言，东正教以希腊语为宗教语言，伊斯兰教以阿拉伯语为宗教语言。后来也都允许各地以本民族语言来祷告了，但是拉丁语、希腊语尤其是阿拉伯语，依然具有释读上的最高权威。基督新教则从一开始就主张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作为宗教语言。
第175页 柯尔贝尔在位长达20多年（1661—1683年），其影响之大，乃至法语多了个新名词——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词义等同于其他语言中的重商主义。
用名人的“专名”来创制新词，是新词新语产生的来源之一。比如基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些新词：“obamamentum”“obamabot”“obamacize”“obamarama”“obamanation”。这也是认知上凸显在词语上映射的体现之一。
第195页 最初主张采用“工业革命”一词的人，由于缺乏数据，同时又不习惯采用定量分析，对诸如“突然”“迅速”“猛烈”“时断时续”等印象深刻的形容词很满意。
与“名词、动词”相比，“形容词”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果这个主观性是有客观依据的，那就是恰当的；但是如果是信口开河的形容，那就是臆想。
第466页 最初，巴基斯坦由两个截然分开的区域组成：沿印度河流域、说乌尔都语的西巴基斯坦和横跨恒河流域、说孟加拉语的东巴基斯坦。
“语言”在巴基斯坦具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效应，其“语言—政治—宗教”的生态关系也是盘根错节、利益攸关。孟加拉国从1947年的老巴基斯坦国独立出去，语言就是最核心的因素之一。
第481页 对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财产所有权和契约执行制度是发挥其优势不可缺少的条件，但非洲大陆种族和语言的巨大分歧似乎阻碍了建立此类制度的努力。充斥着疾病、内战、种族灭绝和动荡政局的非洲大陆，依然集中了世界上经济最落后、发展最缓慢的那些国家。
统一的语言显然是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
意大利学者Marazzi（2008[2002]）早在15年前，就专门对金融资本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徐奇渊（2017）也让我们看到了语言之于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
语言与经济的界面，值得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
参考文献:
[美] 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 2015[1997] 《文字起源》，王乐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奇渊 2017 《语言和金融市场》，《澎湃新闻》5月11日。
Marazzi, Christian. 2008[2002]. Capital and Language: Fromthe New Economy to the War Ec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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