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汪卫红 张晓兰：中国儿童语言培养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例
中国儿童语言培养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例
汪卫红 张晓兰
提 要 中国语言环境复杂多样。为促进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普通话推广一直是新中国语言规划工作的重心。同时，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快中国国际化进程，英语教育也逐渐在教育体制内铺开。随着这些语言政策的推广，中国的语言生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在城市。本研究从家庭语言规划视角探讨这些变化对城市家庭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通过对8 组家庭日常生活用语的观察、录音和访谈调查，具体展示了这些家庭的父母是如何通过语言资源和读写能力培养方面的引导规划，一方面积极促进了儿童英语和普通话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却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方言的学习。
关键词儿童语言发展；家庭语言规划；普通话；英语；方言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Families: Urban Middle Class as a Case
Wang Weihong and 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
Abstract China is a linguistically and ethnically heterogeneous nation.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or dialects, Putonghua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ed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across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o support China’s open-door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glish has also been promoted throughout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Such nationwid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and English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linguistic ecology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urban contexts. This study reports 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involving eight Chinese urba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ged 5-11 years. By studying the children’s family language audits, observing their language/literacy practices, and engaging them in conversation about their language ideologies, this inquiry unveils how parents provide linguistic resources and literacy support to facilitate children’s bilingual development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while lim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 dialect.
Key words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Putonghua; English; dialect
一、前 言
本研究以家庭语言规划（Family Language Planning，FLP）为理论视角，以8 组城市家庭儿童语言培养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语言环境对中国家庭儿童语言发展与规划的影响，以期见微知著，对理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家庭语言生态变化有所启示。
本研究选取城市中等收入家庭为研究对象，从父母在孩子语言培养方面所秉持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行为和语言实践活动三方面对中国城市家庭语言规划进行解读。这个阶层家庭最能反映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向上社会流动中家庭语言使用的变更。通过探讨这些家庭有关儿童语言培养方面的家庭语言规划，可以进一步反观当代中国社会语言文化生活现状。具体研究问题为：
（1）中国城市家庭在儿童语言培养方面的语言态度、观念或意识形态如何？
（2）中国城市家庭在儿童语言培养方面的具体语言管理措施、规划有哪些？
（3）在这些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下，儿童语言发展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地点选择在笔者比较方便的武汉市。武汉位于中国中部，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是中国南来北往的交通、经济、贸易中心。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教育资源，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大量民众来武汉工作定居，南北方言也因此汇集于此。不过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学习工作场合，主要使用语言还是普通话。研究共8组家庭参加，这8 组家庭均在武汉市居住了10年以上。每组家庭至少有1名学龄儿童。最小的5岁，读幼儿园中班；最大的11岁，读小学六年级。家庭成员的具体信息见表1。
根据研究者的便利，研究首先邀请研究者的1位同事和1位朋友参加，这两名参与者又分别邀请了各自小孩就读学校的另外3名小朋友参加。表1中，1号至4号家庭小孩来自同一所学校；5号至8号来自另一所学校。为全面深入了解这些家庭小孩语言发展方面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借鉴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访谈、实地观察、收集文本资料等手段对这8 组家庭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跟踪调查（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
本研究的焦点是儿童语言发展，因此我们在数据分析时重点关注与小孩相关的家庭语言规划与实践。这些家庭所涉及的语言主要有三类：方言、普通话和英语。数据分析时，我们首先找出与小孩语言发展有关的语料，然后根据它们与方言、普通话和英语的关系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深入了解这8 组家庭使用语言的具体情况和使用语境，这些家庭为小孩语言发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提供的资源，以及国家语言政策中相关的语言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这8组家庭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中体现的。
三、研究发现
（一）方言：生活中缺乏方言学习的动力
总的来说，8 组家庭日常生活中都会某种程度上用到方言，特别是祖父母。尽管方言继续在家庭中使用，但大部分父母反映，平时爷爷奶奶跟孙子讲话时，两辈人像讲两门不同语言似的，“爷爷奶奶跟孙子讲家乡话，他就用普通话回答，他们互相都听得懂，就是各人说各人的话”（访谈贝妈2016 年12月1 日）。这种两语或两言并行的交流模式在许多其他语境中也有报告。Lanza（2007） 在双语小孩的父母话语规划研究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各说各话”（Move-on strategy）。
（二）普通话：普通话才是他们的母语
普通话在中国一直享有较高地位。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通用语。目前，普通话已广泛用于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用于各类国际/ 国内、正式/ 非正式、官方/ 非官方场合。普通话的价值也得到了参与研究的8 组家庭的一致认可。在他们看来，说普通话意味着能与全国各地的人交流，代表着更广泛的交流可能和更宽广的流动前景。
（三）英语：众人向往的未来语言
全球化浪潮促进了英语在全球各地的传播，在中国也不例外。研究中的8 组家庭无一例外均为小孩英语培养做了明确规划。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小孩将来职业发展做准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学校教育的要求。因为英语不管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必修科目，是孩子获得各种教育机会的门槛。要在教育中脱颖而出，必须学好英语。
四、讨 论
该民族志研究探讨了中国城市8 组中产阶级家庭在小孩普通话、方言和英语培养问题上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庭语言规划在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点。就家庭语言规划所折射的语言意识形态来看，方言、普通话和英语在这些家庭中地位不同，且它们的地位与其社会经济价值和实际运用价值相关。从这些家庭儿童语言规划的角度看，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语言资本价值高于语言认同价值
本研究显示语言传承与文化的认同感并不是中国家长在为孩子做语言规划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国外大多研究发现，对自己身份文化的认同感是影响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作为身份认同和文化传衍重要载体的代际传承语言也因此成为家庭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我们的调查表明，影响家庭语言规划更多的是语言价值。父母语言意识形态受语言资本观影响比较大。
（二）家长“影响力”高于孩子能动性
就家庭语言管理规划来看，父母的引导和管理在中国城市家庭儿童语言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与国外最近的一些家庭语言研究有所不同（Folge 2013；Gyogi 2015；参见本刊同期李国芳、孙茁文章）。这些国外的研究显示孩子们具备很强的能动性直接影响家庭语言决策。然而我们的研究则表明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家庭语言规划中体现并不明显。国内家长普遍对孩子的未来抱有很高期望，因此，他们坚信自己对培养孩子未来需要的语言能力负有重任，即De Houwer（1990）所说的“影响力信念”。这点在普通话和英语的课外辅导及培训上表现得很明显。但是这种“影响力信念”却丝毫没有在方言学习中体现出来。大部分家长采用的是自由放任、不干涉主义的措施和态度。
（三）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高于国家政策
从语言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显示，宏观社会环境比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对家庭语言规划的影响更大。中国的语言政策强调普通话和方言使用的合理分工，但是家长们却因为方言较弱的社会流动性、较低的资本价值而不重视方言环境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家长们对孩子的英语教育目的似乎也与国家教育政策不一致。国家政策强调把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用语，用来传播中国文化。但是大部分家长却更重视英语的实用价值，把英语作为孩子们未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上升移动语言。这种意识形态与社会评价体系以及人们对英语的盲目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五、总 结
本文对8组中产阶层家庭的研究为国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中国视角。国外最近的家庭语言研究，大多关注移民家庭以及遗传语言，族语在移民国家的传承问题。我们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的主流社会和主流家庭，因此可以为语言教育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家庭是方言传承的基本场所（李如龙 2017）。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父母在儿童家庭语言规划中，因担心方言对普通话形成干扰，刻意对其边缘化，致使方言面临代际传承的困境。作为我们的根语言、个体语言文化遗产，方言在文化传承、身份认同、情感寄托方面意义重大。因此，方言代际传承问题应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其次，国家语言政策从促进交流的角度提倡推广普通话，但在实际家庭语言规划中，却因为普通话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被广泛应用于家庭日常交流，极大地侵占了方言的使用空间。我们的语言政策并不希望消除方言，而是希望通过对普通话和方言理性的合理分工，营造出健康和谐的双言双语生活（李宇明 2012，2016）。所以为保持方言不流失，提高方言地位，应该加强方言的使用功能。
再次，尽管英语在中国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工具性作用得到高度认可，学习英语也不应该只看其实用价值。语言是学习知识的重要媒体，除了功能性外，还有很多认知与开发智能的作用。而且外语的学习不应只局限在英语。然而，因为民众以语言实用价值为导向的语言规划，对英语的渴望远远超出其外语学习的范畴。越来越多的家庭创造条件帮助小孩学习英语。就广大城市家庭而言，父母的语言取向及管理实践无疑对儿童语言培养和习得结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汪卫红，女，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语言教育、语言政策。
张晓兰（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女，英国巴斯大学教育学院应用语言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家庭语言政策、二语习得。
《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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