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父母语言策略与粤英双语儿童语码混合现象
父母语言策略与粤英双语儿童语码混合现象
叶彩燕 马诗帆
提 要 香港的双语者，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在粤语的使用中都会出现语码混合现象。本文对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的9 名同时习得双语儿童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一家长一语言”和“一家长两语言”条件下的混码频率进行比较。个案分析结果显示，儿童的混码频率与父母语言输入的混码频率一致，同时不同的输入条件会对混码频率产生影响。
关键词 语码混合；粤语；双语；输入模式
Parental Language Strategy and the Child’s Code-Mixing of English and antonese
Virginia Yip and Stephen Matthews
Abstract Bilingual speakers in Hong Kong, children and adults alike, code-mix productive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ata from nine simultaneous bilingual children in the Hong Kong Bilingual Child Language Corpus. We compare the code-mixing rates of children from one-parent-one-language families with those from one-parent-two-language families. 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e children’s rates of mixing closely match the rate of mixing in the parental input, and that different input conditions influence rates of mixing.
Key words code-mixing; Cantonese; bilingual development; parentalinput
本文中“粤英双语”指粤方言和英语，“粤语”指“粤方言”。
一、概述：双语发展的输入和语码混合现象
一些学者认为，儿童所接触的输入对其语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相对于单语发展而言，其作用在双语发展中尤为重要（Montrul 2008；Grüter & Paradis 2014）。双语儿童所接触的输入包含两种或更多语言，因此比起单语环境下的儿童，他们每种语言的输入会有所减少（Paradis & Genesee 1996）。双语输入通常是不平衡的，相应导致两种语言发展不平衡（Bernardini & Schlyter 2004）：绝大多数双语儿童会有一种语言是其优势语言，两种语言平衡发展的双语儿童并不常见。
不同的输入所产生的影响在双语儿童语言发展的不同范畴都有发现（Unsworth 2014）。在语码混合方面，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输入的影响。有研究用实验方法对输入中的混码频率进行控制，发现成人和儿童的混码频率密切相关（Comeau et al.2003）。
语码混合往往是儿童双语能力发展过程的一部分（Yip 2013）。输入中是否包含混码取决于很多变量，包括不同的输入条件和父母话语策略。在某些文化中，父母对混码有所抵触（Lanza 2004），而在香港家庭中混码却很常见，而且某些时候还得到鼓励（Li 2000）。
“一家长一语言”与“一家长两语言”
输入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也会因儿童双语发展过程中的输入条件而有所不同。现有研究中很多是对“ 一家长一语言”（one-parent-one-language，1P1L）家庭进行的个案分析，而且通常是语言学家对其孩子语言发展的研究（Döpke 1992）。在1P1L 家庭中每位父母分别对孩子使用一种语言，也就是以自己的母语和孩子交流（Lanza 2004）。许多研究者对1P1L 策略的利弊进行过讨论（Döpke 1998；Takeuchi 2006）。1P1L 绝不是唯一能够促进儿童双语发展的策略。“一家长两语言”（one-parent-two languages，1P2L）就是另一种选择，指的是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讲两种语言且用两种语言和孩子交流。在许多双语和多语的语言环境中，通常的做法是每位家长都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与孩子交流。家长与目标语言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孩子能从同一位家长口中听到好几种语言。1P2L 家庭中父母的语码混合频率往往比1P1L中的更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两种语言策略在培养双语儿童时可能是同样有效的。究竟哪种策略更好或哪种策略是达成双语目的的必要充分条件，尚无证据可以说明。而且，不可把1P2L个案中出现的较高的混码频率断定为语言能力不足，因为语码混合本身就是双语者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双语发展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关于1P1L 家庭的。与1P1L策略相比，我们对1P2L 策略的过程机制及其对双语儿童发展的影响还知之甚少。1P1L常常被推荐给家长，因为普遍认为在语言输入中清晰地分开两种语言能够帮助儿童对其进行区分，但还没有实在的证据证明这一点。1P1L家庭在香港并不是最普遍的。在香港1P2L才是更普遍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采取这种策略。一般情况下，父母的母语是粤语，第二语言是英语，他们用这两种语言与孩子交流，并且在两种语言的使用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码现象。
本研究比较了同一个语料库中的2名来自1P2L家庭和7名来自1P1L家庭的儿童（Yip & Matthews 2007）。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与1P1L家庭相比，采取1P2L策略的父母和在这种环境下发展双语的儿童是否会出现更多的混码现象，或者出现不同的混码方式，而这在儿童的混码中是如何体现的。
本文研究问题如下：
（1）双语儿童的混码现象在粤语和英语语境中是否有量或质的不同？
（2）双语儿童的优势语言与其混码现象有什么关系？
（3）父母的输入是如何影响儿童混码的频率和方式的？
（4）儿童的粤英混码有何特点？而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在本文写作期间包含了7 名1P1L 儿童和2 名1P2L儿童的纵向数据。表1 是语料库中儿童的背景信息。整个语料库中包括粤语和英语的478份文件，用CHAT（Codes for the Human Analysis of Transcripts）系统转写，并用33种词类进行标注。语料库涵盖的儿童年龄范围从1；03 到4；06（年；月）。儿童句子总数分别为粤语57 831句，英语46 382句。
每次录音时，两位研究员分别用英语和粤语与孩子交流来收集语料（Yip & Matthews 2007：66—67）。①第一位研究员与孩子进行半小时英语互动，第二位进行半小时的粤语互动。1P2L 儿童的录音过程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从而系统地获取每一种语言的语料。在下面的讨论中，“英语语境”（English context，EC）指的是研究员用英语与儿童互动，但不保证儿童只用英语回应。同样，“粤语语境”（Cantonese context，CC）可能包含英语句子，不过这种情况较少出现，因为本研究中大多数儿童的优势语言都是粤语。
混码句子指的是一句话中包含了来自两种不同语言的成分（Bhatia & Ritchie 2008）。混码句子在CHAT转写文稿中均以“@s”符号标记，我们使用CLAN的KWAL命令搜索“@s”来获得混码句子。如，在例（1）中，粤语的动宾复合词“冲凉”（洗澡）插入句子，作为want（想）的补语，用“@s”标记：
（1） I want 冲凉@s
I want cung1-loeng4@s
我想洗澡
‘我想洗澡。’
（Alicia 2；06；13，英语语境）
在英语语境下的混码可以指儿童将粤语成分插入英语结构，如例（1）；但也可以认为是儿童将英语成分插入粤语结构（Myers-Scotton 1993）。虽然英语或粤语结构等说法方便描述，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无法分辨出混码句子是使用英语结构还是粤语结构（Yip 2013 ：135）。
每种语境混码频率的计算，是用混码句子的数量除以儿童产出的句子总数。计算不包括以下几类句子：（1）不清楚儿童是否知道一些词汇属于不同的语言，如附加语转换（tag-switching）、缩写和专有名词；（2）无法进行句法结构分析的句子，如重复或不完整的句子。
三、研究结果
（一）“一家长一语言”儿童
图1—图7展示了在1P1L 条件下，每名儿童在一段时间内各语言的混码频率。可以看到，Timmy、Charlotte、Kathryn 和Llywelyn 在粤语语境下的混码频率总是高于英语语境。Sophie、Alicia 和Janet的混码使用倾向则不那么清晰，在某些时间段她们在英语语境中的混码频率更高。这说明在英语录音时，尽管研究员或家长用英语与儿童交流，但是儿童仍然产出含有英语成分的粤语句子。
（二）“一家长两语言”儿童
图8、图9 展示的是两名1P2L 儿童的混码频率。结果再次显示，粤语语境的混码频率整体上高于英语语境。但是两名儿童在混码频率上有差异。Kasen 的混码频率高达16%，比任何一名1P1L 儿童都要高。数据还显示很多时候他在粤语语境下的混码频率都超过10%。整体而言，Darren 的混码频率较低，但粤语语境的混码频率始终高于英语语境。两名1P2L 儿童的差异或许可以从父母语言输入的角度来解释，下文四、（三）将有相关讨论。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1P1L 还是在1P2L 条件下，儿童在粤语语境下的混码频率都高于英语语境。表2呈现了每名儿童在不同语境下的混码频率，最后一列是粤语语境与英语语境的混码频率比值。
从表2 可以清楚地总结出双语儿童在粤语语境中的混码比英语语境更多。T-检验结果显示大多数孩子在这两种语境下的混码频率有显著差异，但两种语境下混码频率的比值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比值从Charlotte 的1∶1 到Kasen 的10∶1 不等。我们在解读这些数值时要注意：英语语境下的混码仅仅指在录音时，成人研究员使用英语与孩子交流，引导孩子产出英语，而并不是说这种语境下的混码都是粤语成分插入英语结构。相反，有些孩子在英语语境中产出了含有英语成分的粤语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Alicia 在英语语境中的混码（1.9%）多于粤语语境（1.5%）。
四、讨论
如图1—图9和表2所示，双语儿童的语码混合是不对称的：粤语互动时的混码多于英语互动。这种不对称有至少两种解释。一个是与儿童的优势语言有关：有学者提出儿童在使用弱势语言时更可能出现混码（Petersen 1988）。另外，这种不对称可能来源于父母的语言输入，详见下文（二）的讨论。
（一）不同优势语言儿童的比较
语言的优势程度可通过计算每种语言在不同阶段的平均句子长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MLU）来确定（Yip & Matthews 2007）。计算结果显示，本研究的1P1L儿童中，只有Charlotte 的优势语言是英语，Kathryn 的两种语言发展比较均衡，没有明显的优势语言，其余的1P1L儿童优势语言均是粤语（Yip & Matthews 2007：73—81）。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粤语语境下的混码受到儿童语言优势程度的影响。虽然以粤语或英语为优势语言的1P1L 儿童都更多地将英语成分混入粤语结构，但在粤语语境下以英语为优势语言的Charlotte却比以粤语为优势语言的儿童产出更多的混码句。表3对1P1L儿童在粤语语境与英语语境下的混码进行了比较。
以粤语为优势语言的儿童，在粤语语境和英语语境下的混码频率比值约为2∶1，而以英语为优势语言的Charlotte，比值大于5∶1。所有儿童的混码都受到语言输入中混码使用情况的影响（整体上粤语输入中的混码现象极为普遍）。除语言输入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促使Charlotte 在讲粤语时使用混码：有些词她知道英语的说法但不知道粤语的说法，而且／或者她能更快或更容易地想到英语而不是粤语的表达方式。
（二）不同语言策略下儿童的比较
儿童在粤语语境下混码的总体趋势可以归因于所接触的语言输入，而这一趋势受到具体输入情况的影响。表4比较了“一家长一语言”和“一家长两语言”儿童的混码频率。
从表4可以再次看出，所有儿童在粤语语境中的混码频率都高于英语语境。但是，在粤语语境下，来自1P2L家庭的两名儿童的混码频率约为来自1P1L家庭的儿童的两倍（分别为4.9% 和2.5%）。他们在粤语语境和英语语境下的混码频率比值为7∶1，而1P1L儿童的混码频率比值为2.5∶1。
（三）输入的作用
综上所述，儿童在粤语语境下比在英语语境下出现了更多的混码。这与儿童接触的输入中混码使用的总体趋势一致。之前的个案研究（Yiu 2005）也发现，父母用粤语与孩子交流时常常使用混码，但在用英语交流时混码并不常见。在粤语和英语语境下语言输入中的混码差异有时很难进行量化：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库并未系统地收集来自家长的语言输入，大部分粤语录音中都是由研究助理而不是家长与孩子进行互动。不过Kasen 和Darren 的语料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来自家长的语言输入，我们可以对父母输入及儿童话语中的混码频率进行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
在粤语语境下，Kasen 父亲言语产出的混码频率高达13.2%，这说明他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两种语言。他的混码频率与Kasen 在粤语语境下9.4% 的混码频率非常接近。Kasen 父亲的混码率（13.2%）是其母亲（1.4%）的9倍。这是因为母亲在录音中主要负责引导孩子讲粤语。她在录音中的混码频率可能无法代表她在日常言语中以及在录音环境以外与孩子交流时使用混码的频率。在英语语境下，Kasen 父母的混码频率较低（分别为0% 和0.7%），这与Kasen 0.9% 的低混码率吻合。
Darren 在粤语语境下较低的混码频率（1.1%）也与其父母的混码频率（分别为1.5% 和0.76%）一致。比较Kasen 和Darren 可以发现，父母的语言策略对孩子的混码频率有很大影响。虽然语码混合现象在整个社区极为普遍，但在各个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点儿童的混码表现可以反映出来。
在质的方面，儿童混码中大多数的形态句法结构也可以在父母的语料中发现。在例（2）中，Darren 将英语动词claim（索取）和粤语助词“返”faan1（回）结合使用，其父亲也在回应中重复了这种结合：
（2）孩子： Claim 返
claim faan1
claim 回
‘索回。’
父亲：係喇， claim 返啲钱
hai6 laa3 claim faan1 di1 cin2
对 SFP 索取回 CL 钱
‘对，把钱要回来。’
（Darren 3；05；09，粤语语境）
该例也体现出父母的话语策略（discourse strategies）。父亲使用了孩子产出的“claim返”（索回），将英语动词claim 和粤语助词“返”结合使用，表明他接受这种混码。这比“忽略”策略（“Move on” strategy），即父母对孩子的混码不予回应的做法（Lanza 2004）更进一步。实际上，例（2）中父亲通过重复孩子使用的混码鼓励了其混码行为。
（四）语码混合的句法类别
我们现在来看语码混合的句法类别，尤其是混码动词的特点。表6是混码句中插入成分的主要句法类别。名词混码和动词混码是两大主要的混码种类，在粤语语境下尤其如此。在英语语境下，使用最频繁的粤语插入成分是句末助词（sentence final particle，SFP），如“呀”aa3 和“啦”laa1，其次是名词和动词。
这种分布与语言接触情境中所观察到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即呈现出“可借用性层级”（hierarchy of borrow ability）：名词> 动词> 形容词（Lass 1997：189）。也就是说，名词是最容易借用的，在表层接触中即可借用，而动词的借用则需要更深层的接触。这种可借用性差异有多种解释。在语义上，名词能指涉新事物，而需要借用动词表达新事物的情况却很少见。在结构上，动词更可能需要形态变化，给发音带来困难。典型的名词混码例子如下：
（3）孩子：有個 horse 㗎
jau5 go3 horse gaa3
有 CL 马 SFP
‘有一只马。’
（Timmy 2；03；17，粤语语境）
（4）孩子：食啲 apple
sik6 di1 apple
吃 CL 苹果
‘吃一些苹果。’
（Alicia 2；00；26，粤语语境）
可以看到，名词是以原型形式插入的：虽然在例（4）中表达的是复数含义，但仍使用了原型apple（苹果）。
产出英语时，最常见的混码形式是加入粤语句末助词，如例（5）所示：
（5）孩子： You tidy up 啦
you tidy up laa1
你收拾 SFP
‘你收拾吧。’
（ Kasen 3；06；08，英语语境）
在新加坡英语等语言接触变体中，也有英文借用汉语句子助词的现象（Lim 2004）。
（五）混码动词和轻动词结构缺失
和名词一样，英语动词插入粤语时也是以原型形式出现的，如例（6）。但屈折形式也会出现，这在以英语为优势语言的Charlotte 的语料中尤其明显，如例（7）：
（6）孩子： Put 呢個
put nei1 go3
放 DET CL
‘放这个。’
（Charlotte 2；03；17，粤语语境）
（7）孩子： de1di4 sleeping 呀
de1di4 sleeping aa3
爸爸睡觉 SFP
‘爸爸在睡觉。’
（Charlotte 2；10；29，粤语语境）
将粤语的体标记附加在英语动词后在成人的混码中很常见（Chan 2003）。因此在粤语句子中插入英语动词时，儿童会使用粤语体标记。例（8）和（9）中，动词turn（转）和plant（种）后使用了完成体标记“咗”zo2 ：
（8）孩子：点解 turn 咗
dim2 gaai2 turn zo2
为什么转 ASP
‘为什么转了？’
（Darren 3；04；18，粤语语境）
（9）係呀，佢哋 plant 咗
hai6 aa3 keoi5 dei6 plant-zo2
是 SFP 他们种 PFV
嗰啲㗎喇
go2 di1 gaa3 laa3
那 CL SFP SFP
‘是的，他们已经种了那些（东西）。’
（Kathryn 3；06；18，粤语语境）
英语动词屈折形式也可能使用粤语体标记进行修饰，出现双重形态标记：
（10） Broken 咗喇
broken zo2 laa3
烂 ASP SFP
‘打烂了。’
（Kasen 3；09；07，粤语语境）
英语语境下可能会在英语句子中插入粤语动词原型：
（11） I 推 him
I teoi1 him
我推他
‘我推他。’
（Timmy 2；04；07，英语语境）
（12） Can’t 开 the boat
can’t hoi1 the boat
不能开 DET boat
‘开不了这只船。’
（Charlotte 2；01；22，粤语语境）
粤语动词很少会附加英语的时体形态，但这种情况也会偶尔出现，如“咳-ing” kat-ing（在咳嗽），发音类似英语的cutting。
可以看到，在例（11）和（12）中，儿童将粤语动词直接插入英语结构，没有使用do 或者make之类的轻动词。同样地，在例（6） —（10）中，英语动词直接插入粤语结构，也并非全都带有体标记（正如成人粤语一样）。这与前人在多个语言对中发现混码时引入轻动词来表达屈折信息的情况不同（Chan 2003：74）。这种轻动词结构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儿童语料中，在成人粤语和英语语码混合的研究中也没有相关描述（Chan 2003）。儿童和成人混码中缺失轻动词结构也许反映了粤语的类型学特征。首先动词没有屈折变化：动词原型在成人粤语中广泛使用，在儿童发展中的英语（developmental English）里也经常出现（无论混码与否），不需要轻动词来表达屈折信息。在成人的混码中，粤语是主体语言（Chan 2003），因此混码的动词也遵循粤语特性，不做屈折变化，而英语是要求动词有屈折变化的。
第二个类型学影响因素是英语和粤语在很大程度上语序一致。使用轻动词的混码复合动词通常发生在VO语言的动词插入OV语言的时候（Chan 2003：75）。这样产生的复合动词结构可以给其左边的宾语赋格，与主体语言的规则一致。但粤语和英语都是VO语序，因此不存在产生混码轻动词结构的条件。
（六）动词-助词结构及其创新用法
虽然上文讨论的儿童混码主要特征都与成人输入一致，但儿童的混码也会超出输入的范围。将英语动词-助词结构（verb-particle constructions）插入粤语句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将一个动词-助词结构像单个动词一样插入使用：
（13）係咪想要 lie down 呀
hai6 mai6 soeng2 jiu3 lie down aa3
是 NEG.be 想要躺下 SFP
‘是不是想躺下呀？’
（Charlotte 2 ；05 ；19，粤语语境）
例（13）中，儿童插入了英语动词-助词结构lie down（躺下）。lie down 与其粤语对应词组“瞓低”fan3 dai1（躺下）结构一致，都是助词紧跟动词之后，如例（14）：
（14）我想瞓低呀
ngo5 soeng2 fan3 dai1 aa3
我想睡下 SFP
‘我想躺下呀。’
例（14）中的粤语结构与其对应的英语结构也是一致的（见例（14）的英语译文，更多例子见Matthews & Yip 2011：243）。如果结构一致是促成混码的因素之一（Myers-Scotton 1993；Chan 2003：153），那么这种一致性将促进英语动词-助词结构插入粤语句子使用。
在一些更复杂的例子中，混码与双语儿童发展中的语法相互影响。例（15）中及物动词-助词结构put down（放下）插入粤语结构，后接空宾语。这与儿童发展中的语法以及粤语的目标语法都是一致的（Yip & Matthews 2007：146）。同样地，在例（16）中Charlotte 使用了及物动词-助词结构turn off（关掉），后接空宾语。
（15）佢 put down 呀
keoi5 put down aa3
3sg 放下 SFP
‘她把它放下。’
（16）我想 turn off 呀
ngo5 soeng2 turn off aa3
我想关掉 SFP
‘我想关掉。’
（Charlotte，2；04；20，粤语语境）
因为例（15）和（16）使用了空宾语，所以我们不能分辨Charlotte使用了哪种语序，即不能确定是把宾语放在动词与助词之间（split order，如turn it off）还是把宾语放在整个动词- 助词结构之后（nonsplit order，如turn off it），后者在成人英语中是不合语法的，但确实出现在Charlotte 的英语语料中。
但是，也有儿童在混码中把动词和助词分别放在粤语宾语的两边：
（17）点解你 throw
dim2 gaai2 lei5 throw
为什么你扔
呢個 away 嘅
ni1 go3 away ge3
这 CL 开 SFP
‘你为什么把这个扔掉？’
（Kathryn 3；06，粤语语境）
下面的例子中，Timmy 将粤语补语“唔到”m4dou2（不到）接在英语动词slide（滑）后边，然后加上助词down（下）构成一个复杂的粤语结构，表达无法完成“slide down”（滑下去）这件事：
（18）依只 slide 唔到 down
ji1 zek3 slide m4 dou2 down
这 CL 滑不到下
‘（穿）这只（鞋）滑不下去。’
（Timmy 2 ；06，粤语语境）
例（17）和（18）中，Kathryn 和Timmy在插入英语动词-助词结构时，都把动词与助词分隔开来。
英语倾向使用这种语序，但粤语却不是（Wong 2010）。例（17）和（18）的用法在父母的输入中没有出现，成人的混码研究中也没有相应的描述（Li 2000；Chan 2003 等）。这似乎是双语儿童自创的新用法。
鉴于英语和粤语都有宾语置于动词-助词结构之后的情况，在粤语句子中插入英语动词-助词结构时，儿童更有可能把宾语放在整个结构之后。例（17）和（18）中的混码方式则与预期相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儿童的两种发展中的语法之间产生了独立于混码现象之外的跨语言影响。虽然例（17）和（18）中的混码结构与成人粤语语序不符，但双语儿童确实偶尔在粤语中把宾语放在动词与助词之间使用，如例（19）和（20）：
（19）唔好摆佢低啦
m4hou2 baai2 keoi5 dai1 laa1
不要摆她低 SFP
‘不要把她放下。’（指一个抱着的娃娃）
（Timmy 3；09；09，粤语语境）
（20）留你低喺
lau4 lei5 dai1 hai2
留你下在
依度好唔好呀
ji1dou6 hou2-m4-hou2 aa3
这里好不好 SFP
‘把你留在这里好不好？’
（Alicia 3 ；02 ；25，粤语语境）
例（19）中的动词“摆”和助词“低”被宾语隔开，例（20）中的“留”和“低”也被隔开。这种不符合目标语法语序的结构，在成人粤语中并未发现，正确的语序是把代词放在助词之后，比如“摆低佢”baai2 dai1 keoi5（放下她）。我们认为例（19）和（20）中的用法受到了英语对应结构语序的影响（Yip & Matthews 2007：216）。例（17）和（18）中的混码结构虽然与粤语目标语法并不符合，但与儿童发展中的粤语语法是相符合的。这说明例（17）和（18）的混码可能是儿童语法发展中产生的结构，而不是源于儿童所接触的语言输入。
五、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双语儿童的语码混合及其与语言输入的关系。研究显示混码频率在不同语言语境下是不对称的：粤语语境下的混码比英语语境下的更为普遍。混码的方向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输入中的混码频率而不是由儿童的优势语言决定的。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儿童在使用弱势语言时更可能发生语码混合。
本文提供了输入条件影响混码频率的证据：“一家长两语言”环境下儿童的混码频率约为“一家长一语言”环境下儿童的两倍。因此，输入对语码混合的频率和方向性都有很大的影响，至少生活在混码现象极为普遍的香港的双语儿童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强调这些发现并不能作为反驳1P2L的理由。恰恰相反，混码在成人语言使用中很常见，其习得是语言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表明语码混合对语言发展有害。语码混合也可能是儿童开动脑筋充分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质的方面，我们归纳出儿童混码结构的一些特点。最常见的插入成分是名词，其次是动词。英语动词直接插入粤语结构中，不需要轻动词的辅助，这可能是粤语的类型学特征及其与英语在语序上大体一致使然。几乎所有儿童的混码方式在语言输入中都有所体现，但也有一些混码方式在输入中没有发现，比如，儿童在使用动词-助词结构时，把宾语放在动词与助词之间。这可能是双语儿童的创新用法。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叶彩燕（Virginia Yip），女，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香港中文大学儿童双语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双语研究与语言障碍实验室/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台湾联合大学系统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双语研究联合实验室/ 西悉尼大学-暨南大学联合双语实验室教授，研究方向为双语研究，双语习得，二语习得，粤语、潮州话与汉语语法对比，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
马诗帆（Stephen Matthews），男，香港大学人文学院/香港大学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中文大学儿童双语研究中心/西悉尼大学-暨南大学联合双语研究实验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句法学及语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