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
《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封面
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
王春辉
提 要 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与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贫困对儿童语言的发展和成人语言的使用都有影响，影响前者的因素有社会环境的也有神经机制的，对后者的影响则可以从社会网络和稀缺两个视角加以解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来看，语言能力对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因素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来说是一个概率性条件。语言扶贫实践在中国反贫困事业中的作用与日俱增，语言精准扶贫的内涵也越来越清晰，稀缺理论则为语言扶贫提供了诸多启示。中国的扶贫实践为语言与贫困相关论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将会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经验。
一、引言
大致说来，语言与贫困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涵互为关联的两个视角：（1）语言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2）贫困对语言的影响及机制研究。与第一个视角相关的议题主要涉及语言能力对个人/家庭/地区/国家经济状况或经济收入的影响。与第二个视角相关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贫困对儿童/成人）语言能力发展/使用的影响，贫困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等。语言扶贫的实践研究则涵盖但不限于：语言扶贫的政策，语言扶贫的措施与机制，语言扶贫的效果，等等。
显然，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与贫困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
下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简略讨论贫困对语言能力影响的几个问题和语言能力对贫困影响的诸方面，第四部分聚焦当代中国语言扶贫的实践探索，第五部分是一个结语。
二、贫困对语言能力的影响分析
以往关于贫困对语言能力影响的研究主要是聚焦于对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本节在此之外也将对贫困区成人语言能力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贫困对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会影响儿童的生理发育、认知发展和心理健康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具体到家庭环境对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方面，大量的研究都表明儿童早期的生活环境对其后期语言和非语言相关的脑功能和相应脑结构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1. 影响的表现
近些年学者们对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已越来越突破以往对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系统方面的研究，而更关注话语输入与输出的能力方面。比如 Romeo et al.(2018)的最新研究就表明在早期家庭环境中，亲子言语交流时更多的话轮（conversational turns）体验可能更有利于儿童的言语发展。此类研究不免让人联想起Bernstein（1964）、Cohen（1969等所提出的复杂/局限语码与经济社会地位的关系问题：即高经济社会地位家庭的儿童倾向于习得复杂语码，而低经济社会地位家庭的儿童倾向于习得局限语码。正如伯恩斯坦（1985[1964]：105）所假定的那样：“社会关系形式选择语码的种类，然后该语码成为社会关系的代表，进而调节交谈的性质。简言之，社会关系形式的影响由语码通过言语计划功能传递并维持在心理上。语码将诱发、维持、概括言语计划的学习，标出可以学到的东西，并限定顺利学习的条件。”
2. 影响的原因
贫困之所以会给儿童认知心理和语言发展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主要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1）贫困的家庭往往与饥饿和营养不良紧密相连；
（2）与一些疾病带来的家庭生活状况连锁反应相关；
（3）贫困对孩子们的学习有不利的影响，因为贫困家庭缺乏能促进孩子学习的资源，比如书籍、电脑、各种补习材料以及其他的课外学习机会等；
（4）父母因为被日常生活的其他事情所占据，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时间来关注孩子的认知和语言发展，比如与儿童的对话等；
（5）贫困的状况让家庭和整个社区有着更多的压力氛围，孩子们在种种压力下会受到直接影响，这严重损害了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一些社区存在的不良问题，比如犯罪、暴力、不上学等也让学习过程特别困难。
学界目前对贫困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模型：家庭压力模型和父母投资模型（Perkins et al. 2013）。除了上述聚焦于语言系统、语言能力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分析的研究之外，近些年从神经机制视角来解读贫困对认知、语言等能力的影响正在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
虽然上述研究还不能直接证明贫穷是导致大脑变化发展的原因，但研究者们相信他们的研究还是反映出了贫困家庭儿童大脑发展背后的各种环境因素。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解释了孩子的大脑发育是如何受家庭收入影响的。显然，改善这些因素的唯一方法在于摆脱贫困，虽然短时间内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能够针对性地对这些影响因素加以干预，并且缩小这种差异，就能够让贫困家庭儿童的发展得到改善。
（二）贫困对成人语言能力的影响
上述贫困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解释机制显然是无法适用于成人语境的。本节将聚焦两个问题：地理及社会网络对语言能力的束缚，以及由稀缺带来的后果。
1. 地理及社会网络的影响
戴蒙德在分析世界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这个问题时，提到了两个方面的因素：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戴蒙德 2017：15-75）应该说这一分析也是适用于国家内部的贫穷/财富差距问题的。比如目前中国的14个连片集中特困地区的基本特征就是老、少、边、穷，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就是一个核心阻碍因素。往往由此而带来交通不畅、信息闭塞、长期与外界隔绝、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连锁问题。
越是地理封闭、交通不便的地区，人口流动的动力和机会便越少，其内部社会关系的血缘性/同质性就趋向更强，内部社会网络也越趋于紧密。这一状况往往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比如，一方面会使当地居民安土重迁，社会网络和文化网络更为稳固，进而形成一些固定思维，投射到贫困上往往就会形成“贫困思维”；投射到语言上往往就是更高程度的语言忠诚（王春辉2018b）。这些固定思维可能是有意识的但更可能是无意识的。另一方面则是其生活惯习（包括语言使用）也往往会趋于固定，外来因素比较难进入，创新和变化较难出现。即使有人试图尝试使用新的生活方式或语言范式，稳固的社会网络的力量也会将之拉回到原来的模式。
2. 稀缺的语言后果
Sendhil Mullainathan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计算与行为科学教授，他最知名的研究之一就是从“稀缺”（scarcity）视角对贫穷与忙碌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读。他在系列研究中指出，贫困不仅仅是资金匮乏的问题，与贫困相关的长时间段的、日复一日的艰难选择，比如是否让孩子上学或继续上学，是否需要在农作物生产等方面继续投资，孩子由谁来看管，房屋修葺以及其他物质性或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缺位，等等，实际上消耗了个体的心理和社会资源（Banerjee& Mullainathan 2008）。而这种心理和认知的损耗则往往可以导致他们做出使贫困永久化的经济决策。
其《稀缺》（穆莱纳森、沙菲尔2014）一书的一些观点尤其与本文的讨论密切相关。这些观点至少给本文此处的讨论以下启示：
（1）语言能力属于“管子”视野之外的事情，所以被抑制了；
（2）语言能力问题，处于贫困地区人口的认知和心理关注点的边缘。客观地说，贫困人口出于生存需求本能往往会形成一个由强到弱的心理关注连续统，语言问题基本是处于连续统的最远端；
（3）尽管在贫困人口的心理上语言问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但是一旦当他们在内力和外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摆脱贫困之路，那么语言问题就会慢慢向连续统的近端移动，特别是当他们需要以人口流动、旅游产业扶贫等方式来实现脱贫，需要更多与外地人交流的时候，语言能力的作用就会更为凸显。
三、语言能力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本节集中讨论两个问题：语言能力在历时和共时层面对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性；语言能力对经济社会状况改善是一个概率性而非一个充分/必要/充分必要条件。第一个问题王海兰（2019）一文已经有了很精彩的纵览，所以在此也仅是稍作补充。
（一）影响的历时与共时
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人力资本。所以如果历时来看，语言能力在贫富分化以及导致贫穷诸因素中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比如Kohler et al. 2018）；如果共时来看，语言能力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况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言而总之，语言能力与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通常有种正相关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提升语言能力是提升其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概率性条件
语言能力对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有重要作用，但是它不是一个充分的或必要的或充要的条件，而是一个概率性条件：即有些社区和居民语言能力基本维持现状也可能会脱贫致富，提升生活质量，而有些社区和居民提升语言能力之后也可能还是处于贫穷状态，但是，提升语言能力则无疑一定会提升脱贫致富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香港、广东、福建等地的许多居民还依然基本保持着粤方言、闽方言的单语状态，但他们搭乘整个地区快速发展的列车，也早已摆脱往日的贫困状态而进入了温饱或小康的生活。
对于美国城市郊区或者中国城市郊区的一些贫困区特别是所谓的“贫民窟”来说，许多居民可以说很好的通用语，但是由于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失业、疾病、老弱孤残、自甘堕落等）而导致了贫穷状态。
但是毫无疑问，语言能力的提升无疑能提升脱贫致富的几率。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70多年来，这三大任务为中国的扫盲事业、教育提升、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概率性关系”（王春辉2018c：96），语言能力是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概率性条件。
四、当代中国语言扶贫的实践探索
本节试图聚焦当下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来探讨语言扶贫实践的几个方面。
（一）语言扶贫越来越凸显
如果翻阅建国以来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就会发现，一直到了新世纪才有了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政策表述：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五、行业扶贫（二十三）”中提到的“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且随后的文件中关于语言文字政策的表述越来越多了。（王春辉2018c）
这说明，在扶贫开发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到加快脱贫致富的阶段，在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
（1）语言文字因素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了；
（2）语言文字因素是一个后发因素；
（3）在不同地区，语言文字因素的紧迫性和语言能力提升的目标达成度可能会有差异。
（二）语言精准扶贫的内涵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当前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思想和重点工作，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
对于语言扶贫来说，就是要求能做到语言精准扶贫。这至少涵盖了以下一些方面：
（1）扶贫方式的精准抉择。
（2）扶贫对象的精准定位。
（3）扶贫内容的精准提升。
（4）扶贫策略的精准对接。
（三）稀缺的启示
在“稀缺”的理论框架下，语言扶贫的实践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加强：
1.语言因素在扶贫脱贫事业中是一个“非急迫性因素”，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升语言能力将会出现“语言能力提升——工作机会增多/可移动范围增大——收入增加——进一步投资——摆脱贫困”的正向反应链。
2.树立语言致富样板，使他们看到语言能力提升的价值所在，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对通用语言“红利”的认知。
3.为贫困人口提供的培训要简单实用——节省带宽的教育方法才是好方法。
4.语言扶贫要用在正确/恰当的地方，尤其是要让人们知道其所在；要让人们知道如何拥有或提升语言能力；要对那些根本不会想到语言因素的人进行重点扶持。
5.要注重语言政策与规划在语言扶贫中的作用。
6.提升语言能力和教育水平，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投资或者说消费。对于这种基础性消费，国家和当地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7.有必要从学理上区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即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脱贫攻坚有其宏观目标，对应到语言上就是国家通用语传播和贫困地区当地语言/方言的和谐发展；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否需要提升普通话水平，是否需要保持自己的母语或母方言，或者选择成为双言双语者，则往往要依据自身情况遵从自己的选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贫困县摘帽，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消失，也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扶贫实践将会继续探索下去。
五、结语
当代中国进行的扶贫脱贫实践（语言扶贫实践当然也包括在内）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正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中国的扶贫实践也正在为人类的语言与贫困研究提供着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研究机遇。国际上对语言与贫困的研究虽然已不少，但是基于中国扶贫实践的观察、描写、思考和解释，必将给已有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带来新视野、新视角，甚至修正已有的理论和结论（李宇明2018b），也很可能产生出新的理论范式。
语言与贫困有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形成了很多论题和理论思考，而语言扶贫的实践则为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语言视角的策略和路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语言与贫困的界面上得到了完美呈现。
作者简介：
王春辉，男，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汉语语法、二语习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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