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张洁：国外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封面
国外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洁
提 要 贫困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有统计学相关性。贫困不仅可能通过社会经济因素,也可能通过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制约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而儿童语言能力是其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业成就、人力资本和社会流动的显著预测指标。因此,贫困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应该成为世界反贫困战略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探讨国外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相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并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贫困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观点、影响机制和可能风险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外研究成果对我国相关研究及实践的启示。
一、研究历史
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创建期（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和教育不平等问题。民权运动方兴未艾，不断冲击美国传统的种族隔离政策，促使美国加强了对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和人权的关注。与此同时，新的贫困理论和儿童语言发展理论不断出现。在此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推动了一系列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改革，揭开了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序幕。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为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创建期，美国学者仍是该领域的唯一研究主体。Williams主编的《语言与贫困》（1970）是第一本关注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学术著作，标志着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多采用标准化测试、问卷调查、实验研究、个案研究、跟踪调查等多种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0~6岁学前儿童为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看待贫困儿童语言的观点及理论基础；（2）贫困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可能风险；（3）贫困儿童语言发展问题的干预措施及效果。
自20世纪90年代，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发生了由单一国别研究主体到多国别研究主体的转向。随着认知神经科学、儿科学、环境科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学者纷纷加入儿童发展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群体迅速扩展。心理学、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的研究成果成为了该领域知识主体和研究热点。这些文献主要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神经机制，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的效果及政策意义，儿童保育对学前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家庭压力模型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亲子交互质量与儿童语言处理的相关性。
二、研究观点及理论基础
在处理贫困儿童的语言时，是把它当作有缺陷的一种语言，还是不同于标准语言的一种语言？这是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决定了研究者在测量贫困儿童语言能力，解释贫困儿童语言发展风险及成因，以及干预贫困儿童语言发展问题时所持有的不同立场。
(一)缺陷观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产生的一系列贫困理论是贫困儿童语言缺陷观的根源。“贫困圈”理论、“贫困文化”理论、“社会剥夺”理论等贫困理论均将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劣势与其社会文化特征相联系，暗示贫困人口的文化具有“不发达”“有缺陷”和“劣势”的属性。这种贫困文化的缺陷观直接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乃至现今的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近20年以来,看待贫困儿童语言的观点从“文化缺陷论”转向了“环境缺陷论”和“认知缺陷论”。“环境缺陷论”认为儿童成长所面临的多重环境风险的不断积聚是贫困儿童发展缺陷的重要根源。“认知缺陷论”则指出贫困儿童所处的多重环境风险可能导致其大脑各功能区神经回路的发育落后于经济优势儿童，从而影响认知、语言、情绪、行为等方面的发展，乃至终身的职业成就及发展轨迹。“环境缺陷论”和“认知缺陷论”也使儿童发展干预政策的重心从儿童自身转向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
(二)差异观
与贫困儿童语言缺陷观相对立的是语言差异观。最早提出贫困儿童语言差异观的是以Stewart、Labov、Shuy和Baratz为代表的一批社会语言学者。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差异观使儿童发展研究者认识到基于不同言语社区的语言差异不等同于语言能力的差距，在测量贫困儿童语言能力以及干预贫困儿童语言发展问题时要基于语言平等和教育公平的立场，避免单一文化学校教育成为阻碍贫困儿童发展的社会化机制，推动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
三、贫困影响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因素及机制
(一)影响因素
大量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营养保健、居住环境、家庭混乱等与贫困有关的社会经济指标可能对儿童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发育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儿童语言发展的风险。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交互质量、家长语言水平、父母和教师期望等与贫困有关的社会人文因素与儿童语言发展显著相关。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能为子女提供充足的食物和营养，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大量图书、玩具等辅助娱乐和学习材料，较多的关心和照顾，以及更高质量的亲子言语互动；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却存在着这些资源和经验获取上的不足，使他们处于语言发展的高危状况中。这些影响因素和中介因素互有交叉、协同作用，对每个贫困儿童的语言发展可能造成不同影响。
(二)影响机制
各种环境和生物因素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机制可归纳为3种：经济机制、心理机制和认知神经机制。经济机制通过家庭经济收入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和学业成就产生显著影响。经济贫困对儿童发展有两种影响机制：金融资本模型（financialcapital model）和家庭社会化模型（family socialization model）（Mistryet al. 2004）。心理机制通过与父母心理健康有关的养育行为影响儿童的认知和语言发展。进入21世纪，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发展影响背后的生物机制。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大脑结构和功能发育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高、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在语言、记忆和执行功能3个认知领域中的表现普遍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其中读写能力和相关语言技能差异是导致儿童社会经济地位成就差距的核心（Farah 2017）。3种机制涉及的影响因素各有重叠。其中，经济机制的影响作用更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心理机制的作用，而心理机制和认知神经机制之间则会产生交互作用（沈卓卿 2014）。
四、启 示
(一)明确贫困的多维构成要素
多维贫困理论认为人的贫困不仅是收入的贫困，还包括教育、健康、住房及享有的公共服务等其他维度的贫困（Sen 1999）。因此，在研究中不能简单地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还应关注家庭居住环境、社区服务质量、父母教育水平、家庭语言政策、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交互质量等其他贫困相关要素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此外，还应在研究中区分贫困的类型和贫困的状态。
(二)鉴别贫困儿童的语言差异与语言缺陷
贫困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有统计学相关性,但没有绝对因果关系。研究者、教育者、政策决策者应鉴别正常儿童的语言差异现象与弱智儿童、聋哑儿童、自闭症儿童和语困症儿童的语言异常问题，警惕用以中产阶级标准语为基础的标准化测试来检测贫困儿童语言能力，进而将不同于标准语的语言差异认定为语言缺陷。
(三)关注贫困儿童的多语多言能力发展
贫困家庭的儿童在不利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要面对母语/母言（少数民族语/方言）、国家通用语、国际通用语的多语多言学习任务。然而，目前学界对贫困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学龄前儿童的第一语言习得上，对贫困儿童的多语多言能力发展问题、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的研究尚缺。因此，应关注贫困儿童的多语多言能力发展，促进贫困儿童获得语言资本，充分适应并参与多元文化社会。
(四)重视研究成果的跨文化历时验证
国外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在研究范式与结论上呈现出多样甚至对立的学术图景，因此，贫困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研究需跨地域、跨文化取样，横向对比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被试群体中贫困各要素的影响和作用。此外，还需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追踪调查，考察贫困相关因素对个体语言能力发展影响作用的持续性和变化性。未来，我国消除贫困儿童语言发展风险实现教育平等还需多方的关注和参与,推动家庭语言政策在儿童语言发展上的系统规划功能，形成既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和项目运作，也有多学科研究者协同攻关和技术支持，既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倡导宣传，也有学校和家庭的全面配合和反馈的完整体系。
作者简介：
张洁，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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