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切了解世界语言生活——序《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
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国门迈向世界；“一带一路”，中国融入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世界，更需要开展国别、区域与国际组织研究，其中包括对世界语言生活的研究。了解世界语言生活，起码有四大意义：其一，通过与世界他国对比，更理性地认识中国语言生活；其二，借鉴世界的经验和教训，改善中国语言生活；其三，有利于参与世界语言生活治理，履行中国的全球治理责任；其四，扩大研究视野，提升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品味。
为了解世界语言生活及其相关学术状况，中国学人几十年来在持续努力。 1988 年《语文建设》发表了楼必安可（Lo Bianco）的《澳大利亚的国家语言政 策》。楼必安可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语言规划学家，是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 （1987）的撰稿人。《语文建设》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国家语言政策》（1987）的摘要，但对于澳大利亚以语言资源理念为指导的语言政策已经进行了详细介绍。1996 年，国家语委与社科院民族所联合工作，从国外 50 年的有关语言规划的 2800 多篇（部）论文论著中遴选精品，翻译出版。这便是周庆生主编、魏丹副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 2001 年）和《国家、 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 2003 年）。
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这两个经典翻译系列是由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徐大明教授策划、实施的。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法国、英国、比利时、芬兰、冰岛、苏联、南斯拉夫、中东欧地区、非洲、阿拉伯地区、东南亚、印度、朝鲜半岛、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的语言政策、语言生活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例如：蔡永良《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7 年），何俊芳、周庆生《语言冲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王辉《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周玉忠《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戴曼纯、刘润清等《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李英姿《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年），高陆洋《朝鲜半岛语言政策重点、热点问题》（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14 年），孙晓萌《语言与权力—殖民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张燕《加拿大语言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刘和平、许明主编《国外术语工作及术语立法状况》（商务印书馆 2017 年），何山华《中欧三国：国家转型、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生存》（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等等。 这是近十几年来新成长起来的一个学术领域。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生活绿皮书”）自编纂至今，一直耐心经营“参考篇”，不断向国人介绍世界语言生活状况。为了加大力度，经过长期准备，2016 年开始出版“语言生活黄皮书”，名为《世界语言生活状况（2016）》 《世界语言生活报告（2016）》（王克非主编，蔡永良、熊文新副主编），2018 年出版《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赵蓉晖主编，武春野副主编）。而今《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即将付梓。“黄皮书”已是稳定的系列，并与 “绿皮书”“蓝皮书”“白皮书”一起，形成了语言生活皮书的宏大阵容。
世界很大，语言生活异常复杂，我国又没有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甚至日本那样的研究世界语言的传统，世界语言生活的学术触角既短且嫩。在此学术背景下，“黄皮书”采用了“人机合作战法”，先建立“世界语言生活综合语料库”，及时收集相关资料入库。然后运用信息聚类分析技术，提出 140 多个专题，邀请本领域专家从中确定选题。再从专业和语种两个角度考虑，在全国乃至海外遴选撰写者。《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的写作团队如今已经超过 60 人，来自 20 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还有中国台湾和日本的学者。他们的语言背景达到了 17 种，有汉语、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德语、阿拉伯语、日语、朝鲜语/韩国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蒙古语、印地语、缅甸语和柬埔寨语。文稿拟出之后，再请专家审改，然后再写再审再改，从客观事实到主题凝练，从选题旨趣到章句表述，无不“咬文嚼字”， 甚至是“锱铢必较”。可以想见，一部报告需要多少工作量？需要多强的组织能力？需要多大的学术耐性？这就是“家国情怀”。这就是“皮书精神”。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反映的是 2015—2016 年的世界语言生活。这两年大国博弈激烈，国际上常有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其中不少事件与语言有关联甚至互为表里。如英国“脱欧”引发英语未来的讨论；“11·13”巴 黎恐怖袭击事件、巴格达连环爆炸案、布鲁塞尔连环恐怖袭击案、佛罗里达夜店枪击案等震惊世界的事件，促进了网络反恐的思考，语言的安全价值因此得到提升；国际移民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引发多国忧虑，也波及多种语言问题。这些问题我国学者当然要参与研究，我国政府也需高度关注。
这一时期的世界语言生活，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话题： （1）关于语言保护；（2）关于语言教育；（3）关于语言服务；（4）关于语言传播；等等。这些话题也是近些年中国语言生活的话题，比如语言保护，中国也在行动，2008 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2015 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到 2018 年年底，“语保工程”在全国 34 个省域全面展开，参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超过 350 所，参与专业人员达 4500 余名，进行了 1495 个调查点的调查，所获数据包括所有汉语方言和 120 多个语种。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宏大的语言保护工程。2018 年 9 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联合召开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起草、通过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 岳麓宣言》。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能够在长沙召开，是因为中国语保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岳麓宣言》能够制定，是得到了中国语言保护的理念及经验的支撑。2014 年 6 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共同举办首届“世界语言大会”，达成了《苏州共识》。《苏州共识》融入了中国语言规划界数年来关于语言能力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如果说《苏州共识》是中国语言规划成果首次促成的国际共识的话，那么《岳麓宣言》是第二次促成的国际共识。下一次还会达成什么“共识”？也许是“语言扶贫”！
关于语言教育、语言服务、语言传播等话题，中国也有较多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华人社会的语言传承问题、汉语国际教育的孔子学院发展问题、盲文与手语的规范化问题、语言翻译产业的发展问题、机器翻译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问题等，都是中国语言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这些年，日本、俄罗斯、 德国、西班牙也都同中国一样，形成了年度词语评选的传统，通过关键词语的发布来度量社会人心。当然这些话题，不同国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而可能引发不同的语言规划学的评价
总之，“黄皮书”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广袤的世界，了解到世界语言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有些熟悉，有些陌生，有些甚至不可思议。皮书内容，反映着中国学者的观察视角，也反映出中国学者的立场观念及眼力智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叙述描写，而是在丰富着语言规划学的理论和方法。
皮书年年写，年年都要写出新意，实在不容易。这需要时时观察世界语言生活，发现新变化，获取新材料；时时探寻新方法新手段，改善材料的采集与分析；时时思考新观念，解释语言生活的变化，预测语言生活的发展；甚至还要不断物色新人物，来保持编写队伍的活力。脚不能停步，脑不能放空，但回眸一顾，已与去年站在不同的制高点上了！这也许正是做皮书的乐趣所在：累并兴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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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语言文字业发展报告（2019）》， https://item.jd.com/12616554.html#crumb-wrap。
2.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 https://item.jd.com/12616556.html#crumb-wrap。
3.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9）》， https://item.jd.com/12616576.html。
4.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 https://item.jd.com/12616558.html#crumb-w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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