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白娟：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驱动机制和影响分析

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白 娟

北京华文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华文教育

语言生活研究

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驱动机制和影响分析

提 要

本文以半结构式访谈和个人民族志材料为依据，剖析华裔祖语生视角下家庭语言政策对其祖语保持的影响，从而揭示家庭语言政策在华文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家庭语言政策实际上是华文教育的原生驱动力。今后在华文教育规划和政策实施中，应当在促进华人华侨家庭的语言意识、增加面向华侨华人家庭的华文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加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等方面有所侧重。本文也为在强势语言环境下开展弱势语言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 键 词

访谈；民族志；华文教育；家庭语言政策 

一

研究背景

费什曼（Fishman 1970）较早提到了家庭语言的代际传承问题，近年来学者对家庭语言政策[1]的研究更为集中和深入（叶小燕，高健 2016）。斯波斯基（Spolsky 2004）从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3个方面阐述语言政策问题，并将“家庭域”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波斯基2016），很多学者的研究以斯波斯基的理论为基础（King et al.2008；Schwartz 2010）。国际语言学期刊《多语与多文化发展》2012年第1期以专刊形式发表了6篇文章探讨家庭语言政策问题（Spolsky 2012）。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范畴是什么？King等（2008：910）套用Cooper关于语言教育规划的定义，认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是“监护人试图通过何种效果的何种决策过程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影响哪些家 庭成员的何种行为”。从现有文献来看，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主要关注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家庭在语言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等如何产生、运作并发挥作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的家庭语言政策状况；家庭成员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角色与互动过程；家庭语言政策与外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每一个家庭的语言政策，不仅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个人语言能力、语言经历、语言意识、语言态度、语言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Curdt-Christiansen 2009）。正是由于家庭语言政策涉及的范围和影响因素如此复杂，所以我们很难用一种理论或方法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待持续深入的挖掘。

在针对双语或多语家庭特别是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研究中，我们探寻的主要问题是：影响代际语言选择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某些移民家庭较好地保持了祖语，而另一些家庭则不能？以往的研究有一些已经涉及了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情况及原因（王玲2016；俞玮奇2012），但总体来看，从儿童自身的角度考察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较少（King et al. 2008）。有关华裔祖语生的研究提及较多的方面是从教师和家长角度阐述他们对华文教育的认识及付出的努力，也提到了他们眼中华裔祖语生的语言态度和学习态度问题（李嘉郁2011；康晓娟2015），那么在华裔祖语生眼中，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祖语学习呢？本文的研究试图将研究重点回归到华文教育的对象——华裔祖语生，通过华裔祖语生关于这一问题的自我“反思”，进而探讨华文教育还应当关注哪些问题，解决哪些问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二

材料与方法

（一）

研究材料

研究材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半结构式访谈材料，我们对国内某大学华文教育专业本科一年级的17名华裔学生进行了每人约30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目的是了解其来华前后的阅读状况。其中一部分对话围绕访谈对象的家庭语言状况和语言教育经历展开。这17名学生大部分年龄在17～20岁之间，只有1名是28岁；国别情况为：印尼13人，泰国2人，柬埔寨1人，厄瓜多尔1人。除泰国学生外，其余学生在家庭中或多或少地使用汉语方言甚至汉语普通话。另一部分研究材料来自网络上的个人民族志材料。我们通过国内知名的社交网络平台——“知乎”得到了4位欧美华裔青年[2]提供的有关其家庭语言教育的自述，在征得他们同意及确认后，作为研究材料进行分析。

（二）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0对文本按不同主题进行自由节点和树形节点编码，共有247段文本进入编码，形成24个自由节点，最终形成高阶节点6个。具体说明如下[3]：

利用Nvivo10.0的模型功能，我们将上述主题及其下位节点的聚类关系表述如下：

最终形成以下模型：

下文以此为据，对华文教育中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进行描述和分析。

三

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

（一）

华文教育的家长驱动机制

如果以华裔学生的华语文化水平及其对中华语言文化的认同程度作为其家庭语言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良好的家庭语言政策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家庭尤其是家长充分认同和热爱中国语言文化，具有强烈的语言文化传承意识。家长的语言意识决定了家庭的语言教育方向，是家庭语言政策的行为基础。大多数华人家庭的家长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语言文化的认同与其民族身份认同联系起来，认为身为华人，就有必要掌握中华语言文化。这种语言观念促使华人家长在子女的华文教育问题上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家长更敏锐地察觉到华文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潜在价值，这种工具性动机也强烈地影响了下一代。一名从小上华文学校、刚刚高中毕业的访谈对象在回答为什么学华文时说，她觉得自己身为华人，一定要懂华文；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华文在印尼吃香，华文好的人就业前景好。她的这些观点与其母亲一致。可见，家长的语言意识对子女影响较大。有的华裔学生也意识到家庭语言规划越早越好，一名家庭语言为闽南话的学生介绍说，她在华文学校学了普通话以后，就开始坚持与3岁的妹妹用普通话交流，这样就能为妹妹的华文学习打下基础。2.华语（包括方言）是家庭成员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交际用语。在东南亚，有很多华人社区，语言环境较好，家庭之外也有较多的华语使用场合，所以家庭语言使用环境也较好。有的访谈对象认为自己家的家庭语言意识较强，其中一名学生说，如果在家里说印尼话，家长就会加以纠正：“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不说华语（此处指客家话）？”而在欧美等国，很多华人家庭呈散居状态，没有形成华文社区，家庭是唯一可能使用华语的场所。因此，家长们为了让子女学说华语，往往立下在家只能说华语的“家规”，并用各种手段来强制实施。一名华裔青年说，如果在家说了所在国语言，父母就会装作听不懂，甚至采取较激烈的手段。在家庭语言实践中，家长坚持并身体力行，使用祖语和孩子交流，是孩子能够熟练掌握祖语的重要途径。3.家长通过华文书籍、影视资源、网络资源等，尽可能为子女创造了良好的华文环境。我们的访谈对象大多在18岁左右，他们的父母从小接触过较多港澳台电影、电视、音乐，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其子女华语及文化教育的养分。相比之下，欧美华人家庭的华文环境则显得更为积极，也更为刻意和艰难。从自我民族志材料来看，家长们都会克服各种困难，想尽办法从中国运来各类华文书籍、影视资料，其目的就是引导子女学习华语，让子女爱上华语、爱上中国文化。适合幼儿的动画片、绘本、童书等，是很多华裔孩子学习华文的起点。一些经典的影视剧、文学作品、游戏软件，以及当代便利的网络资源，更是他们接受中国文化熏陶并沉迷其中的不二途径。4.家长亲自指导子女学习华语，并能使子女在美好的亲子时光中体验到中国语言文化带来的乐趣。不少访谈对象在来华之前，都在华文学校或华文补习班有过时间长短不一的学习经历，有的只在来华前集中学习了7个月的华语，就能同其他长期补习华语的学生一样通过来华留学的选拔考核，至少在听说能力上没有太大差异。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与其家庭语言环境有很大关系。在访谈中谈及家庭语言环境时，除了在家使用华语交流，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的印象较为深刻的事件有：和家人一起观看过的华文电影电视、娱乐节目，阅读过的华文书籍，家长介绍过的中国，等等。一名受访学生说，她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就教她唱华文儿歌；她妈妈爱听邓丽君的歌，她跟着听，以至于能清楚地说出每一首歌曲在磁带中的顺序。另一名学生说他在家经常与父亲一起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而且在理解上没有问题。以上经历说明，华裔学生的中国语言文化基础主要是在家庭中由家长指导完成的，而家长作为儿童语言教育的主要施为者，其语言意识和教育理念至为重要。5.送子女去华文学校，接受系统的书面华语教育。如前所述，华文学校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延伸场所，华裔学生在家庭中打下华语听说基础后，进入华文学校能够系统地学习拼音、汉字，听说读写全面提高。一位欧美华裔青年说，他在进入中文学校之前，听说读的能力已经不错，但是书写汉字能力和写作能力欠缺，是在中文学校补的课。华人家长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信念，不仅促使他们在家庭内部有意识地使用华语，向子女灌输学习华语的好处，也促使他们为了给孩子营造更好的华文学习氛围，积极地参与到华文教育事务中去。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除了传承中国语言文化的目标，当代华人家庭更加意识到掌握中国语言文化对其子女未来发展的潜在价值，这种工具性动机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和热心地参与华文教育事务，从而使华文教育逐渐形成了一种“家长参与”的模式（李嘉郁2011）。这种模式表现在：（1）家长是华裔学生上华文学校最积极的支持者，很多华裔学生上华文学校，只是遵循家长意愿。（2）家长是华文学校的赞助人。大多华文学校的资金等主要依靠捐赠，家长为了子女顺利就读，支持华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华文学校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助力。（3）家长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华文学校的运营管理。华文学校的专职人员一般较少，很多行政事务，甚至教学事务，都由家长兼任，有赖于家长支持。（4）家长是华文学校完成教学及其他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对教师和学生来说，华文课难度大、任务多、时间少，再加上学生一般年纪较小，缺乏耐性，如果没有家长的监督配合，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另外，华文学校专职人员较少，工作量大，各类学生活动都要发动家长一起参与筹划组织。总之，由于家长的热心参与和积极支持，华文学校已不仅是一个教学组织，也是家庭语言政策向家庭之外延伸并实施的一个特定场所6.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不定期地让子女到中国居住。这一点新移民具备更便利的条件。他们移民时间不长，与中国的亲友联系较多，可以把子女送到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使其华语文化水平有较大提升。东南亚华裔学生则较难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华人聚居的社区，还保有较好的华语环境，使其在家庭之外与亲友之间还有较多的使用华语的机会。反之，如果华裔学生的华语文化水平较低，其家庭语言政策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承意识并不强烈；家庭交际语言非华语；家庭的华文资源较少或没有；子女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华文教育；家长的教育方法存在一定缺失；等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二）

家庭语言政策对华裔学生的影响

良好的家庭语言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华裔学生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对其个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名受访学生在提到选择华文教育专业的原因时说，她的家长在这方面给予了她充分的自由，从不干涉她的选择，但是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指华语方面）和所在的环境，包括她自己耳濡目染的父母长辈们对中国和华语的好感，促使她渐渐喜欢上了华语。可见，家庭语言政策在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意识建构上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家长自身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等对子女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许家庭语言教育的真谛除了“言传”，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家长的“身教”产生的示范作用。从访谈结果来看，绝大部分华裔学生对中国及中国语言文化都有强烈的好感，并且认为身为华人应该能够使用华语。他们也承认，家长之所以鼓励他们上华文学校，并且支持他们来华留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懂华文的人在本国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他们学的是华文教育专业，但很多人表示回国后未必从事华文教师职业，翻译、培训和与中国的经贸工作等，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对所在国语言文化的掌握和民族传统语言文化的传承，也使华裔学生在经历长期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认同思索以后，能够以更超脱的姿态跨越民族、国家的樊篱，客观地看待多种文化，更加成熟和包容地处理多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当他们以这种跨文化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族裔文化时，会对其有更深的认同和喜爱。一位华裔青年说：“最深的认同感，莫过于‘我了解它的过去，我活在它的当下，我知晓它的优点，我也深知它的缺点，但我仍然深爱它，并想让它的未来变得美好’。”[4]这正是华文教育的最高目标所在。

四

问题与思考

回顾华文教育的历史，不难发现，华文教育最早以家塾、私塾的形式诞生；华文教育最早的教学对象，是以家庭成员为起点和核心，扩展至家族、宗亲、同乡，乃至同胞。很多老牌华校是以同乡、同宗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我们同时审视华文教育纵向的过去与横向的现在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文教育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家长驱动机制，华文学校等家庭以外的学习实际上可以看作家庭语言政策场所的延伸。从家庭对个体语言教育的重要性来看，华文教育不能忽视家庭语言政策。然而人们对此还未能充分认识。1.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已有很长历史，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自觉、自发、自主的行为，缺少更高层面的科学规范的指导。华人家庭特别是家长为了子女的语言问题付出了种种努力，然而无论其成功与否，华裔子弟的华文学习之路都可以说殊为不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语言意识、教育方法等因素。家庭语言政策的价值和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而普遍的认识，人们大多数还是认为这是家庭的“私事”，取决于家长的个人语言意识，并且在我们的语言规划工作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从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高度来审视家庭语言政策的价值和作用，就不难理解将其纳入宏 观语言规划范围的意义和必要性，同时也能更清楚地了解良好的家庭语言政策在实施宏观语言规划和战略方面的重大作用。2.语言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海外华人及其后代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焦虑、困惑和矛盾，使语言文化传承遭遇困境。文化认同的建构受到主体所在环境的影响，华裔子弟特别是新移民子女处于所在国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都深深地打上了所在国文化的烙印，对所在国文化有更强的认同；仅凭血缘、民族等方面的联系就期望华裔青少年如家长所愿，对遥远的甚至完全陌生的祖籍国产生自然的认同，对民族语言文化产生喜爱之情，这是 不太可能的。当他们面临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时，往往会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未来往何处去？”这样的身份困惑。而家长的认同危机则没有这么强烈。因此在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问题上，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华裔学生的“被学习”与家长强烈的语言文化传承意识之间的矛盾，相当一部分华裔子弟由此而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厌学”华语的心理，反而不利于他们对民族语言文化产生认同。与上述情况相反，有的华人家长为了使子女能够迅速融入所在国社会，在中国语言文化方面持无所谓态度。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认同问题即家庭语言意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认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形成良好的家庭语言政策要重视的问题。事实上，华人家长大多能感受到自身和子女在这方面的差异，也在 不断地探索如何与子女就此问题达成共识。3.有关家庭语言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与华文教育相结合，转化为可操作性强的应用成果。家庭是祖语保持的最后堡垒，发生语言转用的关键在于父辈迁就子女的语言使用习惯，这一点已为研究反复证明（丁石庆2008，2009；张宏玉2013；陈保亚2013；等）。近年来华文教育领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华裔学生及其家庭语言政策状况，探讨家庭的语言政策与华裔学生的华语学习和华语水平之间的关系（魏岩军等2012，2013；康晓娟2015；于善江2006；等），并不同程度地证实了家庭语言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已为儿童语言发展、儿童语言教育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应用成果，但是目前看来我们的语言规划还没有真正将语言保持的宏观目标与个体语言能力发展完全结合起来考虑，家庭语言政策和儿童语言习得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盲区（King et al. 2008）。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使其与华文教育的目标有机结合，使华裔子弟包括华语在内的个体语言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从而达到祖语保持与传承这一宏观目标。

五

建 议

在强势语言环境下如何进行民族语传承的问题上，无论是国际移民语言研究，还是国内民族语言研究，抑或是华语和华语教学研究，以及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理论研究， 都已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家庭在儿童语言发展和语言教育乃至语言保持与传承中的特殊地位。尽管在全球化形势下，人们日益认识到语言和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家庭语言政策问题逐渐引起重视，但仍然是语言规划中相当薄弱的一环。李宇明（2013）认为，缺少家庭语言规划是中国语言现代化还未完成的三件事情之一。“现在，每一个家庭都普遍存在双言双语现象，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为自己的孩子做语言规划，但没有人来研究，没有人来指导。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规划更重要，如果不让孩子说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个民族语言很快就会消亡。方言区如果不让孩子说方言，方言很快就会消亡。语言规划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层面、国际层面和地域层面。”可见，仅从语言保持的角度来看，科学可行的家庭语言政策是形势所需。Cooper（1989：37）认为：“宏观语言规划和微观语言规划在操作过程 方面是相同的。”以微观语言规划单位为研究对象，“解剖麻雀”，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把握语言规划中的种种规律。华文教育中家庭语言政策的经验总结和反思，不仅为华文教育提供直接参考，也可为通用语环境下民族语言文化和地方语言文化的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对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也为我们深入掌握语言规划的规律、做好语言规划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视家庭语言政策在华文教育中的作用，重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势在必行。应当将其纳入华文教育规划的范围，在提高华人家庭语言意识、华文教育资源供给、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等方面做好以下工作。1.制定和开展针对华人家长的华文教育培训，培养和加强家长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承意识，宣传行之有效的、先进的语言教育理念和方法。首先使华人家长在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等方面的问题上有自觉意识，不仅有助于解决他们自己在所在国产生的认同问题，也有助于他们在子女教育中通过不断的自省和反思，避免自身的认同焦虑影响到下一代。其次使华人家长充分认识到语言对于家庭特别是其子女语言能力获得与发展及其未来的潜在价值。再次是通过培训使家长掌握科学的儿童语言教育方法、技巧，使其家庭语言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华人家庭对子女语言问题的重视以及家长在华文教育特别是华文学校运营及教学中的参与程度，为开展此类家长培训提供了可行性。2.为华人家庭实施家庭语言政策开发和供给优质教育资源。华人家庭的教育资源适用与否与家长自身的语言意识、教育理念、文化水平等密切相关，也与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途径有关，因而不同家庭的教育资源是存在差异的。针对华文教育的家庭语言政策，应当协助家长为华裔子弟打造适用性较强的家庭华语教学资源库，营造良好的华语学习环境。除了语言教学资源外，优秀的中国文化产品——图书、音乐、影视、民俗及其他传统和当代艺术，都可以作为华文教育资源输出，寓教于乐的文化产品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3.将家庭语言政策纳入华文教育研究的重点。家庭语言政策是华文教育的一部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也应该是华文教育研究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充分了解家庭语言政策的特点、现状与需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家庭语言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能够使华裔学生获得良好的语言基础，形成健康的语言意识，为其语言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及促进华裔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同做好铺垫。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注释：

[1]目前学界在“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和“家庭语言规划（family language planning）”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上没有严格区分。本文在征引文献时遵从原文，在论述本文观点时则使用“家庭语言政策”。

[2]《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如何解决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257319。访问时间：2016年5月16日。这4位欧美华裔青年都是新移民后代，分别来自英国、西班牙、瑞士、德国（现居中国）。在此谨致谢忱。

[3]在对材料进行编码时，我们借用了斯波斯基（Spolsky 2004）有关语言政策的概念。

[4]《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如何解决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2573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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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石庆 2009 《莫旗达斡尔族母语保持的相关因素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

4.康晓娟 2015 《海外华裔儿童华语学习、使用及其家庭语言规划调查研究——以马来西亚3～6岁华裔儿童家庭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5.李嘉郁 2011 《家长在华文教育中的角色与作用》，《世界华文教育》第4期。

6.李宇明 2013 《纪念拼音运动120周年语文学界谏言国家语文政策：“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为孩子做语言规划”》，《中华读书报》11月06日01版。

7.斯波斯基 2016 《语言管理》，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王  玲 2016 《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语言研究》第1期。

9.魏岩军，王建勤，魏惠琳 2013 《美国华裔母语保持与转用调查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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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叶小燕，高 健 2016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述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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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ing, K. A., L. Fogle & A. Logan-Terry.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5), 907–922.

19.Schwartz, Mila. 2010.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ore issues of an emerging field.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1(1), 171–192.

20.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Spolsky, Bernard. 2012. Family language policy—the critical doma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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