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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推广普通话与扶贫事业

李宇明 语言战略研究 2020-10-27



第27个国际减贫日

第6个国家扶贫日









2019年10月15日至16日,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语言战略研究》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做了题为《推广普通话与扶贫事业》的主旨报告。全文如下。



推广普通话与扶贫事业



文 | 李宇明


引  言


语言统一是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普通话是中国语言统一的百年结晶。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一批志士仁人为救国保种发起了“切音字运动”,当时就提出了“普通话”的概念和国家的语言统一问题。历经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和1955年开始的推广普通话运动,普通话及其应用有了5个方面的巨大进展:


1

普通话由一个模糊的概念发展为有明确标准、功能完备的语言;

2

由只有少数人能用发展为全国70%以上的人口可用,大多数中国人成为既能说普通话又能说方言的“双言人”,或是既能说普通话又能说民族语言的“双语人”;

3

从地位上来看,普通话由汉民族共同语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并且正在快速向海外传播,行使着语言的国家职能。

4

从传播方面来看,普通话过去只有口语形式和平面媒体形式,后来出现有声媒体形式、网络媒体形式,现在正向融合媒体等新的方向发展。


从概念、使用人口、地位和传播的形式等方面可以看到,普通话是已经成为一种鲜活而且有地位、有威信的语言了。

5

随着中文信息处理的进步,普通话已经解决了字处理、词处理的重大难题,开始跨入自然语言处理和语言智能的新征程。






“精准推普”三问

当前我国语言扶贫的重点在农村、西部和民族地区。这一地区的推普扶贫具有“攻坚性质”,要“精准有效”,首先需问三个问题:谁最需要普通话?靠谁推广普通话?如何推广普通话?据此“三问”来制定推普扶贫方略。


01

贫困地区谁最需要普通话?

首先是商户,因为语言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打破区域阻隔,实现统一的市场。二是青壮年农牧民,他们都是贫困地区最具发展活力的一些人。三是儿童和青年,他们是未来,身上承担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任务。四是青年干部、青年教师


02

贫困地区,推普靠谁?

学校仍然是推广普通话最重要的基地,教育是普通话最重要的力量,因此推普的真正主体仍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奋战在普通话推广第一线。此外本地的媒体,包括播音员、记者、编辑等等,还有一大批普志愿者也肩负重任。


03

贫困地区应该如何推普?

推普必须和知识传输相结合、和信息传递相结合、和现代语言技术相结合。


推普的对象可以分为成人和儿童。“成人推普”的难度很大,原因在于他们都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而且是社会主要劳动力,没有多少时间去专学语言。成人推普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职业教育观念,推普要与脱贫致富的技能结合起来,要与智能手机上的语言技术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推普之伴”。面向扶贫脱贫的推普,就如同凌霄花,只有紧紧攀缠着“推普之伴”,才能够凌空绽放。“儿童推普”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性举措,需与教育同步,需在基础教育的体制机制内进行。儿童推普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合格的教师缺乏儿童语言学的支持,亟需加大培训幼儿园和小中学教师的力度,亟需动员一批志愿者去“前线”支援。农村、西部和民族地区,也正是我国方言、民族语言复杂的地区,利用方言和民族语言进行推普也是可以考虑的路径,而且在推普的同时,也需注意方言、民族语言和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






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

美国著名学者费希曼(Fishman)、普尔(Pool)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先后研究过100多个国家的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这便是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的“费希曼-普尔假说”。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条以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名字命名的线,从黑龙江瑷珲到西南腾冲。1935年这条“胡焕庸线”被画出之后,将中国分成了两大部分:线的右边人口众多、面积很小,耕作方式、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样;而线的左边面积大、人口少,大部分是农区、牧区、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基本是贫困地区。这条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过几十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仍然是不发达地区,仍然处在“胡焕庸线”左边。所以怎样打破“胡焕庸线”,也是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面。


语言为什么跟贫困相关,为什么能够扶贫?

推普有助于减贫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


教育是用语言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没有语言就无法进行教育,凡是教育比较差的地方都是普通话推广比较差的地方


信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到了5G、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没有信息,基本无法进行现代化的生产活动。所以当前最大的贫困是信息贫困,语言已经成为影响现代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语言与人的能力和工作机会也密切相关。看看当前的就业市场,招聘人才的各种条件归结到一起几乎都是对语言的要求:会不会计算机、会不会外语、写作能力如何、普通话讲得怎么样……一个人普通话讲不好,很难从事很多行当。我们的干部也基本是以语言为工作工具的人才。


因此,认识语言扶贫的功能,修筑语言大道,助力改变“胡焕庸线”是十分重要的






为脱贫贡献语言之力

普通话的发展完善,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


按照费希曼和普尔的说法,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果。中国近40年的经济发展成功打破了“费希曼-普尔假说”,这是“普通话之桥”“外语之桥”和“东南方言之桥”的合力之功。普通话改善了中国语言碎片化的状况,架起了政令畅通、信息联通的语言大道,是打破这一假说的重要力量。随着汉语的国际推广走得越来越远,这条大道不仅联系中国,还会联系中国与世界。改革开放之后,外语教育发挥重大作用,使我们中国和世界相连。粵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和吴方言等东南方言经济价值很高,它们本身处于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和海外联系非常密切。这些方言架起了中国与中国港澳台、海外华侨的语言大道,其间蕴含的乡音情感对海内外资金的吸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费希曼-普尔假说”应该得到修正。在碎片化上架起“立交桥”就能够克服对信息的阻隔,冲破这一经济发展的障碍,我们中国成功实现了这一点。






其次,通话是国家的教育语言,中国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普通话的普及又同时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具有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的重大作用。国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享有优厚教育资源的孩子,其说话总是使用“复杂语码”,而出身贫寒的孩子,说话则多使用“局限语码”;在美国,甚至认为这两类家庭的孩子在4岁时就有了“三千万词语差距”,并对后来的学业产生巨大影响,因而提出在幼儿教育时期就要为消除“三千万词语差距”而努力。在我国,普通话具有最大的教育能量,储存着最多的知识信息,是普及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文化力量


我带了好几个非洲博士生,除了讲学问之外,我们还经常讨论非洲的发展问题。我说非洲要借鉴中国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教育。我的博士生杜迪,回国以后就致力于在非洲开展中小学教育。


我们中国的脱贫能够推进这么快,与国家的脱贫政策有关,跟全体干部和人民付出的努力有关,与教育发展关系更是非常密切,凡是教育发达的地方,贫困的代际传递会减少很多。有人估计,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是30—40%。中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和中国教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目前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如果我们对教育有更高投入,中国的发展就会更加迅速。






第三,普通话是促进人员、信息、技术、资财流动的重要保证。在今日境况下,在中国乃至大中华范围内,普通话给出了人员、信息、技术、资金、商品等最大的活动半径。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及流动半径,决定着经济事业和扶贫事业的进展步伐。


中国最近形成了一个新的学问,叫“语言经济学”,此外还有“产业语言学”等研究。早就有学者论述过语言对经济的贡献度,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做经济研究时能够更多地注意到语言问题






第四,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5G网络正在投入运营,人工智能正在进入生产和生活领域。语言运用已经与现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中国,普通话伴有最高的现代信息技术条件,掌握普通话及其相关的信息技术,才能占领信息高地,不被信息边缘化。信息边缘化是当今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扫盲和推广普通话运动,就同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现代扶贫工作中,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已关注到语言扶贫的作用。2016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结合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提升教师、基层干部和青壮年农牧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与语言因素相关的政策表述多次出现,将语言因素在扶贫脱贫方略中的作用提到一个新高度。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联合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就推普扶贫方面提出了一个“目标定位”、四个“基本原则”和九大“具体措施”,可谓认识到位,举措到位。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起脱贫的普通话大道,为改变经济劣势和发展劣势、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语言之力”。


推普扶贫是一项长期任务,2020年经过脱贫攻坚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之后,仍需要对特殊的人群、家庭和地方开展推普扶贫工作。而且,与贫困作斗争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的推普扶贫也可为全球减贫事业所借鉴,为人类的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希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能够有世界眼光,让我们的扶贫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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