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炜:国外特殊型语言障碍的语言学研究及思考

2020年第2期

专题研究：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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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何晓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学、第一语言习得及儿童语言障碍。

国外特殊型语言障碍的语言学研究及思考

何晓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一、引 言

特殊型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SLI），近年来又称为发展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DLD）。SLI儿童是指在正常环境下生长，智力及听力正常，没有神经或精神损伤，但语言能力发展迟缓或异常的儿童（Bishop 1992：143）。SLI是较为常见的语言发展异常类别， 英语学前儿童有7%患有此类语言障碍（Leonard 1998），这些儿童中有51%的人入学后存在不同程度的学习及阅读障碍（McArthur & Hogben 2000）。对这类儿童的早期干预会收到良好的效果（Washington 2013）。

 SLI发病率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语言障碍，SLI研究不仅可为这类儿童语言能力的康复提供依据， 也为检验已有的语言学理论提供了新的途径，因此备受各国学界的重视。欧美国家早就开展了对 SLI 的研究，英国及美国对以英语为母语的SLI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其他语言儿童的SLI研究也相继展开，如意大利语、德语、丹麦语、 法语、荷兰语、瑞典语、希伯来语等。研究涵盖对SLI儿童的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用发展等各个方面，在SLI的特征、成因和诊断方面已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提出并实施了多种干预方案。就英语 SLI儿童的语法研究而言，研究者已对SLI儿童的语法特征有了清晰系统的描述，对这类儿童的语言障碍已有了明确的分类（Conti-Ramsden & Botting 1999），并进一步提出理论模型和假说进行解释。

SLI儿童与有语言障碍的高功能自闭症（High Functioning Autism，HFA）儿童的语言和行为表现方面有相似之处，临床有些SLI儿童会被误诊为HFA 儿童，HFA 儿童也会被误诊为SLI儿童，而诊断结果直接影响干预治疗方法的选择。HFA 是自闭症的一种，通常指智商在正常范围、认知能力相对完好，但在社交行为及语言理解和表达方面仍存在困难的儿童。近年来国外学者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类儿 童的语言特点，利用语言学手段为有效地区别这两类儿童作出了贡献。

目前海外在SLI研究方面“热火朝天”的景象与国内“冷清”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尽管早就有国内学者呼吁展开汉语儿童的语言障碍研究（崔刚，等 2002；刘皓明，等2004），国内汉语SLI的语言学研究目前还没有深入展开，对普通话SLI儿童的主要语言缺损特征尚缺乏系统描述，也未见到有关系统描述汉语SLI儿童语言缺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由于缺乏语言学理论的支持，国内目前还没有可信、有效的普通话SLI儿童语言能力评估工具，还没有“特殊型语言障碍”这一语言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由于其语言表达和理解问题，这类儿童常常被诊断为自闭症或弱智。

本文综述海外的SLI儿童语言特征研究及其理论假说，并就进一步展开汉语SLI研究提出建议。

二、SLI儿童的语言特征研究

SLI儿童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搞清其语言特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其进行理论解释或提出干预矫治方案。不同语言SLI儿童的语法特征有很大的差异。下面首先简介国外学者对英语等语言SLI儿童的语言特征研究，在此基础上介绍几种解释SLI的理论假说。

 这类儿童最明显的问题是形态-句法方面的问题（Marinis 2011：464），其表现因语言不同而异。英语SLI儿童在与动词有关的时态及主谓一致（agreement）表达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难，如，动词常常会缺少过去时后缀-ed、第三人称单数-s、情态动词、系动词等。动词时态的使用被认为是英语SLI儿 童的临床诊断的标记（Rice & Wexler 1996）。希腊语SLI儿童除了在过去时及主谓一致方面存在问题之外，在与名词相关的领域也存在问题（Smith 2008），主要表现在宾语代词的宾格及所有格附着后缀 的产出、定冠词所有格标记的产出等方面。而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SLI儿童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时态和一致，这类儿童在冠词及直接宾语附着形式的使用方面问题则更为明显（Bedore & Leonard 2005）。德语、荷兰语及瑞士语SLI儿童普遍存在动词第二（verb second）规则使用方面的问题（Bedore & Leonard 2005）。跨语言研究显示，SLI儿童在涉及句法移位的句式习得方面存在困难，如被动句、关系从句等（Guasti et al. 2012）。

除形态-句法方面的问题外，SLI儿童还存在其他语言问题。一些SLI儿童还有发音问题，特别是当辅音连缀时（Orsolini et al. 2001），如英语student中的［st］。这类儿童词汇习得开始较晚，正常儿童平均在11 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习得词汇，而SLI儿童在23个月大的时候才学会第一个单词（Leonard 1998：44）。与同龄儿童比较，SLI儿童词汇量有限，一个新词需要听到多次后才能够习得，特别是动词（Rice et al. 1994）。这类儿童还存在的问题包括词汇提取困难，对词义深度和广度的掌握有限（McGregor et al. 2013）。另外，SLI儿童还有语义、语用方面的问题，如在习得全称量化（universal quantification）、有定性（definiteness）、特殊疑问句的穷尽性（exhaustivity）等方面存在障碍（Marinis 2011；Schulz & Roeper 2011）。

除存在句法、语音、词汇、语义及语用问题外，近期一些研究显示SLI儿童在非语言领域也存在问题。有三分之一的SLI儿童有发展性协调障碍（Flapper & Schoemaker 2013）。54%的儿童有行为方面的问题（Maggio 2014）。部分儿童有多动症、注意力不集中及人际交往困难等方面的表现。一些SLI 儿童的语言能力可在童年恢复正常，但一些SLI儿童的语言障碍会长期存在，这对其进一步深造和就 业都有很大的影响（Conti-Ramsden & Durkin 2012）。

三、SLI儿童与高功能自闭症儿童的语言特征对比研究

一般认为，SLI儿童的主要问题是其句法问题，HFA 儿童的主要问题是社交语用问题。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两者之间的诊断边界不是十分清晰，SLI儿童可能会有语用问题，HFA 儿童可能会有语法问题（Bishop 2003）。如何区别这两类儿童是目前国际上的一个热点研究课题。

 前文提到，时态标记被认为是英语SLI儿童的临床诊断标记（Rice & Wexler 1996）。也有学者发现自闭症儿童在时态标记使用方面存在同样的困难（Roberts et al. 2004），其他研究者也发现SLI儿童和自闭症儿童在许多语法项上都存在类似的问题（Kjelgaard & Tager-Flusberg 2001）。美国研究者Leyfer et al.（2008）用测定自闭症的两个量表（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测试了一组SLI儿童，发现有41%的 SLI儿童在社交沟通方面达到了自闭症诊断的临界值。认为需要加强两类儿童语言行为的对比研究，修订相关量表。根据以上情况，一些国外学者近年来采用不同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SLI儿童与自闭症儿童的语言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试图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有以下研究：

Riches et al.（2010）通过句子重复实验发现，母语为英语的SLI儿童比自闭症儿童在句子重复方面有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在重复杂句式时出错更多（如关系从句），SLI儿童往往改变句法结构。Williams et al.（2013）通过非词重复（non-word repetition）实验发现，SLI儿童非词重复有困难，而自闭症 儿童则与正常儿童无异，认为SLI与自闭症儿童有不同的认知基础。

 Perovic et al.（2013）研究了英语自闭症儿童对含有约束（binding）、控制（control）和提升（raising）结构句子的理解情况，发现英语自闭症儿童在理解含有约束、控制的句子时没有困难；而在理解 提升结构时有困难。他们的解释是约束和控制不牵扯到移位，而提升结构则涉及句法移位，认为句法 移位是自闭症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之一。Janke et al.（2015）以英语HFA 儿童为受试对象，验证了以上发 现。除约束、控制和提升结构之外，他们在实验中还加了被动句，同样发现英语HFA 儿童在理解有约 束、控制的句子时没有困难；理解被动句和提升结构有困难，而被动句和提升结构都涉及句法移位。

 Schaeffer et al.（2014）对比研究了母语为荷兰语的HFA 儿童和SLI儿童在使用不定冠词与定冠词 的差异，发现这两类儿童在产出不定冠词时都没有问题；在需要使用定冠词的情景下，HFA 儿童往往 产出不定冠词，而SLI儿童则没有问题。

Durrleman et al.（2016）测试了母语为法语的SLI儿童及自闭症儿童第三人称宾格（3rd person accusative clitic）与第一人称宾格的产出情况。研究发现，两组受试在产出第三人称宾格方面都有同样 的问题：在第一人称宾格产出方面，部分自闭症受试有问题，而SLI受试没有问题。作者认为第三人 称宾格产出困难与两组儿童的工作记忆问题有关，而自闭症儿童第一人称宾格产出困难则与心灵论 （theory of mind）有关。

Schaeffer et al.（2018）对比考察了母语为荷兰语的HFA 儿童和SLI儿童物质名词与可数名词、主 语与动词一致、冠词及直接宾语提升等语法项的使用情况，发现虽然SLI儿童与HFA 儿童在语用能力 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是在语法和非言语认知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两类儿童的语言问题存在本质 的差异，不在一个连续统。

Sukenik & Friedmann（2018）通过对比SLI儿童与自闭症儿童在关系从句、主题句以及涉及移位 句式的理解和产出，发现这两类儿童所犯错误的类型不同，自闭症儿童的产出有更多语用问题。而 Craig & Trauner（2018）用标准化的语言评估工具对SLI儿童和HFA 儿童进行了测试，发现SLI儿童对 提问反应慢，有更多的填充语（fi ller words），更多的语法错误，对话更容易跑题或不切题。

国外学者对SLI儿童和HFA 儿童的语言对比研究为临床诊断区分这两类儿童提供了参考，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如何开展对汉语这两类儿童的对比研究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SLI 儿童语言损伤的

理论研究

如上所述，SLI儿童在语言的方方面面都存在问题，但对大多数SLI儿童来说，语法词素（如英语中表示复数及单数第三人称的s，表示过去式的ed）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相关的理论研究以这些语法词素为基础展开。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对SLI的原因和本质进行解释。有的学者认为，SLI儿 童的语言问题是其语法系统本身的问题造成的；有的则认为这类儿童的语言问题源于语法系统之外， 是由语言加工问题所引起的。有的学者认为SLI儿童的语法损伤是全局性的，有的则认为这种损伤是选择性的。还有的学者认为，SLI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类似于正常儿童，只是发展缓慢，是单纯的延迟；有的则认为这类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于正常儿童，属发展异常（deviant）。在此笔者介绍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假说。

（一）  感知缺陷假说

Leonard（1989）提出了感知缺陷假说（Perceptual Deficit Hypothesis）。他指出，SLI儿童在某些屈折变化形式、助动词、封闭类词语（如冠词等）的使用方面有明显的缺陷，主要问题是语法词素或成分的缺失（Leonard 1989：181）。缺失的成分一般由辅音或轻读的元音构成，由于SLI儿童不能感知 缺少语音内容的语法词素，因而造成了相关成分的语言输入缺陷。他认为，假如SLI儿童的语言问题 是纯粹的语法问题，我们会期待这些儿童在动词规则与不规则形式的掌握、系动词和助动词的可缩略 与不可缩略形式的掌握方面应该没有差异；同样我们会期待意大利语SLI儿童在语法词素的掌握方面 应和英语SLI儿童面临相同的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比较了英语和意大利语SLI儿童在其他语法 项目所犯错误的差异之后，Leonard（1989：188）指出，造成SLI儿童语言缺陷的原因从本质上讲不是 在语法方面，而是在语音感知方面。语音感知最终影响了这类儿童语法能力的发展。

（二）  规则缺陷假说

 Gopnik & Crago（1991）提出了规则缺陷（rule-deficit）假说。他们研究了居住在伦敦西区一个家 族的语言问题。这个家族30个成员中，16人患有SLI。他们认为，SLI患者的语法只有部分受到损 伤，这类患者的句法能力与其平均句长（Mean Length of Utterance，MLU）匹配的正常儿童相当，只是 由于基因缺陷，使他们无法构建正常的形态规则，因而只能通过单个记忆掌握形态变化形式。Gopnik & Crago（1991：47）声称，这类患者的学习机制使他们把每个单词都作为独立的项目来掌握，进入大 脑词库的每个词项都标明了其语法特性及意义。

Gopnik & Crago对这个家族中6个有语言障碍和6个语言正常的成员进行了综合性语言测试分析。他们注意到，与正常组比较，SLI组在非词变复数时有更多的困难，而在真实词单数和复数的理解方 面却有较好的表现，认为SLI组患者缺乏名词复数化的规则，名词的单、复数是通过记忆来掌握的。例如，规则名词boy在正常组的成员的词库中是作为一个词项来存贮，通过使用变复数的形态规则得 到复数形式boys；而在SLI组的成员来说，这个名词的单、复数两种形式都是存贮在词库中的，他们 的语法中没有相应的形态规则。

（三）  一致性缺损模型假说

 Clahsen et al.（1997）考察了英语和德语SLI儿童语言特征，提出了一致性缺损模型（Agreement Deficit Model）。和英语一样，德语的主语在人称和数方面要和谓语保持一致。他们应用Chomsky （1995）在最简方案框架下所提出的有关概念，指出SLI儿童的一致性问题比时态问题更为严重，这 是由于句子中动词所具有的时态特征为语义有解特征，而附加在动词上的一致性特征为语义无解特征。名词、代词这类词项的一致性特征（人称、数、性）为语义有解特征，一致性特征对这类词项的 语义解释起作用，而这类词项的格特征为语义无解特征，对语义解释不起作用，为形式特征。助动 词、动词的时态特征为语义有解特征，对语义解释起作用，而其一致性特征则为语义无解特征，对这 个词项的语义解释不起作用。Clahsen et al.（1997）认为SLI儿童在习得语义无解特征方面存在问题。

Clahsen et al.（1997）的英语数据来自两项诱发产出实验，一个是动词单数第三人称的产出，另一 个是过去式的产出。结果显示，英语SLI儿童过去式的产出（准确率：动词为76%，助动词为89%） 要好于单数第三人称的产出（准确率：动词为49%，助动词为35%）。德语SLI儿童的语料分析得出 类似结果，这些儿童过去式产出的准确率为99%，而主谓一致的准确率为64%。他们认为：过去式只 表示时态，而单数第三人称除了表示时态外还要表示与主语的一致，这两项中都有时态特征；过去式 得分高说明SLI儿童在掌握时态特征方面没有困难，其主要困难在于掌握动词的一致性特征，该特征 为语义无解特征。他们的结论是SLI儿童在加工处理动词语义无解特征方面存在问题，而在加工处理 代词和名词语义无解特征方面不存在问题，认为SLI儿童的语法缺损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

（四）  一致性及时态缺失模型

 Wexler et al.（1998）提出了一致性及时态缺失模型（Agreement & Tense Omission Model， ATOM）， 认为SLI和句法特征缺损有关，这种缺损造成了SLI儿童语言中时态和一致性特征的缺失。他们提出， SLI儿童将主语标记为主格还是宾格，取决于他们是否对助动词或动词进行一致性特征标记。Wexler （1994）曾指出，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通常是在4岁之前）存在一个所谓的“选择性不定式阶段” （optional infinitive stage）。在这个阶段儿童会在应该使用限定动词（即有形态变化的动词）的情况下 交替使用限定动词和动词原形，如有时会说Daddy ate/eats my ice-cream，有时会说Daddy eat my ice-cream。在研究了SLI儿童的语言发展之后，Rice et al.（1995）指出，这类儿童的“选择性不定式阶段” 更长，大约要延续到七八岁，他们将此阶段称为“延期选择性不定式阶段”，认为“选择性不定式阶 段”是由时态特征或一致性特征的缺失造成的。

Wexler et al.（1998）主要研究了主语格位的形态与助动词和动词之间的关系。英语格位形态主要 表现在代词上。他们认为，格位实际上是反映了句子的结构语法关系，不可能用题元关系或其他概念 来解释（Wexler et al. 1998：323）。因此，研究儿童格位的问题就是研究句子的语法关系及其性质的问 题。人们很早就观察到儿童在“选择性不定式阶段”容易犯主语格位方面的错误，主语会用代词的宾 格形式，特别是当动词没有时态标记时。Schütze & Wexler （1996）指出，由于SLI儿童在“延期选择性 不定式阶段”也能产出带主格的句子，他们认为应该把格位的赋予与一致性特征的缺失联系起来。他 们提出，SLI儿童句子表达式中时态特征或一致性特征、或两者的缺失就造成了SLI儿童语言发展的 “延期选择性不定式阶段”，认为SLI儿童的语言问题是单纯的“延迟”。

（五）  运算语法复杂度假说

 van der Lely et al.（2005，2011）提出了运算语法复杂度假说［the Computational Grammatical Complexity（CGC）Hypothesis，CGC假说］，该假说是在依从关系表征缺陷假说（the Representation Deficit for Dependent Relationships，RDDR）（ van der Lely 1998；van der Lely & Battell 2003）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根据CGC，SLI儿童的句法运算系统存有缺损，导致某些句语法操作出现异常，如结构依存关系 的缺损使SLI儿童主语-动词一致、时态标记、格标记及句法移位（包括主目语移位，疑问词移位及 助动词倒装）出现异常。下面以英语特殊疑问句为例对这一假说加以说明。英语特殊疑问句的生成涉 及两种移位：一种是中心语移位（即T to C移位，或称为助动词倒装）；另一种是疑问词移位（或称 为 Wh-移位），疑问词需移到Spec-CP位置。尽管特殊疑问句结构复杂，正常儿童在三岁左右就可习得，而一些SLI儿童十多岁还不能掌握（van der Lely & Battell 2003；van der Lely et al. 2011：410）。一些 SLI儿童产出的特殊疑问句中则没有以上两类移位，宾语疑问句比主语疑问句的问题更多。因为在宾语疑问句中，疑问词与语迹之间的距离更远，两者之间依从关系的建立更困难。

根据van der Lely等提出的CGC假说，SLI儿童的句法缺损源于句法运算系统，具体地讲，源于句法依从关系的建立。他们发现，SLI儿童在短语层次上的句法依从关系是正常的，而在句子层面上 的句法依从关系受到了损伤。这类损伤影响了SLI儿童在涉及复杂阶层结构时句法依从关系的构建。因此，随着句子层面构建句法依从关系数量的增加，SLI儿童的语言错误也会随之增加，如在被动句、 嵌套结构及疑问句等结构中。这一假说强调句法依从关系的缺损是在运算系统本身，而不是句法系统 之外。他们的研究发现不支持SLI儿童的语言问题源于句法运算系统之外的观点，即他们不同意SLI 儿童的语言问题源于语言加工或工作记忆负担的观点，认为SLI儿童的语言问题不是单纯的“延迟” （van der Lely et al. 2011：419）。

（六）  推导复杂度假说

 Jakubowicz et al.（Jakubowicz 2005，2011；Jakubowicz & Strik 2008）通过对法语、荷兰语正常儿童 及 SLI儿童特殊疑问句的习得研究，提出了推导复杂度假说（the Derivational Complexity Hypothesis， DCH）。根据Chomsky（2001，2008）在句法推导理论中所强调的经济原则，他们认为语言发展也要 受到经济原则的制约。句法移位不够经济，如果儿童所习得的语言形式有多种选择，儿童会选择更经 济的形式。年龄小的儿童会尽量避免使用有句法移位的结构。儿童首先掌握涉及移位较少的结构，和 移位相比，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合并（Jakubowicz 2011：340）。Jakubowicz认为，运算复杂度可以通过 度量标准来估算，根据她提出的DCH，复杂度可通过推导复杂度标准（Derivational Complexity Metric， DCM）得以衡量。根据其提出的DCM（Jakubowicz 2011：430），推导的复杂度取决于合并的次数，合 并的数次越多，推导就越复杂；多个成分的内部合并（internal merge，即移位）比一个成分的内部合并 复杂。对SLI儿童来说，移位越多的结构，其语言损伤的程度就越严重。DCH用复杂度标准来定义运算 的复杂性，将语言产出和理解中的运算次数与其难度相关联。涉及运算次数多的结构的习得要比运算少 的晚。这一假说得到了法语正常儿童和SLI儿童语料的支持。Jakubowicz et al.认为，SLI儿童的工作记 忆及语言加工资源有限，影响了句法推导。而上节所讲的由van der Lely等提出的CGC则认为SLI儿童 的语言问题主要是运算系统的问题。

五、对汉语 SLI 儿童语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汉语普通话SLI儿童有什么语言行为方面的特征？这类儿童的语法弱项又是什么？国内目前还没 有相关的研究报道。前文提到，国外SLI儿童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国外学者所提 出的理论分析模型和假说大多是针对有形态屈折变化的印欧语言，一些理论分析并不一定适合于汉语 的分析，难以对汉语SLI的成因做出解释。笔者通过对汉语普通话SLI儿童的语言特点的调查（相关结果另文介绍），深切地感到汉语SLI的语言研究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要深入展开汉语SLI儿童 的语言研究并对这类儿童进行干预矫治，目前需要解决下列问题。

（一）  研制适用于大面积筛查的工具

无论是SLI研究还是对SLI儿童的早期干预都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可用于从基层快速、准确 找出疑似对象的筛查表。海外已有较为成熟的语言障碍筛查表，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筛查表不能直 接用于中国。除语言差异因素外，一些筛查表涉及的项目较多，填写起来用时较长；还有一些筛查表 需要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完成。因此，我们要根据汉语的特点及国情，研制一种适合大面积筛查的 SLI疑似儿童筛选表。

（二）  开发综合性语言评估工具

由于目前中国还没有统一常模的儿童语言评估工具，所以应该研发具有本地常模的儿童语言能力 评估工具。该工具可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及语用等能力进行评估，筛查出的 SLI疑似对象可用此工具对其语言能力进一步评估。

（三）  解决汉语儿童平均句长（MLU）的计算问题

 MLU是反映儿童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由Brown（1973）首次提出后，已成为评估儿童语言 发展广泛使用的工具。在实证研究中，MLU常常作为匹配语言障碍儿童和语言能力正常儿童的工具。然而，国内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汉语MLU计算方法，研究者在如何断句、如何切分等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无法深入开展。就语料转写中的断句而言，一些研究者以语音停顿为单位，而有些研究者则以句子结构为单位。就词语切分而言，有的研究者以词为单位切分，有的则以字 为单位切分。对于采用哪一种断句方法和切词方式更为可靠、更能反映儿童的语言能力，国内目前还 没有系统的研究和统一的标准。因此确定一个统一的MLU计算标准，不仅可以准确地评估儿童的语 言能力，也可使不同研究者的数据成果共享。

（四）  促进 SLI 儿童家长及社会重视这类儿童的语言问题

 SLI儿童的主要问题是其语言问题，其他方面则相对正常。因此，那些语言能力差的儿童一般会 被认为只是“说话晚”“嘴慢”，并不会被父母或老师重视。这使得很多SLI儿童错过了最佳干预时 间，使其入学后的学习和未来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尽管笔者承诺对这类儿童 的情况保密，但仍然有许多家长不愿配合调查。

（五）  培养懂语言学的语言治疗师

语言治疗师在儿童及成人的语言能力评估和干预治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内的特殊教育学校，从事语言干预的人员主要来自师范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大多都没有系统学习过语言学课程。语言学专业的毕业生在语言障碍矫治具有独特的优势，国内语言学专业可考虑开设语言治疗专业，国家也可进行相关的职业认证。这种职业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尤其是国内有大量的特殊教育学校 需要这方面的师资，需要能对儿童语言能力进行准确地评估、并进行有针对性干预矫治的专业人才。

六、结　语

国外在SLI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从SLI儿童语言的特征研究、理论分析、诊断工具的研发及干预实践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同时笔者注意到，国外的SLI研究大多是针对具有丰富 形态变化的语言展开的，SLI儿童的诊断、理论研究及干预治疗也是以SLI儿童在形态方面的缺损为基础的。汉语形态变化贫乏，开展汉语SLI研究要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进行。在诊断工具研发、理论研究及干预方面，国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希望有更多的语言研究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开展SLI儿童语言障碍研究是语言学研究服务社会、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仅可以为解决这类儿童的语言问题提供帮助，由于汉语的特点及汉语SLI儿童所呈现出的不同类型的语损特征，还可为揭示人类语言工作机制的奥秘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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