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戈特：西方语言景观研究学术简史

2020年第4期

作译者简介

杜克·戈特，西班牙巴斯克大学教授。

方小兵，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规划学与术语学。

张天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句法学。

西方语言景观研究学术简史

杜克·戈特1

方小兵2（译），张天伟3（校）

（1. 巴斯克科学基金会伊克尔研究所／巴斯克大学　西班牙　圣塞瓦斯蒂安　20018；

2.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01；

3.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一、语言景观研究：发端与发展

我们身边，语言无处不在，它可见于商店橱窗、商业标识、商业横幅、液晶显示屏、官方通知、交通标志、道路名称等不同文本之中。很多时候，人们对其所遇见的“语言景观”并未给予太多考虑。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公共场所标牌上的语言讯息进行调查和研究。

符号学研究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这种兴趣由来已久，但对语言景观的具体研究还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显示出学者们对此领域的研究兴趣在日益增长。

作为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对在公共标识上使用不同语言做出了规定。一些国家、省、市制定了具体的法规和法律措施，用以规范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加拿大1977 年出台的《法语宪章》，它在魁北克省亦被称为《101 号法案》。该法案中的一条要求广告必须使用法语这门官方语言，所有的商业标识也必须使用法语。不过，后来这些措施有所放宽。现在使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也可以接受了，但前提是法语必须明显占据主导的地位。

罗森鲍姆、纳德尔、库珀和菲什曼（Rosenbaum et al. 1977）是第一批研究语言景观的学者，他们分析了耶路撒冷凯伦·凯美特街（Keren Kayemet Street）的标识语言、买卖用语和晤谈语言。他们专注于英语的传播，并区分了语言符号呈现的3 个类别：无罗马字母文字；有少许罗马字母文字，但希伯来文字占主导地位；罗马字母文字和希伯来文字同等突出。每个类别各占约三分之一，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字母实际上就是英语。罗森鲍姆等人（Rosenbaum et al. 1977 ：151）把英语的流行称为“势利的吸引力（snob appeal）”。

在20世纪，语言景观的相关研究并不多，但其中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比较引人注目。它也是被引最多的早期文献之一，由兰德里和波希斯（Landry & Bourhis 1997）撰写。他们为语言景观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明的定义：

公共道路标识、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店标识，以及政府建筑物附属公共标识上的语言，共同形成了某一特定领域、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Landry & Bourhis 1997 ：25）

这个定义很好地抓住了语言景观研究的对象。然而，它仅列出了6种标志，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标识类型，如电子平板显示器、触摸屏和滚动横幅（Gorter 2019）。使用替代名称“多语言城市景观”（Gorter 2006）通常会显得更精确，因为正是在城市环境中，语言的使用最为人们研究关注。语言景观研究希望通过关注语言选择、语言等级、语言规则、语言指示性或语言读写等内容，来形成一个观察多语现象的新角度。

语言景观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地理符号学，即“对符号和话语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在该世界中的行为的社会意义的研究”（Scollon & Scollon 2003 ：2）。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是，只有考虑公示语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位置，才能真正解释公示语的含义。一般而言，标识的放置场所和放置方式决定了标识的含义。标识上的语言可以表示这些语言所属的社区（地理政治位置），也可以表示标识的某个方面，而与所在地无关（社会文化关联）（Scollon & Scollon 2003）。因此，标识上的英文可能并不表示这里是一个讲英语的社区，而是用来象征外国的品位和礼仪。地理符号学为后来的一些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如Taylor-Leech 2012 ；Blommaert 2013）。

二、相关研究介绍

现在关于语言景观的著述越来越多，本节将概述该领域一些论文集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文献在许多重要方面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多语言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的一期特刊促成了语言景观发展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领域，这可视为第一波推动力。这期特刊的内容随后被整合成一本包含6 个章节的论文集出版，由戈特主编（Gorter 2006）。这些章节涵盖了来自以色列、曼谷、东京的案例，以及巴斯克区（Basque Country）和弗里斯兰省（Friesland）的比较。尽管这些研究视角并不相同，但它们都主要采用“定量-分布（quantitative-distributive）”的方法来分析语言景观。在以色列语言景观研究的案例（Ben-Rafael，Shohamy，Amara & Trumper-Hecht 2006）中，学者建议利用既有的理论社会学观点来丰富对“公共生活礼仪”的分析——因为在以色列随着地点的改变，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的使用程度也在改变。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自上而下”标识和“自下而上”标识之间的对比。泰国曼谷的“环境印制”研究案例探讨了泰语和英语的语码混杂以及英语传播的影响。霍伯纳（Huebner 2006）分析了不同的社区，并报告了各种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包括泰语、英语、汉语、阿拉伯语和日语。许多语言景观高度创造性地表现了语言混合、语言创新或语言杂糅的例子。巴克豪斯（Backhaus2006）先是在论文集中发表了一篇关于东京多语种标牌的文章，随后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东京语言景观的综合性专著，这是第一本关于语言景观的专著（Backhaus 2007）。他的研究揭示了东京的多语种现实，因为20% 的符号是双语或多语种的，所以东京的语言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同质。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符号的源起、符号的读者对象以及语言和文字的动态联系都得到了区分。巴克豪斯还表明，在分析城市多语现象方面，语言景观研究领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发展。塞诺兹和戈特（Cenoz& Gorter 2006）比较了两个欧洲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主导语言的相对地位。他们对西班牙巴斯克区的东斯蒂亚-圣塞巴斯蒂安（Donostia-San Sebastian）和荷兰弗里斯兰省首府卢韦特-勒沃登（Ljouwert-Leeuwarden）两个城市的主要购物街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东斯蒂亚-圣塞巴斯蒂安，55% 的招牌是双语或多语的，而在卢韦特-勒沃登，这一比例只有44%。

推动本领域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来自肖哈米和戈特（Shohamy & Gorter 2009）主编的论文集，全书共21章。该书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展示了语言景观研究的潜力，解决了各种方法论上的问题，分析了语言政策以及身份和意识这一主题。该书还包含了质疑该领域定义和边界的一些章节，并为今后研究的前进方向和拓展途径提供了指南。该书的理论章节展示了一系列学科的应用，如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文化、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而方法论章节涉及标牌文本的作者认定、标牌语言分布地图的绘制方法，以及专有名称等问题。从加拿大和日本的国际比较以及意大利南蒂罗尔（South-Tyrol）的地域视角来看，语言政策是语言符号管理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些研究者将欧洲3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与非洲埃塞俄比亚一个地区首府的语言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关于身份和意识的几个章节表明，从语言景观的角度里研究语言标识的指示性、国家认同的构建，以及教育和旅游领域的语言意识，是完全可行的。很明显，这本书对其他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因为所有这些方法、观点和主题都可以在以后的语言景观研究中找到。

其他一些论文集的出版也有助于全球语言景观研究文献的稳定增长。由肖哈米、本-拉斐尔和巴尼（Shohamy，Ben-Rafael & Barni 2010）主编的多视角论文集重点关注城市语言景观。在引言中，“论文集诸位作者的共同兴趣是将语言景观理解为象征性地建构公共空间的场景”（xi）。全书19 章中，有的涉及城市空间的多语实践，还有不少作者从权力的自上而下流动来讨论语言景观，展示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布隆方丹（南非）、华盛顿唐人街（美国）、东斯蒂亚-圣塞巴斯蒂安（西班牙）、雷泽克尼（拉脱维亚）和基辅（乌克兰）等不同地方的权威力量。也有一些与语言景观涉及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问题，例如中国香港高价住宅群的花哨名称，以及对语言标识的商品化处理。

相对于语言景观这一概念，贾沃斯基和瑟洛（Jaworski & Thurlow 2010）更倾向于使用“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这从他们的书名中可以表现出来。他们希望通过提升现有理论和方法的复杂性来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他们的书建立在其他语言景观研究的基础上，全书14 章中的几章探索了该领域的边界所在，并交叉延伸到其他学科，如旅游学或城市地理学。

另一本论文集专门讨论语言景观中的少数民族语言（Gorter，Marten & van Mensel 2012），共18章。话题集中在欧洲的一些案例，以期找到语言景观研究可以有助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法。每一章都考虑了语言环境中反映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不同实例，包括西班牙巴斯克区、比利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芬兰、法国、意大利、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挪威、俄罗斯、苏格兰、瑞典、乌克兰和威尔士。在每一个案例中，来自语言景观的数据都阐明了语言、社会、身份（认同）和权力的复杂互动。思考的一些主要问题围绕少数民族语言的可见度（visibility），以及语言景观如何能够说明多数和少数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诸位作者通过将语言景观和少数民族语言两个研究领域联系起来，进一步对这两个领域进行了理论思考，使人们对公共空间中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动态性理解更加深刻。

赫洛特、巴尼、詹森和巴格纳（Hélot，Barni，Janssens & Bagna 2012）也共同主编了一本论文集，书中章节再次展示了语言景观研究的几种可能性。这本书本身就采用了多语言的方法，因为20 章中有3 章是用法语写的。所有的研究都指出了语言景观的复杂性。景观符号以动态的方式展示语言，体现了不同社会层面的相互联系。对语言景观的调查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当地和全球环境下的多语进程，无论是布鲁塞尔的标牌（这是三章的重点），还是对全世界意大利语的调查。

布莱克伍德、兰扎和沃尔德玛里安（Blackwood，Lanza & Woldemariam 2016）共同主编的论文集共有15 章，重点研究了语言景观中公共空间身份的协商和争夺。该书的贡献在于汇集了来自四大洲的作者，对柏林、开普敦、基希纳乌、佛罗伦萨、哈拉尔、明斯克、特拉维夫、特里雅斯特等不同城市进行了详细的案例研究。

普兹和蒙特（Pütz & Mundt 2019）新近也主编了一本论文集。在导论中，两位主编强调了书中12篇文章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层面，汇集了该领域的最新成就。书中的章节对本领域进行了概述，包括方法和技术创新、教学应用、扩大语言景观研究范围的建议、符号聚合理论、沉默艺术、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视觉多语现象。

卡斯蒂略·卢奇、凯卢维特和普什（Castillo Lluch，Kailuweit & Pusch 2019）主编了一个主题更集中的论文集，他们汇集了11 个法语情景下的研究项目，因此将“法语联系”作为该书的副标题。在所有这些空间中，法语或者是主导语言，或是从属语言，或者是接触语言。与其他文献一样，该书也运用了各种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

马林诺夫斯基和图菲（Malinowski & Tufi 2020）主编的19 章论文集，又使这一领域向前迈进了一步。书中作者对既有的各种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了涉及一系列主题和背景的语言景观行动研究方法，包括在线语言景观、涂鸦、抗议、基于学生的研究和校园景观。

研究人员在各大洲的大量城市进行的语言景观调查中取得了快速增长，并在稳步发展，上述这些论文集就提供了证据。

2015 年，《语言景观》专刊开始发表关于语言景观研究的文章。它涉猎的范围很广，是一个“语言景观的动态领域，试图理解公共空间的语言使用动机、使用状况、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多样性，以及多种形式的‘语言’竞争”，它接受广泛的理论模型，并对所有研究方法开放。《语言景观》每卷出版3期，因此每年会源源不断地出版15 ～ 18 篇新文章，期刊文章的主题广泛，书评也不少。

这一领域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从多年来的论文发表数可以看出这一点。巴克豪斯（Backhaus 2007）总结了2006 年之前发表的研究，他只能列出30 篇论文，其中10 篇是1998 年之前发表的。几年后，特罗耶（Troyer 2014）列出了一个语言景观研究的在线文献目录。当时这一目录共收录了287篇文献，其中2007 ～ 2014 年发表的不少于235 篇。截至2020 年5 月，该目录文献数增加了两倍多，已收录900 多条（www.zotero.org/groups/linguistic_landscape_bibliography）。

布洛马特（Blommaert 2013）的一本小型专著为本领域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基于对安特卫普附近地区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案例，通过微观和详细调查的形式进行语言景观研究，以“充分发挥其描述和解释潜力”（Blommaert 2013 ：16）。此外，他将地理符号学作为出发点。正如他所强调的，“根据地理符号学，要更好地理解语言材料的社会文化意义，必须通过民族志的理解，而不是作为统计数字，而且符号必须作为多模态对象而不是语言对象来处理”（Blommaert 2013 ：41）。他认为，语言景观研究“可以使整个社会语言学更好、更有用、更全面、更具说服力，并为其他学科提供一些相关的东西”（Blommaert 2013 ：4）。布洛马特和马利（Blommaert & Maly 2016）进一步阐述了“民族志语言景观方法”（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pproach，ELLA）。这一方法旨在使研究人员能够诊断和提供一个社区的人口统计学的详细图像，除了分布方面，还包括多个层次的内容。其中一个观点是，可以通过标志元素来显示不同群体的意图和认同期待，这些标志元素都是转型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布洛马特和马利（Blommaert & Maly 2016）又详细探讨了同样的主题，研究的是比利时根特市一个高度多样化社区的公共标牌。在对标牌的分析中，他们强调了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历史层次观。最近，两位作者扩展了他们现在称之为“民族志语言景观方法”2.0 的方法，以包括数字在线世界，并与离线世界建立联系（Maly & Blommaert 2019）。

与此相对照的一种研究路径是“变异语言学景观研究”。基于变异社会语言学，绍库普（Soukup2016）描述了这一路径的原则和标准，并应用在她对维也纳的语言景观研究中。英语在世界各地的语言接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她提出的研究中，绍库普计划分析社会因素与英语符号选择之间的联系。该方法的进一步应用可在阿莫斯（Amos 2016）、阿莫斯和绍库普（Amos & Soukup 2020）和绍库普（Soukup 2020）的研究中找到。

显然，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可以引起对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核心问题的思考。然而，研究者研究方法和学科背景的多样性也必须被视为该领域的固有特征和领域丰富性的象征。它的异质性有助于为语言政策研究、读写研究、语用学、少数民族语言或多语现象的研究提供创新观念。

三、其他相关研究

语言景观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涉及不同的学科：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地理学、风景园林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大多数研究是从应用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语言景观，但还有一些研究也采用了其他方法。本节将介绍当前研究中涉及的一些核心主题。

英语的传播是罗森鲍姆等人（Rosenbaum et al. 1977）早期研究的主要话题，并在后来的许多研究中持续引起人们关注。英语常常与现代性、国际主义、技术进步或罗森鲍姆等人所称的“势利诉求”等话题联系在一起。与其他语言一样，英语也出现在多语和多模态文本中，这些文本显示了语言之间和模态之间的软边界（Cenoz & Gorter 2008）。在许多国家，使用英语的原因既可能是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也可能是将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英语都与多语现象有关。

语言景观也有历史维度，因为它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历史可以告诉我们语言的不同使用情况。帕夫连科（Pavlenko 2010）在研究乌克兰基辅视觉景观的长期变化时提出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她以19 世纪以后的壁画、硬币、手稿和照片上的语言景观痕迹为基础，加上她自己一些标牌的最近变化的照片，成功地描写出了19 世纪至21 世纪的社会语言学史。她对千年多语传统的概述表明了历时性研究方法的价值。

语言政策是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因为行政当局经常将标牌作为其政策的目标。斯波斯基（Spolsky 2009）将“公共语言符号”的研究纳入了他的语言管理的一般理论。对他来说，“在过去的40 年里，对公共场所语言符号的研究证明了它作为探索和描述城市多元文化生态工具的价值”（Spolsky2009 ：75）。语言景观项目是语言政策的机制，它可以固化某些语言的地位和意识形态，同时屏蔽另一些语言。例如，欧洲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活动家经常将“不正确的”的地名涂在标识上，从而向过路人发出了意图争夺语言权利的信号（Aiestaran，Gorter & Cenoz 2010）。冲突可能不仅在于使用哪一个地名，还在于标识上语言的显著性及其位置。

戈特和塞诺兹（Gorter & Cenoz 2008）提出了基于二语习得的研究视角。他们的基本问题是“作为二语习得中语言输入的额外来源，语言环境的作用是什么？”标识上的语言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对该语言地位的认知，并影响他们的语言行为。语言景观的某些部分会对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产生影响。这些观念也可以应用在学校环境的语言景观研究中（Dressler 2015）。就教育而言，标牌可能与二语习得、三语习得或语言意识问题有关，但正如这些研究所表明的，标牌的功能、多语读写或多语能力等问题也可以进行调查。达格纳斯等人（Dagenais et al. 2009）考察了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社区的多种语使用和语言多样性，其研究目标是记录小学儿童的读写实践。在一个名为“学会阅读世界，学会阅读语言景观”的项目中，克莱门特、安德拉德和马丁斯（Clemente，Andrade& Martins 2012 ：268）选取了同样的研究路径，他们在葡萄牙一所小学中采用了类似的教学策略。

教育环境中的语言景观为教授多种语言、培养语言意识和进行读写实践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式（Gorter 2018）。在巴斯克地区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就考察了中小学内部的语言景观（Gorter & Cenoz2015）。我们没有让老师或学生积极参与，但我们研究了学校的标牌，类似于我们研究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Aiestaran，Cenoz & Gorter 2010）。在语言景观中，语言的使用方式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在教育环境中，语言景观具有不同于公共空间的特征。例如，我们发现，单语和多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校园语言景观并不是与社区语言景观一一对应的。此外，由于许多标牌是由学生或教师制作的，因此标牌的制作不太专业。学生或教师制作的标牌有其特殊性，与官方或第三方标牌制作者制作的产品有很大不同。

我们的分析揭示了学校里这些标识不同的交际意图。我们确定了多达十种的不同功能，它们与学科内容和语言学习的教学相关，也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价值观的教学、行为规则的制定以及提供实用或商业信息相关（Gorter & Cenoz 2015）。

正如本节开头所提到的，语言景观是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的，并且与不同的学科有关。在标识和语言的所有权（如Laitinen 2014）、权力和权威的现代性表征（如Lanza & Woldemariam 2014）等问题上也做了重要工作。一般来说，语言景观研究可以看作是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各种研究项目都为这些领域提供了见解。这些研究主要将城市环境作为场所进行调查，考察语言在同一标牌或不同标牌上使用，或并列，或混合，甚至融合成混合语。

四、本领域面临的一些挑战

语言景观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

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发展可以从不同学科现有理论概念的应用中获益。本-拉斐尔（Ben-Rafael2009）使用了博东（Boudon）、布尔迪厄（Bourdieu）和戈夫曼（Goffman）等理论家提出的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语言景观研究。民族语言活力理论是兰德里和布尔希斯（Landry & Bourhis 1997）研究的出发点，其他一些学者，如卡桑加（Kasanga 2012）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库普兰和加勒特（Coupland& Garrett 2010）则应用了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法，用以分析巴塔哥尼亚的威尔士语。还有其他学者也采用了这一分析法。斯特劳德和姆潘杜卡纳（Stroud & Mpendukana 2010）致力于从理论维度探索南非多语资源的流动性和语言表征的多模态性，并启发了布洛马特（Blommaert 2013）的民族志框架。这一领域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目前在理论层面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个领域有着万花筒般的性质，但这种理论方法和概念上的异质性，以及没有主导性的或脱颖而出的模型，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因为不太可能有一种主导理论或一种方法特别适合调查公共场所的标识（Gorter & Cenoz 2020）。

还有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借鉴了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现有方法，而主要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典型的数字照片收集和解释方法。

塞诺兹和戈特（Cenoz & Gorter 2006）指出，语言符号的计数环节并非不存在问题，因为必须决定什么才算语言符号以及分析单位是什么。他们决定数一数所有可见的大大小小的标志。店面是一个单元，但单个街道的标识或海报也是一个单元。相比之下，巴克豪斯（Backhaus 2007）在东京只计算了包含一种以上语言的标识，并且这些符号是具有可定义框架的文本。尽管一定程度的任意性是难以避免的，但还是必须制定改善标志代表性的标准。

分析单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量并排的语言符号会使我们很难确定每个单独的符号是什么。商店橱窗里的所有语言项目都是“一个”标志的一部分吗？还是应该分开考虑？商店橱窗旁的其他广告、涂鸦或海报呢？整条街能被认为是一个分析单元吗？做出不同选择确实各有利弊。关于分析单位的决定很重要，因为考虑到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这是一个关键的方法论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标牌的动态特性。有些迹象是多年固定不变的，但另一些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改变从一天到下一天或从一分钟到下一分钟都不相同。公共汽车上的移动标识、T 恤衫或丢弃的包装纸也是语言景观的一部分，但通常未被包括在研究内。动态性对语言景观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一些研究者采用了定量分配方法，但是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 2010）批评了这种定量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它在新西兰语言景观分析中的有效性。许多其他研究选择了一种更偏向定性的方法。例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2009）采访了韩国商店的店主，通过店主解释商店的标识来找出有关主人身份、韩语使用、英语使用或双语使用的问题。一些学者有目的地把各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米契尔（Mitchell 2010）将剪报的语篇分析、街上听到的语言以及对标牌的定量调查结合起来，对不同方法的结果进行了三角互证。在匹兹堡的一个街区，米契尔发现了一个以单语为主的语言景观（96.5% 只使用英语）和一个类似的“声音景观”（80.7% 的人说英语）。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篇报纸报道中出现了“入侵”和“洪水”的隐喻，暗示“对拉丁美洲移民的恐惧”（Mitchell 2010 ：169）。这些研究的结果通常是基于相对较少的非随机和选择性经验数据。从经验上讲这可能很重要，但也可能是一个弱点，因为复制和推广变得困难。

五、未来研究展望

语言景观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近年来有了重要的发展，且出版物数量显著增长。我们所讨论的研究证明，对语言景观的研究确实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对社会中语言使用的了解，特别是对多语使用的了解。尤其是，这些研究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英语的传播及其与多种语言的关系，语言政策对公共空间的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可见度，或学龄儿童的语言意识。今后，研究人员将继续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公共场所使用书面语言做出贡献。

在公共场所展示语言的方式上会有一些创新，这将促使研究人员调整他们对语言符号的研究，而随着该领域的发展，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也将随之发生转变。新技术的一个例子是“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AR），即查看叠加或增强到物理环境的实时视图上的数字信息。增强现实技术在体育电视广播中很常见。在体育电视广播中，可以为不同的观众展示不同的侧板广告，并在运动场上叠加数字线路。还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为不同的用户展示产品，因此用数字数据覆盖真实世界可以改变对语言景观的感知和体验。在数字环境中，一个多语种的城市景观甚至有可能变成你喜欢阅读的语言的单语版本，这就创造了语种最多的“平行多语现象”，并且最有可能首先为英语和其他一些“大”语言开发。这些技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多语的新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因此，技术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语言景观研究来说，诸如交互式数字广告、互联网、短信、增强现实等的发明，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语言景观在某种程度上是静态的，因此可以分析符号的社会历史变迁；而视频显示更具动态性和流动性，分析它们如何促进语言景观的多语面貌，这是一个挑战。

语言景观可以是多种语言并存或竞争的场所。一些语言群体比其他语言群体更容易在公共领域使用他们的语言；主体语言占据主导地位，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则难以见到（Gorter，Marten & van Mensel 2012）。语言景观反映了语言与语言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语言景观的规范研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而且在道德、伦理和法律方面。

语言景观研究为绘制城市语言多样性增添了一种创新和迷人的方法。未来的一个挑战将是使用实证研究来检验理论观点，而不是提供或多或少说明理论观点的描述性或分析性说明。更多的思考应该深入到符号的含义、符号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使用，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语言景观研究尚处于理论和方法发展的初级阶段，但研究者的目标应该是使研究具有可复制性，并使研究结果能够被其他研究者验证。在许多情况下，似乎需要一种更严格的研究方法。目前关于语言如何在标牌中起作用的研究基于多种理论和方法。学科多样性是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特点，其结果为城市多语、全球化、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政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世界各地对语言景观的研究表明语言使用方式千差万别，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多语现象。

语言景观的田野调查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出不同的研究思路。从一个特定的学科或理论透镜来审视一个特定的主题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一个透镜都会对“视野”产生限制，也限制了在特定时刻看待可观察世界的范围。语言景观研究无疑将向前发展，其研究者将拓宽他们的视野。他们将提出新颖的和创造性的方法、概念和理念，并将继续拓展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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