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丨徐杰：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模式与新旧理论之间的关系

2024年第3期

卷首语

本期嘉宾

徐杰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模式与新旧理论之间的关系

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有两个基本模式，其一是技术更新换代，其二是目标重新设置。前者指的是在不改变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前提下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改善升级，更新换代；而后者则是指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本身的重大改变甚至重新设定。如果属于技术更新换代，更先进的新理论体系一定会取代旧有的理论体系。而如果属于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设置，新理论不会取代旧理论，新旧理论往往会分道扬镳，各走其路。

生成语法学史上乔姆斯基的3次革命就鲜活地诠释了这个道理。不同于追求细节描写的结构主义语法学研究范式，乔姆斯基的首次革命就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可学性问题”，而为回应可学性问题，整个语法研究转向全力简化语法规则。可学性问题本身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此为基础的早期转换生成语法就是一次典型的问题重置，而非技术手段的更新换代。它并没有取代结构主义语法学研究范式，只是给学者们提供了又一个理论选项而已。而后来乔氏第二次革命时提出的用原则与参数理论取代转换生成语法体系，则是一次技术升级，因为在求简的共同目标下，原参理论在技术层面上比转换生成语法做得更好，其结果当然是前者完全取代后者。乔氏的第三次革命引入伽利略式极端完美主义生物学模板下的生物语言学，亦即所谓的最简方案，学术目标突然间由原来的“求简”转变为“求美”，语法分析实践常常以牺牲简洁性来建立形式与意义之间严格的完美的一一对应关系。这又是一次问题重置。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跟第一次革命一样，第三次革命因为不是技术范畴的更新换代，最简方案也不会取代原参理论体系，只是给生成语法学家多提供了一个理论选项。

从理论演变的两种模式这个角度审视语言学史上出现的众多流派，会让我们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古今中外的语言学流派表面看来多且乱，深究起来少而简，就三类。其一是工具型传统语言学，也就是语文学，它没有独立的地位，是为文史解读服务的。其二是描写型现代语言学，它旨在客观地准确地描写静态的结构形式和动态的使用规律。其三是解释型当代语言学，目标在于回答语言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构形式和使用规律，以及不同语言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些一致和差异。解释的角度不同，又可以形成当代语言学大旗之下不同的分支学派：生成语言学从人脑预先编码和基因表达这种生物角度解释造成语言结构的内因；认知功能语言学则从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和结果，以及语言交际的特点策略和条件局限来解释形成语言结构的外因。

传统的工具型语言学、现代的描写型语言学和当代的解释型语言学，既是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同时又在当今时代共存。因为后起者相对于先行者属于问题重置，它提出新的问题，设定新的研究目标，是做加法，是扩容，而不是为了解决同样问题所做的技术范畴的更新换代。后来者并不代表更先进，不会取代先行者。在加法和扩容的逻辑下，先行者和后来者各有不同的事业领地、学术价值和生命活力，三者分工合作，互相补充。但是语言学这盘棋毕竟是大大扩容了。

有人说语言学和文学不能分家，因为语言学要为文学服务，甚至以此为理由反对把语言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其背后的逻辑是“工具型语言学=全部语言学”。这种看法显然过时了。我们要与时俱进，在充分承认工具型语言学仍有其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语言学大家庭早已添丁进口，我们再也不能像独生子女时期那样独享父母和家庭的资源了。包括工具型、描写型和解释型语言学三兄弟在内的语言学大家庭在国外早就是个堂堂正正的独立一级学科了，在中国也理应获得这样的学术名分和学科地位。

该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4年第3期。

编排：逯琳琳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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