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四）| 文一
解读科学，洞察本质
戳穿忽悠，粉碎谣言
导读若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它贯穿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政府是这一历程中关键的引领者，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作者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深入分析，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将其背后机制为读者娓娓道来。
前文参见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一）| 文一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二）| 文一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三）| 文一
日本
19世纪中叶，当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向欧美学习时，它看到和学到的是武力扩张、殖民、掠夺和征服，而不是文明；是强政府领导下的举国一致的“重商主义”传统，而不是想象中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
这使得日本很快就变得比欧美还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以至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受其害。20世纪英国伟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就说，“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过，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罗素，《中国问题》）”
其实从明治维新起，日本就一直是在集权制度和军国主义思维下完成工业化的，在二战战败以后才走上了民主与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日本工业化之所以成功，除了因为采取了强政府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和全民皆商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以外，关键也是由于它采纳了循序渐进的市场培育和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而不是“跨越式”的“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升级政策。
其根本原因不是日本当年没有意愿采取“重工业优先”政策，而是没有条件。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时的日本连收取关税的国家主权都没有，更别说向欧洲列大量强贷款搞重工业了。外加日本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因此，为了获取外国机器进行产业升级，必须首先获得所需外汇。为此日本只有采取自下而上的市场培育和产业升级发展战略，动员全国劳动力量（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依靠生产和出口生丝与简单手工制造品进行原始积累。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江户时期+明治维新初期，1600-1885）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江户时期（1603-1868）是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准备阶段。日本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学习和复制了中国的唐宋商业繁荣。
明治维新
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避免了亚洲大陆好几百年的战乱而具有以下特征：商业和贸易繁荣、市场发酵、政治稳定、农业商业化发展、区域间交流和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民族不断融合、农村的手工制造业和工匠作坊繁荣、出现了富裕的商人阶层、中央政府（皇室）和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官方扶持、教育不断发展[19]。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通过打开国门进一步加强和加速了这一原始工业化进程，把日本乡村的手工制造业推向了一个高潮。西方列强的全球掠夺给日本造成亡国危机，因此日本政府的行动受爱国主义的激发，以阻止外国的入侵、殖民化以及任何主权丧失的可能性。
和1978年以后的中国类似，明治政府调动了日本农村的全部劳动力参与到原始工业化积累中来，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促进商业、基础建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其目的就是通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逐步参与欧美列强竞争世界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明治政府没有条件通过在大的商业化城市中建立大型的现代制造厂来开展工业化。因此，它便在农村地区就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大力提倡纺织和食品加工，逐步在日本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商品轻工业基础。
在明治时期，所有的乡村都会种植桑树养蚕，并赚到不菲的收入。从这一点来看，丝绸不仅作为传统产品为农村地区带来了财富，而且通过赚取大量的外汇为日本的工业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开始，商业化的农业生产持续高于工业（原始制造业）。
直到1880年代末，食品业一直领先所有制造业。但到了80年代后期，纺织品追了上来。纺织品中以生丝、丝织品、棉线、棉织品为主。比如在1860-1870年代，日本的棉线生产以手纺、粗纺为主。这一时期通过贸易，国外的棉布棉线进入日本，使得日本国内产量下降，此外此时的机械化生产几乎为零（即没有采纳英国河美国的纺织机和工厂体制）。进入1880年代后，用进口的半成品的棉线在国内加工的棉布才开始超过进口的成品棉布。
从贸易结构上看，在1865年，出口贸易以生丝和茶叶为主，其中生丝占总出口的80%以上，茶叶占11%左右，另外蚕卵纸占5%左右。说明明治初期的日本主要靠出口原材料换取外汇。这些数字在两年后迅速变化：1867年生丝占45%，茶叶占18%，蚕卵纸占近20%。进口贸易在1865年以纺织品为主（占85%以上），武器次之（7.6%）。其中棉纱占6%，棉布占31%，毛织品占48%。说明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品主要靠进口。这一局面的改变只有依靠产业升级，采用规模化方式从事纺织品的生产。
东京新宿（资料图）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明治后期，1885-1915）
明治后期，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使得采用规模化生产有利可图，棉纺织品慢慢引入英国机器。比如从1888年开始，日本的机械化生产的棉布开始直线上升，超过手工棉布，一举成为日本棉线生产的主流。
虽然棉线制造业是日本最早实现机械化的部门，但是其动力仍然是靠脚踏和水力，而没有急于引进蒸汽机。直到1896（明治18年）年，即英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才由丰田洁佐发明了动力织机。不过这还不是全机型化的织机，仍然有一部分需要人工完成。全工序的机械化是在1926年（大正十五年）才发明出来。
这一时期日本的区域分工开始形成：原棉-纺线-织布三个环节由不同地方和作坊完成。在好多时候，不是“工厂制”，而是纺织作坊能否成功运来原材料和开辟新销路，决定了棉纺织品生产地区的盛衰。因此是地区内商人的行动力最为重要。
棉纺织业的历史表明，商人活动和农户多元就业战略（在同一户家庭内将农业劳动和其它就业机会相结合的家族劳动力的分配战略）的结合，尽管不能归结为“工厂制”的确立，但可以说是日本产业发展的一大方向和特点。
事实上日本采取的是双轨发展战略：由市场力量来发展作坊式的“乡镇企业”和微循环商业网；同时由政府主导引进现代化机械纺织机器（建立国有企业），来给市场提供产业升级示范和学习机会。
开放经济下自下而上的产业升级战略不仅为日本带来了可观的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来支撑政府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为日本培育了一大批企业家和工匠，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急于求成而走过的弯路，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
以至于在甲午开战前夜（1893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里提到：
“民治初年，外贸额不足3千万日元，民治25年几乎达到1亿6千多万日元。陆地上铺设了近3千英里的铁路，架设了近1万英里的电线，还有数百艘西洋式商船在内外还航行。官兵训练武器精锐，拥有15万常备军，不亚于欧洲强国。海军拥有近40艘战舰。我们20年取得的进步，使欧洲各国人民惊叹：那是一个世界举世无双的国家。”（《日本经济史3：开港与维新》，第57页。【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
日本经济在循序渐进发展战略下的高速增长可以从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看出。从明治维新开始后的25年（1968年至1895年），如果把进出口结构分为食品、原理、半成品、和成品，在出口方面，食品出口增长了近5倍，原料出口增长了2.5倍，半成品出口增长了近8倍，成品出口增长了24倍（这个增长是在1880年代才开始爆发，其中每5年就增长近3倍）。
进口方面，原料进口在1868至1885期间没有变化，然后在接下来的10间（1886-1895）接暴增了20倍（其中在前5年是4倍，后5年是5倍），说明日本已经在此期间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助跑阶段。
从出口占比来看，1868-1870年间，食品和原料共占56%，半成品占41%，成品占1%。到1895年，食品和原料共占29%，半成品占45%，成品上升到23%。
在这27年（1868-1895）的出口结构变化中，生丝开始一直每年占总出口的35%以上，茶叶占20%以上，直到1885年后这一格局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对外贸易战略是与欧洲和美国抢占亚洲市场并利用这个巨大市场完成日本的产业升级。1893年以后日本对中国、朝鲜和香港的棉纺织品出口急剧上升。
日本棉纺织制成品的出口从1886年开始呈爆发式增长。比如棉纱出口在1886年以前为零，1890年为区区2千日元，但是到1895年暴涨为41.3万日元，增长了200多倍；棉织品出口在最后10年间（1886-1895）由17万5千日元暴增为121万5千日元，增长了7倍。丝织成品出口也在这个10年间暴增了12倍，而在这之前的10年也毫不逊色，暴增了14倍（《日本经济史3》表4-4）。
同时，棉花进口从无到有，在15年期间（1881-1895）暴增了37倍，以至于棉花一项就在1895年占到日本总进口的16%，是当年日本最大的一个进口项目！超过金属制品、火炮、汽船和机械制品的总和（11%）。
杂货出口，主要是中小制造业的出口产品，包括丝制手帕、火柴、陶瓷、油器、小型针织品、钮扣、麦秆编织物、花纹铺席、毛笔、阳伞等，也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也就是说，日本发扬光大了英国早期发展阶段的积小溪为江河的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繁荣期间所走的道路。
日本的出口产品具有典型的“二重结构”：面向欧美市场的由中小制造业生产的传统手工产品（比如生丝、茶叶、陶瓷、漆器等），和面向亚洲国家的由近代工厂或规模化制造业生产的近代产业产品（比如火柴、棉纱、棉布、纺绸缎等）。这说明日本的规模产业当时还不具备与欧洲国家竞争的实力，因此利用亚洲市场来倾销产品，而同时靠出口欧洲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外汇和机器。
日本在这一期间的主要进口结构在1880年代中期开始有个显著变化，由之前的轻工制成品比如棉织品、毛织品等纤维产品和砂糖，转为进口原材料和重工业产品，比如原料棉、机械、金属、和石油产品等。
比如日本在80年代中期向英国和欧洲国家大量进口金属和机械产品，包括机床、内燃机、发动机、电动机、纺纱机、织布机、造纸机、印刷机等。1885年以后，金属产品，比如铁路建设材料、电信、电话线、铁锚等产品进口急剧增加。
日本以前一直大量出口生丝（原料比较优势），但是却在后来大量进口棉花（原材料），表明了棉纺织产业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系列的产业升级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成熟和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助跑的标志。
“在日本，领导工业化的并非如欧洲各国那样是重工业，而是纺织工业，并且与其说是具有规模经济性的大纺纱厂，莫如说是缫丝业中的手工缫丝、纺织业中用手工织布机织布的中小工厂群。”《日本经济史4：产业化的时代（上）》，第24页。
纺织工业是明治时期日本的骨干产业。它在制造工业生产额中所占的比例在1874（明治7）年已经为26%，1887年为32%，1897年高达41%。此后，比例有所下降，但至1907年仍然高达32%，而其绝对值是一直飙升的，只不过其它产业同时也繁荣兴旺起来，因此纺织业占比肯定会减小。
日本对纺织品的进口也在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稳步地下降，到1900年几乎下降为零。另外，从1890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日本开始向亚洲邻国出口棉纱和布料纺织品，同时开始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也就是说，整个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一次轻工业革命，实现了从进口日用品到出口日用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棉纺产品扮演着中心角色，恰如一个世纪前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给日本提供了一笔完成轻工业革命所需的宝贵外汇。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日本进一步提供了满洲和朝鲜作为原材料掠夺和制成品倾销的殖民地。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城乡发展和收入发展的不平衡。日本即使在1932年（明治维新开启64年后），也就是日本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农村就业人口仍然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61%，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业还继续在为日本总就业创造岗位，为产业升级贡献利润。
比如即使在1930年代初，日本仍有很多就业人员小于4人的家庭工厂或乡镇工厂。这种倾向在印染行业尤为突出。不雇佣工人的小家庭作坊的从业人员在东京市纺织业占了全体纺织业人数近四分之三。
当时日本全国纺织业总就业人数（包含衣服装饰制造业）大概为1,802,000人（一百八十多万人），全国总人口为66，434，000人（6千6百多万人），总就业人数为10,589,403千人（1千万人多一点），其中第一产业（农林业）从业人数为6,442,588人（6百44万人），占总人口的61%。这一占比在1955年仍然高达54%（不包括业主，如果包括业主这个占比为52.5%；参见《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第156页，表3-1）。而中国今天这个数值已经低于50%。
三、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1900-1930）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意味着能源、动力、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日夜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出面下决心进行巨大投资来解决和克服，也同时为全国性统一市场降低交易成本。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积累的国内储蓄又为解决这一瓶颈结构问题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支持。
在完成原始工业化的“胚胎发育”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婴儿期”以后，日本政府也才有能力开始在基础设施结构升级中采取了“大推进”战略，直接把日本带进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技术前沿。
政府决定采用产业升级方式把赶超战略定位在用电动机和内燃机代替（淘汰）蒸汽机。为了规范和整合全国铁路运输能力以便于制定统一的技术升级标准和实现规模经济，政府在20世纪初国有化了大部分私有铁路企业并成立铁道部统一领导。
铁道部还从不同欧美国家进口最先进电动机车来组织全国技术人员进行反复拆解、研究、组装，并在搞清楚原理后采用逆向工程技术进行反复试验和研制，然后指定不同企业专攻生产不同部件并统一组织力量进行整机组装，直到完全获得技术秘密为止。这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消化和创新的过程。
这种国家主导的，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市场和资金积累为基础的重工业建设，使得日本在重工业建设中的学习曲线极大地缩短和扁平化。因此，“明治末期，私企产品慢慢出现在轮船制造、铁路交通和机械装备等领域中。
与此同时，那些在国有企业和军火工厂中掌握了新技术的工程师和工人开始向私有企业中转或者开设他们自己的工厂。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商品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在东京和大阪开始出现小企业和转包商。因此，在明治末期，当重工业还处于其初期时，已经做好了一战后快速飞跃的准备。”（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p52）。
这个飞跃的起跳板就是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日本雄心勃勃的全国电网和电气化铁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整个20世纪初的前三十年，日本政府加大力度吸收利用欧美技术来投资新建全国公路网，发电站，电网，电气化铁路网和城乡照明设施。政府在这一时期每年的公共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份额接近50%（1904-1911为47%，1911-1919为44%，1919-1930为48%），另外还有超过30%的总投资在政府公共投资的带动下被民间投到了建筑行业里面。
这整个三十年期间，发电、输电、供电工程方面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平均高达每年17%，每4年就翻一番，机动车平均年增长率也高达到15%（Carl Mosk,Japanese IndustrialHistory,Table 4-1）。现代基础设施连续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使得日本在1930年就在全国实现公路联网，电气化铁路联网，全国城乡通电照明，全国工厂24小时电力供应，从而大大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用电、运输）成本并在电气化方面迎头赶上了前沿欧美发达国家。
四、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1920-1970）
随着日本在20世纪之交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头三十年在强政府推动下的工业“三位一体”基础设施建设繁荣，日本对现代机器设备和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国内需求。这一需求引爆了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日本重工业制造业在1920年以后迎来了一轮扩张期，比如在1930-1938年期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近5%，1935年达到7%，机械设备、工具和机车平均每年增长在8%到14%之间，政府（非军事）公共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份额仍然维持在50%以上，而且军事设备投资占比达到每年8.3%（Carl Mosk,Japanese Industrial History,Table 4-2）。
为促进重工业发展，日本政府总是事先建立一批国有重工业企业来起示范作用和技术研发作用，了解市场需求。这些国有重工业企业的机器和技术都先完全从西方进口，组织技术人员从生产实践活动中加以研究，而随着工程人员自身逐渐掌握操作的技术以及对技术的再生产和全面掌握，然后逐渐将这些企业私有化让市场去竞争。
当然这些日人企业和政府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互通情报，爱国主义是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日本的私有企业很多是靠政府来培育和筛选的。最终这些私有化后的重工企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主导日本经济的中坚力量。
日本于1964年开通从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高速列车（资料图）
日本政府，像英国和其他成功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一样，一方面利用市场力量来发展国民经济，但另一方面又对市场力量掌控自如。为了避免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私有企业和产业实行刻意培育、筛选、扶持和公共品的提供，最终使得整个国家（政府和企业）作为一个有机体在全球竞争中能够像一个单个商人一样行事和出击，而不是相互拆台和内耗。
比如在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大企业家本身就是政府的座上客甚至进入政府担任要职。所以在这些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很难说究竟是政府掌控了资本还是资本掌控了政府。
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日本在战后由于重工业市场被摧毁，它的战后重建没有急于首先恢复重工业，虽然其技术人才和蓝本都在，而是拾起已经过时甚至被淘汰了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在1940年代末期和整个1950年代重新进行原始积累和市场的“胚胎发育”。
结果日本以飞快的速度又重复了一遍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基础设施建设，为1960-80年代重工业的重新起飞和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和资金条件。这种“胚胎发育”式的产业升级方式是理解日本战后奇迹般崛起的关键。而且日本在战争赔款上采取的不是赔钱，而是免费提供轻工业工业产品，以此来实现制造业复兴和重新获得规模经济。
相反，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没有遵循这个“胚胎发育”原理，而是盲目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四化”，结果造成产业链断裂，银行体系崩溃，工人大面积失业，科技人员荒废，国有资产流失，国家自然资源被私人寡头垄断，通货膨胀，对外赤字飙升，以及金融危机。
结果这些在战后已经实现工业化并进入福利社会的国家由于私有化失败而一夜回到原始农业时代，连粮食都无法自给。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恰好避免了这样一个重大错误（参见下一节的分析）。
五、福利社会阶段（1960-）
由于战后恢复时期采纳了正确的循序渐进的产业恢复政策，日本在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完全恢复并超出了战前的工业技术水平，从而有实力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逐步开启一个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带来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的“分蛋糕”时代，即福利社会阶段。
日本是一个奇迹。它是亚洲第一个在19世纪末成功复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重工业化（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这个事实曾经让很多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困惑，因为日本与中国和欧洲相比，其文明史太短，而且也没有很多自然资源（比如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棉花、煤炭和铁矿）。因此，多数学者（尤其包括日本人自己）把日本的奇迹归因于日本的文化和特殊人格结构（国民性）：
“日本的国民性格有很特殊的地方，而且与亚洲文明普遍具有的东西不同。日本人尤其与作为邻居的中国人不同….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种温顺、守序、服从权威、奴颜婢膝的性格，而是具有一种独立、自强、高傲和强烈的个人尊严的种族。”（美国历史学家David Landes,1999,p.351）
但是，一旦工业革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日本工业化的“秘诀”也就真相大白，无需求助于弗洛伊德式的“荒诞”的人格（国民性）分析[20]。
日本的经济奇迹不过是由于它明治维新之前一个世纪左右的政治稳定和开明商业政策（这要归功于它与绵延战乱的欧亚大陆隔开的特殊地缘位置），和它在明治维新后采取的正确的重商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虽然并非有意系统设计，而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逼迫）让它能够循序渐进地为日本逐步发展制造业创造所需要的市场：从开拓农村的原始工业化市场，到抢占以出口赚外汇为目的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再到推动全国性的能源、动力、铁路和内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到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重工业起飞。这每一步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西方式重商主义政府的身影。
事实上，日本自江户时期（1603-1868）的中后期就一直以欧洲列强为师（从16-18世纪的荷兰到18-19世纪的德国），对外（尤其亚洲邻国）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强行开拓国际市场。也为此最终陷入军国主义泥潭并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代价。
(未完待续)
注释：
[19]、见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年，pp42-46，《工业化和日本明治的全球一体化》，第五章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自主发展是否可能？”；也可以见1999年David Landes写的《国家的财富与贫穷》的第22章。
[20]、当经济学家黔驴技穷时，便很容易诉诸于“文化”、“民族性格”之类的“黑箱”分析。
本文为《看得见的手——政府在命运多舛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上篇，作者感谢观察者网编辑马力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莉丽对英文原文的大力翻译协助工作，文一在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本文的基本论点和参考资料都基于文一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网址：https://world.tmall.com/item/535482239543.htm?spm=0.0.0.0.sDNoZi&id=535482239543）。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章在2017年2月6日发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2_06_392730_s.shtml），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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