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贸易战到三和大神，再到半导体和台湾，在9月，感受发展的力量。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这一篇是最近的一些想法的合集。
从2019年的新闻，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正在逐渐来临。
国内的业界大公司都在研发AI芯片，各种无人化和自动化的东西逐渐出现。
以目前非常火爆的外卖和快递为例，2017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开始测试配送机器人，2018年开始，中国的街头已经开始出现配送机器人承担正式的派件任务，目前全国已经有几十个城市在陆续部署。
再比如，2019年8月30日，“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滴滴出行CTO兼自动驾驶公司CEO张博表示，将很快在2020年初于上海嘉定推出自动驾驶车辆打车服务。滴滴公司已在上海取得自动驾驶路测牌照。
有时候想想中国这个国家是真的辽阔和多样，有的地方还在争取通铁路，而有的地方竟然已经开始自动驾驶打车服务了。
我比较喜欢看篮球比赛，自己也喜欢打，每年看的各种篮球比赛的视频累计估计有几百个小时，有时在手机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不只是知名的职业球员，中国很多著名的街球手我也知道名字和长相。
中国的野球比赛圈子现在已经非常的庞大和成熟了，各种民营企业的老板，为了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广告，也为了活跃家乡过年过节气氛的需要，高薪出钱邀请球员打野球比赛。
由于国内参与的地方和企业越来越多，使得参赛球员的水平越来越高。
大批国外的高水平球员来中国打野球，有前澳洲联赛冠军队伍主力球员，有NBA级别球员，还有不少国家的国家队成员，而国内CUBA，NBL球员，前CBA球员也很常见。
最为著名的有李本森，美国高中篮球联赛的全明星，是NBA选秀的最热门球员之一，因为犯罪进了监狱毁掉了NBA前途，来到中国后是两次CBA得分王。
其他还有北京奥神队外援克里斯-里弗斯。
另外像皮特·约翰·拉莫斯，2.21米的大个子，是波多黎各国家队的国手，2006年在男篮世锦赛上对位姚明，2017年的时候也在中国为某家企业打野球。
来中国打各种野球的原因，是因为获得的酬劳很高。
像CBA2018年下发《关于2018-2019赛季CBA联赛大学生、港澳台球员等统一选秀有关事宜的函》，，明确规定了CBA新秀球员的最低保障工资，从18万到50万元，其中50万元是状元的价码。也就是即使是新晋的职业球员，如果打的一般，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几十万人民币。
而网易体育2018年9月对野球场本土高水平球员和外籍球员经纪人的采访，本土选手根据水平不同，打一场野球的酬劳一般在2000-5000元，一位接受采访的CUBA国内大学生球员说，他打一场野球的酬劳就在3000元。
而高水平的外籍选手（通常是前职业选手），一场甚至可以达到8000-10000元。这类野球比赛在中国非常多，球员在上场都是临时组队，往往都不认识队友是谁。有时候甚至一天打多场，一年下来打两三百场的比赛，外籍高水平球员收入可在一两百万人民币以上，并不比职业球员低。
如果下载一个抖音，很容易找到各地网友上传的大量这样的乡镇和县市比赛的视频，场上出现大量外国职业黑人和白人球员，以前这样的野球比赛集中在广东和福建地区，现在已经向全国蔓延，江苏，四川，贵州，湖南，在抖音上面你都可以看到全国各省乡镇网友上传的视频。
在腾讯体育2019年8月的一篇报道里面，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江头村2017年举办的一个叫做“万佛杯”的民间比赛里面，一只叫做“三斯达”的球队请来了塞尔维亚3V3国家队的现役主力球员杜尚布鲁特，马利克萨维奇，马伊斯托罗维奇，他们曾经在2016年FIBA举办的3V3比赛决赛中，击败了美国队拿下世界冠军。
这样的一个野球比赛，原以为会非常轻松，结果他们竟然连输两场，因为对方球队里面不乏打过NCAA，欧洲联赛等高水平联赛球员。
参加比赛的还有一支叫“三乐泳装“的队伍，里面有2008年的NBA落选秀+NBDL安纳海姆队球员安东尼哈里斯，还有美国NCAA D2的第一阵容球员加里德，是黎巴嫩夏季联赛的MVP和得分王。本土球员有前CBA联赛东莞新世纪的队长王晶，曾在CBA打了7个赛季。
不仅如此，这支队伍还有NBA试训球员，前西班牙ACB职业联赛球员。
由于2017年的比赛请的外籍球员太多，引起了应该保证让本土球员有机会出场的议论，2018年开始修改了规则，开始限制外籍球员上场人数。
民间野球比赛只是一个例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比赛是没有计入到GDP里面的，在国内有关中国野球比赛的纪录片里面，组织者和球员之间基本都是现金交易和结算，而来中国的外籍球员，也基本上不是工作签证。当然中国方面对这类民间地下经济给予了宽容。
在四川省某市组织的一场比赛中，公安局就查了外籍黑人球员的签证，由于都不是工作签不能上场比赛，因此很贴心的给其办理了临时工作签证。
国内球员和国际球员打野球，也是中国广大的新经济中的一种。
实际上这也是代表富裕起来之后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更多的娱乐和健康生活方式。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篮球的，小时候甚至想过去读体校，但是因为体校并没有对应的良好升学体系，而打篮球的出路非常狭窄，如果不能成为职业球员，那么很难在社会上谋生。
在2019年的今天，情况显然非常不一样了，即使不能成为职业球员，只要你篮球打得好，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养活自己，打全国各地规模不断扩大的民间篮球联赛只是一个例子。
还可以参加各种全国大型商业组织开办的篮球活动，例如虎扑路人王，耐克篮球联赛，新浪3V3等等。其中虎扑路人王是在国内最为知名和火爆的民间篮球赛事。
国内知名的街球手，虽然他们的水平距离职业球员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很多在社交媒体上有数十万甚至百万以上的粉丝，通过流量可以各种变现，例如开办培训学校，售卖运动装备，参加篮球综艺节目，参加商家的扣篮表演，获取平台广告费，甚至和品牌签约等。
这个星期，我就看到去年参加了《这就是灌篮》综艺节目的某国内的街球手，其实他在该节目里面表现出来的水平并没有像其他高水平选手一样抢眼，但是也通过自己的名气开办培训班，并且打出了大幅广告，我在抖音上就看到了，多少有点吃惊，因为凭借他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水平，不少选手都表现的比他好，这样也可以开培训班。
后来一想就坦然了，这其实可以理解成跟书法，画画，英语，游泳，数学培训班一样，并不需要一定是大明星才可以，普通的有经验的老师就行。
我相信他们是很容易做到每月收入5000元以上，实际上我认为会比这个高不少。比起以前，应该说从事体育运动的收益和范围都提升了不少。
现在家长都特别希望送孩子去参加各种业余培训班，搜索了深圳比较知名的篮球培训学校，发现基本都是以外籍教练作为广告主力，很多是美国高中甚至NCAA的教练，以及国外前职业联赛球员。本土的高水平教练还是非常缺乏，在培训学校的广告中，中国教练都排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当然了我看了下简历，确实比不上外籍教练亮眼。这也足以说明，篮球新经济中是需要大量的本土人才，大量工作机会被外籍人士占据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当然这跟中国篮球系统太落后有关系，最近看《我要打篮球》综艺节目，作为前国家队队员，在CBA广东队当球员和主教练拿了8个CBA总冠军的杜峰，居然不认识前CUBA的全国明星内线球员铁牛张鸿林，也不熟悉当下CUBA炙手可热的明星球员北大的张宁。可见CUBA和CBA之间是脱节的。
社会越发展，就越是会出现各种以前根本不会出现的新东西。
我国已经在2019年1月1日开始启动了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情况进行更新。
国家统计局明确的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从覆盖的行业来看，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智能设备制造、互联网平台服务、创业空间服务等一些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也将接受这次普查的检验。各行各业的数据信息，将共同输出一份中国经济家底清单。
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写字楼的单位还是街边商铺，都是普查需要检测的经济细胞。
到今年年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就会完成，相应的GDP统计数据也会进行调整，那时候我们再看结果是什么样。在以前的文章里面说过，中美之间的竞争，就科技和制造能力而言，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军工装备和ICT软硬件。
其中ICT主要是赚钱的产业，而军工装备不只是成为国家信用和安全稳定的保障，对于军工装备的巨量研发投入也有助于该国保证科技优势，保证有持续的科研投入，而且军用科技的先进性往往可以转化为民用产业产生巨大的力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费非常高，等于全球第二名到第十名的国家之和，2018年美国的军费支出高达6433亿美元（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数据）。
中国的消费电子市场（不包括家电），也就是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总销售额在2017年是1.4656万亿人民币（GFK数据），按照当年6.5的汇率，就是差不多2255亿美元。这个2000多亿美元的市场可是产生了华为，联想，OPPO, VIVO，联想等众多企业。
由此可以想象，美国一年6000多亿美元的军费，其中对军工企业的装备和服务和采购，其规模是多么的巨大，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比中国消费电子市场还要巨大的世界级的大市场，实际上是大大的推动了美国的尖端科技水平的发展。
一个是部队军费快速增长，在此之前的1996年，中国军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仅有1.01%，1998年也只有1.11%，而在1999年当年提升到了1.2%,到了2002年军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42%，其后几年长期保持在1.4%左右的水平到2009年。从1998年的1.1%，到后面长期保持1.4%，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接近30%的增长。
而与此同时，我国在1999年完成了三年50万人的裁军任务，又在2003年-2005年完成了裁军20万，总人数减少到了230万人。
人员的减少，意味着可以更好的提高部队人员待遇，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军事装备采购。
从1999年到2005年，经济增长+军费占GDP比例上升+大裁军，使得我国军队人均军费大幅提高，部队的待遇和装备建设进入快车道。一个是R&D科研经费，中国的R&D经费支出在1999年以前，一直处于低水平，1998年R&D经费投入只有526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国GDP的0.66%，这个比例甚至还不如90年代初0.7%的水平高。1999年当年提高到了0.83%，2000年进一步达到了1%，其后保持稳步上升的势头，到了2015年达到了2.1%，而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进一步小幅上升到了2.18%。一个是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当年录取人数从上年的108万人增加到了160万人，录取率从上年的34%大幅提高到了56%，到了2018年，录取人数达到了791万人。以上三件事（增加军费+裁军，大幅增加研发支出，大学持续扩招），显然并不能说，都是因为大使馆事件刺激的结果，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使馆被炸事件对于消除杂音，统一思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和效果。关于大使馆被炸事件对于当时中国上下的刺激，有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来自高层，一个来自民间。一个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光亚回忆，受到了巨大的国内压力。“就在外交部这里，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1999年，时任新任常驻贝尔格莱德首席记者的光明日报宋文富后来就有回忆，他记得当时曾有报道，国内航空工业的一名老总曾感到耻辱地说，“炸我们使馆的飞机是美国生产的，而我们的烈士遗体竟然还是用美国制造的大飞机运回来的”。一个是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那一年，中国几乎所有地区报名参军的人数出现大幅上升。我在今年大使馆事件2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寻找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和新闻报道，探寻当年的大使馆被炸原因，当然这篇文章因为太忙最后我没有发布。不过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了1999年大使馆被炸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规模化的参军潮，在后来在央视军事频道采访过一个优秀的军事训练尖子，其回答就是因为1999年使馆被炸，从而毅然报名参军入伍。像当年冬季征兵的时候，《西南民兵杂志》1999年12月刊就说：“今年“参军热”的温度要比往年高得多。不少地方的报名人数甚至高出往年三四倍!”使馆被炸的影响之深远，不只是1999年，《中国国防报》记者曾经在2001年秋天对1500多名入伍大学生做过调查，发现“驻南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在大学生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许多人就是源于这两起事件而报名参军。差不多20年后，美国人又用贸易战和对中兴华为的制裁令又一次刺激中国。就跟1999年之后，中国军费，研发费用和大学生入学率大幅度提升一样，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和科技制裁，只会又一次的对中国内部统一思想提供动力。去年4月份“中兴事件”爆发后，半导体迅速成为当年全国关注的热门，大量的有关半导体的文章成为10万+热门文章。在去年高考前后，就有不少考生和考生家长私信我，询问大学专业是半导体相关的，想报考半导体相关专业。我因此还专门发了个微博，介绍杭州市半导体从业人员大学所学专业的情况。如同我之前也专门介绍过的一样，从2018年到2019年，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入大大增加。本文不需要罗列太多的数据，海思和中兴微电子是中国集成电路企业的前十位，其中海思是巨无霸，其一家在2018年的营收超过500亿人民币，比中国第二名到第十名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营收之和还多。而不管是海思还是中兴微电子，其对研发的投入都在大幅增加，其中尤其是海思，由于其体量的庞大，因此必然会带动全国集成电路收入增长。以中兴为例子，2019年1-6月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44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而上半年研发投入达64.7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4.5%，较上年同期的12.8%上升1.7个百分点。这个研发比例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了，也充分说明了中兴在去年的禁令事件之后，大大加强了“补短板”的工作。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9月10日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中说，今年前8个月华为收入累计增长19.7%，利润和去年持平。谈及利润没有增长的原因，他解释说，主要是战略投入在大幅度增加，华为增加了几千名员工，来修补被（美国）实体清单击穿的“洞”。华为的利润率一般稳定在7%左右，去年净利润593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月赚49亿人民币，前八个月净利润没有增长，意味着增量全部用来做战略投入了，初步估算就增加了七八十亿人民币的研发投入。这只是一个估计值，而早先华为公布的是2019年的研发费用预计大约在1200亿人民币，比2018年的1015亿人民币增加接近200亿人民币。2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对于中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来说，实在是太惊人了，2018年全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收入也才2519.3亿元，该行业的研发强度一般比较高，都在10%-15%左右，实际上按照15%的高位计算，全行业研发投入2018年在大约377.9亿人民币。当然了，华为2019年增加的大约200亿人民币研发投入不会全部投入到芯片，我们就保守估计大约50%投入到了芯片研发，那就是100亿人民币，这也是相当于把全行业的研发投入提高了25%以上，当然了我认为华为新增研发费用应该绝大部分投入到了芯片。实际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HR们，在2018年的校招应该体会到了，因为华为海思大幅度提高了校招的待遇，带动了当年集成电路企业的校招待遇普遍性的上涨。当然，我国目前除了海思，还没有出现任何一家巨无霸芯片公司的迹象，体量都还太小，全国第二和第三名的紫光展锐和豪威科技，其营收体量也只有海思的20%左右。当然了，还有一家异军突起的芯片企业，那就是做矿机芯片的比特大陆，该公司2018年的营收达到了230亿元，是全球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前十位，从体量上来讲已经比豪威科技和紫光展锐还大了，但是因为其应用领域主要在矿机的关系，暂时不计入排名。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在未来的数年也依然还是会出现海思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显然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其他的芯片企业，需要以大规模并购的方式迅速的做大，才能真正的保证国家安全。本文为什么把军工产业和半导体产业放在一起对比，1999年以后的中国军工装备产业毫无疑问的突飞猛进了，而这时在西方和日本集体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2018年之后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尽管已经面临着美国的精确打击和技术转让障碍，但是也并不需要过于悲观，我国芯片产业面临的情况，比当年军工产业面临的情况好多了。论技术来源，当年是欧洲，日本，美国全面封锁制裁中国的军工产业，而今天只是美国人对我国部分企业断供芯片而已，欧洲和日本并未参与；论市场大小，我国在大使馆被炸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的军费不过区区1207.54亿元，这意味着能够给予我国军工企业的市场空间是很小的。
而今天中国的消费电子产业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市场，中国消费者每年购买的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金额2017年在1.4656万亿人民币(GFK数据，不包括大小家电)，对比下中国2018年的军费支出在1.107万亿元，其中用于装备采购的更少一点，因此本土消费电子市场实际上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庞大的空间，足够容纳大量年营收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芯片设计企业生存。贸易战大大的促进了中国下游企业放弃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转而购买和扶植国产品牌。2019年1-7月中美贸易总值为2.1万亿元，下降8.1%，占我外贸总值的12%。其中对美国出口1.62万亿元，下降2.1%；自美国进口4739.3亿元，下降24%。也就是说，相对于去年同期，中国公司少购买了1496.6亿人民币的美国产品，换句话说，在今年的前七个月，中国公司总计放弃购买差不多1500亿人民币的美国商品。 需要说明的是，这1500亿人民币的美国商品被放弃购买，并不都是因为关税的因素，而是有一部分中国企业因为去美国化保证企业供应链安全的角度而放弃购买。前面提到的华为和中兴无疑是很好的例子，2019年9月7日金灿荣教授在珠海的演讲期间，就有观众提问，其表示“我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特别是今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中美贸易战以来，很多客户就把我们替换掉。比如说美的以前一年有几千万的生意，现在估计几百万都没有了”。这显然是大量中国企业放弃了购买美系产品的微观例子之一。华为事件在5月16日爆发之后，有些美国公司不折不扣的快速执行了美国的长臂管辖，甚至有的美国公司敢于在中国的土地上扣留华为的货物。中国已经在5月31日通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很多人也有点疑惑，从5月31日到现在已经三个半月过去了，为什么我国还迟迟没有行动出台该清单？原因并不复杂，一旦我国出台该清单，则意味着两国贸易战的范围扩大了，以前只是互征关税，另外处理下高通。现在如果出台了该清单，把多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且进行制裁，则意味着双方对抗的规模在扩大，那么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考虑美国对我国不可靠企业清单的“反报复”措施。在每次中国对美国的加征关税进行反击之后，美国必然会进一步加征关税。那么同样的，如果中国对美国制裁华为进行报复出台不可靠企业实体清单，那么势必要考虑到美国对我国更多企业采取制裁来作为报复措施。那么这意味着，一旦我国出台不可靠企业实体清单，对美国公司进行打击和制裁，那么是具备这种可能性的：那就是更多的中国公司会被美国人列入反报复计划的打击清单。也基于此，中国所有大公司，不管是汽车业，航空业，电子业，软件业，还是其他产业，都要开展备胎计划，不管付出多高成本，不管有多大困难，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更进一步明确的说，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可能被美国打击和制裁的中国企业，也必须开展备胎计划，否则可能会在意外事件突然降临的那天毫无准备。只要你身上具备中国公司或者机构这个属性，你就具备被打击的可能性，你的公司大小，你的技术先进程度与否，你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这些只是影响你被打击可能性的大小，并不能完全消除你被美国打击的可能性。 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在6月17日，曾经在深圳和美国学者吉尔德以及《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帝有过对话。
任正非说“我们没有想到美国打击我们华为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没有想到，美国在战略打击我们的面如此之广泛。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阻挠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的。我们先前的想法没有预测到有这么严重。我们是做了一些准备，但我们只保护了心脏，只保护了油箱，没有保护其它次要的部件。”即使是华为这样具备预见性和战略眼光的企业，也并没有能够预料到美国竟然会如此坚决，这也说明，作为企业必须要克服人性的弱点，即大家都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从而不愿意为之付出预防性成本，只有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会相信这件事真的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根据2019年8月30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摸排中国主要科技企业对美国元器件的依赖程度，这充分的说明，中国已经在为不可靠实体清单出炉之后可能面临的后果在做预案。再具体一点，那些看起来不可能被打击和制裁的企业，以及更多行业范围的其他中国公司，绝不存在绝对安全一说，必须要未雨绸缪的做准备。美国内部的各方势力，社会思潮变化具备高度的复杂性，面对中国崛起超越美国的关键20年，美方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和举动并不在中国的掌控范围内，事实也证明，我国的专家智库，在预测美国大选结果以及各种政策走向，发生错误是正常事件。唯一能够做到确定性的，可预测的就是自己的行为，必须要狠下心，敢于付出成本来保证自己公司的运营安全。或者再明确的，具体的说，不管是联想，小米，OPPO, VIVO，还是腾讯，阿里，百度，亦或者是中国商飞，长江存储，中芯国际，都需要放弃幻想，提前的尽早的做准备，要知道，不管是2018年的中兴，还是2019年的华为，被美国打击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反过来想，美国的企业，不管是联邦快递，还是伟创力，他们一个是搞快递的，一个是搞电子产品代工的，根本不涉及先进芯片技术，但是他们怎么会想到，自己竟然就卷入了中美贸易战，而且竟然还成为了主角呢？
中国可能出台的不可靠企业清单，这两家现在是大热门。
所以对中国企业而言，决不能假想自己绝对安全，两艘大船碰撞，怎么可能船上的人绝对不受影响！我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华为员工，由于担心公司的前景，于是选择跳槽到了某国内手机公司A,结果没想到美国因为报复不可靠企业实体清单，打击范围扩大，该A公司也被列入打击范围，而其在美国禁令下，A公司抗打击能力远不如华为，因此该员工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影响。2019年8月9日，华为在松山湖召开了全球开发者大会。余承东在大会上发布了鸿蒙操作系统。在开发者大会之后，余承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几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已经说明了华为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终端业务，在美国打击下的生存能力。记者：之前，任总讲， 运营商业务上没有漏洞，消费者业务上有些漏洞 ，修补得怎样？余承东 ：芯片上没有漏洞，美国不供应也可以， 主要生态漏洞 。到底是用我们自己的还是用他们的？鸿蒙是可以替代安卓的，但我们还是支持全球现有标准。我们CBG也没有太大漏洞。如果美国让用，我们继续支持 （ 安卓生态 ）。余承东 ：我们不会选低端或高端机型，其实在高端上用最好。为啥没有及时用？我们还是考虑支持谷歌的生态，支持合作伙伴。 如果一直用不了的话，那就会启用，这是明确的 。塞翁失马，可能长远看，竞争力更强， 从安卓转到鸿蒙OS，非常快，非常容易，工作量很小 。在此， 我呼吁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 ，微信只用在全球华人市场，太可惜了，我们的APP应该出海，我们的生态发展也会更快一些。当华为在中国还很小的时候，就出海了，做到了海外第一，在海外的市场远远超过中国。 中国互联网公司决心不够 ，其实在国内做的好，在海外也一定能做好。余承东对记者提问的回答，其实已经把一些关键的问题都说清楚了。美国的芯片并非无所不能，一些中国市场份额还很小的芯片例如FPGA，在智能手机上并不是必需品，而手机上的芯片，华为其实都可以找到替代品或者通过自研来取代。对于华为来说，最大的担心一个还是台积电会不会因为美国修改了规则而断供芯片制造，一个是EDA工具工艺无法演进，不过这个好在还有时间。2019年8月23日，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回答记者关于EDA工具使用问题的时候回答：“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公司都不能和我们合作了，但天下也不是只有他们。历史上，即使没有工具，也可以生产出芯片，当然对我们有挑战，效率不会那么高了，也不会那么轻松了。英特尔70年代就生产CPU了，这些公司都还没有成立。”徐直军的回答立刻遭到了一些质疑，主要是最后一句，认为当年（70年代）的芯片的工艺和复杂度是远远不能和现在比较的，没有先进的高效率的设计工具，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完成商业芯片的设计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背景，徐直军在华为内部是负责处理“断供”问题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媒体的回答，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华为内部对EDA已经有了研究和相应的对策。第一个不是只有Synopsys，Mentor（已被西门子收购），Cadence三家美系厂家才有EDA设计工具。第二个华为内部评估结果是，会有挑战和影响开发效率，但是并不影响设计出芯片。举英特尔的例子只是为了增强说明第二点，尽管这个例子在恰当性上有被质疑的空间。实际上，华为的备胎计划是非常完整的，EDA也不会例外，华为内部已经列入计划，同时也在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合作研发，同时华为本身也与芯片制造厂有着紧密的合作。我们从政府主导的EDA研发的一些动向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熟知的国内最大最强的EDA工具开发商华大九天，该公司在2018年9月宣布已经完成2018年的新一轮融资，而自2017年底至2018年9月，华大九天已获得累计数亿元投资。这个数亿元究竟是多少钱，华大九天并没有披露，但是规模上并不小。另外2018年12月，国微技术发布《关于获批电子设计自动化研发国家重大科技事项并收到专项资金之公告》。其全资子公司国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已获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专项子课题“芯片设计全流程EDA系统开发与应用”（“该项目”）已获立项。国微深圳将获得该项目资助共计约4亿元（资助），其中50%由中央财政经费资助，其余50%由深圳市政府资金支持。截止公告发布日，国微深圳已收到首批中央财政经费约7500万元。其表示将以布局布线工具为核心最终形成数字电路芯片设计全流程EDA工具平台。不过从国微深圳2019年8月发布的半年报来看，其研发进度尚不明朗，其公布集团预期2019年上半年亏损为不超过270万美元。亏损的增加主要由于集团增加了对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业务的研发投入，自去年起集团积极进行新业务拓展并进入EDA相关行业，当中包括收购S2C Tech Inc.并承接“芯片设计全流程EDA系统开发与应用”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对于这些项目进行了相当大的研发投入，其中2019上半年对于EDA技术的研发投入约为200万美元。对华为来说，资金并不是问题，华为现金有2000多亿人民币，类似于国微深圳这样半年200万美元的初期研发投入，对华为来说是毛毛雨，通过自身力量投入，以及作为牵头人对国内的EDA研发力量进行整合，是华为正在进行的计划。对于华为终端最大的担心，并不在于EDA和芯片制造这些可以通过替代和研发来完成的东西，还是在于生态建设问题，这也是余承东在松山湖的开发者大会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喊话的原因。对于擅长搞技术研发的华为来说，不管是设计芯片，还是开发EDA工具，即使难度再高，技术再复杂，对于其来说也只是时间问题，华为在这方面不只是有太多成功的例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功率高的惊人。但是搞应用生态建设，这并不是华为的强项，也超出了华为现有的能力范围之外，你现在购买华为手机，其实上面是有“华为视频”这个应用的，但是你说它能够在三年之内取代youtube的全球位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华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开发出一款社交软件，然后替代掉whatsAPP，或者是搞出能够让全世界替换掉FB的社交媒体。中国互联网企业，目前还处于出海的初期，阿里巴巴在海外发展也不错，其截止到2019年3月31日的年报，其来自海外电商的收入为277.25亿人民币，增长33.2%，是很不错的增长水平。
而其他真正的跟社交和普通人生活相关的社交应用，抖音（Tiktok）显然是最成功的例子了，但是中国显然总体上和美系应用比，差距还非常明显。决心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如果从2000年举办出征海外誓师大会开始算（实际上华为海外布局比这个早），华为通过持续的进行投入，终于在2008年之后才凭借划时代的SingleRAN技术在欧洲（不含俄罗斯）实现大规模的突破。华为在中国的销售额体量还并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坚决的走向海外进行布局了，而我国的互联网公司，采取了不一样的策略，现在重心依然放在国内，当然这跟多年来国内市场快速发展有关系，必须先在国内站稳脚跟。而目前在面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增长变慢，加上美国企业打压中企全球化的特殊背景，出海正面和美系互联网企业竞争的时代必须要来临了。当然了，决心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真的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华为也是典型，在安卓系统和鸿蒙系统之间，华为现在依然是坚持安卓优先的策略，并没有下定彻底的转向鸿蒙的决心，不过目前值得庆幸的是，华为已经在开始坚决的推行HMS了，当然了，这也依赖于国内其他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和出海力度。类似的，当年华为走向海外，跟国内3G迟迟不发牌照也有关系，客观的因素可以成为企业下定战略决心的助力。我国互联网企业走向海外，势必会挤压美国核心的ICT产业的发展空间，要知道2019年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前五家都是ICT公司（微软，苹果，谷歌，FB，亚马逊），这是关系到财路的问题。因此早晚也会受到美国的打压，但是走向海外是必须要走的路，而且早点走比晚点走要好，一群企业走比一家企业走要好，只有一家企业出去，容易被美国单点打击，而一群企业走出去了，反而会安全很多。
记得有次跟在芬兰工作的中国人聊天，说起北欧人的生活。她跟我说华人或者说中国人活的太累了，总是不停的工作，终日劳累也没有办法停下来。
说你看北欧当地人，好多人是干几个月工作，超市，餐厅，酒吧……，就先不干了，到处去旅行，或者到东南亚，东欧，南欧之类的国家，住下来呆一段时间，去体会异国的生活，体验不同的风景和人情。要是没钱了回来再找份工作做一做，非常自由，多少还有点羡慕他们的生活。
我说这一类人在北欧应该不是主流，大部分人职业生涯还是连续的，至少我认识的都是这样。干几个月玩几个月的人中国也有啊，深圳就有不少，国内把他们叫三和大神，一般做一天可以玩三天。只不过玩的比较低端，一般是去网吧上网，睡小旅馆，吃几元的挂逼面(这个名字……)。
你说的那个类型的北欧人，其实是三和大神高配版或者说北欧版，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三和大神打零工挣得少，一天80-100元人民币，要是三和大神能打零工一天挣得是现在的十倍，打一天零工挣一千元人民币，他们一定也有一部分人从网吧上网发展出更为高端的玩乐文化，上班干个十天半个月或者几个月，然后跑到东南亚，南亚，非洲甚至东欧之类去玩一段时间。
西方国家三和大神我在深圳也遇到过，一个澳洲的出租车司机，没错他来深圳之前是开出租车的，退休了领澳洲的退休金，当然了金额比较少，所以他在深圳还要干外教，干几个月外教就要去泰国玩几个月，说泰国租个房子一个月才两三千人民币，可以天天喝啤酒，还可以骑个摩托车后面带个thailand girl。
我为啥知道，因为当时我才毕业一两年，上班的业余时间跑去学英语，公司安排的免费试听课程，他就是外教，上课就跟我们吹他每年几个月在泰国的幸福生活，要么就是他当年在悉尼开出租车收入有多高，无比怀念当年开出租车的黄金年代，什么语法，什么教学计划通通没有，就是问答形式聊天，我是来学英语的，不是听出租车司机吹牛逼的，免费的听了几节后果断弃课………
后来公司又找了个外教，我又跑去听，一个加拿大的黑人，呆在中国好几年，上课言之无物，上课口头禅是"maybe you are the boss outside this room, but in this room, I am the boss"。后来我们问你在深圳好几年了都在做什么，他充满自信的说在创业，然后又问是哪方面的创业?他说还没有确定，他在do research.
下课后，我和一个同事说起这件事，相视一笑，同事说他do个毛线的research，一听就不靠谱，后面也没去听了。
这个外教也只干了一段时间就走了，现在想起来，也是个加拿大三和大神。
国家发展起来了，对每一个人显然都是有好处的，即使是位于底层的三和大神，国家的富强与否，显然也能够影响其活出不同的样子。
我相信从多年以后回头再看，2018年将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年份。中国在物理世界的基础设施方面是非常强的，中国可以很容易的依靠自己的技术和力量修建办公楼，住宅，立交桥，隧道，跨海大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电网；中国也可以依靠自己的技术体系修建自来水厂，发电厂，石油油田，天然气气田，矿山。最近的新闻就是2019年9月12日，中国中铁就在新建交的所罗门群岛中标了一个金矿总承包工程项目，总金额8.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7.8亿元。然而在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方面，是被美国垄断的，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是长期建立在美国的技术体系和基础设施上的，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EDA…都对美国有着高度的依赖。此次美国刺激下，中国已经走上了虚拟世界基础设施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其实在方向上是件大好事。另外就是台湾了，从长远看，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我现在经常看台湾“经济部”发布的一些信息，都是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台企回流台湾投资，以规避对美国出口的风险，不断的统计台企回台投资的金额，今年台企回台投资的金额大大的超过了其年初的预计值，而且不断上修今年的吸引投资总目标，似乎有一种认为遇到了好事情的感觉。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非常强大，2018年半导体产业的三个环节：设计，制造和封测，台湾在制造和封测两个领域的产值都是世界第一。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厂台积电，以及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封测厂日月光都是台湾企业。而在芯片设计方面，台湾也拥有联发科，联咏，瑞昱，旺宏等世界级的芯片设计大厂。贸易战带来的中国大陆芯片产业自主化加速，由于台湾目前尚未回归的因素，因此如果其不能将工厂设置在中国大陆，则只会被中国大陆的下游企业作为备胎使用，毕竟无法保证台湾本岛的工厂在美国压力下的站队情况。福建晋华和台湾联电合作的存储器项目就已经是很好的例子，由于被美国美光起诉侵犯知识产权，以及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晋华的禁令把其列入实体清单，该项目被严重打击，而台湾联电显然在美国禁令的压力下可以说毫无斗志，仅仅两天后在10月31日就宣布暂停了为晋华提供研发服务，直到禁令解除，这件事情已经充分的说明了台湾企业的政治可靠性。中国大陆的加速自主化，无疑将使得作为台湾产业核心的半导体产业受到冲击，这个是会动摇台湾经济根基的事件。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数据，2018年台湾半导体产业产值2.6万亿新台币，从业人员高达23万人，这也是台湾高薪岗位的最主要来源。中国大陆在贸易战刺激下加速半导体产业自主化，对台企的冲击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短时间内抢夺人才的冲击，由于大量的新项目需要研发人才，作为芯片人才重地的台湾自然是挖角的目标。一个是长期看台系芯片和制造被陆企替代的风险，非常显然，在两岸尚未统一，且台湾目前被台独政府领导的现状下，不管是台企的芯片还是制造，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是不够的，扶持陆企供应链是大陆科技大厂的最佳选择。
当然了，短期内由于大陆科技企业减少对美系企业的芯片采购的因素，台系芯片的销售额反而会因此增加，今年华为被禁令以来，不少台企从华为拿到的订单增加了，相信其他中国大陆企业短时间内也是一样的策略，减少对美系芯片的采购给台系芯片扩大了市场空间。但是从长期来看，只要美国高悬在中国科技企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不彻底消除，那么中国大陆企业走向自主化必将长期受此刺激和鼓舞，这无疑是加速了赶超和替代台湾半导体企业的进程。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深圳宁南山，坐标深圳，中产阶级，有价值的产业，经济，政经和生活内容信息提供者。文章2019年9月21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宁南山（https://mp.weixin.qq.com/s/_-0dT7eUszf_mVWNWpojnQ），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