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张维为 郑若麟 寒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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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19 年 4 月，“思想者论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讨原创性思想”在昆山淀山湖畔召开。论坛邀请 20 多位嘉宾出席，围绕“西方世界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中国工业革命”“动荡中的世界秩序”“世界治理范式”等议题展开讨论。本文摘选了论坛三位主讲人的发言，内容经作者审核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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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

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我今天想谈两个命题，第一，“中国崛起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第二，“中国崛起突破了‘中心—外围依附体系’”。这两者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未来的演变。先简单谈谈第一个命题。大体上来说短短的 40 年间，我们几乎每十来年就完成一场工业革命，这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从 1978 年到 1995 年。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1995 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我同意文一教授讲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重点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工业的飞速发展。到 1995 年， 我们正式废除了所有票证，上海早一点，其他地方晚一点，最后全部废除，中国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普通老百姓的感觉就是“整个国家活起来了”。当时有个夸张的说法，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任正非、马云当时都在跑单帮。第二次工业革命。我倾向于把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完成的时间大概在 2010 年左右。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一年也是中国的公司元年，可以成立公司了，随后很快就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现在看来意义非凡。所以李世默对《经济学人》杂志研究得出的结论很重要：读懂中国需要反过来读《经济学人》杂志。该杂志对中共历届党代会的评论很有意思，它说不好，结果就会很好。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经济学人》读不懂，不屑一顾，其实很愚蠢。为什么把这场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定在 2010 年左右？一个原因是中国制造业正式超过了美国，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现在是超过美德日之和了。然后是 2011 年，我们的发电量超过了美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的电力、内燃机、石化工业、基础设施等等都有了全面提升。普通中国人的感受就是“整个中国亮起来了”。过去我们到国外总觉得国外亮， 现在连中国的贫困县县城都非常亮，背后是电力工业的飞跃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下子为中国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各种要素的流动，中国也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一场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主的革命，包括互联网，以及从 2G、3G 到 4G 移动通信产业的迅速发展。在 2G 时代，中国还没有发言权，只有欧洲标准、美国标准，大家用爱立信的设备。到 3G 时代，中国就提出了时分同步（TD）标准。这个标准当时还有尚待完善之处，许多公司不愿意用。到了 4G 时代，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准。现在进入 5G 时代， 华为开始领先世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整个中国连起来了”。世界上只有中国今天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实现了从追赶到逆袭，再到部分领域内的引领和超越。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开始领先了，华为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量子通信也好， 大数据也好，5G 也好，中国现在跟美国处于第一方阵，有些方面还领先美国。欧洲连自己的搜索引擎都没有，欧洲大数据主要在美国公司手里，欧洲就只能被排除在第一方阵之外了。过去欧洲人还嘲笑中国，你们不能上谷歌，不能上 Facebook，现在欧洲人自己也发现他们遇到了大问题。我们多数国人在过去数十年中都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进程。欧洲现在还在用工业文明的眼光看信息文明，所以抵触比较大。中国人的态度更加开放，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了，不可避免地来了，我们就拥抱它，然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雄安新区一位领导对我说，信息文明的特点是世界是透明的，但现在有了区块链技术，我们也有保护隐私的办法，比如说你在马路上被拍了一千次，但你的信息被谁用了，有个 box，你可以知道你的信息被谁用过，你甚至可以设一个锁，得到批准才能使用你的信息。这些都是发展中产生的新挑战，会相应地产生新规则、新伦理，究竟怎么做，人类要探索，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也有人问，为什么在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或者毛泽东时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我提了一些观点，我走得比文一更远一点。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比较强势的政府。西方工业革命前后，都是“持剑”经商；今天这个说法不合适了，但是政府要有力量。二是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真是几乎每个社会细胞都动起来了。三是国际化的大市场。用这三条标准来看洋务运动的话，政府非常弱，当时刚刚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整个社会多数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洋务运动，只是政府里边的一部分人在推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矛盾，市场就更加狭小，国际市场几乎没有。民国时期也是的，民国尝试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国家四分五裂，变成军阀混战，政府是分裂的，社会是分裂的，市场也是分裂的，所以形成不了真正的工业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 30 年，应该说那个时候探索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找到一条工业革命成功之路。这个探索是有价值的，包括政治体制的建立，包括教育普及和妇女解放，包括独立的国防体系，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我觉得这一仗是定乾坤的，带来后来 60 多年的和平。还有比较完整的初步的工业体系，这非常重要。再有就是土地改革。为什么中国能够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和高铁网，建这么多的 4G 基站，还有 5G 基站，这跟我们的土地制度有关，美国就建不成。但当时也有问题，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抵制，国内外市场都很小。社会活力也不够。我们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回想起来真是很有感触。中国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技对发展的引领作用，现在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你仔细想想，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江泽民的时候加入 WTO，接入互联网，现在想想这些决定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习近平主席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他关于新旧动能转化的讲话，他关注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说过习近平拥抱 2050，拥抱新经济；特朗普拥抱 1950，恨不得纺织、钢铁、煤炭产业都要回到美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四次工业革命集一体的这种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是唯一能够向全世界提供四次工业革命的产品、服务和经验的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一带一路”沿线，你需要的产品中国都能提供。比如说肯尼亚的蒙内铁路，中国提供的是第二代工业革命产品—— 内燃机的机车，但是我们也给它们留下了升级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产品的可能，即一流的通信设备、一流的电力设备。全产业链的服务产品我们都可以提供，“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受欢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有些人把“一带一路”讲成是中国在施舍，这是不对的。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市场推动的，多数中国企业是盈利的，甚至超过国内很多。毫无疑问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下面我就讲一下“中国突破依附体系”这个命题。我要讲的是中国崛起正在带来一种世界治理结构的深层次的变化。过去这种结构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过去学发展经济学总会讲到依附理论，一个是外围国家，一个是中心国家，然后外围依附中心，外围供养中心。如今，中国的崛起第一次突破了这种结构。中国变成了单独的一极，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从这个角度谈一谈，我也希望大家看看我的这些观点站得住站不住，我自己觉得是站得住的。我说中国现在是单独的一极，但有人说用“双中心”行不行？西方是一个中心，中国也是一个中心。或者西方是“老中心”，我们叫“新中心”，但这样表述容易把中国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对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不十分妥当。讲到这里我非常有感触，当初我给邓小平做翻译的时候，邓非常强调这一点。现在有很多人在读邓小平，但他们没有读懂，他们总是提到邓小平说过不要出头，要韬光养晦。邓小平讲的“不要出头”是指什么？其实它的主要含义是明确的，比如说你不要到七十七国集团中当头， 不要到不结盟运动里当头，你要保持独立地位。所以后来联合国里就出现了“77+1”的形式， 也就是 77 国集团 + 中国，中国是单独的一个国家、一种力量，我们是真正的不结盟。现在看中国突破依附体系的意义。中国是单独的一极。它的意义是什么？中国现在既是外围板块，即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投资伙伴、贸易伙伴、技术伙伴，同时也是中心板块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技术伙伴、资金伙伴。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三组关系：第一组是中国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带一路”是个标志，这个势头肯定是会越来越猛的。我这里有一些数据， 中国和东盟及非洲的贸易额都在以两位数的速率增加。中美贸易额是 6000 亿美元，中国—东盟贸易额已经是 5000 亿，很快就会超过中美贸易额。中非贸易额是 2000 亿，所以中国不害怕中美贸易战，我们早就未雨绸缪了。我们下手下得早，“一带一路”是一个超前的布局，从奥巴马开始搞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时，我们就开始往西发展丝绸之路了。中国的崛起，包括这些国家向往中国，都是大趋势。我作主讲嘉宾的那期节目《这就是中国：“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中国崛起》，在观察者网发表后，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也把它放在官网上，他们也在寻求理解中国。第二组是中国和中心国家的关系，就是跟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没有想到中国这样的一种崛起，原来他们真觉得不大可能，他们认为除非政治制度改变，否则中国迟早会崩溃。直到三年前，这还是西方媒体的主要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发觉以习近平主政为标志，以十九大为更明确的标志，他们觉得“和平演变中国”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这对关系就会开始出现挫折。但是我的基本判断是要经过交锋，才能达到更好的交流。美国人的特点用英文讲就是“If  I  can’t beat you, I join you”（如果我打不败你，我就加入你）。最终你是打不败中国的，最终美国会清醒过来。第三组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这组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因为受到了中国这一极崛起的影响。现在很多东西，西方国家不给发展中国家，它们就找中国，资金和技术都是这样。为什么我觉得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因为它们越是跟中国发展关系，它们面对西方国家时的筹码就越大，回旋余地就越大。面对这个大趋势，西方国家怎么办？过去西方主要靠“剪羊毛”来发展自己，最新一次大规模“剪羊毛”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崩溃，这让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满，等于把这些国家变成了外围国家。现在中国崛起之后，美国越来越难“剪羊毛”了——人家跟中国合作，不跟你合作，反而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在这些挑战之下，西方必然会大肆地攻击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抹黑是最典型的表现，天天在骂中国。另外，就是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那么有没有出路？从中国角度来看，本质上西方需要通过自己内部改革来解决各种问题，但看来很难。转嫁危机也变得越来越难，那么剩下有可能就是制造冲突和战争，以转移矛盾。中国的崛起过程是嵌入式的发展，比如加入 WTO，进入世界产业链和世界范围的商业渠道。这种嵌入式的合作共赢使大国之间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包括现在特朗普，他不想打仗。我们应该通过交流去唤醒西方，让他们认识他们制度存在的问题，让他们内部进行改革。我觉得这应该逐步成为我们对外交流的一个重点，即推动西方走内涵式的改革与发展之路。当然他们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因为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对于外围国家、中心国家来说，中国跟它们双方都是超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包括发展、贸易、资金、技术。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尽管跟你斗，但最终它们会发现，合作共赢也有很好的前景，这样一来它们可能会有所变化。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不敢说是非常乐观，但是因为中国以这么超大型的规模崛起，而且这是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一个致力于合作共赢的国家，同时也是有非常强的止战能力的国家，中国真的可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一些初始条件。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

——初析发生在西方内部之大变局

郑若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已经是一个共识；而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当然就是中国的崛起。不过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战略家们的眼中就是一个意外。西方一度以为，中国将像印度、像东南亚各国、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只是为它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和一个可以消费西方商品的市场而已，用以补充它们自己的劳动力不足和市场不足。但西方没有想到两点：一是中国的制造业规模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超过美国，成为整个西方产业资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二是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突然在近十来年突飞猛进，已经达到能够与西方最先进技术进行激烈竞争的程度；甚至正在引领全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这后一点对于西方产业资本的冲击， 甚至比第一点更严重、更致命。这就使得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反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全球化！是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崛起，导致了西方产业资本的衰退。因此，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便成为西方产业资本的头等大事。今天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均有很多专家学者在论及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但我今天要谈的则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另外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西方内部也在发生百年未遇之分裂和矛盾。西方的工业化革命的结果，使产业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恰好在百年多一点之前的19世纪末，美国产业资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力量板块。而1913 年12月23日，美联储诞生，则标志着另外一大力量板块，即金融资本，也在美国出现。当我们放眼百年前的世界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当时美欧都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这两大力量板块在 100年前可以说是联手发动了对世界的一场“隐形的经济和金融殖民战争”。但是，当时还处于国家层面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也很快产生尖锐的矛盾，并一再导向战争。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西方产业与金融这两大力量板块出现矛盾并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苏联已经诞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对立也已经初见雏形。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成为世界重大矛盾之一。但这并没有妨碍西方内部两大不同的力量板块（当时还是以国家为代表）之间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当然，我们对两场世界大战的分析，是否能够将其断定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而且，每当我们谈到西方存在两大资本力量板块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提出来：如何区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界限在哪里？它们与国家之间又分别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特别是今天，金融资本往往会通过占股的形式介入产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往往也会在金融领域进行投资，因此两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存在相互拥有、相互参股的现象。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否会上升到尖锐对立的状态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分析、研究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目前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演变的前提条件。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产业资本在中国的竞争之下，遭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西方产业资本面临两大严重后果：一个是出现大量的企业倒闭潮；二是西方国家内部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这就是西方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劳动阶级目前正处于日益贫困化，西方社会也正在从“橄榄型”向“沙漏型”演变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原因。我举服装业为例。30 多年前我在参观时看到中国雅戈尔服装公司为拉尔夫 • 劳伦（Ralph Lauren）代加工服装，一件衣服的代加工价格大约是 9 至 10 美元（包括原料费用）；雅戈尔公司甚至要将原价和大减价这两个价签都挂到这件衣服上，最终衣服运到美国后，美国公司不需要做任何加工就可以直接挂到商场里销售，大约售价为 99 美元！谁在其中赢取了大头是显而易见的。那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要接受这样不公平的协议？因为当时中国企业最需要的，就是生存。而美国则以为，雅戈尔公司将会永远承担这个廉价加工服装的角色。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雅戈尔公司就进入了高档服装的领域。今天在中国市场上，包括 Ralph Lauren 在内的很多外国品牌都在与雅戈尔争夺高端市场的竞争中溃不成军。这是很多西方企业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而中国的突破不单单体现在服装产业，华为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在 5G 领域，华为不仅突破了，还走到了西方企业（包括美国企业）的前面去了。这时，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对全球化产生疑问，它们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已经开始败下阵来。产业资本当然寻找过种种理由和借口，比如指责中国人工成本太低、违反人权，进而指责中国“偷窃”西方知识产权……但中国不但制定了《劳动法》，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而且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中也加大了力度。事实上，每当中国与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就知识产权问题发生法律纠纷时，最后绝大多数案例都是中国胜诉。华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华为今天申请的专利已经超过很多美国企业。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西方对全球化本身的研究其实很有限。西方在大战略领域是经常表现出某种超前意识的，比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从目前西方内部对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问题的讨论和关注来看，西方下一部全球战略性著作的主题，看来就是从全球化走向逆全球化了。因为全球化的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的界限，金融资本支持全球化，但产业资本则坚决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与过去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那就是产业资本的利益在历史上第一次与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联在了一起。因为企业倒闭不仅使产业资本受损，而且也使劳动阶层失业。于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竟走到了一起。西方的社会政治色谱也因此而发生了马克思所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是从极左、左翼到中间派、右翼和极右翼一字排开的。但现在，这条政治色谱正在从一字型演变成一个圆环：左右翼虽然位置没有变，但极左与极右翼却在圆环的底下、在反对全球化的口号下，联结在了一起。这时，西方的政治色谱变成了用一道水平线来划分，上面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包括了一部分的传统左右翼政治力量，特别是包含了中间派力量；而另外一部分左右翼以及中下层的极左和极右翼政治力量则都站到了反对全球化的阵营里面。正是由于全球化同时损害了产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利益，因而马克思所没有预见的一幕出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企业主、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底层劳动人民，在反对外来进口商品竞争、反对企业转移到外国、反对外来移民劳动力进入本国等领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阵线。资本家与劳动阶层形成了统一战线。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反对全球化！”特朗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当选的。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其内部的阶级斗争上、西方左右两派的“对立” 和“冲突”上、西方内部的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党派之争或人头之争上，而对西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却关注不够。这与西方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政体构成的政治理论有关。西方总是告诉我们，西方存在着左右翼两大政治力量；西方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两大政治流派之间的冲突；而西方的政体保证两大流派都能够轮流执政，因而西方内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西方政治体制因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我们相信了西方所说的这一理论；因而我们对西方内部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即便我们知道西方也同样存在一些极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体称为“极右翼”“极左翼” 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了西方政治学告诉我们的理论，即这些政治流派都是边缘政治力量，成不了气候，永远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因此，这类政治流派都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我在法国担任《文汇报》常驻记者时，曾亲耳听到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绝不会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反对极右翼。但是为什么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现已改名为国民联合党） 的主席玛丽娜 • 勒庞经常被俄罗斯总统邀请到莫斯科，并受到普京的亲自接见？从政治角度来看，国民阵线并不是法国最反华的政党。在 2017 年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还打败了传统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菲永而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并拿到了 33.9% 的普选票。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政党。为什么我们“ 绝不”与这样一个政党建立联系呢？事实上，今天西方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还存在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的法国”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用传统的左右翼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产业资本联合底层劳动阶层，与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全世界。事实上，代表着美国产业资本利益的特朗普在上台以后采取的几乎所有政策、措施，都与反全球化有关。很多用其他因素，特别是用传统的政治划分和国际冷战或“后冷战”格局所无法解释的行为，用反全球化或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因素来分析，则非常符合逻辑。比如为什么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也对欧洲、对日本，甚至对加拿大等国也同样发动贸易战。有一段话非常能说明问题—— 特朗普在“双普会”（普京与特朗普的峰会）之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想我们有很多敌人，我认为欧盟是一个敌人，看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所做的事。现在你不会想到欧盟，但他们是一个敌人。”特朗普在说这段话时，用的是英文单词“foe”，而不是“enemy”；两者在这个层面上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对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义了。用“foe”这个词，说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欧盟还真是一个敌人。特朗普接着说：“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中国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他们当然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并不意味什么。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1) 在这里，特朗普也同样用“foe”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和俄罗斯。剖析这一段话，我们大致可以认定：首先，这并不是特朗普“心血来潮”或如中国某些媒体所说的“脱口而出”的一段话，而是深思熟虑后公布的观点；其次，在特朗普心目中，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则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但欧盟就是“敌人”。欧盟之所以成为特朗普心目中的“敌人”，关键就在于全球化。欧盟目前已经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继续推行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工具。应该看到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实际上在美欧都有着强大的势力。在特朗普当选之前，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应该说是在华尔街。法国内部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警觉的，法国十几位总统候选人中有 1/3 都曾经提出过货币问题，说要把货币主权收回，以打击跨国金融资本对法国实际的、同时也是隐身的控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话：“法国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与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是的，一场永恒的战争之中，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争，一场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的战争。是的，他们冷酷无情，这些美国人，他们贪婪成性，他们一心要独自劫取对世界的权力。这是一场人所不知的战争，一场永恒的战争，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但实际上是一场会死人的战争。”“我是（法兰西）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我想说的是，最后一位坚守戴高乐路线的总统。在我之后，法国再也没有这样的总统了……因为有了欧盟，有了全球化……在未来，法国可以一直称为‘第五共和国’， 但一切都不同了。法兰西总统将成为某种超级总理，地位脆弱的超级总理……”今天，这场“人所不知的、永恒的战争”其实在继续，只是角色出现了互换：跨国金融资本的代理方现今是在欧洲，而美国则成为产业资本的大本营……双方斗争的焦点在于全球化这一点则没有变化！确实应该提一笔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大多控制在犹太裔银行家手中，但反对金融资本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反犹。比如说特朗普，他的女婿是犹太人，他并不反犹，但他事实上代表了美国的产业资本，反对的是跨国的、目前以欧洲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原因就是金融资本使美国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走向衰落，而美国产业资本的衰弱将直接导致美国本身的衰弱。正是因为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就全球化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欧盟和美国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特朗普的美国成为反对全球化的象征；而欧盟则成为跨国金融资本支持全球化的象征。美国选择和中国打贸易战，应该是一个战术上的选择，因为特朗普以为中国很快会屈服，并与他最终联手共同和欧盟进行竞争。挑战跨国金融资本、反对全球化，才是美国的战略抉择。但结果中国有中国的底线，当损害中国经济利益的底线时，中国是坚决抵抗到底的。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可能会做一些有限让步，目的是让美国与欧洲去打这场“经贸战”，一旦中美达成贸易协议，那么欧美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而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美国和欧盟目前正分别代表着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不同利益。从这个角度出发，全球化无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变局：即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野。但我们需要警惕的一点是，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在中国问题上它们还是保持一致的，即它们都一致希望中国不要崛起。对美国来说，打“贸易战”不是想从体制上、意识形态上改变中国；而是想在技术上、金融投资领域控制中国，不让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只允许中国成为它的附庸。而对于目前受到跨国金融资本控制的欧盟来说，它幻想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接受它的价值观、逐渐走向选举民主，因为只有当中国走向选举民主之后，跨国金融资本才有可能通过选举来控制中国政局，最终将中国独立的金融主权改变成与跨国金融资本利益一致的附庸。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关键在于控制货币发行权，并进而通过全球化来控制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法国有一本书是经济与金融学者彼埃尔– 伊夫 • 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撰写的畅销书《对 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在这本书中，伊夫 • 鲁杰容试图证明，法国今天背负的沉重的金融债务，根源就是这条法律。他认为，在这条法律之前，法国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家，当国家从中央银行融资时，是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的。而在通过这条法律之后，法国中央银行的性质就变了：法律规定，国家不再能够直接从法国中央银行进行融资，而必须通过向私人银行借债，并支付 4% 的利息；而由私人银行再从中央银行无息借钱。这样一来，国家便不得不支付私人银行 4% 的利息。这项法律是 1973 年年初通过的；法国从战后戴高乐时期，一直到 1973 年，收支一直是盈余的1974—1978年逐年下降，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法国国家预算就再也没有平衡过，没有一年盈余、年年赤字。原因就在于这 4% 的利息。今天法国国家预算最大的一笔开支，不是教育开支，不是国防开支……而是支付法国国家债务的利息！这位学者为写这本书采访了当时投赞成票的议员，问他们“为什么投赞成票？”一些议员说：我们当时并不懂，不知道这项法律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些则说：当时一些“专家们” 告诉我们， 如果不通过这项法律， 国家就会在困难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不断印钱， 印钱越多，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就越大，所以必须把这个印钱的权力从国家手里拿来交给私人银行家。今天我们认识到，这项法律的全部奥妙就在这个 4% 的利率。法国在1973年1月3日这条法律通过之后，法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到全球多国的 20 多家私人银行去借钱；也就是说，这20 多家国际银行每年可以坐在法国国家身上拿 4% 的利息。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这 4% 的利率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法律改不回来。（唐毅南：我补充一下，在金融学上，这么发行的货币实际上是永续债，等于说整个国家世世代代都要还，永远都还不完。） 然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把这项法律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欧盟，改法郎成欧元。原来这 4% 的利息还仅仅是法国支付，今天已经变成整个欧洲来支付。显然，只要这项法律不改，那么跨国金融资本就永远踩在所有人的劳动之上。这个事实目前正在欧洲被揭露出来。但主流媒体基本上只字不提。现在法国普通民众正是通过我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才了解到事实真相，但多数人对此还是处于无知状态……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跨国金融资本就是通过全球化来对各国金融和货币进行暗中控制和操纵。全球化程度越深，跨国金融资本的发言权就越大。而今天， 由于产业资本在全球化中遭到重挫，因而开始反对全球化。于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和目前以欧盟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秘密战争”。这场“秘密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为特征的战争。因为今天主导美国的已经不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跨国资本，而是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这两场战争的手段是一样的，都是以“引诱”为特征的战争。但两者的目标却是截然相反的。法国“人民共和联盟”（UPR）总统候选人费朗索瓦• 阿瑟力诺调查发现：建立欧盟、创立欧元，都是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的秘密策动下实现的。但当时的目的是将欧洲纳入金融跨国资本的囊中，进而控制欧洲。而今天产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向希望欧盟解体这个相反的方向了，因为美国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变了，其战略、策略也就一起变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征服和控制欧洲，方式、方法却是反对全球化行为。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对特朗普的种种怪诞、非理性、表面上毫无逻辑的行为，就能够一通百通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认为，欧盟才是他的“敌人”，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只是“经济领域”的敌人。因为欧盟是已经被金融跨国资本基本控制了的国家集团，而俄罗斯和中国则都还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争斗实在是由来已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已逾百年！20 世纪初，金融资本在美国还仅仅是产业资本的支撑力量，服务于产业资本。当时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开拓“疆域”，寻找更多、更大的市场和资源为目标的全球化问题上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欧洲列强一旦爆发战争，那么军火和金融融资就会变得不可或缺。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一次完美无缺的给合。战争使美国彻底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而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城转向华尔街。就在一战前夕，美国金融资本经过多年的钻营和努力，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 ），并根据该法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从而使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地位，朝着控制和主导产业资本的方面演变。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今天在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正在爆发百年未曾有过的巨大的利益摩擦，两者之间的斗争百年来没有如此激烈过。这是除了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之外的、发生在西方内部的另一大变局。目前对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但我认为，这两大利益集团都是非常确定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确定的。今天我们必须对此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事实做出必要的判断，为中央决策者提供符合今天世界实际情况的可行建议。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必须要在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找到共同“敌人”（而这个“敌人”很有可能会是中国）之前，先与其中一个力量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西方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梦想。

“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博弈与中国的位置

寒 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如何理解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许多文章进行论述，但大多是从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来谈这个变局。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确实，中国的高速成长引起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的崛起并不谋求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政府认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并不公平，需要改革，但坚决反对把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要坚定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中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立场相反，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另一方面却不断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大量“退群”和推行单边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联合国和WTO 的猛烈抨击，都显示出正是美国在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简单地解读为中国的崛起在瓦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应当解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具有霸权心态的美国严重的不适应，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不惜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以维护其霸权利益，世界秩序为之发生动荡。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在具体展开演讲之前，先澄清一下概念。为什么这个演讲题目是动荡中的世界秩序，而不是国际秩序？众所周知，在谈到现实世界的基本秩序时，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倾向于使用国际秩序这个概念，而较少使用世界秩序。在很多时候，人们是使用国际秩序这个概念来表述现实的世界秩序。比如，美国兰德公司在 2018 年 5 月发布了《中国与国际秩序》，这份报告实际上是把国际秩序当作现代的世界秩序。有的学者也会使用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比如基辛格在 2014 年写了一本大部头的书，书名就叫《世界秩序》。但在这本书中，基辛格是把世界秩序界定为一种应然的概念，一种人类理想，即某个地区，或某个文明，或某些国家把自己认可或推崇的世界秩序的理念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而国际秩序则是对这种普世理念的应用。由于关于世界秩序的理念实际上都来自某个文明、某个地区或某些国家，从未被世界所有国家所接受，所以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本五百多页的书实际上是在讨论世界秩序何以可能？世界秩序如何才能建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根本没有区别，比如朱云汉教授写了一篇《重构中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国际担当》，虽然使用了世界秩序一词，但在文中，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基本上是同义语。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异的，而这个差异并不是像基辛格讲的那样，是应然与实然的区别。世界秩序客观上是存在的。只要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存在，这个世界有着某种秩序， 至于这种秩序是否完美，是否公正，是否有效，则另当别论。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在于，国际秩序具有特指性，有着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而世界秩序更为宽泛，涵盖了国际秩序。一般说来， 现代国际秩序是特指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大致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联合国系统；一个是国际经济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再有就是世界各地的区域性组织，比如欧盟、东盟等。正是由于现代国际秩序是特指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所以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推翻这个体系。但是，在现实中，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等国际体系并不等于整个世界秩序。在现代国际秩序外，西方大国仍然一直在沿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国家间同盟，比如北约和大大小小的军事同盟、政治同盟。这些同盟虽在现代国际体系之外，但仍在对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比如北约对科索沃的战争，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等。简而言之，现代世界秩序实际上由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是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即现代国际秩序；另一个是西方国家建立的各种大小不同的政治军事同盟形成的其他秩序。前者虽为世界秩序的主要框架，但这个框架外的各种同盟仍然现实地构成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当前世界秩序的动荡正是由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遭受了严重挑战，而美国正在用单边主义和各种同盟来弱化或边缘化现有的国际秩序。这是当今世界秩序动荡的根源。

一、美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谁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美国指责是中国，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修正现有的世界规则。但事实上，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恰恰是这个秩序的主要构建者美国。自特朗普进入白宫以来，摆出一副回到“孤立主义”状态的架势。一方面，特朗普反复向美国人保证要实践他“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诺言；另一方面，则开始了一系列的“退群” 行动，即相继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双边或多边条约：2017 年 1 月 23 日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2017 年 6 月 1 日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2017 年 10 月 12 日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生效）；2018 年 5 月 8 日退出获得联合国批准的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2015 年达成的伊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 年 6 月 20 日，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 年 10 月 17 日，退出万国邮政联盟；2018 年 10 月 20 日，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攻击：2018 年 8 月特朗普表示：世界贸易组织多年来对待美国“非常糟糕”，让美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需要“改变它的做法”。如果它不“洗心革面”，美国就退出。他还指责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2018 年 9 月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捐助国，但很少有人给予美国任何回报，因此美国正在认真审视其对外援助”，美国必须“要让联合国更有效、更有问责性”。人们越来越困惑，所有这些国际组织及条约都是当年在美国的倡议和主导下建立与签订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为什么要挑战自己主导创建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看看现有的世界秩序是怎样形成的。

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7 世纪上半叶。欧洲发生了一场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成的大规模的王朝国家混战，史称“三十年战争”。卷入这场战争的有象征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及德意志境内的天主教诸侯国和新教诸侯国，西班牙、瑞典、波希米亚、丹麦、荷兰、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等诸侯国。最后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于1648年10月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告结束。这场混战实际上没有彻底胜利的国家，而是形成了一种战略均势。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三个历史起点：一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世界近代史的开始；二是民族国家间战略同盟的形成；三是以战略均势为基础的欧洲秩序形成。世界由民族国家组成；民族国家因利益冲突组成不同战略同盟；国家间、同盟间的秩序由战略均势维系。战略同盟是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冲突采取的主要形式，谁拥有强大的同盟，谁就可以免于失败。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是多国林立， 就一定会因为相互冲突而形成不同联盟。中国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有着众多各诸侯国间结盟的事例。在多国林立并有着利益冲突的世界，哪个国家没有同盟或同盟很弱小，就有可能在国际冲突中失败。通常，国家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同盟间的冲突。17世纪中叶以后，国际政治事实上进入同盟时代。国家间联盟奉行的国际政策是战略均势。同盟时代如何维系世界和平？如果同盟间的力量对比悬殊，必然导致强大的同盟征服弱小同盟。为了避免战争，维系同盟间力量的平衡是最重要的，近代以来一直到二战结束，战略均势一直支配着国际政治，各个联盟之间保持着大体上的力量均衡。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强烈冲击欧洲，而拿破仑称帝后革命力量席卷全欧，欧洲政治失去平衡。为了重建欧洲的力量平衡，欧洲君主国家一共组织了7次反法同盟。终于在1815年把法国打回原形，把拿破仑流放到了圣赫勒那岛。英、俄、奥、普、葡、法、瑞典七国在1815 年6月9日英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欧洲再度回到国家间联盟的均势平衡。1815 年，奥地利的梅特涅主导的“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在欧洲形成，这个均势体系大致维系和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有 100 年之久。这期间尽管有欧洲大革命和普法战争，但总的说来和平还是主流。在这 100 年间，人们把维系战略均势看成是防止战争的主要方式。但是，均势理论有着致命缺陷。由于保持均势的每一方为了自身安全都希望在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结果形成相对优势的攀比，军备竞争和误判不可避免，而误判通常会引起战争。一战的爆发是均势理论失败的典型案例。大战前同盟：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对峙，为了保持欧洲战略均势，英国在 20 世纪初分别与法国和俄国签订协约，两大军事同盟形成。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塞尔维亚被刺，各个同盟国为了保证自己不处于战略劣势而开始战争升级：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30日，俄国宣布对奥匈战争总动员；7月31日，法国宣布对奥匈战争总动员；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这时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写了一封信，以战略均势失去平衡的理由要求英国参战，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新的同盟形成，最后酿成欧洲大战。战争以同盟国失败而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视为战略均势理论的破产。

三、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集体安全概念与全球性国家组织的产生

在第一次大战还未结束时，人们就开始反思，如果说均势理论不能防止战争，那么人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防止战争呢？曾经当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美国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这个想法影响了世界一百多年。直到今天，世界秩序仍然受益于威尔逊的思想。1918年1月8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威尔逊总统在对国会所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提出十四点，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其中最后一点是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用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来维系和平、防止战争。这一设想得到众多国家的支持。集体安全这个概念从此产生。国际联盟成立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总部设在日内瓦，后来发展到 58 个成员国。中国于1920 年 6 月正式参加。但是，美国作为国联最早的倡议者，最终却没有参加。威尔逊总统呼吁欧洲接受他的国联倡议，而欧洲也确实接受了。但威尔逊的主张在自己国家却令人意外地严重受挫。威尔逊带病在美国各州旅行演讲他的国联主张，也以总统身份提出参加国联，但美国参议院最终拒绝批准威尔逊的主张。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洛奇为了反对美国加入国联在国会发表演说：“美国不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削弱自己。不能使我们的主权从属于别的国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美国。”1920年3月最后表决中，参议院以 53 对 28 的多数否决了参加国联的议案。我们可以发现，洛奇当年讲的这段话跟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讲的话何其相似。许多事实证明，集体安全比战略均势有更多优点。但当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集体安全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支柱，这就是大国的支撑。没有大国支撑，集体安全就是沙滩上的建筑，随时都会崩溃。所以，美国没有参加国联，给国联埋下了崩溃的种子。问题是，大国真的这么重要吗？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从 1920 年成立开始，国联在防止战争问题上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尽管美国没有参加，欧洲、日本等世界大国仍然支撑着国联运行。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组织了调查团，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进行调查。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大会以 42 票赞成，日本 1 票反对，通过了 19 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国联不承认伪满洲国。但是，日本的反应预示了国联在后来的崩溃。在国联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后一个多月，日本于 3 月 28 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日本的退出使国联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紧接着，德国于 1933 年 9 月 19 日退出国联。意大利于 1937 年 12 月 12 日退出国联，成了压倒国联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几个大国都退出或被迫退出国联后，国联基本瘫痪了。二战的历史彰显，战争的结束并非靠集体安全组织，而是靠传统的战略同盟：同盟国打败了轴心国。中国是当时同盟国的成员， 也是二战的战胜国。这是今天中国坚持维持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因。国联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缺乏大国的支持。美国没有参加，而退出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是当时的大国。国联虽然是在 1946 年正式解散，但实际上在 1937 年意大利退出后就基本名存实亡了。从国联的失败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一是集体安全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确实有一定价值，但国家同盟之间的均势仍对世界和平发生影响。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国家间的战略均势实际上互为表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产生并未取代国家间联盟。二战后，一方面，大国筹建了联合国，但与此同时，大国间的政治联盟、经济联盟和军事联盟在世界秩序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后的两大阵营、北约与华约、关税总协定和苏东集团的经互会依然彼此对立。二是大国力量是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根本支撑。没有大国支撑，集体安全、国际组织就是虚幻的木偶。三是集体安全体系，或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必须要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才能有效工作，国际组织的立场倾向只有跟大国利益基本重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国联失败之后，任何新的集体安全组织都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基于国联失败的教训，二战中获得胜利的同盟国在建立新的集体安全体系时赋予大国高于一般国家的特权，以防止大国退出联合国，于是联合国给安全理事会设立了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由于联合国的运行远较当年的国联有效，由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运行良好，人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国际机构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想当然地把这些国际组织看成是一个个权力有限、遵循多数成员国意志的世界“准政府”，对这些国际组织赋予了很高的公共性，而忽略了在这些国际组织背后的大国力量。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世界组织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美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拥有特权；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组织在大多数时候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利益基本一致或基本重合。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虽然建立起了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和国际经济组织， 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但这种国际性与公共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每个国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公平原则仍然欠缺。从本质上看，当今国际事务仍是大国政治，大国力量的平衡仍然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离开了大国，现有国际秩序很难避免崩溃，很难避免重蹈国联失败的覆辙。这也是中国政府认为现有国际秩序需要改革的主要原因。

四、现代国际秩序 VS 西方各国的战略同盟

通过以上对战略同盟、战略均势、集体安全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历史追溯与本质分析，对美国今天的“退群”就会有比较清楚的理解。美国今天之所以退群，是因为：第一，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些相关国际组织的走向逐渐与美国的霸权利益相背离。中国在全球性国际组织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不满这些国际组织的主要原因。第二，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国际均势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由于美国历来奉行国家间结盟的政策，因此习惯于用冷战时期的结盟思维来理解和界定中国的国际政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常常被美国理解为中国试图联合其他国家来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威。但是，美国“退群”是否意味着回到“孤立主义”？根据上面对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分析看，全球性国际组织瓦解，世界重回无秩序的“同盟时代”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有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跟创建这些国际组织的大国，特别是美国仍有相当程度的利益重合。一句话，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对美国来说还有很大用处，美国不太可能弃之不用。随着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力量下滑，美国对现有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支配和主导力量会越来越弱，美国的不满也会越来越强烈。所以，美国在未来很有可能采取两个行动：第一，利用现有的实力和西方盟国的支持，对现有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革”，迫使这些组织重新回到过去。美国的这种行动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了无法成功。由于中国经济实力正在接近或将超过美国，美国很难有机会再度在全球性国际组织中重建自己的霸主地位。一句话，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美国也无法恢复过去的霸权。但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毕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与西方大国的博弈将会成为常态。比如最近一些西方国家撇开中国商讨如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而中国最近放弃在世界贸易组织申诉自己市场经济地位，都说明了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中与西方国家的博弈并非一帆风顺，矛盾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在无法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日益背离的情况下，美国全球战略可能采取“双轨制”的国际战略：一方面，美国继续参与和维持现有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尽可能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得到最大化，尽可能保持或者重新恢复美国在这些全球性国际组织中的霸权地位，美国虽不能把这些组织拉回到过去，但也不让其滑得太远。另一方面，美国会再度拾起一百多年前西方世界流行的“战略同盟”政策，强化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双边或多边盟国组织，包括经济同盟、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而且可能建构一些新的双边或多边国家同盟。从现实情况看，第二种选择事实上已经在推进。在100年前，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战略同盟引发大规模战争的惨痛经历后，开始建构全球性国际组织来协调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在付出了数千万人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了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但随着中国在全球性国际组织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影响越来越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可能会再度用战略同盟来重塑世界秩序。现代国际秩序与西方各国战略同盟的博弈在未来将会日益明显。最后我想给出一个简要的结论：第一，世界秩序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构建的现代国际秩序。对于这个体系，中国的立场是：现代国际秩序不完美，需要进行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的改革，但绝不允许把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构成现实世界秩序的另一个部分是西方国家建立的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认识一定要看到这两个方面。切忌把二战后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看成是全部世界秩序，而忽略西方各国建立的各种政治军事同盟。第二，美国“退群”或抨击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根本原因是自身实力衰落的本能反应，是对这些国际组织逐渐背离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调整。但是，美国的“退群” 和单边主义不可能一条路走到底，美国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成为孤家寡人。全球性国际组织产生的基础和本质决定了大国仍是这些组织的主要支撑，朝未来看，这些国际组织也不太可能完全背离大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国家间也难以做到真正的平等。切忌轻易根据一些美国政客的个人言辞来断言美国会退出现有国际秩序。第三，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存在问题与缺陷需要改革，但却不容颠覆或推倒重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现有的国际组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持现有国际秩序仍然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可以预期，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博弈将会是长期的，有时还会非常激烈。如何在现有规则与国际秩序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如何团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道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的改革尤其显得重要。第四，美国及其盟国有可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维系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存在，并强化国家间战略同盟的“双轨制”，即在维系现有国际体系的同时，重新强化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同盟、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中国一方面要在现有国际组织中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博弈；另一方面，还需要在这些国际组织外，跟西方国家间的国家同盟进行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博弈。这对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同于过去，但更加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以对应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出席本次思想者论坛的嘉宾在昆山淀山湖畔合影

扩展阅读：

背景简介: 本文作者为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郑若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寒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2019年11月5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NDYyNTE5Ng==&mid=2247489370&idx=1&sn=08028ad97a99448af49a47ea7e9061c9), 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