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讨论的是一个敏感而又严肃的问题，我们用最严格和科学的方法，通过基本科学原则以及科学经济学原理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之外的——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绝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要把民主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对“普世价值论”一剑封喉。我们不仅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而且是要将“理论自信”真正变为现实。这是社会政治学乃至整个自然与社会科技领域的“统一场论”。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民主v0.1——崩溃型民主民主v1.0——弱势型民主民主v1.5——霸主型民主民主v2.0——目的型民主
4种民主的本质与差异。
坦率地说，本文讨论的是一个敏感而又严肃的问题，我们用最严格和科学的方法，通过基本科学原则以及科学经济学原理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之外的——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绝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要把民主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对“普世价值论”一剑封喉。我们不仅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而且是要将“理论自信”真正变为现实。这是社会政治学乃至整个自然与社会科技领域的“统一场论”。本文有些长，要讨论如此宏大的问题当然需要一些篇幅。但在您耐心看完之后，无论您之前对民主持何种观念，相信本文都将深刻地颠覆您以往的看法。一张著名的照片，最真实地反映了都是民主选举出的“总统”与“总督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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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95年11月16日被捕，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997年12月得到特赦获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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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亚洲金融危机被迫接受IMF授助被韩国人视为屈辱，在国民一片谴责声中于1998年2月卸任，他的儿子金贤哲因腐败贪污问题被囚禁 |
| | | 担任总统前的1980年曾被判死刑，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20年徒刑、缓刑，并于1982年流亡美国“就医”。2000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离任后，他的三个儿子金弘壹、金弘业、金弘杰都因腐败贪污问题被捕和判刑 |
| | | 一个以清正廉洁闻名的总统，卸任后于2009年5月23日因不堪忍受贪腐指责跳崖自杀身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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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由自主地真诚为文在寅祈祷。总统犯法，与民同罪，这本应该是好事。但所有民选举出来的韩国总统就一定会犯法，这恐怕是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吧？
类似香港的民主暴乱我们见到的远不止一次，只是这一次距离我们如此之近，香港与内地大多数民众看法反差如此之大，暴乱相关各方表演如此之充分，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民众撕裂如此之巨，才给我们带来如此之大的困惑，让我们对各种问题可以看得如此之清晰。一方面，民主以“普世价值”的神圣光环横行于世，近乎于无人可挡。什么都可以不要，那怕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要民主。即使明明白白地看到民主存在的巨大问题，也是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或“现在先解决温饱和经济发展，待经济发展之后再实行民主”。在英治香港时期，根本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但是我们接收香港以后却要在名义上接受香港最终必须要走向民主，这是香港本次暴乱最深层的根源所在，也是暴乱者持续这么长时间，却得到数量相当大的香港市民不同程度同情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民主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已经领教太多了。
民主之所以能带上神圣的光环当然不会是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些发达国家的确基本上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这使他们可以把发达的原因都归为民主——成功了，说什么都是有理的，无论是否真的有理。我们也分明看到世界上大量国家以民主之名而陷入骚乱——＞动乱——＞暴乱——＞最终直至战乱的深渊。我们也看到中国以不同的道路正开始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全新模式，对“普世价值论”的深刻挑战。
今天，该到了需要以完全科学的方法来彻底剖析民主内在奥妙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躲在“普世价值”的阴影下被动防御，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制高点上废掉它的武功。
为了做出精细的区分，我们把现在西方社会推崇的民主的主体称为“民主v1.0”——“弱势型民主”。它不会是完全错误，但其中却存在大量荒谬。
只有理解民主v1.0必然对应不通过民主选举而存在的“暗藏的总统”，才能理解为什么即使发达国家或似乎成功的民主国家选出的并不是真正的总统，而是更接于“总督”。
只有成为霸主的国家才会达到“民主v1.5”——“霸主型民主”。即使如此，这种制度选出的也只能是“表面的总统”。
只有在民主v1.5的地方，才会存在真正起实际统治作用的“暗藏的总统”。那些被忽悠而采取民主的国家，很多是走向了“民主v0.1”——崩溃型民主，只有通过这种剖析，我们才能明白真正的民主v2.0——“目的型民主”或“改革型民主”是什么。
并不是所有民主都是好东西。本文尤其要用最科学的原理充分证明的就是：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人类社会推崇的一切，都根源于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体基本生存方式——对“缺乏”的补偿行为，或用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叫“反射原理”。无论人类社会多么抽象的一切理念，都可以从以反射原理为基础的“七大心理系统”中找到客观的源头。饥饿驱使人进食，口渴驱使人喝水，困倦驱使睡眠......作为一个社会，呼唤或推崇什么，根源是因为缺少什么。呼唤温饱是因为吃不饱饭，呼唤安全是因为生命时常受到威胁，呼唤环境是因为污染严重......
这个基本生存模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不缺乏了，原来推崇和呼唤的东西就不再那么多地去提了。道理很简单——吃饱了就不会感到饿了。当天天吃得三高的时候，再提温饱当然就不再合时宜；当安全已经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还因安全原因而什么都不做就显得迂腐；当水已经喝足时，还催人多喝水就会异化成不怀好意了......因此，个体和社会的奥秘是寻求平衡和中庸。理解了这一最基本之处，就会理解一切表面上看起来神圣的东西，其真正隐藏的内在奥秘是什么。
一个被永无止尽去极力推崇的东西，根源于永无止尽地极度缺乏它。
这个可以说是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并且会使我们穿透神圣的外衣看清民主v1.0的本质。
民主v1.0的根本特征就是“普选”，他宣称这样做可以使所有具有投票权的公民拥有了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因为拥有国家“表面”（后面会谈到为什么说是“表面”）最高权力的总统是以他们的选举权为基础选出来的。但事实上，这一制度最大的作用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它实质上的机制是“使公民的政治权力极小化”的一种制度。
使公民政治权力浓缩在投票上，把投票选举搞得如此神圣，使公民的权力在投票的一瞬间释放完，并且让你以为总统是你选出来的，与二级市场买了一股某公司股票的散户认为自己是这个公司的股东、拥有控制这个公司的权力一样虚幻。因为在选举前你只能根据候选人的演说去作判断，同时实际的选举成为一道只有极少，甚至只有两个标准答案的选择题，选民的所有政治权力就体现在每四年在这道选择题上打一个勾而已。大量毫无政治经历的人确实仅仅因为演说能力很强而成了总统。因此，选举只是一场演讲表演赛，总统只是这个表演赛的冠军而已。至于此人有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与演说能力往往没什么关系。
民主v1.0特别强调制衡，还有一个或一群反对党天天找茬，总统真想做成任何事情都会有一大堆掣肘。这事实上意味着，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不仅权力很小，而且想做成任何事情都很难，因此往往成为“表面的总统”，实际的总统是暗藏起来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区分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运转似乎正常，而很多后起的民主国家一民主就崩溃的根源所在。那些发达国家的民主选出的总统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暗藏的总统起作用的机制在背后运转有效的话，就可以保证整个社会运转有效。而那些后起的国家以为民主选出了总统就真的拥有“民选总统”了，但却并没有自己“暗藏的总统”。这样一来，那些发达国家，尤其霸权国家就取代了“暗藏的总统”地位。如果暗藏的总统想让你崩溃，你后起的民主国家当然就得崩溃了。
即使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机制中，如果选出来的总统选民不满意怎么办，主要的是一个办法，就是上街游行表达不满。一旦上街，只能喊几句很简单的口号，这不可能把诉求表达清楚，也不可能理性地表达完整。等你发泄完了，愤怒情绪平静下来，最后也只好如此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什么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也不能违法，只能忍着。如果情绪激化到动手了，警察可以马上处罚你。这个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形成共识。
可是对后起的国家在这一个极为重要细节的边界上就没那么清晰。如果对民选总统不满意怎么办？也上街，这个与发达国家一样。如果情绪没得到缓解动手了怎么办？警察也会处罚，这个也与发达国家一样。如果警察处罚了后果是什么？西方媒体会一致攻击是警察不对，暗藏的总统不容许警察制止上大街的人暴乱，然后社会当然就崩溃了，就这一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但也就足够了。
乌克兰防爆警察合法地执法后被迫向示威群众下跪道歉。
美国警察合法地打伤示威者后继续合法地执法。
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公民政治权力也是极小化的。在后起国家的民主中，因为公民权力极小化而必然导致上大街动手不能制止，就区分出了社会不崩溃的民主v1.0和崩溃的民主v0.1的差异。因为缺乏民主又不断地推崇和呼唤民主，因为民主而导致极度缺乏民主，因为极度缺乏民主就更加呼唤民主，这就完美地锁定进了一个死循环。事实上，西方社会不停地在呼唤民主就已经证明了公民政治权力的持续缺乏，如同永无止尽地呼唤温饱相当于事实上永远在承受饥饿是一个道理。
政权的“合法性”被西方政治学认为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系统提出政权合法性的学者，他把政权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克里斯玛型（领袖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法”是怎么来的？是已经拥有权力的政权制定的。而初始建立的政权怎么才算合法？政权都还没有的时候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法的问题。世界历史上的各种政权建立有很多种途径：暴力斗争获得、政变、世袭、选举、其他国家或联合国协助建立。
民主v1.0把投票选举认为是唯一“合法”的政权获得方式，但民主灯塔国的美国本身的国家政权就不是选举产生的，它也是通过独立战争获得，并且是通过南北内战而巩固，同样是一个通过革命产生的政权。选举方式只是国家在政权建立之后制定的法律，产生不同阶段的“领导人”，而不是“产生这个政权”。并且总统选举之后，整个领导班子是总统组阁形成，也不是选举的。所以，只可能存在具体领导人的权力产生是不是合法的，而不可能存在政权的建立是不是合法的问题。
那么“合法性”是不是一个国家政治长期稳定持续的基础呢？
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观念，是“合情、合理、合法”，情理先于法，也高于法。法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天然存在的，它也是通过人在政权建立之后的和平环境下制定，尤其是不断修改的。那么人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要符合情理。如果不符合情理，这样的法就得修改。如果一个政权制定法律规定国王只能世袭，那世袭就是合法的，至于合不合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发达国家的那么多国王、女王、天皇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吗？当然不是，是世袭的。他们合法吗？谁敢说人家不合法？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大喊民主的少，因为发展中国家里反而很少还有国王、女王和天皇的。
美国的盟友韩国历史上有多任总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美国说过他们不合法吗？
最重要的是，我们谈论问题的前提是什么？合法性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政权是怎么建立和如何延续的；而合理性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政权如何运行得更好，更有利于人民。
合法性是说：就算一个政权干得比较差，但也可以使其稳定运行下去的途径是什么。而合理性是说：政权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但它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更好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不断改进从而使一个政权和相应的社会永保活力。
从合法性角度看就算一个总统干得比较差、非常差，也得按程序罢免或四年以后把他选下去。而从合理性角度看一开始就要保证选出能干的领导人，因此组织部的人才选拔、培养、考核机制才是关键。不要去指望罢免程序，一旦用这种程序解决问题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合法性研究关注点是权力如何获得和持续；而合理性关注点对权力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获得，而是如何使用。如果使用的结果不好，不符合情理，无论其获得是否合法，都得被修改甚至否定。
权力的使用是否有效，结果是否有利于人民，才是判断权力的最高标准和终极标准。所以，合法性研究框架本身就是消极的，而合理性研究才是积极的。凭什么证明只有选举是合法的？“因为它必然是合法的，所以它就是合法的吗？”“因为它是一套程序所以它就是合法的吗？”“因为它是不证自明的所以它就是合法的吗？”
为什么有人如此过度地强调和迷信政权和权力的合法性呢？原因简单之极，就是他们不想让人们关注其权力的使用结果是否合理，是否有效，从而就算不合理也要使其合法。
把合法置于神圣地位，原因就在于只要合法了，即使民众都认为不合理也得认了。这也就是要为“不合理、极其不合理、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极其不合理，但却是合法的事情”长久存在，奠定理论和神圣化的基础。也为推翻非常合理、却不符合他们的“法”的事情提供理论基础。这就是“普世价值论”最大的奥妙所在。
理论上说公民可以用脚投票来改变不合理，但那得至少四年以后了。四年以后不合理的事情还记不记得是一回事情；四年时间堆集在一起的不合理事情谁轻谁重是第二回事情；更关键的第三回事情是，下一次可能原来就不认识，还是只听他嘴上说的人是不是真能改变这些不合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也有人可能说支持率会随时影响在任的“总统”，其实那也只是给你一个心理安慰而已。支持率的民意如流水，忽高忽低。只有在选举投票那一刻的支持率才是真正有效的，平时的支持率也就可看重可不看重。如同股票价格只有在上市公司减持和增发的那一刻或那一刻之前的一段很少的时间有意义，平时忽涨忽跌可看重也可不看重一样。
当法律制定之后，执行中必须将法置于权威的地位，否则就无法严格和顺利的执行。但在最高权力机关里，必须以合理性来制定和修改法律。但判断权力的终极标准是合理，而不是合法。理是法的绝对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却不是。合法当然是重要，甚至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它也只有在服务于终极目的的合理性时才能体现出其意义和价值。
也有些政治学者将政权长期稳定存续的基础分为三种类型：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这种分类本身就是错误的，无非就是要让人们认为唯有程序合法性才是最稳定的，甚至公然地就将其原因表述为只要程序合法了，就算不满意选民也得认了，所以是最稳定的，但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凡是以程序为基础的绝大多数不仅不合理，而且也都是极不稳定的。你以为只要程序合法了，选民不满意也会认了？的确，欧美国家大多数选民都已经学会了“咽下民主这口恶气”，解决不了问题也就算了、愿赌服输。这个也的确是有心理学上的原因，因为人的情绪往往都是短期的，四年以前的事情大多数都忘了，更别提四年以前的不满情绪。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民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当时传出一个故事，著名投资家巴菲特问他的助理，怎么会他的税收比普通人的税收更低呢？他的助理回复他，因为他是有钱人，所以税更低。巴菲特认为这很不对，所以发动了很多富人写公开信要求提高富人的税收。这事儿当时真的让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包括中国很多顶尖投资界的高智商人群们很多年以后都在传颂这个故事，真的相信国际最顶尖的投资大师不知道税是多少，并且没想过巴菲特与其助理私人之间的谈话怎么会传得这么广。十年过去了，结果是什么呢？特朗普大规模给富人减税获得公众的大量赞同，当年的事情都差不多忘光了。民众太好骗了，别说是普通民众，就是高智商的民众一样很好骗的。
如果还是不满，下次选举时把总统换掉发泄一下就是了。选举不仅是两个候选人的互斗，也是发动选民斗选民，选举永远是会有大约一多半选民认为胜利了，战胜了另一小半选民。也有少数是一小半选民通过选举人票战胜了一多半选民（靠选举人票多，例如特朗普）。时间长了，即使有愤怒也是即愤怒自己不满的总统，也愤怒另一半选民。最后就搞不清楚该怨谁了。
要让美国人民咽下民主这口恶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特朗普按程序当选后，按说美国一半的选民就该愿赌服输，抗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咽下了吗？好像还没有。从特朗普一上任就想尽办法要弹劾合法选上的特朗普，绞尽脑汁找各种理由。用通俄门弹劾特朗普最后无法找到证据，现在又搞出个“电话门”，从头至尾就没停过，这是不是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美国人民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再者也没人干涉美国内政。2018年委内瑞拉马杜罗通过选举当选总统，美国不答应了，咽不下其他国家民主这口恶气，就公然地进行制裁。
特朗普可不吃新闻自由那一套，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出身的，干得就是无形之手这一行。所以，新闻自由这一套唬不住他，一个“假新闻”（Fake News）的大帽子就把传统媒体对他的攻击力消耗掉了一大半。自己再有一个推特的无形之手又在互联网时代包打天下。
如果就是咽不下民主这口恶气，非得闹到底怎么办呢？香港废青们在暴乱中曾提出所谓“五大诉求”，他们在国外媒体面前抱怨诉求没有得到回应时，即使曾支持他们的国外媒体也看不下去了，告诉他们港府不是已经回应了吗？——不同意，一个也不同意，而且是严格按照程序一个也不同意。不同意就是回应啊！民主诉求不是“要求”，更不是必须遵守的法令。要民主，就得首先学会民主诉求以被神圣尊重的方式和程序不被接受时，要愿赌服输、“咽下民主这口恶气”。想清楚了，如果不先学会这一点，就别把民主想得那么美。
如果被人为操纵着，就是死也不愿赌服输，就是不咽下民主这口恶气呢？首先用选举程序创造不满意，然后用程序让他们“充分地”表达不满意，最后再人为操纵让他们不满意到底，颜色革命的大业不就完成了吗？
所以，暗藏的总统重要抓手之一，就是通过无形之手左右选民，是“咽下民主这口恶气”，还是“咽不下民主这口恶气”，就可以操控社会的走向，是成为民主v1.0，还是成为民主v0.1。
普世价值论特别强调公权力需要被关进笼子里。但事实上，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导致权力的膨胀、腐败和乱权，无论大小。拥有公共权力的是如此，不拥有公共权力而拥有正常公民权力的所有人都是如此。这是一切人类的本性，而不只是拥有公权力人的本性。作为警察的个体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当然会导致权力的膨胀和腐败，但这是如同一切人的任何不同权力一样。一切人的不同权力都需要受到约束，也如同警察对权力的使用需要受到约束一样。警察的权力存在之所以对社会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它就是用来约束全体公民守法的，它就是一切公民权力的笼子。那些高喊民主自由人权，尤其是高喊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人，你们也得在笼子里。不要以为高喊了自由就可以只让别人在笼子里，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片面强调约束警察的权力而使普通公民的权力不再受任何约束，就会使大量不守法的公民权力无限膨胀。如果要减少社会的暴力，就必须使社会全体公民对警察这个权力的笼子抱有敬畏之心，合法行事，如同让警察对监察警察权力的笼子抱有敬畏之心，合法行事一样。一些人可能会说普通公民的权力很小，拥有公权力的人权力相对较大，所以当然要更多约束拥有更多权力的人，这话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只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很容易被忽悠了，因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力是很小的，但如果忽悠一大群只拥有较小权力的人一起动员起来违法，那加起来的权力就不小了。所以，要使一个社会变成民主v0.1，其关键途径就是要打破这个全社会的权力笼子，从而使大量普通公民的权力无限膨胀。这就是普世价值论可以让一个社会变成崩溃型民主原理图上运行机理的关键节点。这也是为什么普世价值论的核心攻击目标，就是警察正常执法权的原因所在。警察合法的执法权是否运转正常，也是区分民主v1.0与民主v0.1的关键标志。
民主的基本假设是通过民主的选举可以体现民意，这只是一个纯理论的假设。很遗憾，在现实的社会，民意是可以很容易被操纵的。
逆反心理。人都有逆反心理，如果是被管理，多少都有些不舒服。因此，民主本身天然地就是倾向于不断地独立成更小的社会。大英帝国本身就深受其累，当年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最后独立到只剩下英伦三岛，还在面临分离的威胁。欧盟好不容易实现目前的联合，英国退欧后又在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要组成一个家庭，享受家庭的安全和天伦之乐，就得放弃一些自由，承担家庭的责任。要组成一个国家，享受有一个国家的好处就得接受统一管理的约束。但绝大多数人会是感情用事的。台湾实行民主选举后，之所以倾向独立的民意不断占主流，逆反的社会心理存在是一个根本的基础。当年民进党上台只是因为逆反国民党，而当民进党真上台后，民众又逆反民进党，推国民党的马英久上台。谁在台上，谁就会被逆反，最终民主选举就是形成两党轮流坐桩的局面。
外在操纵。因为民意可被操纵，就必然存在被外在因素操纵的问题。有些表面看似体现民意的行为本身就是被操纵的。例如公投，它表面看似体现全民的民意，而事实上，公投什么，就意味着在准备质疑和否定什么。尤其是独立公投，绝大多数结果都是独立，并且支持独立的票占比常常接近100%。没成功独立的有很多就是公投结果不被承认。例如，2017年10月1日，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公投”，90%支持独立。结果是什么呢？西方媒体包括美国都不支持独立（民主去哪儿了？）。最后加泰罗尼亚连自治区也被取消，西班牙政府按管了这个区域。英国1973年搞了北爱尔兰独立公投，当时98.9%反对脱离英国。而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时，反对脱离英国的只有55%。如果再搞一次爱尔兰独立公投，隔个20年再搞一次苏格兰公投，英国肯定就只剩下大不列颠岛了。公投独立本身就是在质疑与原来的国家在一起，加上人类本性的逆反，就是明摆着鼓励独立。能公投合在一起的少之又少，且能成功的住往背后都有强力的背景，如二战前纳粹通过公投合并奥地利，或为脱离原来的国家（一多半因素还是为独立）才加入另一个国家，如2014克里米亚公投96%的人支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因此，民主几乎就等同于独立和分崩离析。只有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深谙此道，如果公投独立，必须得全体美国人一起投才行，这等同于独立公投根本不可能通得过。不然的话，特朗普上台后加州等很多州就要闹着独立，如果公投加州就独立出去了。如果有哪个州胆敢自行独立，南北战争就是教训，一定是战争机器伺候。如果欧盟成员国要脱欧必须全体欧盟公民来公投，英国闹得再凶也不可能成功脱欧。因为美国封死了自己各州民主独立的渠道，因此就在全世界不惜一切毫无顾忌地推广民主，这样做就是要让全世界都尽可能地分离成更小的部落。所以，首先应该修改美国宪法里相应的规定，各州应当可以自行进行独立公投，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这么干了，你看看美国对民主还会不会如此热心。要么大家都学美国，独立公投必须全体国民一起投才是合法的。当然有人很可能辩护说美国宪法这么规定是当时初创时各个州自愿同意的，从法律上说就得是这样。可是民主是要人同意才算数是不是？美国宪法是200多年前的美国人投票定的，现在的美国人全都没投票同意过，凭什么要今天的人都遵守啊？能体现今天美国公民的民意吗？要现在的人都同意，得再来公投一下要不要修改美国宪法，修改完以后再公投要不要独立不就合法了吗？你要阻止现在的美国人公投修改宪法，这不是专制是什么？
只有统一的国家和社会才能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这个道理绝大部分选民是不会理解的，因为只有和那些与世隔绝，最后变成近乎野人的人生活状态相对比才能理解这个道理。遗憾的是，人类社会建立成更广大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靠残酷的强力才能实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家族历经几乎所有战乱而得以幸存。一个是曲阜的孔氏家族，他们是靠征服社会的儒家思想承继者的身份。另一个是苏杭一带的钱氏家族。其源头是1100年前钱镠创立的吴越国，当中原大局已定，吴越国就放弃王位，归顺统一的中原王朝。而后中原如果陷入乱局，就暂时自立为王，保护民众，当中原大局再定，就再次归顺王朝。这使苏杭成为中国的人间天堂，所受战乱相对最少，钱氏后代也人才辈出。可惜能明智到这种境界、也有条件明智到这种境界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能指望台湾领导人象钱镠一样明智吗？太难了。
民意是肯定有误差的，如同一切科学的测量过程都是有误差的一样。这是民主体制难以发挥理论上正面作用的问题所在，宣传民主的人却从来不愿、不敢、或者根本上说是故意隐瞒这些现实的问题，从来不敢按照科学的测量学原理对民主过程中公民的测量误差进行分析和修正。所以，要想搞民主，就得首先学会掌控民意。否则，民主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被别人所掌控。正义的掌控民意不是为制造误差，而是消除其他干扰因素带来的误差。普世价值的民主，就是操控民意，故意制造认知误差，却又要让民众认为是自己在为社会作主的游戏。民主本身就是存在分离认知倾向的毒药，你要先学会自己具备免疫和解毒能力，就可只让其毒伤他人，自己却可从中受益。英国对民主没完全掌握好，毒了别人也毒了自己。美国充分掌握了民主的奥妙，所以毒害别人多，毒害自己少。
公知。直接操控每一个人的思想当然是很麻烦的，最好的操控方式就是通过有文化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么会更容易被操控呢？当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容易被操控，最好的途径是缺乏科学思维的知识分子，尤其以文科生居多，用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等华丽的外衣包装，基本就很容易成为被操控的对象了。所谓公知，就是缺乏科学的精准认知能力，感情用事，极具语言煽动性，专门用于生成分离和否定社会倾向系统误差的知识分子。公知、公知，也就是”存在巨大认知公差的知识分子“。
创造“普世价值”概念是因为
普遍不好用却又想让人普遍接受
因为民主v1.0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权力向暗藏的总统转移，不暗其理的大量国家兴致勃勃地采纳民主机制后，自以为会变成民主v1.5，至少也是民主v1.0，事实上却变成民主v0.1，完全不好用。这当然会导致人们对民主的怀疑。因此，为迫使人们在理念上以宗教般地盲从接受民主概念，就用“普世价值”将它包装成不可怀疑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最接近普遍真理的只有牛顿力学，它不是因为自我宣传标榜成“普世真理”曾被人们普遍崇拜，而是因为其强大的适用能力曾横扫一切科技领域使人们心悦诚服。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推翻了”牛顿力学，他们反而是以更加科学严谨的方式证明了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条件下真理的可靠性，甚至是一定意义上的绝对性。我们今天在大量的科技术领域依然在使用牛顿力学，甚至比使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更加广泛。真正的科学真理，是我们非常清楚它们适用的条件和边界。真正科学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怀疑”，而是不断严谨地追寻科学真理的适用机理、适用条件和适用边界是什么。它不是简单地要人们接受，而是要人们按照共通的科学方法去“理解”。
目的必须高于手段，手段必须服务于目的。民主好不好先放一边，它最多只是一个手段。
如果把手段本身就当成目的，一定是存在着就是要让你看不见的隐藏目的在里面。
一切只是要让人们相信的都是迷信。在它们的背后，一定存在着只要让人们迷信了就必然对应的暗藏利益链条。
如果人类社会领域真的有什么东西是普世的话，以上就是唯一普世的东西。
民主v1.0的信息沟通渠道极小化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和复杂，要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不断提升，就需要越来越复杂、理性和丰富的信息传递。选票和上大街绝无可能将解决问题的复杂信息与创新思路表达清楚。民众的价值体现在这样几个最重要的方面。
首先，人民是一切权力服务的主体，也是全社会最终利益体现的主体。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不仅需要得以最充分的表达，而且他们是判断一切的终极标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本身不仅非常丰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也是会发展变化的。如果这个标准本身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根本不可能谈如何体现的问题。
再者，人民的利益不仅是终极的目的，也是实现目的根本的力量源泉。这体现在他们掌握大量第一手的信息，以及具备众多符合第一线实际的创新思路，是实现目的之依靠、途径、方法和手段。
这两个方面要得到充分的体现，就必须有充分的、理性的、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选票和上大街越来越不可能有效地体现这两个方面。因此，民主v2.0需要是通过民主的参与、协商、交流、提案等最充分的打通相应的信息渠道。而投票和上大街，却是将人民的复杂利益诉求和解决问题的第一手信息与创新思路交互渠道压缩到极小化、甚至因其必然导致的不理性而使沟通渠道被堵塞。
选前的竞选演说只是在听候选人讲什么，这个流程给选民讲什么提供了哪些机会？基本没有。并且，为了在选举之前吸引到最多的选民支持，候选人只能采用各种营销和演说策略：
用宗教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等最容易激起情绪化反应的东西绑架选民。
从营销学角度说，阐述自己优势的东西，远不如打击对手更加有效。营销大师特劳特在其《定位》一书中就特别强调过这一点。产品营销宣传中与其说自己产品有多好，远不如说对手产品有多差来得更有效。在市场营销中很可能不容许直接攻击竞争对手，所以，厂家宣传自己的产品优点往往都是有针对性的，不是简单地从技术角度说自己的产品有多好，而就是针对竞争对手差的地方来宣传和包装。大家都有的东西，技术上再好、你宣传再多有什么用处？大家都有的，那就不是你的优势。而民主选举连“不能直接攻击竞争对手”这一约束也没有。2016年美国大选就最为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原来虽然可以直接揭政治对手的短，但毕竟还有一些潜规则约束不能搞得太低俗。但因为特朗普深知这一营销原理，并且以政治素人面目出现，不顾及一切政治潜规则地利用这一营销原理，所以把选战打到接近变成纯粹揭短、揭丑游戏的程度，而不是更多地展示执政理念。
上大街能表达出什么东西？最多只能举一个牌子或横幅，而且字还要写得大一些才能被人看清楚。这样的牌子横幅上面能写多少东西？只能是一般不会超过二十个字、绝大多数在十个字以内的口号。一大群人上大街，在技术上注定了你只能表达出二十个字以内的信息量，民众的一手信息和创新思路能表达出来吗？绝无可能。你能在上面把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写清楚吗？那需要数以百页计算的报告才行。因此，上大街只能是表达情绪化和口号化的东西。民主v1.0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民做主”，它突出强调的不是要解决问题，而只是让民众再也无话可讲。
但有人可能会说，美国可是存在很多提案和报告的啊。说得太对了，可这些最关键最重要的东西是“普世价值论”的内容吗？不是，绝对不是，并且一定要屏蔽掉这些最关键、最有效、最能产生正面社会影响、真能解决问题的东西。
大选投票最终两个候选人，或者A，或者B，也就只有1个比特信息量。如果以一个字符8比特计算，上图这位抗议的女士花了半天时间也就传递了12*8=96比特信息量。如果1个比特信息量解决不了问题，用100个比特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一个连当年电话MODEM的原始的9.6kbps都远远不如，最多只能传递数百比特的极窄信息渠道，怎么可能承载得了移动宽带和大数据时代的民意？
暴乱后的香港理工大学。100比特过去，就会变成一片垃圾的0比特
同样由100比特导致0比特的叙利亚
1比特——100比特，这是民主v1.0的必然归属。1比特——100比特——0比特，这就是民主v0.1的必然结局。
为什么要把法置于一切之上？就是要让你自己选出来的政府什么事情都解决不好之后，受不了上大街。上了大街还解决不了问题逼得你自己违法，然后被警察处罚，然后民众就认为自己没理。然后要么自己放弃努力，要么逼你放弃努力，这样还更显得你作为公民在政治上享受了很充分的民主权力。
民主v1.0，就是要显得你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民主v1.0的理念宣传就充分地让你认为只要投票了，上街了，就足够了，能不能解决问题不重要。并且越是上大街解决不了问题，就越显得民主。
为什么普世价值的民主就是要花大价钱选出一个没用的政府？其实道理简单之极，如果选出的总统真有用了，暗藏的总统就起不了作用了，这怎么能行啊？
民主v1.0与民主v0.1比较总结
碳原子C是我们生物界有机物质最核心的元素，氮N是空气中主要成份，占大气的比例达到78.08%，氮肥也是农作物重要的化肥。但是，如果把一个碳原子与一个氮原子以叁键结合，就会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氰基CN。氰化物大多都是巨毒物质，只要摄入几十毫克量级的氰化物就会让人迅速死亡。
人类社会也是类似的，不要去单个地看待某个事物，似乎是好事，得仔细地看它们是以什么比例，以什么政治化学键结合在一起的。极其微小的差异，就会导致基本性质的天壤之别。
在收回香港时，国家领导人是持尽可能宽大的胸怀来处理香港问题的，并且直言在香港“可以骂共产党”。但也实在是太委屈香港同胞了，因为在香港只能看到骂共产党的东西。我过去因出差国外经常要在香港中转，无论到大街上的书店、报摊，还是香港机场的书店，满眼看去全都是揭露大陆和大陆领导人黑暗面的书籍和文章。任何客观反映大陆发展变化的内容是不容许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在香港暴乱中还是有那么多香港人反对暴乱，这不能不说是奇迹。我去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去过无数次。在美国不是随便什么话都可以讲的，特别是涉及到宗教和种族的问题。但在中国真的是讲什么话的都有，实在是难以理解到底谁的新闻更自由。
民主制更确切地说是“代议民主制”，目的就是要选出一个基本上干不成事的总统。当然，肯定有人会问：民主国家的很多总统也做成功很多事情啊，怎么能说是选出了基本上干不成事情的总统呢？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其中真正的因果关系。首先是他做成的事情是不是暗藏的总统想做的事，如果是，当然很有可能做成了。二是选出来的总统也有自己想做成事业的天然个人愿望，也有部分民意的支持，他会努力地克服阻碍去做成事情。问题是这应当归为民主的功劳，还是说如果没有这种民主制度会做得更好？一个人克服了困难和障碍去做成事情，做成了是困难和障碍的功劳吗？显然不能说是。三是当他做成了事情以后，如果他与暗藏的总统意愿是有差异的，尤其是与其根本利益完全相违背的，会有什么结果：不断用各种“门”来敲打——“水门”“拉链门”“通俄门”“电话门”......如果敲打了还不能与暗藏的总统协调一致，那就启动罢免程序，再不行就直接找个精神病人把总统干掉拉倒。美国被精神病人干掉的总统一大堆，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在国外精神病人不大好找，那就支持政变，颜色革命，或直接武力把对方国家给颠覆甚至把总统给抓起来得了。
三权分立的制衡。制衡的另一面就是掣肘，就是要掣肘到除了暗藏的总统想让你干的事情之外，你很难再干成任何别的事情。
名义上说制衡是为保证不干坏事，但制衡到极致就是正经事也不让你干。
必须存在至少一个“反对党”。所谓反对党，就是要能够反对你做成任何事情，除了不能反对暗藏的总统要做的事情之外。
新闻自由。就是专门揭短，只要你一干事情肯定就有可揭短的地方。干得越多，错得越多，可被自由揭短的地方就越多。
让表面的总统起不了作用，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暗藏的总统有更多起作用的空间。千万别误会，暗藏的总统不是“金钱”，而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金钱”。
普世价值论的鼓吹者一个很重要的宣传点就是：你看人家美国可以随便骂总统和国家领导人。其他国家没明白，人家的总统只是表面的总统，暗藏的总统你是骂不着的。无形之手是被神圣化的。而其他国家的总统真的是管理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有问题正常的批评当然是可以的，但普世价值论是要把他们骂到什么活也干不成，什么作用也起不了的程度。你自己又没有暗藏的总统，结局当然就不一样了，整个国家就成了无头的苍蝇。
之所以称“暗藏的总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因为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机制起作用一定是赋予了明确的权力，有明确的制度、法律等授权，有明确的社会机构和与其职能相称的专职人员。即使是机密程度很高的安全机关，情报机构等，也有明确的专职机构部门、人员、法规、专门经费列支等。但暗藏的总统起作用的机理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明确的权力、制度、法律、专职机构、专职人员、经费预算等，他们起作用的方式是真的通过完全意义上的“无形之手”。因为他们手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可以遮天蔽日，当然就不需要直接在名义上占有世俗社会的任何工具。只有大到这种程度，才会藏于无形。它是一个“暗能量”，明明测量出按正常规律不可能解释的巨大能量，却没有明确的表面机构人员显示它们的存在。如同宇宙中暗能量和暗物质一样，明明测量到存在按其他已经发现的规律无法解释的能量和物质，却用现有手段无法直接观测到。它们甚至占到整个宇宙总质量的绝大部分，26.8%为暗物质，68.3%为暗能量，我们可见的宇宙只占了4.9%。有形的民主能得到的，撑死了也就是这4.9%的比例。
即使这样，只要我们按照科学的方法，依然可以准确测量到它的踪迹，因为它虽然暗藏，但通过最公开的舆论战方式起作用是其绕不开的一环，它不是直接作用于有形的物质，而是作用于人心，是通过统治人心而统治世界。
美其名曰“赌金钱好过赌人头”，那就是赌再多金钱都是好事情，也就是要让选举过程消耗的金钱越来越大。2016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之一的伯尼·桑德斯从宣布参选起就拒绝企业或个人的大笔捐赠，靠人均27美元的小额捐赠将预选进行到最后时刻。结果令人惊羡：约800万人掏钱助选；约1300万人为他投票；全美50个州，他赢下23州。他倡导简约的行为方式，推崇“把钱花在大事儿上”的政治理念。他在2015年4月30日的参选演讲中公开自己的竞选主张时表示，将改变美国人财富严重不均的现状，打破财富影响政治的潜规则，提高富人的税率，推动美国的能源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结果呢？2016年7月22日，“维基揭秘”网公开了近2万页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显示民主党高层有意排挤桑德斯，暗助希拉里获胜。7月24日，桑德斯支持者走上费城街头抗议。上大街抗议当然没什么用了，唯一的作用是显得反对者的民主权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尊重。7月26，日希拉里正式获得民主党提名。
伯尼·桑德斯不让赌金钱朝极大化方向走，这怎么行？当然得被排挤掉了。
2019年印度大选耗资86亿美元，创世界历史之最，是2014年选举成本的两倍。
过去有人认为选举成本的极大化“浪费了社会的资源”，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怎么是浪费呢？这是选举“消费”。这些钱花在做广告、竞选人的差旅费等上面。这些选举消费拉动了GDP，当然不能说是浪费了。问题并不在于花钱很多，而在于通过选举成本的极大化，使得政治权力不断向“暗藏的总统”收缩。只有成本极大化，才能使最有钱的人花得起这个成本。
数据来源FEC（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联邦选举委员会）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资金募集现在已经达到约6.54亿美元
美名其曰“程序正义”。也就是说，一方面只要程序正义了，结果是否正义就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程序越长，越繁琐，就越“显得”正义。律师费是以时间来计算的，程序越长，越繁琐，当然律师费就越高了。美国法律服务占GDP比重在过去20年时间虽然一直在缓慢下降，总额一直维持在2500亿至3100亿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万亿左右。2003年达到最高峰3074亿美元，长年占据全球法律服务市场的一半左右。相比之下，中国2015年法律服务市场规模只是398亿美元。
美国法律服务在总产出中占比变化数据来源：BEA（Th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美国经济分析局）
法律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其经济规模被推动不断增长本身当然不是坏事。律师收入越来越高也不是坏事。但它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如同任何行业一样，都需要以科学经济学原理所阐明的“满成比更大化”作为终极的评判标准和依据，去提升社会效益，提升自身投入产出比。如果以盲目的程序正义作为法律的根本判定标准，医师就会以医疗程序正义作为判定标准，能不能治好病无所谓；汽车业者就会以生产流程正义为判定标准，造不造得出好车无所谓；科学研究工作者就会以研究程序正义作为判定标准，能不能搞出科研成果无所谓......
程序当然是重要的，但它只是实现最终目的、最终结果的手段和途径，其本身不是正义的终极标准。它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
所有这些社会运行成本极大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只有最有钱的人才能做成事情。
私有权力神圣化表面上是所有人的私权都得到保护，但事实上普通没多少财富的人私权是否神圣化不是那么重要，尤其一无所有的人有没有私权保护都无所谓。而有钱人，尤其是最有钱的人私权神圣化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了。社会需要保护普通人的私有权力，也需要保护有钱人的私有权力，甚至更需要保护最有钱人的私有权力。因为钱多了可能会让人眼红，导致有可能不公平地侵害他们的权力，如果只是保护他们合法的财产本身这并无不可。但问题是这些私有产权不能通过暗藏的总统机制潜移默化，变成公共的政治权力而获得更加不公平的非法利益。
以上当然只是其手段之一了，要想用无形之手来作用和控制社会，并使数量巨大的人群都能接受，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几篇艺术作品或精彩演讲就能做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为其系统地建立理论上的支撑。
“无形之手”这个词得到西方经济学无比青睐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你一般人看不到。它为“暗藏的总统”充分起作用建立了最佳的理论基础。政府是有形之手，必须得到制衡甚至遏制。而暗藏的总统这只无形之手可以自动实现社会理想，所以你不能有任何怀疑。无形之手的地位被拨得这么高，肯定不是指菜市场上运行的市场机制，虽然经济学家们老是这么鼓吹。菜市场上所有运行过程无论是买菜的还是卖菜的都看得清清楚楚；无论买肉的还是卖肉的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无论是零售价、批发价、农民田头价、农民种植的成本价、运输价都可以一清二楚，怎么可能是无形的呢？就算有些东西无形，也不需要去赞美和神圣化。能“无形的”，那就是藏得无论是一般经济学家还是一般选民真的都看不见的地方起作用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不仅一般情况下看不见，而且也是必需要加以赞美和神圣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可能绝对看不见，如果不小心就被看见了一点点，因为它是神圣的，你也不能有任何怀疑。
《科学经济学原理》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推翻了西方经济学很多基本假设。如：经济规律不可能自动地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福利。不仅经济规律是如此，这也是一切科学规律共同的特点。是否有利只在于人们如何利用，而不在于科学的规律本身。科学不会接受任何看不见的无形之手，要么它根本就不存在，要么是没有找到看见它的方法。
民主v1.0的问题不是保护有钱人，甚至也不是保护最有钱的人，而是最为充分地保护最霸权国家的最有钱的人成为暗藏的总统，并且也成为其他国家暗藏的总统。为什么那么强调民主的透明度？人们的注意力只有全部集中在一切有形的东西全都得透明，完全无形的东西才能隐藏得更加密不透风。因为暗藏的总统本身就不是通过任何有形的社会组织和人员起作用，所以让这些组织和人再透明也不会透明出暗藏的总统起作用的踪迹。这当然不是否认应当增加透明度，“无形之手”“普世价值”水平高就高在他一切说词表面看起来都肯定是有道理的，只在最关键地方稍微增加一点点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的干扰和误差，性质就完全变了。
科学产生之初的古希腊文明阶段，所有智者们的观点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全都对人的感觉极不信任，认为人的感觉是骗人的，所以才需要创造科学的理性方法来认识世界。古希腊智者们对人类的感觉会有误差的认知是正确的，只是他们走过头了，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现代科学证明了，不仅人类的感觉是存在误差的，一切科学的测量都是存在误差的，都“测不准”。区别只是科学不断地对测量误差进行越来越精确地把握和专业的处理。
但是，民主却完全不顾及人类的感觉判断有误差的事实，只是简单地将社会运行完全建立在人的感觉判断上，更关键的是它以误差极大化的方式来建立。对于这个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只是以“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来为其作支撑。“不证自明”是古希腊无法解释公理而建立的观念，但对于今天的科学来说，一切公理绝对不是不证自明，而是必须以大量严格的科学测量结果为基础。
民主试图将人类社会的根基建立在投票时大多数选民的感觉判断之上，必须要深刻理解到，这与古希腊科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政治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尤其在选民没有深入理解候选人履历和工作背景情况下，更是无法做出专业和精准的判断。选举对于民主是如此地重要，有任何专业的课程对选民进行培训去有效鉴别候选人的政治领导能力吗？完全没有。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打算让选民专业和精准地鉴别与判断。他们认知的误差越大，越容易被媒体操控，产生越大的认知偏差就越好。民主需要的，只是“显得”你的民主权力用尽可能最少的1个比特信息量“得到体现”就足够了。很多人想不断展示统计学中“大数定理”的结果，以试图证明当基数足够大时，人群中看似随机的判断足以带来非常精确的最终结果，以此试图为民主选举作科学上的证明。但这只是在没有显著的外来干扰，以及针对一个纯客观的认知对象（例如猜测玻璃罐子中小球数量等）时才可能出现。如果是与人们生活尤其情感利益密切相关，且受到媒体狂轰乱炸情况下，数学期望还能向客观事实精确收敛吗？肯定不会。道理很简单，因为民主本身在制度上就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干扰以最大化的方式存在。
电视辩论可以使选民认清事实吗？不要简单地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戴尔.卡内基曾警告人们不要去辩论，因为赢得了辩论就等于伤害和失去了客户。当年我在上研究生时，曾经是辩论赛冠军队主辩，我们在几乎所有选题抽签辩方立场都不利的情况下辩倒了所有对手，无一败绩，但那只是一个北京高校里的游戏和课外活动。正因为我是辩论的顶尖高手，所以更深知辩论之弊。如不能尽知辩论之弊者，亦不能尽知辩论之利也。我们看过了太多的辩论不是去辩论真理，而只是立场的冲突；不是去争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在争自己的面子；不是真理越辩越明，而是人心越辩越散；不是道理越辩越清，而只是嗓门越争越大，尤其是没受过专业科学方法训练的普通人，但选票却最终就是他们决定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只是在能看到结果的时候，但民主就是要选民在看不到任何结果之前、连试用期也没有就要你做出命运的选择。为什么不在能看到结果的时候再投票？当能看到结果的时候，民主不是让你有更好地判断，而是让你上大街，从而无法系统地、理性地、准确地表达判断。就算有更好判断了，限定100个比特信息通道你也表达不出什么。
好的领导人是锻炼、学习、培养出来的，不是一大堆外行投票就能选举出来的。中国即使最高领导层也不断地组织学习，连区块链都学。只是在媒体上嘲笑人家特朗普想用原子弹炸台风有什么用？谁让你们是一大堆外行把人家选出来，又没要求不断组织学习的？还嘲笑人家特朗普是政治素人，投票的有几成比例不是政治素人的？
普世价值的民主让你以为是你在当家作主，事实上是要让你的认知误差来当家作主。这个误差并不是来自于你天然的感觉生理盲点和“本体噪声”，而是来自于外在干扰。为什么实验室需要建立屏蔽室等条件？就是为减少外在环境干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该明白为什么普世价值一定要特别强调新闻自由了吗？如果把干扰的通道屏蔽了，暗藏的总统还怎么发挥作用？这当然不是鼓励“闭关锁国”，未被屏蔽的必须是有效的信息通道，而不是干扰通道。
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后，闹了很长时间的通俄门事件，民主党攻击俄罗斯干扰了美国大举，使特朗普上台。此事最后因难以找到证据而不了了之。但人们却没认真地从中关注到两个惊天的秘密：原来大选是可以被干扰的啊！如果美国的大选都可以被干扰，那还有谁的大选和内政是不可以被干扰的呢？第二个是外部力量真要干扰大选能找出铁的证据吗？当然找不出了，因为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怎么可能找出来？原来只是美国干扰别人的大选，其他人只能被动接受，或最多是被动防御。现在时间长了，其他人也发现了民主的奥秘——啊哈，新闻自由原来就是干扰其他国家内政无形之手的秘密通道啊。其他国家能被干扰，美国当然也能被干扰了。民主党真是被逼疯了，把民主的最核心秘密泄露无遗。所以，在香港的较量中，中国为防御的需要去干扰美国对中国的干扰，美国主流互联网公司就马上开始大规模删帖了。这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我们对无形之手的操控在技术上还不够娴熟，手段还不够充分，干扰力度还不够强大，干扰的工具还不够先进......
打仗嘛，就得兵对兵，将对将，坦克对坦克，飞机对飞机，大炮对大炮，导弹对导弹，原子弹对原子弹。无形之手的较量也是一样，以新闻自由对新闻自由，以人权对人权，以民主对民主。怕什么，只要学会了这一点，就不用再被动应付了。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干扰我，我不干扰人，人若干扰我，我必干扰人。
人不颠覆我，我不颠覆人，人若颠覆我，我必颠覆人。
不干涉他国内政不是绝对的，别人已经干涉我的内政，我若不干涉他人，那只是自己本事不够，而不是别的。你以为掌控了普世价值的制高点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要歼灭掉的就是你这个制高点。
反正无形之手我找不出你证据，你也找不出我证据。
人家一个又一个“涉台法案”“涉港法案”地出，公然地给你证据又能如何，找出了证据也说不清道不明。你说他干涉内政，他说就算我怎么主动给香港优惠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来指责我干涉你内政那是你干涉我内政。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我们对待香港的方式是一种内政。这实在是太好了，以后中国如何对待夏威夷、佛罗里达、关岛、加利福尼亚、休斯顿.....就全都是中国内政了。
在对方预设的战场去较量，那肯定是别人占便宜。我们必须学会无形之手的规律，懂得掌控无形之手的运作，这样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把对方搞晕而不是被对方搞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用你完全听得懂的语言，彻底打掉你的无形之手。
我们要学会主动地预设话题让对方来攻，而不只是穷于应付对方预设的话题。攻而必取者，攻其所必救；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但我们却往往是对方攻了，我们就必救。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对方攻我，我就应置之不理，却在对方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避实击虚，这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这次香港较量，我们做对了前半部分，无论对方如何攻香港，我们都只动口不动手，对方难以找到破绽，最后是暴乱者不断露出破绽。但在舆论战层面，我们还是稍显被动。
谁说民主的老虎屁股就一定摸不得了。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学演讲时直言不讳地彻底否定民主。
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与其穷于应付，不如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直接在理论上歼灭早已经暴露出太大破绽的“首脑机关”——普世价值论。
在全球范围不断地推动“民主必须要全体公民首先学会咽下民主后果的这口恶气，你是否同意搞民主”的全民公投。搞个几百次看看结果会是什么。对所有的西方政客，记者们都可以问“你对民主必然存在选民要咽下民主这口恶气的问题如何看待”，无论会场的主题是什么，无论对方如何回答，下次接着问，不断地问，永远地问，每次都问，碰到谁都问。该明白操作无形之手的那些记者是以什么方式提问题的了吗？
谬误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真理也得重复七百遍才能被人接受。
完全封锁各州独立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应当容许各州人民自由选择是否可以独立，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个事情可以变着花样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直讲到美国不愿再给别人上民主课为止。
当今之世界，“民主”已成为充满残暴的专制；“自由”已成为套在人类头上最沉重的思想枷锁；“人权”已成为肆意侵犯他人利益的国际强权。
我们得让别人尝尝真正的民主和新闻自由是什么味道，别以为他只是某些国家或某些人的专利。他们只是一个游戏，我们得会玩这个游戏，一旦我们会玩的时候，才会理解和体会到他是多么的奥妙。别以为民主自由的大旗只有你会扛，我们可以扛得比你更高、扛得更科学。
为什么西方很多普通民众甚至精英人士相信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东西？为什么西方人特别强调权力意识？这是有原因的。仅通过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下中世纪没有人权的欧洲是何等的恐怖。
有一个在欧洲曾广泛传播的词汇叫“初夜权”，就是领主拥有与普通人新婚之夜的新娘睡第一晚的法律权力。这个词汇的法语用词“Droit du seigneur”意思就是“领主的权利”。如著名音乐家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就是以初夜权相关题材为背景。莫扎特是18世纪的人，但直到1995年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获奥斯卡奖的历史题材电影《勇敢的心》，也是以中世纪欧洲的“初夜权”为背景。关于这个法律权力在欧洲的艺术作品中见到的确实比考古证据多，所以有些人对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个权力持怀疑态度。但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欧美人怎么会普遍相信欧洲历史上真有这样的法律规定。那就是在欧美的文化中认为如果真有这样的法律，他们就真的必须遵守。他们认为世界上除了民主就是专制，而专制的制度有多么恐怖，就是可以制定出像“初夜权”这样剥夺普通公民的权力，达到让人生不如死程度的法律。并且这样的法律规定建立之后，人们就真得必须普遍遵守。
但这样的法律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别说是近代，就是2000年前都无法想象。中国秦代以前可以有人殉这样残酷之极的制度和习俗，但也不可想象会存在公开法律规定的“初夜权”，这种专门选择在别人大喜的日子占有别人的新娘。“士可杀不可辱”，“杀父夺妻”之仇在中国2000年前就是视为比让人死亡更不能接受的事情，一定会和你拼命的。
直到现在西方不断在宣扬人生而平等，但别忘了，直到现在欧洲还有大量国家存在王室，王室的成员生下来就是王室成员，能和你生而平等吗？越是在不断宣扬的事情，就越是表明依然严重缺乏。欧洲直到现在依然遗留有贵族的制度，并且贵族是可以继承的，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能和你不是贵族的人生而平等吗？中国在2000年前的秦代之后就没有贵族这个阶层了。早在14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就开始的科举制，建立了普通平民向上升迁的通道。从法律上说，一个最普通的出身农家却极有才华的人，可以通过科举一直升迁到宰相。2000年前的陈胜、吴广就已经拥有想向上升迁的鸿鹄之志，并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上，除了皇位的世袭继承权以外，其他很少有能稳定世袭的东西存在。从欧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看似现代和先进的社会理念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战国时期刚要结束时的社会发展问题。
我们非常理解欧美人对专制的极度恐惧和憎恨，就如同我们理解2000年前陈胜吴广的呐喊一样。
喊，就说明缺；喊得越凶，就说明缺得越多。
仅仅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和欧洲都普遍存在奴隶贸易。没有基本人权的人是如同牲口一样被买卖和随意杀戮的对象。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会是什么感觉？虽然自己是自由之身，但一联想到如果自己哪天失去人权而变成这样的地位，将会是多么地可怕。
很多学者将当年的罗马帝国与同时期的中国汉帝国并列来谈是很不合适的。罗马帝国是将奴隶驱赶到角斗场上互相杀戮取乐，这在中国汉朝怎么可能想象？
中国除了西藏等极少数地区，直到解放后奴隶制才被废除之外，绝大多数地区最受压迫阶层的人也就算是贫农中的长工了。但就算是长工也并非奴隶，如果他哪天钱多一点了是可以有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没有了奴隶。
我们当然不能因这些证据就得出结论说中国2000年前的社会就比现在的欧美还先进，但所谓先进和落后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很多不同细节领域是有显著不同的差别。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落后，在相当多的领域甚至领先很多年。只有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什么叫文化自信，也才能明白“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最多是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什么阶段和文明程度。我们今天应该精细地理解到，中国近代的落后的确在社会文化上有不适应时代的地方，但并不是社会全面系统的落后，而主要是科学的落后，以及与科学和工业化不相适应部分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意识的落后。
当今中国社会的形成
当今中国社会的建立，其思想理论在起点上是通过苏联接受了来自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但我们一定要明白，马克思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现在西方人一提到社会制度就只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框框里打转，而不明白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只手拿着前一个框框，另一只手本来就不在这个框框里面。这些“主义”都是源自欧洲，而不是中国原产的，却都可以为中国所吸收和借鉴的东西。
中国的革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革命，而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协商制度”，注意即有“社会主义”，也有“民主”，并且创新性地增加了“政治协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采用的态度是最广泛地借鉴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所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人类所有的好东西全都可以在里面”，如果真是好东西的话。就算现在不在里面的，短则1年零4个月，长则3年零2个月以后，或者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也会与时俱进地放在里面的。如果不是好东西，就算被人偷偷地、自己不小心地、被人硬塞地放进去了，也会在被认清之后毫不客气地扫地出门，而不管它贴的是什么标签。所以西方人理解不了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实在理解不了又想理解的话，建议到中国来多吃点火锅和麻辣烫，就会很快明白：他们认为肯定互不相容的东西，原来是那么简单就被随心所欲地放进了一个锅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旗帜和名称，它的实质就是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当然包括中国自己优秀的历史文明遗产）都可以洗干净切碎以后放进去的“火锅”。所以不要去干那种试图证明这个有什么不对的事情，等你还没证明完就会发现，你证明过程中说的那些真的好东西都已经被加到这个锅里了。
曾有人用调侃的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准确地说凡是好东西、真理、科学、有效的工具都能往里装。想放毒进去、想放普世价值的战略忽悠进去那是不行的。《孙子兵法》都有2500年的历史，原来只是因为一时落后挨打被搞懵了，现在缓过劲来哪里还容得着被2、3百年历史的人给忽悠了。
我们当然不否认投票作为一种方法有其意义和价值，问题只是在于它不能被神化到只要一投票所有问题就全都能解决了的程度，不能把它神化成“普世价值”。民主当然不会完全错误，只是很遗憾，暗藏的总统世界上只能有一个，除非你能成为那一个，否则别去奢望民主会对你有多大好处。
普世价值，就是只对暗藏的总统最有价值，而对他人主要以制造分离和骚乱为目的，与科学原则相违背的毒药。
如果只是以上直接的分析，可能人们还是无法看到真正的道理何在，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对比。重复一下最重要的地方：一切目的都是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手段都必须服务于目的才有意义和价值。更好的社会就是能更好地实现目的，为更多人接受的社会就是能更好地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社会，不管他叫什么“主义”。
很幸运，中国今天的社会在其建立的起点上就不完全是遵照任何教条，而是越来越体现对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厘清。毛泽东给中国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著名的老三篇为什么被称为“老三篇”？《为人民服务》——这是目的，《纪念白求恩》——这是为实现目的而抱持的精神，《愚公移山》——这是为实现目的而必须的坚韧和持久性。方法是什么？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这些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可能使很多人，尤其西方人难以理解它的精髓所在。那我就用所有西方人都听得懂的科学语言把他们翻译一下:
“目的思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压倒一切的最高、最终极的标准，是压倒一切的价值判断。它与现代企业的“目标管理”也是一脉相承。让人民站起来，让人民吃饱饭，让人民富起来，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不同阶段表述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的与方法的关系，是政治的第一问题，也是一切科技实践或应用科学的第一问题。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不懂科学，不懂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不叫“实用主义”，千万别用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哲学思想去套，也别把它看作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因为目的思维不是哲学，而是已经达到可量化的、可操作程度的科学。将目的具体化为中期和长期历史阶段的目标，再分解为年度目标，各地区单位的目标值，实现方法、所需资源、实现策略......别搞错了，这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科学的“目的思维”“目标管理”。因为一切科学的规律，包括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都不可能自动地有利于社会的福利，因此合理的人类社会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信仰为基本的支撑，约束和推动社会的管理者建立伟大的理想和行为目的，充分利用科学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测量原则”——测量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最高标准。任何科学理论，是看理论与测量结果是否相符合；任何方法、手段，是通过测量看实践结果与目的是否相符合。与此不相一致的所有说词全都是迷信和教条。社会测量是获得精确社会信息的唯一途径。只要看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最开始的文章就会明白，对社会测量方法的应用是何等地普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社会测量报告。因为测量在各个学科语言的不统一，因此人们难以理解到，毛泽东的成功是他将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最彻底地贯彻到社会领域才获得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才能获得与一切科学最统一和一致的理解。
此后成功的一代又一代中国领导人，他们语言表达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但却始终体现了以上两点：目的思维与测量原则。
很多人不理解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认为他们不是理论。邓小平本人的确没有系统地从理论上证明这些观点，你不能指望中国领导人把所有事情全干完了，如果全干完了还要大学的教授干什么。
“猫论”就是目的思维，“摸论”就是测量学里的试验方法。
企业里的任何新产品知道是怎么上市的码？——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现场测试阶段（试用）、小规模商用阶段、大规模商用阶段（列装、推广普及）。这就是“摸论”，它与一切科技领域全都是严格一致的。当年的人生意义大讨论，实践标准大讨论，讨论的就是目的与方法的关系，以及检验的测量标准问题。后来南方谈话时提的“三个有利于”更加明确地体现了目的思维，并厘清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顶层设计”没错，但一定要理解到，如果不经过“摸”的科学试验过程，直接就将一个新的理论大规模应用于实际，就算理论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也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目的进一步扩大的对象陈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实现目的的最佳途径。
“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目的更系统的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
初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生活得有尊严。
看明白了吗？这不是“普世价值”，而是物理、化学、生理学、天文、地质、经济学、心理学、计算机、互联网、分子生物学、航空、航天、船舶、海洋、气象、历史、农学、水利.......一切科技领域都必须普遍遵守的科学方法和原则。中国为什么可以成功？正是因为其严格遵守了这样的规范和原则。
普世价值论不是错误，而是不科学，不专业。它压根就不是个好东西，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其他社会制度无论好坏，目的都是要维持自身社会的运行。而普世价值的民主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只是一种专们设计出来用于破坏社会的毒药。现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如何防御和清除“普世价值”的毒害，如同任何国家都需要建立军队防御侵略一样。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普世的公敌。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延续性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社会内部考虑问题就可以的。如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面临外敌侵略一样，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可能面对政治颠覆和政治侵略，并且现代社会政治侵略远比军事侵略的可能性广泛得多。普世价值就是一个政治侵略的战争手段，如果误把它当成一种社会制度，就如同把敌人故意丢弃在战场上的地雷当成玩具一样，肯定会被炸伤甚至炸死的。
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方式和选谁做领导人，而是权力该如何真正有效地为人民服务。无论投不投票、上不上街，能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否则要政府干嘛！一个正常的政府本身就是要能完全起作用的政府，而不是背后还藏着其他的东西。
新闻的核心价值是理性、客观和真实，它是一种社会测量工具。既然是测量工具，就得用测量学的一般原理去研究它必然伴随的所有误差。得以测量数据并且是有严格误差分析的测量数据来说话，而不是完全不符合测量学基本原则的“新闻自由”。什么是普世价值的“新闻自由”，就是完全缺乏测量学指导的不科学机制，你必须按某个模式说话的一种思维锁定状态。如果你不是锁死在这种模式上说话，就会被指责违反“新闻自由”。因此，新闻自由正如”美国历史上最出色总统之一“的特朗普先生所说，就是"Fake news"——假新闻。美国不是没有新闻自由，而是没有”新闻真实“，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追求新闻真实，不把新闻真实作为最高标准。你追求的都不一定能得到，况且根本就不追求，并且去追求最容易违反新闻真实的新闻自由。
自由是一切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和目的。你有自由经商的权力，当你拥有这个自由和权力时，这只是一个最原始的起点，它远远不能保证你经商一定能成功。如果有人把自由当成神圣的目的，原因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起点当成终点，让你永远停留和限制在这个“神圣的起点”上。
真正的自由，是不需要再谈自由，而只是开发利用自由去谈如何具体做事情才能达到目的。
因为客观条件在变，因此作为目的体现的目标也不断在变。这就是为什么要“与时俱进”，中国历届领导层在相同目的思维框架下做出的政治语言表达却不断在变，而万变又不离其宗。他们在某个阶段的判断可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在这种对科学原则和方法的严格遵守之下，就会不断展现科学方法的威力，去获得更准确的信息判断，产生更有效的符合历史阶段的方法。
只有必须普遍遵守的科学方法，绝对没有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只有明白目的、可最广泛参与、有协商、能用足够信息量表达客观信息、最广大民众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思路可得到最充分展现，而不只是牌子上几个字的口号，从而才有可能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民主，才是人民需要的并可以服务于人民的民主。
无论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还是程序合法性都不是最重要的，包括“合法性”本身就不是判断的终极标准。最重要的、人民唯一关心的、唯一可以成为终极判断标准的只有“结果合理性”。如果我们需要合法，那也是为更好地服务于合理。你是要那种必须得咽下民主这口恶气的程序，是要1比特-100比特-0比特崩溃型民主的普世价值，还是要那种不给自己任何借口、不给自己找任何依赖、全心全意只以服务于人民的测量数据说话的实在结果？答案不言自明。
优劣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民主v1.0甚至 v1.5都不是绝对的好还是不好，那得看和谁比。和那些能制定出“初夜权”的中世纪封建专制暴政相比，当然是很好很好的。但现在世界上几乎见不到这种专制暴政了，在中国甚至几千年就从来没见过。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自已都没有很好地科学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真正“封建”的时侯是周武王周文王时期的事情，秦代以后就不是封建了。现在人们把它叫”中央集权“，这个叫法也是有误导的。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什么时侯完全集中到过中央的？从来就没有过，永远都是不同层次的权力分布式结构，因为从通信和交通技术水平上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么大国土范围的中央集权。现在大家都是民主，只不过是民主v0.1，v1.0，v1.5和v2.0的区别，得比谁的民主更好，你得和最新版本的民主v2.0比一比。得比科学性，比对测量误差的系统分析和补偿能力，比兼容性、学习能力、合理性。
问题只在于，我们不能仅仅使用“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去谈清楚这些，更需要以世界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全世界知识精英们都听得懂的，最重要的是完全统一的科学语言，把这些科学的社会原理传遍全世界。速度越高，兴波越小——世界首创无波艇 | 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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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鼎新.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J]，学术学刊，2016。
[2] 杨光斌. 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N]，北京日报，2015-11-23。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现为析易船舶总经理。文章2019年11月30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xMDE2Mg==&mid=2650497748&idx=1&sn=964a8b220802a9e7d9f41ccb9f0640f4），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