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 | 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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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权力精英》是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1956年发表的著作。该书阐述了作者对美国社会的如下观察：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精英形成了利益互相交织的统治阶级，控制和操纵着美国。该书虽是剖析美国社会的名著，但引入中国很晚，笔者所知的最早中译本出版于2004年。本文是对该书和“权力精英”理论的简介，与前文《录取的代价：美国名校招生潜规则》和《谁在统治美国？权力的阶级统治理论》一起构成了“美国权力精英”的译文三部曲。（来源：http://www.socialstudieshelp.com/apgov_power_eli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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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的胜利》
译 文
政治学家托马斯·戴（Thomas Dye）和他的学生1972年以来一直在研究美国的高层领导人。他所研究的“高层职位”包括有权在重大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科学和市民机构中运行方案和活动的职位。戴的调查发现，占据这些位置的人控制了美国一半的工业、通信、交通和银行资产和三分之二的保险资产，还控制了40%的私人基金会资源和50％的大学捐赠资金。此外，占据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最有影响力的职位的不超过250人，而经营着三大电视网络和绝大多数全国性报纸的也只有大约200人。
类似这样的事实已经在无数其他研究中重复过了，这向许多观察者表明：美国的权力集中在一小撮权力精英的手中。这一理论有多种提法，可能每个持该理论的人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所有提法对政府和政治的解释都与多元主义者迥乎不同。精英模型并非看到数百个竞争团体在抨击政策，而是看到了一个权力金字塔：塔顶上的一小撮精英为下面所有人做出了所有最重要的决定；而相对较小的中间阶层包括了人们讨论美国政府时通常会想到的人物：参议员、代表、市长、州长、法官、游说者和政党领袖等；塔底是民众，他们是普通的男男女女，面对最高级别的责任毫无权力可言。
简而言之，权力精英理论认为，单一的精英群体——而非多个竞争团体——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攸关大事，他们把相对不重要的问题留给中间阶层去处理，而几乎没给普通人留下任何权力。这描绘了一幅黑暗的画面。多元主义者对他们所坚信的公平制度——哪怕公认有些不完善——感到满意，但是权力精英理论谴责它的权力分配方式极不平等，极不公正，而这种方式又无处不在。
这个国家一直为它的民主而自豪，一直被自由政府的陷阱所包围，一直见证着诸多民选官员来来去去，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可能会认为所谓权力精英的理论是牵强的。但许多非常聪明的社会科学家都接受了它，并提出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它是正确的。因此，在抛弃这一理论之前，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观点。
权力精英的特征
根据著名权力精英理论家赖特·米尔斯的理论，美国的统治精英从三个领域吸引成员：（1）最高政治领导人，包括总统及少数主要内阁成员和亲信顾问；（2）大公司所有者和董事；（3）高级军官。
尽管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但该群体并不会出于其自私利益而暗中阴谋操纵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尊重公民自由，遵守既定的宪法原则，公开而和平地工作。这不是独裁；它不依靠恐怖主义、秘密警察或午夜逮捕来行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它没有必要这么做。
其成员资格也不是封闭的，尽管有许多成员出生在名流家庭，因而在起跑线上便领先一步。不过那些工作努力、运气不错，并表现出愿意接受精英价值观的人确实可以从低层进入更高层的圈子。
如果精英并非通过镇压或继承获得力量，那么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它基本上来自对政治和商业等级中最高职位的掌控，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
最高指挥职位
首先，精英们占据了米尔斯所谓的社会最高指挥职位。这些位置赋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不仅在政府机构中，还包括在金融、教育、社会、公民和文化等机构中的巨大权力。一小部分人就能够采取触及每个人的基本行动。大公司和大银行董事会做出的决定会影响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IBM和杜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影响往往可以与商务部长相媲美。此外，工业需求极大地决定了教育和研究组织的优先事项和相关政策，更不用说政府的主要经济机构了。
政治、工业和军事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也加强了精英的权力。随着联邦政府被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规范商业周期到检查儿童睡衣，政府已经开始依赖企业界开展许多活动。反过来，如今的工业界也严重依赖联邦政府的支持、补贴、保护和贷款来确保企业的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商界人士和政客们始终彼此挑剔；但事实仍然是：他们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以至其合作共荣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单独行事的程度。
同时，冷战提升了军队的威望和力量。从民兵时代到如今的职业军人阶层，美国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而职业军人阶层的影响远远超过军务范畴。外交事务的要求、潜在对手的威胁、新武器的复杂和神秘，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发展，都给我们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带来了力量和威望。
因此，作为一个团体，这个由政治家、企业高管和军官组成的三位一体凭借其所持的立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能做出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决策。但仅仅占据这些指挥位置并不能完全解释其权力的效力，他们共同的人生观以及在基本问题上一致行动的能力和意愿也同样重要。
共同的态度和信仰
翻阅《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时，我们会迅速意识到所谓的权力精英成员之间一直在争执不休。这种分歧已经成为国家政治背景噪音的一部分，它发生得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会被拿来当做证据，证明并不存在一个精英阶层，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精英。
然而，根据米尔斯和其他专家的观点，这些分歧比起他们世界观的一致性来说不值一提。这种世界观指的是一系列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它们塑造了精英们对政府的看法，并阻止了精英阶层产生深层次分裂。
精英成员在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纲要上达成了一致，包括利润、私有财产、财富的不平等和集中分配，以及私人经济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将商业世界中的巨人症视为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信仰上团结一致，坚信政府的主要责任是维持良好的商业环境。其他政府责任，如社会福利和对环境的关注，比起这一任务来都是次要的。
是什么导致他们接受了这种世界观？精英成员往往读同样的报纸，加入同样的俱乐部，住在同样的街区，将孩子送到同样的学校（通常是他们自己上过的私立学校），并隶属于同样的教堂和慈善机构。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互相雇佣，彼此通婚。总之，他们分享同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加强彼此联系，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此外，他们都经历了类似的学徒训练。戴发现54%的顶尖企业领导人和42%的最高级政治官员都出自区区十二所大学，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
但他们思想的统一是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才开始产生的。当他们升职到企业或职业阶梯的顶峰时，共同的经历使得他们对经济和政治有了共同的观察方式，因此会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和应对事件。正如米尔斯所解释的，这些人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也无法摆脱这样的遗产：
“有趣的是，对这些得到政治任命的人来说，要将他们自身与其对企业界的投入、特别是对他们自己的公司的投入剥离开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不仅是他们的钱，而且他们的朋友、兴趣、训练——简而言之，他们的整个生活——全部深深地根植于这个世界……问题并不是对某个特定的公司投入这么多经济或个人利益，而是对企业界的认同。要求一个男人突然放弃这些兴趣和感情，就像要求他成为一个女人一样。”
这种无法将自己与过去“剥离”开的状况，或许就是曾让某位通用汽车前董事长宣布“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原因吧。
候选人：局内人和局外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政治真正开始形成了坏名声——某种超越了传统上对政治家的不信任的恶名（参见有关一般福利自由主义的文章或有关政治家和政党的引文）——国家部门的候选人往往会告诉选民他们是局外人，而不是“功成名就”的一分子，他们会给华盛顿带来新面孔和新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任的人特别爱发表这一声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最近的内阁任命所昭示的那样，这些候选人和与他们一起工作或被他们任命的人，往往都是内部人士。
政治权力的分配
理解执政精英是如何获得力量之后，重要的是要思考他们如何在政治舞台上行使这种权力。金字塔的三个部分——精英、中间阶层和群众——在美国政治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精英在制定“主干决策”中的作用
想象一下一棵凛冬的树：随着叶子落光，它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当然，底部是树干——砍断树干，整棵树就倒了。高处有三四根大树枝，各自支撑着小树枝，小树枝再继续支撑着更小的树枝，直到边缘的细枝。砍掉细枝对这棵树不会有什么影响。但若是人们继续砍掉其他枝条，树木的形状——甚至它是否还继续存在的问题——就会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为了决定这棵树生长的方向和范围，人们不能只是剪掉树顶的几根大树枝，而是必须砍主枝或树干。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考虑公共政策。在“某些政策支撑其他政策”这一意义上，它们之间同样存在层次结构（对应树干和主枝）。主干决策代表了基本选择——比如联邦预算的福利是否必须在七年内得到平衡，它一旦决定，就会迫使人们做出重要性较低的决定——如削减食品券或资助有受抚养子女的家庭。做出主干决策的人为之后关于次要政策（或枝条和细枝政策）的辩论设定了议程。
我们转向一个问题：即多元主义的文章中提出的B-1争议（译注：指B-1战略轰炸机）。尽管看起来很重要，但在权力精英理论家眼中， B-1议题只是一根细枝。为了理解他们的论点，请先问问为什么美国需要轰炸机。为什么不能靠地对空导弹和潜艇来阻止苏联呢？
答案在于此前已经决定了要维持某种“三位一体”——一个由地对空导弹、潜艇和轰炸机组成的核报复力量。美国国防计划人员得出结论，拥有三个独立的武器系统会在与俄罗斯发生对抗时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但他们说的对吗？我们确实需要三类武器，还是两种就够了？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比我们是否开发新的轰炸机或维持旧轰炸机要重要得多——决定这个问题答案的人确立了这个议题和许多其他议题的辩论结构。假如说美国暂时决定不需要轰炸机。那么B-1辩论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分配给它的资源可被用于其他目的，如常规武器、学校或减税等。
而这种三位一体本身也只是一项分支政策；它取决于一项更为基本的政策：遏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必须制定对苏联的政策时，出现了一场争议。一些人敦促采取和解方式，承认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其他人则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由于担心国际共产主义的蔓延，他们主张使用外交、经济，尤其是军事手段来遏制他们所谓“无情的苏联扩张主义”。前者强调合作，后者则选择遏制；前者预示着相对温和的国家安全措施，后者则意味着巨大的武器和外援支出。最终，美国采取了遏制战略，自1947年以来，它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
遏制是一项主干决策，而大多数其他防御政策——如三位一体或B-1——则是树枝或细枝。遏制俄罗斯让我们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国防吞掉了联邦预算中很大的一部分；它要求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它让我们与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里的国家结盟，其中包括全世界某些最腐败、最独裁的政权；它要求大规模的军事外援计划；它消耗了我们科学机构的才能和国家领导的关注。简而言之，遏制政策与B-1不同，它不是普通的政策，而是美国资源和能源的基本义务。
是谁决定像这样的主干决策呢？根据权力精英理论，通常是金字塔的顶尖，至少它对形成这些决策的影响最大。中层政府（国会、法院、各州）操心的主要是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些政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遏制政策最初出现时起，情况似乎一直是这样。大多数关键决定都是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紧闭的大门背后做出的。少数被选中的参议员可以参与其中（主要是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不是让他们参与实际决策过程），但遏制只是国家党派和选举政治中短暂的一部分。一旦政策在塔尖制定后，它就被推销给了公众。
政治的中间阶层
这会把日常的政治家——政治中间阶层的居民们放在哪里呢？令人遗憾的是，精英学派报告说，他们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随时间消散了，只留下了外层树枝和细枝供他们管理。当然，处在中层的政府色彩缤纷，喧闹嘈杂，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它的活动隐藏了一个重点：今天的职业政治家们根本无法与权力精英竞争，他们已经失去了掌控国家命运的能力。
精英理论家认为，政治中间阶层的大多数参与者实际上都是出于自私和狭隘的动机。从短期角度看，民选官员实际已成为政治企业家，利用电视和广告技巧将自己推销给越来越愤世嫉俗的公众。在他们手中，政策成了实现重新当选这个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本身作为目标。
最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似乎都太过于渴望将这些问题留给总统和他的内部圈子。不可否认，少数参议员和代表参加了这些商议，但大多数并没有，州立官员和地方官员也没有。因此，他们并不辩论遏制政策或三位一体的意义，而是满足于争论在自己的家乡建造多少B-1。
四十年前，赖特·米尔斯就对这种状况感到非常遗憾：
“越来越多的基本议题从来没有在国会或其最有权力的委员会上达到做出决定的程度，更不可能在选举竞选活动中达到这一程度了……”当国会辩论上确实出现基本议题时，它们的组织方式很可能也会对思考造成限制，甚至会造成僵局而非解决问题。
如今，国会花费了大量精力探讨如何在七年内平衡预算。这便放过了基本没有回答的更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平衡。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必须控制公共支出，但他们未必认为国家预算必须年复一年地达到平衡，或国债必须立即偿还。与多元主义相反，精英理论认为相互制衡和反补贴影响的游戏玩起来赌注相对较小。因为普通政治家被排除在高层之外，而基本选择是由高层决定的，议程是为高层所预先确定的。普通政治家可以自由处理权力精英认为毫无威胁的议题；精英们把重大问题留给了自己。
公众
然而，最令权力精英理论家感到不安的是公众作为公民事务中的一股独立力量的消亡。美国人民不仅无法提出政策，也无法控制管理政策的人，他们成了被动的旁观者，为英雄欢呼，对恶人起哄，但很少或根本不参与行动。从过去几十年间选举参与率的急剧下降可以看出，公民对政治越来越疏远。结果就是他们的命运完全被权力精英的圈子所掌控。
当然，如今很难不承认普通公民的冷漠和不感兴趣。但多元主义者认为这种被动性哪怕不是有益的（太多的人对政府提出要求会阻塞体制），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过于专注其他问题，没有时间参与公共事务），而精英理论家认为这是重要决策均由最高阶层做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人们失去兴趣的程度与他们失去掌控的程度成正比。此外，尽管在独立日还会陈词滥调如何做个好公民，但精英们并不真正鼓励群众参与。这种参与会使他们的掌控变得太过不确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的遏制政策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最初的政策大部分是在幕后制定的，它要求美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进行重大变化。在1947年后的数年里，美国在朝鲜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并开始在国内和海外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国家安全。
为了取得公众对这些措施的认可，杜鲁门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关活动以制造所需的支持。当该政府和之后的政府强调威胁的严重性时，人们被引导相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情的敌人，可能的话，后者决心通过颠覆来接管世界，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但人们几乎没有机会听到遏制政策和替代政策的支持者间的充分辩论，也无法自己决定此事。问题不在于哪怕这样做了结果也可能是相同的，而在于他们做出主干决策的机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美国人民是政策的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
米尔斯和他的支持者表示：这正是美国政治的极端讽刺之处。外交政策是主干，从中产生的一系列决策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影响。既然外交关系每一天都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每个人，那么一个把这些问题从公民手中夺走的国家如何能做到民主呢？除非人们能够讨论和争辩这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如何能获得自由呢？B-1争议尽管雷声大，其重要程度却远不及遏制政策，而后者在最关键的时刻无论在国会大厅还是在竞选活动里都几乎无人提及。
精英理论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沉默已经持续了这么久：权力精英在国家安全和经济等领域中确立了基本的政策议程。当然，由于他们只是确定了一般性的指导方针，因而中间层面还有很多实施方法，但公众实际上已被排除在外了。公众的主要活动——戴竞选徽章、对做民调的人表达意见、每两年或四年投票——绝大部分都是象征性的。人民无法直接影响基本政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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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CHS为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作者授权风云之声首发。 责任编辑：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