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大决战（六）——需要对华为说的心里话，华为终极瓶颈在哪里？ ｜ 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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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已经是千亿美元规模的企业，如果还是全身心地只专注于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其生存和发展就真的可能会成问题了。

一、为什么要写本文内容？

本文有些话其实是在201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裁华为时就想说的，但却按下来了。因为当时华为是正在与美国较量，那无论如何也得站在中国企业立场上说话，既要客观真实，也要为中国企业打气加油。另外，在美国制裁华为之前半年，于2018年12月1日指使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一个国家将对一个公司的竞争行为施加到某位个人身上，这是非常不道义的事情。因此，无论如何也需要反对这种不道义的行为，所以就只谈鼓励的话，其他的暂时放一放。
这一次美国再次升级制裁措施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华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进行准备，并且是全国总动员应对美国的制裁。更重要的是美国这次制裁的着力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不是针对华为公司常规业务涉及的环节，而是针对其上游的芯片生产制造环节。那么，作为华为公司自己，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有两条道路：
一是除了自己多备些货以外，只能等待国内芯片生产制造环节的技术进步和去美国化来解决问题。
二是这给了华为一个思考更多问题的机会：假设华为这一次再次成功战胜美国制裁的话，那么肯定有赖于中国上游环节的突破。如果遭受挫折的话，意味着华为是因自己没有能够去把握到的其他环节产业的问题导致这种挫折。
你可以埋怨其他环节的不足，与自己无关，但也可以更深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是否也需要积极地去支持和培育。
一个企业在发展初期，只能主要以企业自己的生存发展角度考虑问题，“企业就是企业”。
当一个企业发展得非常强大，成为行业里的领军者，行业龙头，如果还是以一个企业角度来考虑问题就远远不够了。此时“作为龙头的企业就成为行业”，他需要更多从全行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行业发展得好，自己就受益最大。行业发展得不好，行业中的龙头受影响也是最大的。
当一个企业在国际上都具有重大影响，是全球行业的龙头时，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而成为国际政治了。不要认为中美之间竞争，拿某个或某些企业做工具很委屈。当一个企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做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做政治、做生态、做环境”。
当一支军队攻击太快，攻击得太远，就可能会孤军深入。如果周边没有防护，其左右两个侧翼甚至后路很自然地就可能受到敌人的包抄。你可以采用一个方法是继续只顾自己往前冲，也可以分兵去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侧翼及后方补给线。但那些地方却可能不是自己所属的战场和领地。更好的方法是动员、扶持和培育其他方面来作自己的侧翼和后方保护。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可以看到，当一个杰出的企业越来越发展成巨头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和所做的工作就需要越来越超出企业常规的范围。否则，就会遭遇看似意外，实际上是必然的困境。发展规模越大，速度越快，其遇到的各种“意外”阻力也会越大。
无论华为如何选择都说不上对错。本文的话并不指望华为公司一定会接受。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思维框架，或者说叫企业的基因。这个很难改变，因为有形成这种思维定势的充分失败和成功经验支撑，甚至是国内外管理理论、管理咨询公司专业建议的牢固支持。本文这一集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不影响中国包括华为有效应对美国制裁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全社会在未来如何改变，才能去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尤其能够去进行原创性的创新。因此，这既是对华为公司说的话，更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说的话。    中美科技大决战这个系列刚开始写的时候，正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对北京大学路风教授的两本关于自主创新的专著《走向自己创新》《新火》写书评。只是因美国新制裁措施出台后，很多咨询公司、智库和投资机构邀请我去谈美国制裁的问题。因此将此事耽搁了一段时间，先把中美科技大决战的系列文章写完。相关内容就是在给这些智库、咨询公司和投资机构介绍的基础上，去掉太专业的内容、简化和改编成自媒体风格文章发表的。    事实上这两个事情正好是有密切关联的。路风教授是国内专业研究创新问题极为难得的杰出学者。他1991-199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最初其研究方向是工业企业的组织和制度，但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是现代经济学中技术进步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这使路风博士把技术创新当成了一个“副业”来研究并去听相关课程。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博士后期间继续了这一学术兴趣。回国后的实际工作中越来越多从事自主创新领域的研究。    路风教授本人的学术经历就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他在2006年给科技部作的关于大飞机的论证报告，当时就有人从网上推荐给我看过。他的专业研究对中国大飞机的立项、汽车行业的自主创新、TD-SCDMA标准战略的实施等政策制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说到这里，可能很多网友就会回想起为什么2000年后中国社会在这些领域自主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了，这其中就有路风教授创新研究和政策建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为推动TD-SCDMA标准的商用化，与李进良、丁守谦教授等一起曾与反对TD的众多力量斗到天昏地暗。当年与路风教授并不相识，但有幸曾为同一件事情努力奋斗过，今日真的很荣幸能受邀为他的专著写书评。因为路风教授在创新研究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太深的功底，因此我必须花最大的力气认真研读他的书，并且从他所熟知的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的西方经济学基础，并结合我自己创立的科学经济学原理，对美国硅谷创新机制的长期考察和总结来写好这个书评。这样写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就另成一篇《中美科技大决战（七）：创新理论与实践》，但有些内容也会在本篇中体现。路风教授的这两本专著对创新理论有系统而又浅显易懂的简要论述，同时更多是普通读者都可看明白的关于中国多个重要领域自主创新的实证和政策研究。通过这两本书可以对中国近20年的技术创新路径有一个清晰的回顾和深刻的理解。

二、对一个谣言的应对案例

    2018年5、6月间，网上开始流传华为副总陈黎芳一段2018年4月20日在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中传达了任正非的一段话：“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言论的机会。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一段话的确为华为领导所讲，但随后，以这一段讲话为引子，后面却造出一个谣言文章在网上流传。并且标题像新冠病毒一样不断地发生变异。
各种变异标题的版本    直到2019年1月27日，这个“谣言病毒”在网上流传了半年左右之后，“华为中国”官方微博进行了辟谣，针对的文章标题是“华为副总裁：我们与美国技术还差两万五千里”。这个标题是当天的新浪财经文章所使用。华为之所以进行辟谣，是因为新浪这个互联网媒体的巨头从“科工力量”转了这个文章。尽管华为进行了正式的辟谣，但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本文发表时，这个文章还在新浪网上挂着。

    由于这个澄清如此之简单，直到现在网上依然在不断流传这个文章和各种标题变异之后的版本。尤其这次美国再次制裁华为以后，更多媒体又翻出来转载。现在我们就采用流行病学的方法来追踪调查一下这个谣言病毒的传播过程，尤其“零号病人”在哪里。事实上，其核心的内容早在2018年之前就出现了。“雪球”上有一个帐号2017年5月10日声称引用wxmang 2015-05-09 11:04:22文章“我们不能鼠目寸光”。wxmang是指豆瓣上的文小芒，号称“忙总”。这个核心内容与陈黎芳4月20日在新员工座谈会上传达的任正非讲话拼接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还差两万五千里”的内容等，就形成了这个新的谣言病毒主要的基因。
    但离奇的是，早在比雪球这个帖子两年前的2013年8月17日，360问答上就有一个帖子是《文小芒：中国的发展不能鼠目寸光》 转载自豆瓣，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更离奇的是我在豆瓣文小芒的作者日记等贴子里却查不到这个文章。当然，也有网友说的确是文小芒所写，但也没有提供链接，所以我们暂不去讨论是否真为他所写，但至少可证明不是华为陈总的话。该文章中的一段话“2013年，化工产品（包括制药）+塑料橡胶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19.5%......”。在其流传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版本里都有表述。根据这一段“基因”可以初步判断，这个谣言病毒零号病人的出现时间就在2013年8月份或稍早几个月的时间。这个360问题答问上的帖子初步可判定是“零号病人”的最大嫌疑对象。

三、对案例谣言问题的分析

   现在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谣言问题在哪里。该讲话罗列了一大堆美国各个行业技术领先的公司，以及一堆长青藤学校。并且罗列了美国技术领先的很多不同领域。    1. 这个讲话说了好像很专业的一长串美国公司和技术领先领域的名单，貌似很震撼，事实上真正跨学科的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它还是不专业的人总结出来的。例如其中一段，“在复合材料领域，杜邦积累的工艺数据，就是目前我国已经掌握的数据25倍以上”。复合材料种类太多了，凯芙拉纤维、碳纤维、玻璃纤维、芳纶纤维、玄武岩纤维、碳化硅纤维等都可用来制作复合材料。我在国内还专门考察过采用炸药的爆炸生产工艺制作的金属复合材料。复合材料里有金属与金属复合，非金属与非金属复合，还有金属与非金属复合，具体指的是哪些复合材料？工艺数据的种类也太多了，每一年的数据也不一样，具体哪一年的数据？工艺数据量的多少是以什么口径测量的？按页数还是按测量报告的数量？“我国”又是指哪些厂家？中国搞复合材料的厂家太多了。这些都没有，怎么去得出“25倍以上”这个结论的？是谁统计出这个结论的？这种表达方式一看就不是专业人员的说法，无从查证。    2. 陈黎芳虽然是“华为高级副总裁”，但她本人并不是理工科专业，自从1995年进入华为后，一直从事或负责的是销售处、营销办公室、政府及公共事务等工作。显然她不可能在专业领域做这样的研究，更别提是华为技术专业范围之外相距很远的其他专业领域。    3.讲话中罗列的公司名单中还有孟山都，一是在传出这个讲话的时间点上，正好孟山都已经被德国拜耳公司全资收购（2018年6月最后批准，但之前很早就已经传出新闻），成为德国公司而不再是美国公司了。尤其是拜耳收购以后，“孟山都”已经不再存在，现在是叫“拜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二是孟山都这个公司能否作为榜样很可能是存在巨大道德争议的，因为这个公司历史上主导生产出太多有害化学品了：糖精、多氯联苯（PCBs）、DDT、橙剂(也叫脱叶剂，含巨毒物质二噁英）、草甘膦。问题还不在于其太多产品对人和环境有危害，最后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禁用，而是这家公司历来的做法就是明明知道其产品的危害，却长期对公众隐瞒，过度宣传其完美无缺。因此它被很多人称为“全球最邪恶的公司”。在科学上真的还没发现已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有什么实际危害，但世界各地社会大众却对其主导的转基因有广泛地非理性地激烈反对，这不能不说与孟山都这个公司臭名昭著的历史名声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反对转基因就是以历数孟山都的“邪恶历史”为主要理由的。    4.其他名单中的每个公司都可能分属不同专业领域，要谈起来话题就太多，本文只能暂且省略。如果网友们有兴趣，名单中任何一个以后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分别地展开深入、细致和专业的讨论。但讲话中罗列的美国公司居然还有“摩托罗拉，朗讯”，这个就不能不说一下。怎么能拿通讯领域已经竞争失败破产的两家公司来证明美国现在的科技强大呢？在通信行业这个是太基本的常识，作为华为的人不应该不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华为的人讲的，更不可能在2018年讲这个话，这两家美国公司破产都10多年了。    5.华为的任总这两年已经一再表示华为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其他华为的领导怎么可能还敢说华为的技术与美国相比差两万五千里？这两者之间宣传口径上已经差到三万五千里了。    以上不仅仅是一些技术细节问题，而是看问题的思维方式需要科学、客观、专业、全面。不要老是让乐观、悲观这样过多的情感因素介入。我们在网上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思维定势：与美国相比，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落后；与日本相比，我们还有什么技术落后；与德国相比，我们还有什么技术上落后；与以色列相比，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技术落后；与韩国相比，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技术落后；与英国相比......与法国相比.......与瑞典相比......    中国相应领域落后的问题是否有呢？当然是有的。但这类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这个说法如果拿给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以色列人、韩国人、英国 人、法国人、瑞典人看，只是把里面说他们自己的部分去掉，是不是说明他们也都不行？     第二，难道中国人要把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饭碗都抢完才算数吗？全世界是需要有一定分工的，需要更多从我们能够创造什么新的领域，新的产品，新的市场，而不是仅仅关注于已有市场，只是关注于如何从别人碗里、别人的锅里把肉抢过来。原来我们的确就是抢别人碗里和锅里饭菜的，但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产品市场占有的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只持这种思维模式来看问题了。再抢下去，其他人都要饿死的时候，是可能和我们拼命的。     第三，中国的确还存在落后的、必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种思维定势并不能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差距在哪里，下一步该如何去做。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但凡你能说得清楚的，具体哪个技术差多少，需要补多少，只要中国人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我们需要进行原创性的创新时，你不知道需要做什么，得你自己给自己定目标，前面没有样板，你不知道和谁相比具体技术指标差距在哪里。不知道差距在哪里的事情该怎么做？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差距所在。

四、对当今社会，这类谣言意味着什么？

    根据以上分析，很显然这个谣言是人为精心编造的，并且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级别、传播力和杀伤力都非常强的谣言病毒。不仅是新浪等主流媒体，连很多非常专业的媒体都被它骗了。它采用显著不同技巧有两个：一是高度跨学科，这样即使是每个领域的专家发现了一些问题，往往也因自己的专业范围限制而发怵，不敢去否认这个谣言所说的内容。连华为自己都没看清楚这个谣言中在通信领域与事实完全相反的部分，其他领域尤其外行人怎么可能看明白？要应对这类谣言，必须自己具备高度跨学科的能力。二是不断地与知名人士和公司捆绑在一起，以极大增加它的传播力。从这个谣言变异过程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人为地刻意制造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一定有其目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为制造的心理战武器，就是要让中国人在科技面前深深地自卑。即使中国已经取得巨大的科技成就也是如此。    现代网络提供了传播谣言的充分手段，同时也提供了很容易查清谣言传播过程的手段。只是普通人很少有那个功夫和兴趣去利用网络工具追查是不是谣言，更不会去追查谣言的传播来源，这就给了网络谣言传播很大的空间。绝大多数谣言真的像普通感冒一样，传了就传了，危害也不大。但有些谣言就可能成问题了，就如这一个谣言，不仅是对中国人科技自信心的打击，而且会对华为造成一个很难看出的潜在巨大危害：因为近两年任正非不断地对媒体说，华为的5G技术是全球领先的。但同时却又有一个华为副总裁说“我们与美国还差两万五千里”，并且是拿大量其他技术领域来说事，这会给人什么感觉？很明显，华为不断地在宣传他们自己做得特别好，已经是世界领先，而中国其他领域却都不行，并且这个打击的专业面非常广。本来大家都是中国人，无论是不是与通信有关的，道义上都在热情地支持华为。但在这个时候华为却无形中在宣传其他领域做得都不行，这些领域的人即使心里有想法，嘴上也不好说什么。这会使华为在不知不觉中形象受到严重伤害，而他们自己却很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中国通信业的确是中国科技进步中的佼佼者，但其他领域也都在快速进步，华为的人并不一定很清楚，你凭什么说你已经世界领先、而别人都不行，并且是“还差两万五千里”呢？因此，如果不能清除这个谣言的负面影响，华为对自己技术领先宣传得越多，反而是在看过而又没有识破这个谣言的人心目中起反作用，给自己拉仇恨。    从华为的辟谣应对方式来说，说起来也算是比较专业的。像这类网络谣言，一般情况下只要像外交语言那样很官方地否认就可以了，没必要说太多，言多必失。但是，对付一般谣言可以这样，而对付这种人为精心制造、专业性非常强、而且不断在进行有意传播的谣言，仅仅是这么简单的否定就远远不够了。网友常常会认为你简单否定却不说任何理由的东西，背后必然还隐藏了什么。况且，仅仅说“未发表过下述言论”也不能说是完全准确的，其中开头一部分的确就是华为公司领导的言论，而且准确地说还是陈黎芳转述的任正非的言论，只是后面核心内容是嵌入的其他编造的谣言。如果有人追问这个辟谣是说前面一部分发言也不是华为领导说的吗？那就不好解释了。这才是这个谣言病毒的难缠之处。如果华为能在明确否定的同时，附带地简单指出“无论对美国科技如何看待，2018年，美国摩托罗拉和朗讯公司早就已经破产，任何华为的人都不可能拿这两家公司去作为美国科技强大的证据。其他谈到的大多数不是华为公司的业务和专业范围，甚至与华为业务也没有任何上下游的关系，华为公司的人、尤其不是负责技术部门的领导不会去对这些领域进行过多的评价”。这样既非常强有力地打击了这个谣言，同时真正为华为撇清了关系。    树越大，就越招风。公司越大，就越是有更多看似与公司无关的事情对其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现在人们关注点都在芯片上，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你清楚意识到了的问题，并且愿意花钱去认真解决，那就都不是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

1.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最可怕的不是出症状，而是无症状感染者却又有极大的传染力。最后死了都可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2.只是感觉到了存在问题，但却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3.知道问题存在，也知道根源在哪里，却不认为这种问题值得花钱投资源去解决。因为认为只是别人的问题，自己做不了什么。

    只有在以上三种情况下，问题才很可能是无解的。芯片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所以就算存在很大困难，天空也会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

五、再从教育问题谈起

    201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裁华为的信息传出之后，任正非就在接受外界采访时反复提到中国教育的落后问题。这说明他真的是对相应问题很焦虑了。那么，我们先不去谈中国教育是什么样，先看看大家都认为做得很好的美国高校教育为什么做得好。    我们看问题不应从完全理想的角度去考虑，而都应面对现实。一个企业最首要的任务是在市场上生存，要从市场上获利。如果有某个客户对一个企业的产品提很多的建议，这个企业的人员会怎么想？如果我接受你的建议投入巨大资源改进了产品，你会不会下订单花钱买？如果无论企业如何改进产品，提建议的人都肯定不会花钱、不会下订单，那对不起，无论你提的建议多么合理，企业是不会投入资源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可能认为高校不是企业，他们应当从理想的目标角度来考虑问题，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高校也要生存，他们最首要关心的事情也是要为钱从哪里来而奋斗。谁给钱，当然就得听谁的话，按照给钱人的要求去做事情。其他人提的建议无论多么有理，如果高校无论如何改进你都不会给钱，那对不起，高校和企业一样，他们是不会听你的。如果我们不能特别清晰地看明白这一点，可能谈再多道理都没用。    我们不要认为美国的高校都是多么高尚，培养学生“不是为职业，而是培养如何做人”。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的都很动听，但我告诉你，美国的高校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就是给钱的人主导出来的。在创新上最为出色的斯坦福大学，之所以创造出硅谷，就是因为学校经费长期欠缺发愁而被当年号称“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折腾出来的结果。美国的高校经费主要来自于四个渠道：学费、政府支持的教育经费、捐款尤其是校友捐款、其他收入（如高校基金的投资收益等）。中国的高校与美国的高校在前两个经费来源上基本是差不多的，只是数量上多少的区别，但主要的差异在后两个，尤其是捐款上。美国高校对捐款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甚至会占到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以上。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的募捐达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在中国高校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国内高校中，清华大学已经是吸引捐款最多的学校，校园里以捐赠人命名的楼都有30多栋。但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校友捐款也就“几亿人民币”。据统计，从1980-2017年，清华大学获得的捐赠总额只有26.54亿元人民币，不到斯坦福大学百年校庆一个活动捐款额零头的零头。更重要的是捐款的目的不完全相同，中国高校的这类捐款有很多是凑份子搞活动的开销，类似和参加别人婚礼送个红包。但美国高校的捐款是包括教授的工资等日常运营的经费来源，是靠这个钱活下去的。这就是中国高校与美国高校真正的差别所在。    如果只是经费来源不同，只是解决经费多少问题，那么无论来源是哪里都是一样的钱。但经费来源不同造成的重大差异是：谁给钱多，当然就得多听给钱者的意见。别以为美国高校就比中国高校高尚得多，他们也得为自己的日常运转，为钱发愁。这些捐款本身一般都是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最多是捐款额比较多的人，建的某栋楼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款项的使用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虽然也需要透明。但是，你不能说人家捐款钱给完了就让别人走人，连一起吃个饭，开个Party，交流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吧？也不能说别人捐了巨款，提些建议，你听完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吧？美国的高校捐款非常多，自然地就带来企业、尤其成功企业的骨干人员与高校之间互动非常频繁和深入，也常常会邀请捐款的企业家去作演讲。这就很自然地使企业家角度对高校的期望和建议不断地传递到高校，并且高校会很认真地对待。因为人家是金主啊！以后还要指望别人捐款的。如果是政府去给钱，他能提什么要求？你要说讲经济效益，文史哲的人立马就翻天了，哪有这么干的？搞文史哲能讲经济效益吗？所以，教育部去给学校提要求，他只能提发论文的数量，这标准对所有专业都有效。能对所有专业都有效的要求，怎么可能对具体每个专业最有帮助？而就是从某个具体专业出来的校友，他们不关心别的学校专业是什么，他们只关注自己所在专业，一般来说提的建议当然就是最有效，最有针对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高校可以各自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中国的高校不能。中国的高校都是政府统一给钱，只能是统一提要求，怎么可能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    所以，不要把看似深奥的教育问题想太远太复杂了，道理一点都不复杂，就是谁给钱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又太复杂了。怎么能想象让中国企业家们去不带任何政治条件地持续向高校捐款，并使其成为高校经费的主要稳定来源之一呢？    这种捐款主要并不是任何经济制度决定，并没有任何法律要求说你一定要去为高校捐款，它主要是一种非常强的文化因素导致的。美国人可以不去赡养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却会去赡养自己的“母校”。母校这个词我们过去说起来只是一个很动听的说词，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真正的“母校”是要靠校友终身去花巨资赡养的，可不仅仅只是一种说词而已。现在人们的亲生父母绝大多数真的不需要儿女去赡养，一是父母吃不了多少，也喝不了多少，平时花不了多少钱，他们自己一般也都有自己的收入（当然不是全社会所有人都这样）。所以，中国社会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常回家看看”。父母真正需要的不是给钱，而是能多看到儿女的情感满足。但美国的母校却不一样，真的是需要作为校友的儿女去长期捐巨资养活的。这不仅仅是解决经费来源问题，不是说一提到教育就是要国家多投资。政府投再多钱也解决不了办校思路问题，并且政府直接投得钱越多，反而越麻烦，受政府行为的主导就越多。政府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这个人们也很难对政府官员指责太多，他们不在企业，怎么可能理解得清楚？    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了，中国企业或企业家们有几个长期向中国的高校无偿捐款的？你不给钱，高校有什么理由听你的？对教育领域进行批评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好轻易去说企业，因为我们没有形成这样的文化和高校内部的捐款机制。美国的高校因为捐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经费来源，而不是一个偶然的“外快”，因此每个高校也都有专门机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专门的机制。企业或个人进行慈善捐款，政府在税收等上面也有一定优惠。事实上，政府直接给高校经费，不如通过税收减免让企业去捐款给高校。因为这不仅仅是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而是要让企业的技术、市场需求和创新的信息要素能够及时地与高校深入地互动。    在高校经费来源问题没有发生变化之前，不要去谈什么教育改革问题。全世界一切企业的经营思路只有一个：听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听CEO的执行决策，听买单的客户提什么需求。全世界所有高校的办学思路也都只有一个：听给钱者的意见。这当然不是说给钱的人就决定一切，得有科学、学术和教育自身的规律约束。但在此大原则基础上，变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办学思路和模式也可以有极大的差异。给钱的人没变，不可能有什么教育改革的问题存在。没必要搞什么这个工程那个工程，无非就是造个名目多要点政府教育经费嘛。造了个名目，还要验收，当然就得这个表格那个表格地填。校友捐款后没人有兴趣去做表格、填表格、看表格的。不搞个诺奖出来，也搞几个能商用化赚钱的项目出来就够了，这就是差别。判断中国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政府教育经费之外的经费来源比例。不要去看什么SCI的论文多少，引用率多少。离开这个给钱比例谈其他的指标，全都毫无意义，谈了都是白谈。即使高校也会想尽办法骗政府官员的。但你在世界上见过几个亲生母亲骗儿女的？（不能说一个没有）。世界上有几个母校骗校友的？一是感情上不能骗，二是校友都是自己本专业的内行，不需要填表格你也骗不了。不是这个专业的，你政府里的外行人用再多表格也堵不住漏洞。如果部分政府官员就是通过给钱的权力去寻租，那这个事情就更没法说了。    2019年初，媒体传出麻省理工、牛津等世界各地著名大学不再接受华为的捐款。牛津大学表示过去曾有两个项目接受华为的捐款，金额为69.2万英磅，以后不再增加了。据英国《金融时报》2019年1月24日报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徐文伟称，华为和大学的合作、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的合作，不仅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加。华为每年将为大学提供资金，及开展项目的开支总计超过3亿美元。华为对美国大学80%以上的投资都属于“捐赠”或“资助资金”，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显然，华为这类在全球范围对高校的捐款或资助，虽然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无疑较多支持的是与华为的专业技术领域相关，有很清晰功利性的。但我们必须指出，只要不违反科学和学术的基本原则，对学校的任何资金支持都无可厚非，都是善举。即使是有清晰功利性，支持与自己行业相关的研究领域的，本身也都无可厚非。西方公司也经常支持与自己专业领域相关的高校项目，并不是说一定得像搞软件的彼尔·盖茨那样跑去搞基因工程，资助对癌症的研究才算是做慈善。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潜意识里，成功人士首先要资助的，应当是自己的母校。去资助全球任何学校都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以充分赡养自己的母校为前提和基础，要让人理解是有些困难的。就如同不去首先充分赡养自己的父母，却跑到世界上到处去找在世界上最有身份的老人去赡养，而且说自己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这要想让人完全以平常心看待多少是有些困难的。2019年9月，任正非给母校重庆大学捐了100架钢琴，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的捐赠，确实是“充分”表明了与华为专业领域无关。只要不违反基本的科学、学术和教育原则的捐赠，无论怎么捐都是人家捐赠人的善举，都应当高度地、充分地尊重。但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西方“赡养母校”文化，就可能会遇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其实对西方人属于常识”的问题。
    华为这样的企业规模已经大到千亿美元级别，如果在赡养母校问题上没有突出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谈教育存在的问题呢？如果华为都是这样，其他企业还能指望多少？    已经是千亿美元规模的企业，如果还是全身心地只专注于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其生存和发展就真的可能会成问题了。

六、高层人才与职业发展生态

1.人才济济与人才挤挤    我们上面所说绝非意味着对华为有任何微词，因为企业毕竟最首要的事情还是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乔布斯在重新回到苹果后，就砍掉了所有慈善项目，这并不影响乔布斯的伟大。每一个公司都有自身的“特色”，外人很难去评说。因此，我们最好只是来介绍不同公司是如何解决自身生态问题的。每一个公司表面上最迫切的问题是吸引更多高级人才，但事实上，有一个更深刻并且影响更重大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的人才职业生涯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之所以影响更为重大，因为很多公司甚至都无法正面来面对，也无法公开来讨论这个事情。当一个企业越发展壮大，才华出众的高级人才就会越多。但“人才济济”的同时，也很可能会“人才挤挤”。很多公司不是被外界打垮，而是企业内部能人自己斗自己给搞跨的。拿破仑有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企业里也可以说“不想当CEO的员工不是好员工”。但一个企业的CEO就只有一个，为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企业的CEO也不太好经常更换。那怎么办？企业组织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人性的充分理解，华为对人性的很多方面有特别充分的理解（如工资和奖金收入），对另一些方面却又无法面对。但如果我们从其他不同公司处理方法中，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启示。
2. GE公司——CEO的摇篮    可以说，GE公司是世界上解决员工想当CEO最成功的公司。GE公司有管理大学，对公司的员工、各级管理层持续地进行强化培训。但这样一来，有能力当CEO的人就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很简单，办法就是不断向企业之外输送CEO人才，这可能会让我们非常诧异，却又细想起来再合理不过。在一个企业之内显然是不可能解决员工想当CEO问题的。世界上500强企业里，有150多个公司的CEO都是从GE出来的。韦尔奇在其自传中介绍了他当时成为GE新一任CEO的经历。当时候选人是有三个，GE公司在出结果之前就明确告知他们三人，在选出了一个做CEO之后，另外两人必须离开公司。选了一个做CEO后，另外两人就不能成为好帮手吗？不能，几乎可以肯定是成为你死我活的政敌。在基本的人性上不要去作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以为中国企业里有办公室政治，全世界只要是人，人性的基本弱点全都一样。你可以与这种弱点作斗争，但也有人采用更顺势而为的方法，顺应人类天性的弱点。另外两个候选人虽然没能成为GE公司的CEO，但马上就被其他大公司挖走成为CEO，年薪都比韦尔奇更高，这场内部公开的竞争真的没有失败者。他们在成为一个公司内的死敌之前就分手了，这样可以成为终身的真正朋友。GE公司是要管理几十万高级人才组成的公司，需要大批能力非常强的管理者。他大量地、高强度地培养管理者，并且不断提拔他们到更高层级，使其有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但一个公司内提拔的空间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一旦人才济济快要变成人才挤挤时，GE就把人才有序地输送到公司之外。这样的人才在职场上非常抢手，因此他们离开GE对个人职业生涯并不是失败，而是另一种成功，甚至更大的成功。这对全社会企业界的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好处。这些优秀的人才离开GE，带着对GE的感恩，在GE的并购等经营活动中，就成为自己重要的人脉资源。因此，GE这么做看似浪费自己培养的高级人才资源，事实上却为自己在企业之外建立了良好的人脉生态。    中国企业直到今天依然认为离开公司的人就算是离婚分手了，从此少来往，不成仇人就不错了。但这样的预期会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内部高层的竞争最终有可能变成像皇位竞争那样你死我活，没有余地。中国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想开”。    在一个企业工作久了，资历深、功劳大的人自然会有懈怠。你可以采取各种方法来“激活沉淀层”，但为什么不用更加两全甚至多全齐美的方法呢？
3. CISCO——内部创业    一个公司的人才不仅仅是管理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技术创新思路的技术牛人。但在一个企业内部，创新的想法不是随便就好去实施的。因为一个企业的任何立项都要充分地考虑预算额度和投入产出，与现有现金牛产品的切换等关系问题。如果随意同意技术人员的创意，企业的预算就可能难以平衡。技术牛人往往都是有些固执心态的，他们会坚持认为自己的技术方案更好。真正的技术创新，也就是在这种技术牛人固执的坚持中获得成功的。如果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内部冲突在所难免。CISCO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内部创业。如果你认为你的技术方案实在太好，不能放弃，很简单，那你就自己去创业实现它吧。公司管理者甚至公司投资部门如果感觉真有前途，还会投钱给你去做。如果做成功了，公司通过并购买回来。如果不成功，自生自灭，无论你认为多牛也不好再说什么。所以，没必要大家一定得在一个公司内部通过争斗、吵架来解决。思科每年都有大量并购，里面有很多都是思科系的员工出去创立的公司。这些公司被并购后可以回CISCO继续工作，也可以拿了股票兑现的大笔现金去干别的任何自己想干的事情——旅游或继续另外的创业。    在说华为的案例之前，我们必须得说一个类似的案例，否则人们很可能会产生误解。奠定IBM在现代计算机领域地位的是360机，是当时该项目首席架构师阿姆达尔主持开发的。知道阿姆达尔有多牛吗？今天人们往往只知道图灵、冯·诺伊曼，把他们看作计算机之父。但作为现代计算机产品结构、架构之父的阿姆达尔，知道的人却不是很多，即使IT领域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作为常识的通过操作系统屏蔽软硬件的差异，虚拟内存，虚拟机，兼容理念，总线结构......整个现代计算机的基本产品架构，都是阿姆达尔奠定的。他1967年提出的阿姆达尔定律，从理论上精确描述了并行计算能够提升的效率最大极限有多少。360机为IBM赚了很多钱，但之后阿姆达尔要开发370机的立项要求被IBM董事会和决策层婉拒了。不要认为IBM的管理层有任何私心和偏见，阿姆达尔立项的预算实在是太吓人了。当时IBM一年销售总额也就10亿美元，阿姆达尔居然要求投资50亿美元开发370机。这还不得让IBM董事会和决策层发疯？但鉴于阿姆达尔对IBM太伟大的贡献，他们一直是委婉地推脱这个要求。阿姆达尔在努力了一年多无果之后，愤然离职自己建立公司来开发。日本富士通成为第一个投资者，阿姆达尔公司于1975年开发出470V/6机并打开市场，至1979年阿姆达尔公司在全球发展到6000员工，销售了10亿美元的产品。阿姆达尔公司的崛起让IBM面临毁灭性的市场竞争。所以，IBM公司成立了“打阿姆达尔办公室”，投入巨额预算，采用非常极端的市场竞争手段去应对阿姆达尔公司的产品竞争，期间把阿姆达尔要求开发却一直婉拒的370机也不要命地赶忙开发出来了。阿姆达尔公司与客户签定了合同，IBM就免费送机器给客户让其取消与阿姆达尔公司的订单。IBM利用其雄厚的市场基础，通过极端的竞争最后导致阿姆达尔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并最终被富士通收购。他离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后又成立新公司，然后又破产。先后成立过4个公司，作为其个人最后都失败了。分别是1970年成立的阿姆达尔公司做大型机；1980年成立的三部曲公司(Trilogy)，试图通过自己开发高性能芯片做更高性能的大型机；1982年创立Grid系统公司，专门制造高级手提式电脑；1996年，74岁的他又创办了第四家公司——商业数据服务(CDS)。阿姆达尔是一个技术上的超级牛人，但一个企业的成功毕竟不仅仅是靠技术牛人就能实现的，需要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等不同牛人组成完善的团队才能获胜。阿姆达尔以个人的悲剧成就了IBM在370和后续机型上的快速进步。但这个故事毕竟太让人伤感了，为什么不能像CISCO那样实现企业与技术牛人的员工双赢，而要陷入相互伤害呢？    故事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特别眼熟？对了，就是情节实在太相像的李一男。当然，李一男在技术上的贡献很难与阿姆达尔相提并论。港湾后来被华为并购，很多员工回到华为，李一男也一度回归华为两年，后又离职。他最终离开通信行业，完全避开与华为的竞争做小牛电动车也还算成功，这一点又比阿姆达尔幸运很多，让故事的结局没有那么令人伤感。    我们一再强调各个公司做法各有自己的特色，外人很难去评说谁是谁非。两位曾对原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技术牛人，出走之后自己创立的业务都是直奔老东家最核心业务而去，走的是一上来就直接要人命的路子，这当然也会逼得老东家不得不玩命了。我们也不要认为阿姆达尔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成立阿姆达尔公司以他当时在IBM时做的370设计为基础开发的470V/6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更激进的三部曲公司从芯片做起的更高性能产品研发计划，其资金相对比较充足，却在研发阶段就失败了。他做芯片并不善长，这个如果一边开发别的产品积累，一边逐步深入研发芯片，未必不能最后成功。但他太少从经营角度考虑问题，只一味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经营上的失败了。
4. 最伟大的平庸公司——仙童    仙童公司的故事太多人知道了，我就不再重复。这个公司可以说是硅谷之母，生出来的杰出孩子实在是太多了。硅谷60%，市值高达2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都算是从仙童公司出来的人创立的。
当年从肖克莱的公司出走的八大金刚创立仙童    人们在谈到仙童公司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硅谷热》这本书里描述的，“在1969年森尼维尔举办的一次半导体大会上， 400位参会者中，没有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过的竟然不到24人”。很多人认为，如果仙童公司像IBM那样严酷地对待从公司出去创业的人，很可能就没有硅谷了。自从当年的八大金刚开始离开仙童自己创业，仙童公司就不再辉煌，尽管历尽坎坷，却一直顽强地走到3年前。（直到2016年9月19日，安森美半导体和仙童半导体公司联合宣布，安森美半导体公司以24亿美元现金完成了对仙童收购，从此仙童公司进入历史。）    但是，人们只关注到了从仙童公司出去创业成立新公司的故事，却没注意到更深刻的一个问题：从这个公司，以及其他硅谷公司出去的很多人创立硅谷著名的风投，如KPCB（凯鹏华盈）等。因此，以斯坦福大学、硅谷高科技企业、风投群体这三股力量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高科技创新生态圈子。杰出的人才在这三者之间，不同公司之间高度地流动，这才奠定了硅谷生生不息的创新机制和创新的活力来源。很多人创立公司，卖掉，然后又创立公司，这成为一种生意。而中国人创立公司后，很大程度上把公司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将公司出售就有卖儿卖女的感觉。    完全只是基于一个企业内部考虑问题，而不是充分地将企业看作整个产业生态中的一个环节。这是中国企业相比美国硅谷的企业文化上的一个深刻的差异。这个差异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今天是我们需要真正深入考虑的问题。

七、华为太独有的特色

1.能否实现企业内部向外部生态的战略超越？    华为在研发、常规的企业管理上追求极端地向西方公司学习，甚至以“先僵化，后优化”（事实上优不优化无所谓）的态度去学习。例如研发管理（IPD）、物流、流程、财务等。但是，在华为的很多管理上又存在极端的特色。    例如，一般公司的股份具有这样几重价值和意义：

• 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
• 获得分红的权利。
• 出售股份兑现公司价值的权利。
• 资本运作和融资功能。

    但在华为，股份更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只是发奖金的工具之一，其他功能基本都不存在。网上经常宣称任正非只有华为百分之1点多的股票。在一般的公司这个比例的股票纯属象征性的，不可能对公司有任何掌控力。但在华为，任正非是以精神领袖的绝对地位，是一种宗教领袖一样的存在，根本不依赖于股份就可以获得对公司的实际掌控力。    华为的董事长、CEO等职位与一般的公司含义差别太远了。轮值CEO制更是在人类企业经营史上独一无二。只是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等历史遗迹中，我们见到过轮值制度。事实上，华为的轮值CEO与其说是CEO，不如说是任正非的轮值执行秘书，否则无法理解其成功运作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制度只可能在任正非执掌华为时才能继续存在，如果没有任正非，这种人类经营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的制度实在无法理解。华为有能力做CEO的人何止成百上千，如何轮得过来呢？    如果华为能够超越于企业自己，他能够像IBM那样成功，同时却又像硅谷之母的仙童那样繁衍出大量中国杰出的高科技公司和高校创新，产业创投等生态。事实上，从华为和中兴出来的人创立的成功高科技公司已经数以千计，国内企业里从事国际市场的高级管理人员来自华为中兴的比例也非常高。只是这并不是华为自身管理制度刻意创造的、能与其自身经营活动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他们基本上只是离职者个人的行为。在这方面，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领域的公司等做得相对更为出色一些。    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大发展都是通过一个关键性的超越实现的。从代理交换机到自主开发交换机，从交换机进行相关多元化发展到传输、移动、接入等整个通信领域，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从设备到手机，从成品到芯片......所有这些都是限于企业内部就可以完成的。    能否实现从企业内部向企业之外生态发展的超越？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2. 华为之痛的根源何在？    为什么华为今天面临美国如此之多的打压？所有人很自然地认为是美国与中国的科技战所致，这个当然是核心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人们只看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较量，把华为做工具，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事情的全部。只有深知这个产业圈子的人才会明白，华为在美国遭受的压制远远不是始于现在。从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一开始，就与CISCO公司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并由该公司，确切地说是其产业生态不断变换地采用各种手段对华为进行打压。CISCO公司的产业生态有多大？他不仅在硅谷，而且通过代理体系与全球数量庞大的集成商和代理商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事情明摆着，将CISCO公司产品卖进FBI、CIA的代理商和集成商，一发现华为的产品价格低很多，他们会作何感想：当然是推动自己的客户FBI、CIA等的力量去打压华为。当华为与摩托和朗讯竞争时，这些公司远没有那么广的产业生态，因此他们与华为的竞争是完全正常的商业竞争。华为战胜这样的对手很容易。但CISCO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华为不仅依然无法撼动CISCO的市场，而且不断遭受看不到边际的力量对自己进行超限战式的打压原因所在。只不过是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这个早就存在的、深藏背后的CISCO公司与华为的竞争被放大了而已。    请读者明白，这些绝对不是猜测，我与华为在美国的市场人员有过密切的业务交流，也与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客户有过深入的交流，他们也曾是我的客户。有些事情我不能说得太多了，相信真正内行的人应该一点就通。     其实，美国也未必就只想与中国恶斗，也想过能否合作共存，因此曾主动提过G2，甚至建立“中美国”(Chinamarica)。但是，中国并不是不想与美国合作共存，而是美国的获利模式与中国想建立的未来理想世界是有根本差异的。我们是想勤劳致富，但美国主要是通过霸权剥削其他国家。中国不能去做配合美国搞剥削别人，自己也跟着搞剥削的事情。但对企业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并不是说竞争就是绝对的。只要想以合作方式进行发展，总能找到相应出路。我在做数字电视产品的美洲市场时，知道CISCO公司在人家一亩三分地的实力，从一开始就建立以“合作”为主要战略的模式。我们卖到美洲的大量产品就是通过CISCO公司代理的，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敌人有哪些，怎么可能战胜它呢？华为面对的真正对手并不是美国政府。普通中国民众可以这么认为，但如果华为也简单地这么认为就不应该了。    去年当华为宣布开发鸿蒙操作系统的时候我就曾说过，这个系统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能否成功建立生态。有很多人讲华为有能力建立生态，很多在Android上的应用只要简单地重新编译，就可以在鸿蒙操作系统上运行。但问题并不是在这个操作系统上开发应用的难度，而是别人是否愿意在这个系统上开发应用，别人的手机愿不愿意采用这个系统。如果别人进了你的生态，最后面临显然要与你的核心业务进行竞争，显然要被你吃掉的结局，有多少人会愿意这样做呢？如果纯粹做手机应用APP软件的公司，是有可能与华为合作的。但海思与华为手机是属于一家公司，其他手机公司怎么会采用华为的鸿蒙系统？又怎么会采用海思的芯片？别听网上哪个手机公司有可能与海思合作的消息，他们真的不介意自己产品的核心基础完全交给竞争对手公司？坦率地说，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是中国人都应在中美科技战中选择爱国，但要让人用与自己公司核心利益相冲突的方式去爱国，这是靠不住的。
3. 华为成功的核心能力能否长期持续    通信领域有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未来的技术发展是业界在ITU制定出标准，然后大家一起按这个标准来做产品。华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有战略模式：    对战略方向的判断很简单，就是跟随主流技术。然后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采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所谓的“压强原则”），在特定时间特定技术方向上（战争维）集中投入远远超过其他竞争对手的资源。员工没日没夜地干，在市场竞争开始抢地盘的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地抢山头，那怕免费赠送。通信的市场具有高度的粘性，一旦占领市场，就可待后期扩容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因如此，华为并不太多去对发展方向作深入的判断。因此，一旦主流技术方向出现波动，不象开始人们认为的那样确定，华为就总是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战略误判。但是，因为华为在集中优势兵力上的超强能力，即使出现一段时间的误判，只要最后调整过来，他还是能够后来居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手机，最初华为在很长时间内是坚定地不做手机的。而最后开始做了，就不惜一切地做到极致。最关键的也是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不再象2G时代手机是一个时尚产品，而成为一种“外型大家基本都一样，只拼性能指标”的半标准化产品，这样一来，产品技术方向的判断就不再是问题了。因此，华为在这种不断成功的经验之下，越来越不太依赖对战略方向的及时准确判断。    在此同时，对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可谓追求到极致。几乎是抱着“穷尽全世界一切能为我用资源”的态度，搜尽各国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先进技术。这使其能够在追随型科技战略中成为最杰出的佼佼者。    真理与谬误永远只有半步之遥，英雄与罪人也永远只有半步之距。当过去中国主要是跟随和学习国外先进管理和技术时，这样做不管怎样终归是中国公司占便宜。这不仅是华为一个公司这样，成功的追随也是中国公司普遍的强项。但是，因为中国公司这方面太强了，前面能领路的基本上快被我们都干光了，今天的中国需要尽快转向采取原创型和科技领导型战略。如果一切其他人原创的科技成就，不能享受到后续领先成功的利益，总是被采用强大军事原则进行竞争的后发优势者灭掉，中国还有谁会愿意进行原创？这不是任何某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科技发展的根本性战略问题。否则，我们把前面国外领路的都给干死了，自己也会马上停下来的。     一家公司的成功，能够建立在让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相关领域科技创新进程停顿的前提之上吗？
更多的道理要讲清楚，就不能只限于华为了。我们还是从通过对硅谷创新的生态长期考察总结，以及创新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谈谈。

扩展阅读：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汪涛，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现为析易船舶总经理。文章2020年6月12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中美科技大决战（六）——需要对华为说的心里话，华为终极瓶颈在哪里？），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