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管”的科大，为什么能二次崛起？ | 袁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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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真正了不起的事业必然源自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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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到一个访谈《198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合肥的崛起》（198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合肥的崛起——专访前副校长辛厚文｜ 返朴），这是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熊卫民老师对科大前副校长辛厚文老师的口述历史访谈。这两位老师我都很熟悉，熊卫民老师被誉为“中国口述科学史第一人”，辛厚文老师是我上学时所在的化学物理系的教授，我学过他的《分子拓扑学》。因此，我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这篇文章。
辛厚文（2018年6月27日熊卫民摄）
这场访谈是在2018年进行的，那时是科大的60周年校庆。熊老师的主要问题是，科大为什么能第二次崛起？
熊卫民在课堂上访谈辛厚文（2018年6月27日张雲涵摄）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科大1958年在北京建校后，迅速成为了全国一流高校，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科大是中国科学院办的大学，钱学森、郭永怀等教师的水平高、名气大等等。
但科大1970年迁到合肥后，失去了很多资源，条件非常艰苦：校园狭小，设备大部分报废了，师资大部分流失了。然而几年之内，科大又崛起了，第二次创业的风头之劲甚至还超过第一次创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为什么科大能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再次成功崛起？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辛老师作为八十年代科大的副校长，给出了很多非常有启发性的回答。我来结合我的体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最基本的问题是：全国已经有这么多大学了，而且北大、清华水平都很高，那为什么还要办科大？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需求——“两弹一星”事业需要人才。
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下，理科学生在工程技术方面学得很少，工科学生在数理基础方面学得很少。而“两弹一星”的人才不仅要有雄厚的理科基础，还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开拓力和创造力都要很强。当时不管是理科生还是工科生，都不能完全符合这个要求。
因此，国家决定依靠科学院办大学，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国家队，它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最雄厚的科研实力，这种实验条件和教学力量才能培养符合要求的学生。所以从办校开始，科大培养的就不是一般的人才，这是历史给科大的任务。
科大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它在办校初所确立的办学理念，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点和优势。放眼全国，这种理念应该是最先进和最有生命力的。
科大办校之初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办学方针：一是科学和技术相结合，二是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科大搬到合肥后，第二任校长严济慈还提出了“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办学理念。这是科大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在合肥能够崛起的内在动力。
严济慈
我来注释一下。《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即使在果壳之中，我也会把自己当作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科大人的思维格局从来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科技事业，这确实是最核心的理念和动力。
然后辛老师提到，科大精神是科大在合肥能够崛起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科大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能不能有作为，看他用什么思想和精神把自己武装起来。辛老师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科大学生的后劲和闯劲”。因为科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培养了创新的精神。化学物理系的学生由于数理基础较强，在开拓化学领域的新项目中，不但敢于闯，而且有后劲，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化学物理系的学生，我想我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化学物理系学生的创新其实不限于化学。我的科普就涉及量子信息、核聚变、引力波、航天、宇宙学、黎曼猜想、制药、疫苗、网络安全等许多领域。我高考时选择科大化学物理系，是因为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数理化并重的系，而我对数理化都很感兴趣。我是因为选择了这个系，所以选择了科大这个学校。回顾起来，这种追求广泛联系的思维模式，对我的科学传播工作也是很有裨益的。
辛老师说到，科大很早就允许学生转系。考虑到学生以后要从事创新的工作，学校决定不把专业设置得很窄，而是着重基础培养，特别是数理基础的培养。因此科大各系的专业基础课是一样的，这种培养模式为学生转专业提供了条件。其他高校很难做到这点。
我来注释一下。这种培养模式决定了，科大学生不见得在刚毕业的时候就崭露头角，因为他们的专业训练不一定比得上那些专业设置很细的院校。但由于基础宽厚，科大学生的后劲逐渐就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当有创新的机会出现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大多都出自科大校友。开玩笑地说，科大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能很快地学会，并且迅速做出创新。
辛老师说的下一点是：我们几位当校长的时候，随便谁都可以在路上抓住我们谈事，现在你们想跟校长聊天还得预约一下。我们的第一身份是老师，校长只是我们的第二身份，只是短期的工作，卸任了以后我们还是老师。我们几个当校长的时候都在上课，我们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官。
对此我来注释一下。开玩笑地说，科大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从来没拿自己当外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人人都敢于自由发言，敢于直言不讳地评论任何人、任何事，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往好里说，可以说这是stay hungry，stay foolish。往坏里说，也可以说这是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虽然这种风格有时也造成一些尴尬场面，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还是宝贵的赤子之心。
然后辛老师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982年，我当校领导时是46岁，出去开会跟其他大学校长坐在一起，他们都以为我是秘书。有一次，25所重点大学的校领导在上海开会，我是其中最年轻的。我们党委书记让我上去讲话，说具体事情是我管的，我年轻有活力。
我也没准备，上去就讲：科大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多改革成果？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说要松绑，科大是松绑最多的一个学校。第一，我们归科学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们；第二，科学院有一百多个所级机构，只顾得上给我们一些科研补贴，教育问题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对我们彬彬有礼，除了党的事务，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们是“三不管”，想做什么就都能做。我们很多改革都是先斩后奏。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宽松环境，科大人再想办事也办不成。但同样身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许多事情别的学校做不出来，而科大做出来了。这是科大的理念和精神在起作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国家大环境和科大的理念精神，科大就不可能在合肥崛起。
我觉得辛老师讲的这个“三不管”是重要的干货。许多人、许多组织非常努力地争取外部支持，但实际上，真正了不起的事业必然源自内心。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和事都是这样出现的，完全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纯粹出于自己的内心动力做出来的。
然后，辛老师提到：前些年，除了人才质量，其他方面我们没法跟一些名校相比。我们只能叫单项冠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人才质量高，科研水平也很高，在应用领域有地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也是我深有感触的一点。我上学的时候，科大在国内外可以说名声不小。但这名声主要是在教育方面，科大给世界顶级研究机构输送了许多人才。至于科大自己的研究，并没有太多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而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科大自身变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在量子信息、铁基超导、材料科学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国际关注的成果。当不少兄弟院校还在追求统计数字的时候，科大追求的已经上升到了引领世界的重大创新。
最后，让我把辛老师的结语送给大家：现在中国需要一些原始的创新，使得中国在某些领域成为科学中心，这是为了国家的长远战略需求而考虑的。为了这个需求，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领域，培养一批绝对高级的科技人才。
背景简介：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科技袁人”节目主讲人，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入选“典赞·2018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微博@中科大胡不归，知乎@袁岚峰（https://www.zhihu.com/people/yuan-lan-feng-8）。 责任编辑：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