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人物誌 | 「並世無兩」胡政之
一部新聞史，半部在大公。在《大公報》歷史上，胡政之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從主持「英記大公報」，到創辦「新記大公報」，從與吳鼎昌、張季鸞組成「三駕馬車」馳騁報界，到孤身一人獨擎大公，胡政之的從業史，不僅與《大公報》的發展史密不可分，更真切折射出時代之變幻與國運之浮沉。近日，大公報記者對胡政之孫女胡玫、外孫王瑾進行了獨家專訪。透過兩位老人的憶述，回首兩甲子報史，追憶一代報人。
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那一年，年輕的胡政之正在安慶高等學堂接觸中西方的文化精粹。14年後，風雲際會，「二之」相逢：49歲的英斂之遇見了27歲的胡政之。兩人一見如故，胡政之即時成了大公報記者。
此後的四年中，胡政之不僅採寫了大量的新聞，還大膽地對報紙的內容和形式提出全方位的改革意見。正因其卓越的新聞才華，胡政之很快便被英斂之聘為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這段時間，對於張勳復辟、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國內外大事，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報》都進行了及時詳盡的報道。他還順應時代潮流，增設傳播新思想的教育、文化、經濟等專欄。很快，《大公報》又重新贏得了創辦時的聲譽。
1919年，胡政之作為唯一進入巴黎和會現場的中國記者，向國內發回專電。
巨筆如椽 針砭時弊
1926年，躊躇滿志的胡政之又與吳鼎昌、張季鸞一起，創辦了新記大公報，「報業三巨頭」一起帶領《大公報》邁入了發展的輝煌期。再後來，吳鼎昌退出，張季鸞病逝，《大公報》管理層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但他仍以高超的經營才能、遒勁的文思筆力，不斷提升《大公報》的新聞報道水準和國際影響力。
「在《大公報》所有報人裏，祖父是從業時間最久的一個。」胡玫回憶到。
對於《大公報》的「三駕馬車」，世人常認為：吳鼎昌提供資金，張季鸞主持筆政，胡政之總攬經營。「外祖父雖然負責經營管理，但事實上，他一直在寫文章，可以說是筆耕不輟。」王瑾說。
「聽《大公報》的老報人講，祖父每天上午處理廣告、發行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布置記者採訪；晚上則與吳鼎昌、張季鸞碰面，縱論時事，交流觀點。在這些例行事務的間隙，祖父往往會親自動筆撰寫社評。」胡玫說，「因為要統籌報社發展全局，據說祖父每天都要工作12個小時以上。」
胡政之從小就擁有極好的語言天賦，後來更是精通多國語言。每天，胡政之都要拿出專門時間瀏覽大量的國內外報章，得益於扎實的多語種功底，國際時事評論也成了胡政之最熱衷的寫作題材。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報》同仁合影。
寧肯一死 決不降日
作為報社領導，胡政之向來不苟言笑。據大公報老報人回憶，他們對胡政之都是「又怕又敬」。「怕」是因為胡政之對文章水平要求極高，對報社的規矩紀律也要求嚴明。「敬」則源於胡政之強烈的擔當精神和對員工的深切愛護。
「1933年9月，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兩周年的時候，祖父指令記者寫一篇紀念國恥日的文章。文章發表後，立即惹得當權派大為光火。」胡玫說，當時軍閥找到報社，胡政之挺身而出，把所有事情攬於一身，跟着兵丁去「喝茶談話」。「當時同事們都特別害怕，以為胡老闆出事回不來了，結果沒多久，祖父就返回了報社，並且十分淡然對同事們說了一句──沒事了。」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公報》在上海的報館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祖父當時審時度勢，決定請張季鸞先生先行一步，去相對安全的長沙開闢新的輿論場，而他自己則選擇在動盪中堅守到最後一刻。」胡玫說。
彼時的《大公報》，在胡政之的主持下，因為始終秉承客觀真實的報道理念，於是立即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父親跟我講，有一次，日本人直接闖進報社要逮捕祖父，當時祖父卻表現得非常平和。事後才知道，當時祖父已經暗暗在衣兜裏藏下了硬幣，做好了吞幣自殺的準備，危急關頭，寧肯一死，也決不投降。」
文人風骨 報人精神
那一段時期，戰火紛飛，《大公報》也數度易址。「後來，報社在重慶安頓下來後，祖父認為報社已經有了穩定的後方，還應該有發展的前線。」胡玫說，「早在那個時候，祖父就已開始籌劃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並作為《大公報》連通國內外的橋頭堡。」
1945年6月26日胡政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聯合國憲章》中國代表團簽字頁，簽名依次為：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吳貽芳、李璜、張君勵、董必武、胡霖(即是胡政之)。
「在祖父的心裏，《大公報》一定要擴大，要辦在各個地方，把自己的聲音傳播出去。」胡玫說，抗日戰爭勝利後，祖父特別興奮，還表示要把《大公報》辦成一個報業托拉斯，還有辦到美國去，讓全世界都聽到中國的聲音。只可惜，因為積勞成疾，祖父的身體開始每況愈下。
在胡玫心中，胡政之始終有一個清晰堅定的形象，「我覺得祖父一生理想和行動的核心就是：文章報國。愛國、救國、報國，其實也是那個時候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祖父幹事業的動力也皆源於此。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認識，作為胡家後輩，我們也力求將這種情懷傳承下去。」
1949年4月14日，病魔帶走了胡政之，一代報業巨擘就此隕落。但他的精神與風骨，卻長存在中國新聞史上。他的理念與夢想，也隨着這份120歲的大報而一直傳延未絕。
1945年8月15日，重慶市民爭購報道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報》。
提攜後輩 成就英才
胡政之(左二)率《大公報》同人由香港赴桂林途中。
胡政之之所以在《大公報》歷史上，乃至在中國報業的歷史上，都享有崇高聲望，備受業界敬重，這不僅因為他為了這份報紙奉獻了全部的心血，還在於他對報界新人的無私提攜。
著名文學家蕭乾在青年時期，曾經被胡政之慧眼識才，招致《大公報》，從事新聞採寫工作。後來，蕭乾收到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得到了赴英留學的機會。可天不佑人，在臨行之前，蕭乾的獎學金卻被盜走。一心愛才的胡政之當即出面，為蕭乾補貼了這筆錢。
「1943年，祖父曾隨政府訪問團去到英國，當時他專門去劍橋看了蕭乾。」胡玫和王瑾在《回憶胡政之》一書中記述到，當時蕭乾正準備繼續在劍橋攻讀學位，但胡政之卻給出了不同意見。「祖父判斷，歐洲不久將起戰事，他奉勸蕭乾，抓住這個寶貴機會，做一名戰地記者。」後來，恰如胡政之所料，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燃起。《大公報》也在二戰中的歐洲開闢了一個辦事機構。蕭乾後來也表示，「胡先生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這樣的事情，在胡政之的從業生涯中可以說不勝枚舉。發現有同事創作了一組有關陝北的新聞報道，文筆可嘉，內容獨到，胡政之便興致大發，主動出面編輯成書，予以鼓勵。這位當年的小記者就是後來名震中國新聞業的名記范長江。
「在祖父的一生中，他一方面成就了這份報紙，另一方面也成就了眾多的同仁。」胡玫說。
胡政之啟發金庸辦報
1948年，大公報在香港復刊期間，有一次吃飯，胡政之曾對金庸等年輕報人講，「報紙的任務是教育讀者，以正確的道路指示讀者，我們決不能為了爭取銷路、迎合讀者的心理而降低報紙的水準、歪曲真理。」金庸後來曾說，「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生活與學習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無奇其實卻意義精湛的話來。」
後來，胡玫、王瑾編輯出版《回憶胡政之》一書時，金庸還專門題寫「名言讜論，終身受益」，以表達自己對胡政之先生的敬仰與緬懷之情。
後人回憶|胡玫：最喜歡祖父的講話和通訊
為了向世人還原一個立體的胡政之，也為家族後輩更好地紀念，胡玫與王瑾花費數年之功，跑遍了北京與四川的圖書館，最終將胡政之所寫的多數文章搜集整理成了《胡政之文集》。「祖父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廣，我尤其喜歡其中的講話和通訊。」胡玫舉例說，祖父有一篇名為《自由與正義勝利萬歲》，這篇講話寫於1941年，當時抗日戰爭正處於異常焦灼和艱難的時期，祖父在這篇文章裏用極富感染力的語言鼓舞人們提振信心、戰勝困難。1945年，祖父還曾應美國一家廣播電台之約，撰寫了一篇名為《世界是進步的 和平必須成功》的講話，也在海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胡政之視域極廣，採訪的腳步也踏遍了四面八方。他每到一地，都會用精心的筆觸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感，這些通訊形式的遊記也成了《胡政之文集》中備受矚目的一個類別。「祖父的這些遊記，既讓中國的讀者開闊了視野，也打開了一扇世界看中國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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