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說粵語
香港是立體的，對內地和國際的感覺也立體多元。所有這些，都不影響她是一個有溫度的地方。
文/小杳
近日，一則內地網紅發布的「在香港說普通話會被歧視翻白眼」視頻引起社會熱議，香港本地媒體報道，香港反歧視法定機構「平等機會委員會」發表回應，連《聯合早報》等海外媒體也注意到了，網絡上更是吵成一片。
有人對我發出「元芳之問」：你怎麼看？
說說我入鄉隨俗的努力吧。
在香港工作生活這幾年，學粵語不可謂不發憤圖強。報過兩個班，從粵語拼音學起，數字、香港的地名小吃、簡單小作文，都學過考過。每天打卡練習也十分勤力，兩次考試均達「優良」水準。其間有很多糗事樂事：有的同事用粵語念自己名字，念得滿頭大汗；有的「白話」寫成文字見都沒見過，比如「攰攰哋」，「攰」？念啥？啥意思？猜破頭都猜不出。一次參加活動出來晚了，朋友打電話問到哪裏了，我用廣東話答「而家喺路上」，人家沒聽懂，我只好粵普參半說「而家喺（粵）路上（普）」。搭的士明明用粵語告訴司機目的地，人家反用普通話確認。以至於我後來搭車，一邊用粵語講一邊寫在手機上給司機看。一同事為了學粵語，報的培訓班比別人多、花的錢比別人多、花的時間比別人長，我們笑稱其「粵語專業博士」，但一開口還是大碴子味。
所以，粵語不是把普通話轉個音就OK了，有其特別之處。白話「我手寫我口」，是口語式的文字。比如，上文「攰攰哋」是「有點累」的意思，「在路上」用標準廣東話講是「來緊（哏）了」。所以，我們聽得懂電視新聞類節目，特別是國內國際新聞全都懂，但聽市民日常俚語白話聊天費勁，中間還會夾雜廣式英語，比如「五十個破傘」（percent）。
也所以，我們同事之間用「粵語」交談彼此都聽懂了，但坐在一旁的香港本地朋友一臉懵圈，問「你們在講粵語嗎？」也所以，我們辛辛苦苦學了粵語，但因表達不地道，更難以準確表達思想，日常交流基本用普通話。粵語保持在聽懂日常用語的水平，說得最標準的是「唔該，洗手間喺邊度啊？」
用這種水準的粵語在香港生活七八年，沒覺不方便，沒有絲毫影響。至於有沒有遭歧視，千式千樣，不一而論。
我曾在香港仔用普通話問路，兩個年輕人也回用普通話，怕我聽不明白，還把手機地圖打開，搜索我要去的地方，一邊指給我看一邊用結結巴巴的普通話說明。我曾在中環向一位年輕女白領打聽「都爹利街」，她帶着我走了一段皇后大道，到了路口，指給我看「對面就是」，非常明確。我也在上環問一老伯「鴨巴甸街」，老伯搖頭表示聽不明，我突然想起粵語「鴨」發音是「阿」，又粵普參半式說「阿巴甸街」，老伯恍然大悟，熱情地邊說邊指。我與朋友在馬鞍山社區轉來轉去找去昂坪的上山路，一對中年夫婦帶着我們穿過街區走了好大一段……
香港的溫度也並不僅僅在此。我曾手提一袋書跑着追叮叮車，袋子漏了，書掉在地上，後面一位也在趕車的男生默默地一本一本幫我撿起又默默走開；在餐館點菜時服務生往往提醒先點這些，不夠再加……
當然，也有些不愉快的遭遇。在梅窩，母親走累了，我們跟一家餐館商量坐下來歇歇，晚上在這裏吃飯。店家說六點營業，現在五點，不許坐等。在街邊等到六點，點了菜遲遲不上，催問女服務生假裝聽不見。而老外一來，馬上笑臉相迎，上菜也是後來者居上。在尖沙咀，冒雨走進一家店問路，女服務生以為是顧客，熱情地介紹貨品，剛開口問路，立馬一臉黑線……
也曾在中環私人診所目睹兩個穿着體面的女人，本來在用粵語聊天，聽見我朋友的閩式粵語，立刻「換頻道」改成「英語台」。乘坐香港本地航空公司航班，空姐遇到西洋面孔的乘客和內地華人時，兩副臉色也是時有的事。
有時遇服務生問我「你是北京人還是上海人？」我問為什麼呀，她說「大城市來的比較有禮貌」。
這些境遇，背後折射的是這個社會的歷史沿襲和複雜心態，也折射出兩地交流時的相互印象。所遇種種，並沒有影響到我對這個城市的感覺。
以一個網紅在香港講普通話的遭遇並不能說明太多問題。香港是立體的，既洋範兒十足——很多場合非英語不能表現「高大上」，又十分傳統——在現代化城市管理中充斥着宗族鄉親「自治」；既有一擲千金，也有零零碎碎的車票計價方式；既有彬彬有禮的服務，也有不耐煩的態度。市貌上奢華與老舊並存，習俗上時尚與傳統並存，文化上本土與多元並存，生活上現代與市井雜陳，社會風氣上文明法治與利益爭拗相雜，對內地和國際的感覺也立體多元。
所有這些，都不影響她是一個有溫度的地方。
原文刊登於《大公報》2023年2月15日B6版
編輯：江月
審校：京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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