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部关于萨拉乌苏河古地质与古人类的著作问世了

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

本书是40年来萨拉乌苏考察与研究成果的总结，凝聚了许多萨拉乌苏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也是追求“科学萨拉乌苏”的集体智慧的一个体现。

萨拉乌苏河发源于陕西北部黄土高原白于山北麓、在跨越了黄土区域之后，蜿蜒曲折，潺潺流淌于覆盖众多沙丘的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洼地。沿河草木成荫、生机盎然，宛如一条绿色长廊连接起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南北两端、深深地镶嵌在毛乌素这个黄色茫茫的沙海之中。河流沿岸蕴含着丰富的晚第四纪地层、古生物、古气候与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等地质信息，而尤为重要之处，它是20世纪20年代“亚洲迄今已知的第一件旧石器时代人类遗骸”的始现之地，这一古人类学领域开天辟地的发现，揭开了在当时欧洲人视角中的遥远而神秘的亚洲———人类起源的序幕，从而使一个世纪以来吸引着众多中外地质地理和考古学家陆续涉足该地开展考察与探索，也遂将“萨拉乌苏”一名广传博引、历经百年不衰，在国内外享以盛名。

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晚第四纪层系以及埋藏其中的脊椎动物和晚期智人化石与旧石器文化遗址，最早是由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于19世纪末叶观察记述、之后又经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等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发现和研究的。由于这里的地层中发现的人类化石在现代人类起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又有遗址、旧石器和动物化石伴存，内容丰富完整，于是，德日进等人命名了“Ordos man”鄂尔多斯人（河套人），创建了萨拉乌苏组和萨拉乌苏动物群，这对当时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的第四纪地质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来说，犹如咋要出土的禾苗遇上了及时雨。在考古学方面，他们将萨拉乌苏与同年发现的宁夏水洞沟遗址一起，用事实证明了中国有旧石器人类及其工业文化的存在，大大增强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者的信心，而且还给中国传入了西方旧石器考古的先进理论、技术与方法，对中国后来“北京人”等一系列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然而，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层的复杂性，也使得萨拉乌苏组及其动物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地质时代和文化期，以及与马兰黄土和冰期、间冰期气候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和矛盾，而且在过去很长时期使人感到困惑难解。

为了解决前人研究遗留下的上述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中国学者陆续从不同视角开展了萨拉乌苏考察与研究。1956~1978年间，汪宇平、刘东生、裴文中和贾兰坡等老一辈科学家，在萨拉乌苏河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直到1978年，对萨拉乌苏组、萨拉乌苏动物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地质时代是晚更新世早期还是中期，文化期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还是晚期等问题，依然存在分歧。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学者自1978年以来陆续对萨拉乌苏河进行了更加广泛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以1978~1979年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为研究“毛乌素沙漠形成、演化与成因”在该地区进行的第四纪地质调查为开端，而后是1980年以来由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博物院等多个单位自行组织的联合或独立开展的“萨拉乌苏河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涉及学科和人员最多、历时最长，取得的资料和成果丰富。在这期间，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香港大学及兰州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也先后在萨拉乌苏河做了相关考察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学术见解。经过40年来对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的调查和研究，采用C、轴子系法、释光等年代测定，对地层、脊椎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址的层位，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气候变化、人类进化、旧石器工业文化、动物群、古人类生存环境、新构造运动的综合分析，并与OIS气候期和黄土/店土壤系列对比，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呈现于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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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40年来萨拉乌苏考察与研究成果的总结，凝聚了许多萨拉乌苏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也是追求“科学萨拉乌苏”的集体智慧的一个体现。著者难以忘怀，40年前当在萨拉乌苏河盛夏的一天首次发现萨拉乌苏组原生层位的化石人类——河套人，在同年严冬的一天首次发现城川组主要是一套玉木冰期的沙漠堆积时的情景与心境。我们站在萨拉乌苏河沿岸地层断面最顶层的鄂尔多斯高原面上，面对着苍茫的毛乌素沙漠，仿佛感到我们站在了又一轮关于萨拉乌苏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之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自那时以后的数十年来对萨拉乌苏研究的进程却是极其缓慢的，历经挫折与艰辛，也曾儿度搁浅。我们深深地领悟到，一直以来我们对萨拉乌苏河沿岸的种种晚第四纪地质与古生物现象和旧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的认识尚未能与时俱进地达到其赋予的应有的高度。尽管如此，从著者目前的总结中也欣慰地看到，这本书所展示的蕴戴在萨拉乌苏河谷最近15万年以来非富的地质一环境一古生物以及人类活动的信息，至少可以使萨拉乌苏在我国众多相同时代的灿若星河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中的地位和特色更加鲜明了，更何况这里还拥有可与深海和冰心氧同位素阶段进行对照、明确响应全球变化—千年尺度东亚季风环境演化——沙漠固定与活化多旋回更选的系统的且可以直观辨识的高分辨率气候地层记录呢。而对于后一种情况的工作努力成果，将可能恰是早在2006年当刘东生先生看到这本书维形（第一稿）的研究结果后高瞻远属指出的，萨拉乌苏“沉积物组合规律性和变化性，都非常有利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晚更新世以来全球变化的大陆沉积‘气候地层学系统’的标准剖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问世，对于老辈科学家所期望的这个地球科学的目标还是坚实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值此专著即将全部完成之际，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桑志华、德日进等踏入遥远而神秘的亚洲这个广表的大地、深入涉足萨拉乌苏河谷，首次发现亚洲旧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在自那时起到经历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通过这次研究提出的萨拉乌苏河谷是中国乃至东亚现代人类的发源地、萨拉乌苏河谷走出中国人的看法，这也许是迄今的关于萨拉乌苏研究进展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大事，从而也使得并不因为该地晚期智人化石发现的时间久远而失去其存在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人类学领域的重要意义，却因此进一步提升了萨拉乌苏“与生俱来”的独居的特色、价值与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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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生、董光荣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