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睹为快】朱高峰：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改革的成效和问题

  编者按：

  本文即将刊登于本刊2018年第1期,敬请关注！

【摘 要】本文首先概要阐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作为中国发展和改善工程教育的背景，提出了“回归工程”作为近年来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特征，继而从工程技术与科学的区别、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转变思想方法、建立系统概念、学科融合、评价和供需实际等七个方面讲述了工程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中国教育整体的情况，并提出了人才结构研究、人力资本研究和校企全面合作等三个建议。

【关键词】回归工程 人力资本 校企合作

【作者简介】朱高峰，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院士。

一、背景

工程教育面向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建筑业培养所需的人才，因此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工程教育变革的主要背景。

1. 国际工业发展情况。

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实现工业化而成为强国，但在工业化实现以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也有的称之为信息化时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这些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英美为代表，即明确地要实现去工业化，工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二类以德日为代表，仍然重视工业发展，工业比重虽也下降，但下降速度较慢。从工业中的主体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来看，在前一类国家已经下降到10%左右，而后一类国家则仍保持在20%左右。反映在国家货物贸易量上，前一类是逆差国，而后一类是顺差国。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比重下降，但两类国家的工业、制造业仍然都处于发展中，即绝对值都是在不断提高的。如果说它们有所舍弃，也主要是舍弃了低端制造业，而其中高端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则仍在不断进步发展，并且总体来说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了金融业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金融脱离了实体经济后自我膨胀带来的虚假繁荣和破灭风险，意识到经济的基础还是实体经济，而作为实体经济支柱的工业、制造业更是立国之本。德国等国在危机中的表现相对较好，较为稳健，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各国纷纷提出了一些新的战略，如制造业回归、重振制造业等，而德国则提出了工业4.0战略，即在原有基础上要把工业再向前推进。各国也都认识到，要把这些年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成果与工业、制造业结合、融合起来，提出了数字化、信息物理系统（CPS）、工业互联网等新的构想。

与此同时，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靠实现工业化来加快发展，提升实力，实现追赶目标，其中比较成功的前有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后续又有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近期印度也改变了原来不重视制造业的趋向，提出了印度制造的口号。

2. 国内情况。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业、制造业。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中低端，体现为产品功能性能的中低端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呈现出高端短缺。同时，由于各地产业趋同，而出现低端产能普遍过剩的现象，经济面临转型。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长期不振，因此经济增速逐年下降，由每年增加10%左右逐步下降到6.5-7%之间。制造业发展面临困境，与此同时，服务业比重则在逐步上升，已超过GDP的50%并呈现继续上升趋势，但部分服务业中出现脱实向虚倾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自我膨胀趋势加剧，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明显不足。

3. 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从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看，经济界不少人士提出应以服务业为主体，从占经济的比重来看，这样解读似乎并没有错。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发展制造业就应处于次要地位了呢？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首先服务业的发展还是要以制造业为基础。服务业包括三大部分：生产服务、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和制造业紧密联系的，或者说是直接为制造业服务的；消费服务要求消费者有钱可以消费，制造业就业者的收入提高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公共服务则是靠国家的税收收入来支撑的，而税收中从制造业所得的直接和间接收入是很重要的部分。其次，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是随制造业价值的提高而提升的，从实际劳动生产率来看，制造业提升速度要远远超过服务业，例如学校教育中的师生比就不是提高，而是要降低的问题，餐饮、旅游等的效率也很难有突破性的提高。而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提高与制造业是大体同步的，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不同行业劳动者的收入虽有差别，但大体上是均衡的，资本投入的收益也要有个大体均衡。第三，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大体上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下降，而服务业产出的单价则相对上升。因此离开了制造业这个根基，孤立的说服务业为主体是没有意义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经济的基础，这是有根据的。尽管对实体经济的内涵还有不同的见解，但工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则是无疑的，把更好地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不应有动摇。

4. 制造业的重要性。

首先制造业是整个经济的物质基础，各种自然资源要通过制造业才能为人类社会所用，并实现价值，国家的实力、国防力量也都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强调创新引领，但创新主要是在制造业领域中产生并实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统计，有80%左右的创新是在制造业中发生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制造业。从工业化开始，社会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就大大加速了，经济增速比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有数量级的提高。我国正处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依靠创新发展正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发展高质量的制造业正是给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制造业是国际贸易的主要依托，据查2014年全球货物贸易为35.32万亿美元，而服务贸易总量为9.92万亿美元，货物贸易占整个国际贸易的78%，是绝对主体。而货物贸易中除一些原材料、原始农产品外，主要是制造业的产品。我国是国际贸易大国，已处在世界前列。2016年我国贸易出口中，货物出口为13.84万亿元，而服务贸易出口为208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396万亿元（按6.7汇率），可见货物出口占90.9%，而在货物出口中，制造产品比重已占90%以上，但产品档次还不高，单价价值低，因此继续发展制造业尤其是提高产品质量和价值尤为重要。

二、工程教育

现在讲到本文主题，即教育，主要是工程教育。由于在这个领域成就和不足同时存在，所以不把两者分别叙述，而是放在一起说。

近年来，我国工程教育的主要变化就是回归工程。这个口号（目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MIT一批教授针对美国工程教育的弊端提出来的。美国在二战后感到在科学研究上比欧洲有较大的差距，为此，美国的大学（包括工科大学）把重心转向科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这种趋向，再加上经济上的去工业化，暴露出了美国工程力量薄弱的一面，尤其是与日本的竞争在不少方面处于劣势，同时，亚洲四小龙也在快速进步，这使美国感到了压力，因此MIT提出了“回归工程”的口号。

中国在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成果斐然，尽管存在分科过细，综合大学整体上有所削弱，科学研究进展乏力等问题，但是几十年中还是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在各种政治运动冲击下，仍然从无到有撑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工程教育体系。但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十年动乱中教育受到极大破坏，百废待兴，教育界面向西方国家又感到琳琅满目，可采撷之处甚多，于是纷纷学习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即MIT提出“回归工程”之前的模式），后来又由上而下对教育体系进行了大的改造，各种产学结合办学的方式被取消、割裂，专科院校大批合并到综合院校。加之理工科教师长期脱离工业实际，导致工程教育趋向于学术化、理论化。同时，由于企业大量由国外引进技术，国内很多只是做加工，而大批专业研究单位又被改制为企业，因此产业对国内技术来源缺乏需求，进而导致人才供需脱节。期间虽有一些学者到欧洲德国、瑞士等国家学习访问，了解他们重视工程的特色，但回国后并未形成学派或集体力量。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多位资深学者（中科院学部委员）和产业界人士的长期呼吁后，成立了中国工程院，随后由一批工程领域学者兼教育家如张维、张光斗院士等引领，开展了对中国工程教育的研究，并持续做了一系列咨询研究课题，期间工程院成立教育委员会，集中了包括行政机构、教育机构等方面的人士研究我国教育，尤其是工程教育中的情况和问题，结合社会各方面的研究、调研，参考了各国工程教育的情况和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咨询意见，为政府、学校实行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意见。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各类教育机构进行了不懈努力，使我国的工程教育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进步，单纯依靠引进技术已经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后各地纷纷响应，对工程领域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且拓展了范围。学校则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因此虽然我们没有非常鲜明地提出回归工程的口号，但实际上各种工作是围绕这个目标在做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然也还存在不足之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明确工程与科学、技术的区别和关系。

建国之初，人们对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还是清楚的，当时政府中分别有一个科学委员会和一个技术委员会。后来也许是由于精简机构等原因，加之把社会科学整个划入了意识形态范围，因此科学中只剩下了自然科学，进一步就合并成了科学技术，并且简称之为科技。再慢慢科技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简称，而是一个独立的词，例如高科技等等，但高科技究竟指的是什么并不清楚，因为科学并没有高低之分，西方国家之所以把技术区分为高低，也并非因为技术本身，而是由于技术应用于产业而产生的价值有高低之分，所以高技术是由高技术产业衍生来的，而不是相反。从语义学的影响看，英文和其他西方语言中本没有科技这个词，科学和技术都是分开说的，但是在和中国人接触多了以后，他们也习惯了中国的用法，所以在翻译时就将科技翻译成Technology，反之亦然。可见他们对中国人的科技理解的就是技术，因为在实际场合的使用，技术远比科学多。

中国有漫长的重知轻行、重理论轻实践的历史传统。近代科学技术传入后，人们本能地觉得，科学中理论成分更多一些，技术中实践成分更多一些，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科学轻技术的倾向，对技术产生所谓“雕虫小技”之类的偏见。流弊所及，连很多搞技术工作的人也愿意把自己工作归类于科学，而不是技术。例如大量专业研究院所基本上都称为科学研究院，而很少称为技术研究院，但其实际工作内容却主要是技术。人们说到研究时就说“科研”，而很少说“技研”。社会上普遍轻视技术、技能工作者，旧时代的工匠、匠人是明显的贬称，是不入流的。虽然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正如前文所说，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重知轻行的积习又有所回潮，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显著下降。当然近些年来有较大变化，但还很不够，由于种种原因，技术工作者还远没有得到普遍的尊重。

简单来说，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存在和变化的规律进行探索，其探索的过程就是科学活动，探索得到的结果就构成科学理论。

技术是探索和改变客观世界的方法和手段。方法就是技艺、规范、诀窍等，手段就是工具、信息、装备等（这里的客观世界对社会而言主要指其器物层面，至于制度精神层面则是另一个大问题，不在此处讨论）。

而工程则是运用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来改造世界、创造财富的实践活动，工程大量的内容属于造物（包括改变已有物）。

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其成果体现为“发现”。

技术和工程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技术的成果体现为“发明”，而工程的结果则体现为“创新”。由于两者同属于改造世界，在具体实践中关系更密切，因此人们常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而称为工程技术。

在工程教育回归工程的过程中，三者的关系逐步明确。工程教育界许多人强调工程教育不同于科学教育，要独立发展，建立自己的体系和范式；技术教育虽然从属于广义的工程教育范围，但也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由于社会观念、习俗、评价体系和既得利益的束缚，要在实践中完全做到这些还有待时日。

2.在实际中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人的知识来源于实践，因此认识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这已经被广泛接受。但人们从事工程（造物）过程中，尤其是造新事物过程中，并没有见过或者感受过这个新事物，而是凭着对其它物了解的积累并根据需求去设想所造之物，然后按照设想去制造（建造）新物。其过程是需求（想象或抽象）—策划（设计、模型等）—实践（制造、建造），实际上是认识指导实践，即根据已有的知识、理论去指导实践活动，这种指导可能是成形的理论，也可能只是在人脑中积累的隐性知识，但如果没有任何知识，单凭一张白纸是不可能造出什么东西来的。

人在实践中积累知识需要漫长的过程，原始人从发现火到发明生火方法，从发现金属到发明制作金属工具都历经了千万年。后代人为了缩短这个过程就采用了教育的手段使人类的知识能较快地代际相传，而教育的过程多年来主要是理论—实践—理论，即先将前人积累的已经由事实证明了的理论传授给受教育者，但受教育者此时只是被动接受，而缺乏自己的体验；然后创造一些运用理论进行实践活动的机会，使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中运用所学理论去做并取得实际体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为自己所掌握，形成后一个理论。这就大大缩短了掌握知识的整个过程，近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也证明这种做法的有效性。

存在的问题，一是周期过长，4—5年时间实际上只是一个周期，各环节间联系不够紧密；二是实践不真实，简化了很多因素，不是真刀真枪，容易形成花架子；三是教师本身缺乏实践，指导学生效果不好；四是在研究生阶段，很多学生被当成单纯劳动力，进步不够大。

针对这些问题，各国各校都在进行探索。主要措施有：1增加实践环节，缩短周期，但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缩到多短为好，实践的深度与周期长短之间的关系，各个不同专业的不同情况等，还需要大量探索；2加强校企合作，方式多样，各类学校也不一样，关键在于企业和学校要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措施要真正有利于学生成长。当然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但是企业学校双方有互动需求、形成共识是关键。此外，加强教师培训、尤其是强化其工程实践背景等，当然更是必需的。

在理论实践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环节，如设计、建模、仿真等，这些在不同场景中都有很好的效果，但从认识论角度对它们加以研究探讨，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3.关键在于转变思想方法。

学生的能力核心是思维能力，如果学生不会用脑，或者完全靠记忆，不去思考，只当存储器，不当运算器、选择器，那是必然要被替代的。而思维方法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

（1）还原和构建。

科学活动的方法主要是还原。所有的事物，一层一层剥下去，到最后是各种粒子，就到了底了。但是工程是造物，要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堆积起来，并且要有序，要1+1＞2，甚至1+1=X，即变成新事物，所以要树立构建的思维，把两件、三件多种物品连接起来。要掌握用什么方法连接，只是一个机械的、物理的联接，还是要有化学反应，只是力的传递还是存在能量的传递、信息的传递，在一起后形成什么新的功能，结构是什么样的，有多少层次等等，没有构建的思维是无法搞工程的。

（2）求同和求异。

社会上要大量造物，要保证质量性能，物与物之间要互相联结，因此各个部分都要标准化，很多大工程失败在一个螺丝钉上，就是不遵守操作规律，不按规矩办的结果。因此按规程办、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是现代工业中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要有求同思维。

但是经济要发展，产品要改进，质量要提高，需求在多样化、个性化，因此要创新。而所谓创新，就是要有新的东西、新的性能、新的方法，所谓新，就是和过去不同，搞建筑也是一样，都是火柴盒形建筑，就不再具有新颖性，失去了美感，所以要做和人家不一样的东西，这就要有求异思维。

求同和求异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又是互相关联的，什么也不会做，做不好就整天想标新立异，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所以求同是基础，但如果不会做新东西、没有新想法，也就做一个老实人而已。因此不求同不成器，不求异不成大器。

（3）绝对和相对。

在科学活动中，往往追求绝对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真理就要具有普遍性，不能有例外。如果你做出来是一个结果，我同样条件下做是另外一个结果，那就不是科学了。但在工程中就不存在所谓绝对正确，当然会有正确和错误，所谓错误就是按这个方案是做不出来的，比如说建筑受力弄错了，物件成分搞错了等等。但工程中更多的是另一种场景，即几个方案都可以做出来，但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成本、性能、投资、场地、工期、可靠性、可用性、寿命，有的还有外观等等，要综合考虑。而且做方案本身就有成本，所以不可能做很多方案，更不可能无限多。所以工程中只有较优（指做的方案中较优）而没有最优，甚至比较也有角度不同，从一种角度看A方案较优，而从另一种角度看B方案较优，所以工程往往是妥协、折中的产物，要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一点，教育他们在思考工程问题时不要绝对化。

（4）对立和统一。

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处在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中。如信息系统中集中与分散是两个方面，两者是对立的，但在一个实际系统中又是统一的。最早的计算机局域网就是如此，可以把主机做的强一些，功能完整些，这样终端可以做的很简单；也可以把终端做的强一些，大部分信息处理和存储可以在终端解决，这样主机就可以相应简单。具体采用何种方案要具体分析比较，要考虑整体功能指标和成本，以及使用方便等等。发展到现在的云计算，由于信息处理能力大大增强了，同时信息传输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所以集中成了主要倾向；但当遇到复杂系统，例如工业生产系统时，数据量很大且很复杂，需要就地处理的比重很大，都集中起来并不合理，因此又出现了边缘计算并且和云一起组成系统整体。

工程中往往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需要从整体考虑作出选择。

（5）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研究、解释事物间的基本关系，虽然从哲学层面，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大量较简单的问题，属于形式逻辑范围。最常见的例如三段论，即任何事物的成立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但由于中国长期教条式理解辩证法，批判形式逻辑为资产阶级的东西，造成了很多人不懂形式逻辑，连最基本的推理也不会，往往没有前提，有时甚至大前提也没有就提出结论，给工作事业带来很多失误，有时还酿成灾难。所以，要让学生掌握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学会逻辑思考和逻辑表达。

4.观念上要建立系统论。

任何工程都是一个系统，大工程更是复杂巨大的系统。做工程的人必须要建立系统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局部与整体，局部服从于整体，整体又要受制于局部，一个局部缺失或者做不好、不合格，就会损及甚至殃及整体；二是架构与功能，做工程构建一个复杂系统，为的是实现功能，但功能要通过架构来形成，架构本身的复杂性、稳定性又制约着功能的实现。如何做到架构简单、明快是工程中的基本问题，而功能同样要尽量简洁，不要堆积很多并不需要，有时又互相矛盾的功能。当然，必要的功能是要周全地考虑的。

工程中的系统还有多个方面。一个是对象系统，即我们要造的物；另一个是制作系统，例如工业中的生产系统，建筑中的设计施工系统；还有一个价值系统，要整合技术、经济、劳动、工期、环境等因素，因此，要让学生懂得，工程系统是复杂的、多维度的。

5.学科融合。

现代工程的学科基础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巨大的复杂的需求越来越多，比如资源采集环境越来越复杂，交通出行要求越来越高，生活用品要求越来越精细，机械装备精度和效率要求越来越高；二是技术进步产生了很多新的领域；三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在成本效益、法律等方面有大量新的问题，所以工程教育中必然产生大量的学科融合需求。

学科融合大体可包括几个方面：

（1）自然与人文。

过去学工的基本不学人文社会科学，所以大量工程师不懂经济，生产不讲成本，完成产品任务指标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工程要讲效率、效益，所以要学经济，包括宏观、微观经济，产业企业经济，一定的金融知识等，还要学法学，首先要看企业生产、建筑工程是否合法，包括企业法、劳动法、营销法、环保法等等。还有伦理学，中国一直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却长期不进行伦理教育，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要学工程伦理。可能的话还要学一些社会学知识，例如现在到国外去搞工程建设的就经常会碰到一些社会学的问题。至于管理学，当然是必须的，工程离不开管理，绝大部分工程师工作中都要碰到管理问题，很多人本身就既是工程师又是管理者，所以要学工程管理。工程管理是人文和技术交叉的学科，工程管理学本身还在成长过程中。

（2）专业与综合。

文革以前的问题是专业分得太细，现在大量专业合并，拓宽了面，但存在一个宽和深的矛盾，这里同样要有取舍，核心专业课要深入，要弄清所以然。多数课程不一定要讲很多细节，需要时学生可以自己找，自己学。要培养学生准确高效搜集资料的能力，要会精读也要会粗读，要多开一些概论类的课。

（3）科学与技艺。

这里的技艺就是英文里的ART，由于翻译的原因，中国人对ART的理解就是艺术一义，即绘画音乐等。但实际上ART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技艺，也就是动手做东西的本事。工程教育除了教理论以外，还要有大量的实践。所谓技艺，在这里应该是指实践的方法，即使在实验室做实验，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重大发现、发明都是由于方法的进步而取得的。

（4）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近期的一些发展，主要体现在流通领域（很多人称为消费领域，我个人认为还是流通领域比较确切）和社交领域。真正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还处在浅层和局部，真正全面融合还有待时日。问题之一是从事信息技术的人和从事工业技术的人互相之间沟通较差，语言体系有区别，因此培养融合性人才是一个关键。从应用角度来看，工程专业的人学习掌握信息技术是主要方面。

6.评价。

评价包括对整个工程教育的评价、对具体学校的评价和对学生的评价，目前大学主要关心的是对学校的评价。

（1）评价首先要有标准，现在看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学术标准，二是育人标准，西方多数是讲学术标准，因为育人标准要分类，而学校分类大体上是固定的，绝大部分学校不会去从事争取改变类别的工作。而学术标准不好分类，所以在一起评，评出来的也基本是所谓研究型大学，只是不同评价组织评出的排名有前后之别而已。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评价首先按类别分档，虽然名义上还兼顾学术和育人两个方面，但实际上仍与西方一样是学术评价，育人则基本上不予考虑，或者放在很次要的地位。去年公布首批“双一流”名单后议论较多，主要是具体标准没有公布，缺乏透明度。

从本质上看，学校是教育机构，学术活动也应该围绕育人目标来开展，其效果应主要体现在育人上。当然，由于社会的需要，一小部分（只能是少部分）学校在育人之外还要独立开展学术活动，以满足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这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单独考虑。但中国由于分类不固定而导致各校在分类上竞相攀比，从而使教育失去育人的基本目标，这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面对的。

从相关排名榜中一些仅有的育人评价看，实际上也只是成才结果评价，而不是育人评价，因为只评价输出端的水平，而不是评价输出与与输入之间的差距，这就导致了抢夺优质生源的不良竞争。

（2）评价工作体系。西方都是社会评估，或称第三方评估，中国是政府评估。这次“双一流”名义上说政府评估的结论主要根据第三方评估，但其客观性和中西方的差异仍值得思索。

（3）评价的目的。西方评估是给予社会一个引导，在学生入学选择与学费高低之间有个取舍，也供企业和政府部门等与高校合作研发（包括委托、购买等）参考。但中国则是公共资源的直接分配，两者都是利益关系，但内容和方式上有巨大差别，需要认真研究。

7.供给与需求。

供给与需求之间应该大体上匹配。目前在工程教育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规模与结构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而工科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也居世界前列，从规模上看满足需求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会有些富余。但从结构上看，无论是类型和专业就都有问题了，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反复强调，但无论从学生比例上、教学内容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些用人单位盲目要求高学历，社会对职教的歧视观念没有根本变化。专业则出现赶风的现象，供求不平衡的周期一直在延续，问题在于没有人对此进行细致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人和物质产品不同，培养的周期长，因此，从确定一个专业，到有学生毕业，其间有若干年之久，需求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至于继续教育，则一直未能摆脱向学位教育靠拢的诱惑。

其二是数量与质量的矛盾。这是个永恒的问题，应该承认，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过程中，入学生的平均智力水平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同时教师的平均水平也有所下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下，学校之间难免会为争夺优质生源使用各种手段。近期，为争抢优质教师又再起风波。但这些都无助于平均水平的提高，无助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只有真正采取一些整体提高的措施，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教育整体

工程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它的问题，它的改进，它的发展，它的提高，都与教育整体休戚相关。我国教育事业整体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兹举其要者略加分析。

1. 培养目标。

前些年在对学校考核中，主要是看投入，首先是看硬件，有多少大楼，生均面积，多少实验室，操场有多大，跑道长300米还是400米，最好800米等等。后来觉得不够了，又加上软件，课程设置、教材、教师水平、研究水平等等，近年来学习西方，引进了“OBE”(Outcome-based-Education)的概念，即要看产出，以产出为目标。这样问题就来了，产出怎么去衡量，同样一个学生怎么说好不好？概括说，培养人主要看两个方面，即做人和做事，我们总体上要求德才兼备、全面发展，展开可以说知识、能力、品德全面发展。但是衡量很不容易，需要积累大量的数据，就是看学生毕业后多少年在工作中的表现，至少要跟踪五年吧，一般应要求十年以上才能满足效度的要求。但我去过的高校没见过一个学校有此数据，大多是有几个毕业生是优秀的、有几个人当了官、几个人成了老板、几个当了院士教授等。但这能说明整个毕业生的水平吗？何况这少数个别人是否因为在你这里上了学就有这样的表现？有一次有人去调研某校少年班，回来告诉我确实有毕业生在事业上很成功，我问他有没有失败的例子，比如因为年龄太小，不适应环境而受到挫折的情况，调查人因为没有了解这方面情况而未能回答。另一方面，是“即时”就业率，我所以加“即时”二字，因为据报道有的学校对未就业的学生扣押毕业证件，这样的数字有用吗？这个问题不少人提出过，但没有响应，因为这是上级要考核的“即时”数字，事关学校利益，一些人就不敢较真。

展开到做人和做事。做事方面涉及专业设置，教学质量，实践环节等，科学教育、人文社科教育和工程教育实际内容有很大不同，但问题是同样的，前面已经有叙述，这里不多说了。但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德育，这些年来很难说优秀。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复杂，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诚信缺失、唯利是图、持强凌弱、腐败横行等现象不可能对学校不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德育的内容过于教条，方式过于单一，而且不是贯穿于教育整体中，往往把德育作为单纯的知识传授，简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简单要求保证学时，而不是作为养成教育，按培养人的观念行为来设计、统筹，使不少学生缺乏正确的三观，缺乏面对各种现象的判断力，缺乏面对成功尤其是挫折失败时的应对能力，不少学生存在心理障碍，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

2. 个性化和针对性。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私塾，家庭教师等教育方式中知识传授多为一对一或一对少数人的教育，传授方式可以认为是个性化的，但内容上则大体相同或类似，特别是在儒学一家独尊之后。在手工业方面的师徒传承方式也是一对一的个性化，即使一个师傅带多个徒弟，传授内容也会因人而异。近年来，在学校教育中，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提出要实行个性化教育，而在工业制造领域引入信息技术、商业模式产生新的变革后，在消费品领域个性化定制的呼声也在不断提高，也提高了教育个性化呼声的响度。

但是，在学校教育中真正要做到个性化是不现实的。从需求方面看，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从生物学角度讲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完全一样的人，但从基因来看真正差异的比重非常小，而从受教育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看，最好和最差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很独特，因此真正的个性化是没有必要的。而从供给方面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还是班级太大，人数太多，根本谈不上1对1的教育方式，例如一个班级有50个学生，有一道题25个人做对了，其他25个人做错了，做对的应该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可能有个别人是用了和老师讲的不一样的方法做出来的，而25个错的不可能每个人都错的不一样，可以归纳为几种错法，老师只要把主要的错法讲一讲就大体可以了，剩下的如果有采用特别新的方法的同学，并且经常这样表现的，可以多给些题目去做，或者给一些参考资料增加其自学的机会；对特别差、一点也不懂的个别同学可以适当在课下单独补一下，如果能跟上当然很好，如果确实太差，且长期如此，那么留级甚至退学也是应该的，可以让他去准备从事其他方式的劳动。举一个例子，有人在意大利参加一个市内旅游项目，上车后导游首先问谁讲德语，一大半人举手，随后问谁讲法语，一小半人举手，再问谁讲英语，只有一个人举手，于是每到一个景点，导游就用德语、法语讲解两遍，然后在步行过程中，对那个人用英语简单说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对于不同情况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时可以分类，但首先要照顾好大多数。

3. 公平和卓越的平衡。

公平是社会的基本要求，公共资源的分配有时还要向弱势群体倾斜一些，对中国社会来说，目前的高考尽管备受诟病，但还是公认为各种不理想不完善的办法中最好的一种。但考完了录取进了学校，大家就要有同等学习的条件。学校要追求卓越可以理解，也当然是好事，但卓越如果只体现在为少数人提供机会那就有问题了。尤其是公立学校，如果把资源集中提供给少数人，形成了马太效应，那就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是不应该的。对于优秀的学生可以促使他们更好的发挥潜力，但主要应当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利用公共开放资源去提高，如果教师个人在业余时间愿意给某些人更多帮助，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作为学校的组织行为，那就不好了，况且个别天赋特别好的人，往往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是靠特殊保护下拔苗助长就能成才的。

4. 投入与产出—宏观与微观。

前些年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受到社会上的批评，后有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出来否定，此后人们也不再提及，但若因此对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不再继续研究了，那就是因噎废食、不太恰当了。

教育是社会中的一件大事，教育占用多少社会资源，其产出效果如何应该有个定量的基本判断。目前我们知道的，只是经过多年努力，各级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总和连续几年达到了GDP的4%以上，这是公共经费中唯一定了比例的支出项；另一个就是家长们为子女教育普遍疲于奔命和高额金钱支出。教育是否办得好，归根到底要看投入产出及其关系，教育投入产出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家庭个人），二是家庭，三是受教育者本人，三个层面都要考虑，做到大体均衡。

先说个人层面，西方国家算得比较细：一个人高中毕业后，如果上大学，要多花多少钱（西方家庭认为上大学时大体上已经是成人，所需花钱应自己负担，所以不少人是贷款上学，工作后归还，或者上学期间打工来维持），工作晚若干年，虽然大学毕业后工作工资会高一些，与立即工作相比少获得多少年的工资，因此从全生命周期（学习—工作周期）来看，哪个选择更有利，他们会加以斟酌。比较的范围很宽：包括先工作几年，随后再上大学的，或上大学时选择两年制社区学院（美国）与本科四年制的，也有本科毕业后是否再攻读学位的等，总之，说他们斤斤计较也可以，但是账是算清楚的。因此不少智力水平较差的人感到上大学不划算，不如不上，这也是美国有一半青年愿意上社区学院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学生却从来不算这笔账，因为都是家庭包了，除了非常困难的家庭外，本人是没有负担的。

从家庭方面看，中国家庭的教育负担是很沉重的，首先是非义务教育的学费，由于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加的，与公办学校的性质并不一致；二是学校水平差别太大，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而去购买所谓的学区房，这是城市中的普遍现象。一二线城市学区房的价格已经蹿升到一般家庭不可想象和难以承担的程度，不少家庭甚至不惜借贷去买，这当然主要是中产以上阶层的选择；第三是各种课余辅导班，还有一些为争取录取时加分的高收费的课外文体班。这些加在一起，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从国家层面看，政府支出已经达到了GDP的4%，有时会略有超过，但也不会太多。社会投入数量有限，目前主要还是非盈利性的；像慈善事业一样，公益性的民间投入在中国尚未形成规模。至于盈利性的社会投入，开展得较晚，且未完全放开，即使有利润回报也是来自学生学费。所以关键在家庭支出这一块，究竟有多大量，没有人去研究，更没有相关统计，粗看起来数字不会小，是否达到政府投入相同量级，这是个大问题。可以说，子女教育投入对很多家庭是第一负担，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一是减少了家庭的其他消费，大大削弱了消费品的需求，对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结构不利；二是改变了中产阶层的形态，使中产阶层本应相对富裕的生活变得拮据；三是很多家庭不敢生第二个孩子，影响二孩政策的实施，对社会长远发展不利；四是耗费了大量家长们的时间和精力负担，反而没有精力和时间进行真正的家庭教育。更严重的是，有些钱花了，效果却适得其反，比如，大量补习班实际上是做题班，不仅无益于学生的学业进步，反而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使之疲惫不堪，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社会角度来讲，把崇高的教育事业变成逐利行为（极端情况下甚至沦为少数不法之徒的欺诈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大漏洞。当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观念、制度、利益分配等等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但问题在于，没有人去综合研究，统筹治理。采取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的措施，收效甚微，有时反而越演越烈。总之，要对教育的投入产出做全面的分析，以对国家社会整体发展、青少年成长负责任的态度来研究解决。

5.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

两个阶段的共同目标是培养青年学会做人和做事，但又有阶段性的区别。基础教育是普及性的，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需接受的教育（在高中普及后就完整了）。基础教育同样要讲德才兼备，知识、能力、品德。接受基础教育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劳动者，具有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做事的基础能力。而高等教育则是选择性的，个人要选择是否上大学，学校也要选择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在做人教育方面，主要是境界的升华，在理念、三观、理论等方面有提高，思想和行动更加一致。在做事方面则是更专业、更深入，实现理论和实践在高层次上的结合。因此两个阶段要明确定位和区分，合理衔接。

现在中小学的应试导向，使得德育薄弱，体育和美育缺失，缺乏健康有益的社会活动，学生体质下降，精神疲惫，不少人心理脆弱，受不了任何挫折，一些基本道德，甚至待人礼仪的养成都要挪到大学去解决，堪称荒唐；单一的智育由于缺乏实践和生活体验，也难以内化，形成良好的品味和方法，这就给未来高层次的学习留下了隐患。而到高等教育阶段，一部分落榜者和考到较低类别学校者灰心丧气，多数人则感到终于可以松口气可以玩一玩了，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青年成长。

现在有些中学，尤其是较好的中学，还流行一种做法：引入部分大学课程，赋予学分，以后上大学时可以免修，据说这还是国外的舶来品。如果个别学生确实能力超前，想发挥潜力，多学一些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要求所有学生都这样做，那就混淆了不同阶段，不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而用学分等方式鼓励学生这样去做，是否会弄巧成拙，影响中学本身课程的学习，需要综合研究其中的利弊。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应组织力量认真开展研究。

1. 人才结构及其成长规律研究。

教育部门可能有个错觉，认为我国有人事部，研究人才结构问题应该是他们的事情，近年来中组部对人才问题也非常关心，因此教育部门没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但要看到，人事部是纯行政部门，中组部是党务部门，而教育是行政部门兼事业管理部门，管的事情要具体得多。教育部门是人才供给的源头，而供给与需求是对立统一、紧密联系的，如果不管需求，供给是做不好的。人才领域同样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要很好研究人才结构，不但是专业结构，还要包括层次结构、类型结构，以及随着技术、社会发展而引起的人才结构的变化等。

另一方面，人才与物质产品不一样，人才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进步，不断变化，教育部门传统上只提供初始人才，不能包办其整个成长过程，人才成长过程中有多个影响因素，大多不是教育部门能左右的，但学校应该研究人才在成长的各个阶段与学校的培养有什么关联，学校应如何改进学生在校期间的培养工作，以更好的适应人才成长的需要，还要研究人才成长不同阶段如何更新补充新的知识，学校与产业、企业如何合作开展继续教育，等等。

2. 人力资本及其效率研究。

西方国家对人力资本都有较多的研究，但我国虽然不时有人提到此事，但未见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必须指出，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投入无非是自然资源、人力和货币资本三个方面，综合研究就要基于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分析计算。

人力资本有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二者联系起来就是效率。前面已经分别讲了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教育当然是人力形成的主要渠道，但教育不是全部，还有社会各方面的投入，如企业等用人单位的投入和个人努力的投入，教育的产出也不是教育的独立产出而是学生就业后各种因素叠加的产出。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资源加工、利用的深度可变，但这种变化需要人来完成，金融资本的操作获利也是靠人来进行的，因此人力是一个关键因素，如何体现就要从人力资本角度来分析。

人力资本可以从国家社会、产业企业、家庭个人不同层面来分析，这当然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做到的，但教育部门应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和人力的使用部门合作来做。无论如何，人力资本不研究清楚，教育部门的效率和作用是无法从根本上说清的。

3. 全面校企合作研究。

由于前一段校企关系人为割裂，造成校企合作的很多困难，经过各方努力，问题逐渐在解决。但目前主要问题是企业量大面广，多数水平较低，对院校提不出显性要求。而多数学校都想面向少数“高大上”的企业，因此校企合作的面窄、效果有限。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光是制造业的法人单位就有300万个，其中绝大部分是传统产业，他们都面临着升级转型问题，不改变就没有出路，所以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经营管理上都亟需智力支持。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最高达800万人，其中工科生近300万，所以宏观上说，一个企业平均可以每年摊到一个学生，关键是双方有没有合作意愿，有没有合作途径，有没有合作内容。

数百万企业中，绝大部分（99%以上）是中小企业，由于起点低，它们甚至提不出问题、看不清方向，更不要说向高校、研究所提出清晰的合作项目。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真正的智力支持。我们能不能设想，全国一千多所工科的高校，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和行业组织的帮助下，主动与周围中小企业合作，由老师指导、组织学生深入企业生产和管理一线，帮助企业分析形势、判断前景，提出问题，然后合作改进提高。当然，那些头脑清楚，对问题已经有明确分析判断的企业，就可以直接进行合作，有些问题学校解决不了，可以找其他院所合作，共同来研究解决。在此过程中，学校教师学生除了专业能力、工程经验和职业精神得到锻炼以外，也可以获得应有的报酬，这样将大大促进我国企业的进步提高，也为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提供了前景。试问，这样做是否比盲目的创新创业更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也许这只是个人的一个梦想，但“I HAVE A DREAM”这句话唤醒了多少世人去努力拼搏，奋斗终生。中国的中小企业如果不能成功转型，各种强国目标是实现不了的，现代化的教育也是没有根底的。

此文根据2017年10月13日工程教育论坛上的报告《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改革的成效与问题》整理、修改和补充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亚太自贸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经济发展 2016年48期

2.中国统计年鉴 2017年

3.余寿文 大学的本质功能与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2

4.朱高峰 论人才产业 《面向产业和科教的思考》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11

5.朱高峰 工程技术和产业发展 《论教育和现代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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