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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CU独家】【美】白洁曦:美国对华政策是否过于“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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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i 导 读

近来,华盛顿两党在“必须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制衡中国的崛起”这一事情上达成了罕见的共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似乎正开展一场谁能够对华更强硬的竞争。


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前国务院顾问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认为,当前辩论的基调的问题在于美国的决策者们陷入了不断升级的、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任何试图与“对华强硬”这一共识背道而驰的人,都会被指责为是对另一方的支持。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曾于2021至2022年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自2021年起,白洁曦教授开始在各类平台上广泛发表她对现状的忧虑。其论点曾多次被引用并发表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并曾接受《纽约客》(New Yorker)“人物特写”栏目专访。其多篇文章被《纽约客》重要文章系列收录。


白洁曦教授的警告是否合理正当?她对“中国挑战”的本质是否有准确的评估?美国的决策者们又应如何适应当前的状况?为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外交政策》对白洁曦教授进行了深度专访。白洁曦教授在采访中解答了为何她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需要如何应对。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精华。小 i 编译并转发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康奈尔大学教授

美国前国务院顾问

本文约5400字,读完约17分钟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深度专访白洁曦教授


《外交政策》:让我们先从显而易见的事情开始聊起吧。请具体谈谈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让您感到担忧的部分。

 

白洁曦:我的担忧是当前美国国内的确存在两股力量。其中一股力量想要竞赢、“打败”中国(outcompete and beat),而另一股力量则是秉持一种疑问的态度:“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努力正慢慢被前者所蚕食,并且这一股力量正在把我们一直以来试图创造的那个肯定的、具有包容性的未来排挤出局。

 

我想还是需要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尤其是对“三大支柱”的前两个支柱给予肯定,即(加大)对本国的投资以及(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合作。这两大支柱是成功的必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需要在代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第三个支柱——“竞争”这一部分下更多的功夫、做更多的努力,否则(中美关系)将继续转向冲突,同时也将继续对国际秩序带来压力,最后也可能会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写道的,拜登政府不再追求“改造中国”确为一件好事,因为试图“改造中国”是不切实际的,且恐将适得其反。(译者注:杰克·沙利文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当前,在“竞争”这个框架之下的我们并不明晰我们正为何而竞争,以及应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所有突发的事情作出反应,而却难以在众多事件中厘清各事件的重要性,难以判定哪些事件属于真正的威胁并需要加以解决。同时,政客或官员也将倾向于用中美竞争来包装自己的政治意图,从而促使他们表现得更加鹰派,而不再仔细评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不同政策的损益。


《外交政策》: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会这样问,是因为“中国崛起”已不算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白洁曦:(这种状况)它其实真正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延伸威慑的同时保持现有接触态势,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冲性因素以应对中国。

 

其实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评估变得尤为极端,特别是在话语上。曾出现过这类叙述:“美国感觉正被中国‘糟蹋’”;“中美两国的竞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等等。这种极端的状况导致两国之间对话的措辞发生改变,并使得中美关系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背景下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目前中美紧张关系升级,我们正处在针锋相对的漩涡之中,而这对双方、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拜登政府上台后,他们几乎没有空间去撤销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些具有不良效果的措施,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们被视为是对中国“不必要的软弱”,并使拜登政府更无法施展拳脚,早前拜登政府关键职位提名遇阻的同类事件也可能会因此不断上演。

 

《外交政策》: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拜登政府所运用的措辞和上届政府相比更为清醒冷静,但两届政府出台的政策肯定都是为了(给中国)带来伤害。您认为政策和言辞相比较的话,哪个更为重要?


白洁曦:两者都很重要。因为对方常会以言论为据,来证明我们具有敌对的意图,哪怕我们的行为不一定总是与这些带有威胁意味的话语保持一致。

 

不过我认为最终双方都还是会(更)留意对方的行为,不仅会注意对方的行为是否存在威胁,也会看对方所作出的保证是否可信。在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气氛中,双方都看重对方所做的准备——可能是为了坚持原则,也可能是为应对潜在的冲突,并将其视为对方决心恶意运用其能力的表现。

 

《外交政策》:具体来说,您认为美国的哪些政策是适得其反的?

 

白洁曦:关税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虽说其本意是想帮助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但实际上却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也并没有给我们一直反对的中国经济政策造成可见的变化。


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让我非常担心,即是(美国)为保护“研究安全”(research security)所做的努力——将所有计划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在美的中国学者视为潜在的间谍。这类措辞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使用,且通常更针对与中国军方存在潜在关联的实体,并在拜登政府时期已有了改变。

 

尽管如此,我最近通过与一些美国华裔或华裔学者的交谈得知,他们认为现下的形势相较之前更为糟糕,因为拜登政府实际上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坚决,希望将“研究安全”(research security)战略进行到底。这种行动在我们国内引发了更广泛的“寒蝉效应”,然而我们也并没有抓住机会去逆转(这一战略为美国带来的)损害,去吸引且留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外交政策》:我希望您能回应一下针对您的论点所提出的普遍性的批评。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您一直主张(中美)合作,但因为双方始终未能在具体合作意向上达成一致,所以目前似乎缺乏合作的基础。


白洁曦:关于你的问题,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应。首先,(无论结果如何)我认为我们必须尝试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任由中美关系走向潜在的危机或冲突,不仅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崩溃,还可能导致台海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其次,你说的没错,目前确实很难找到证据来证明中国会回应美国。但同时你可能也需要站在北京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北京或许也会说他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美国方面有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受尊重的平等一员的意愿。这个问题需要深思熟虑的人们去检验“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可能会变得更为温和”这一主张。而这并不是要迎合(accomodating)中国,重点是要找到能够相互地去降低紧张局势的方法。这些方法应无须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接下来数十年内做出根本性的让步或甚至是停止竞争。我们目前所在的轨道,是一条对双方都毫无助益的路,(继续走下去)只会使局势升温,把我们带向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

 

《外交政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到特朗普政府时期,再到现在的拜登政府,您认为中国人是否对你所描述的不同时期的美国政策的转变有细微了解?


白洁曦:美国政策的变化的确是中国方面会关注的事情。现在中美两边都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是将最极端的声音放大,而削弱那些采取更温和的立场、更无零和思维的人的声音。


许多中国人已认识到,美国的国内政治正愈来愈致使美国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现在美国对台湾无条件的支持。我想这是我们在现今所能看到的较为危险的动态之一。


现在(我们面对的)的挑战是,如何使双方的争论能够在不破坏可能的和解的情况下进行。倘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将愈发难以实现。例如,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上周由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召开的公开听证会上表示中美之间是场“攸关生存的斗争”,宣称“中国已对我们在21世纪所知的生活构成威胁”、“中国正指望着其在美国的朋友来抵制我们所做的努力。”这正创造了一个逻辑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参与到对中国意图及美国政策应对的理性探讨中,他们都有可能被边缘化,被视为同情中国的人。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


《外交政策》: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中国是否也在同美国的竞争中筋疲力尽?


白洁曦: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所提到的问题之一,双方都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的事务中加强参与并互相阻挠。


太平洋两岸的决策者们都有责任提出一个更全面的、更包容的秩序愿景,使双方能够实现合作而非总是致力于反制或削弱对方。


《外交政策》:北京是否认为在某些领域上,美国的威胁事实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可怕?


白洁曦:中国认为,美国不仅想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又想对中国共产党造成损害,但拜登政府的意图并非如此。在美国,有一些人发表观点时百无禁忌,其中部分人士不久前还是特朗普政府的实权人物。这不是被迫害妄想(paranoia),而是我们必须关注各种观点之间的平衡,以及目前的情形。


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窗口期:一方面,美国的领导层和拜登政府希望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竞争,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层也同时面对着亟待处理的国内问题,故也希望中美关系能保持稳定。事实上,我们(若朝着)目前所处的轨道(行进下去)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局势升温,恐将带来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


目前我们针锋相对、持续升温的局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就双方而言,当前的挑战在于打破威慑只是关于威胁和报复的思维模式。双方关系不仅在于能力对比和尽可能地打击对方,它也意味着为相互的报复设置门槛,从而确保如果华盛顿或北京不进一步升级冲突,双方都可以期待一个更好的结果。而现在,致力于增强威胁可信度的努力是以牺牲这种保证的可信度为代价的,而这正在助长双边关系的恶性循环。中美双方都应承担起寻求改变的责任。


《外交政策》:其他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尼日利亚现在对中美关系持何种看法?


白洁曦:其他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他们都担心在未来美国和中国将只会单纯地以打败对方或(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为基准来衡量成功。这也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会建议美国在政策的制定上以“我们想要什么”为导向,而非“我们惧怕什么”。


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都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保有同样的看法)。如果美国最终是想要建立更广泛的联盟,那我们最终还是需要明确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因为如果把与中国的竞争设为绝对原则、优先事项,且有意保持与中国竞争,就像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说过的那样,那么美国将会与盟友、伙伴和其他国家之间产生更多摩擦。


将全球政治框架描述为“威权”和“民主”的斗争,使得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联盟更加困难。无论领导人所处的政权类型如何,治理是所有领导人都想要的东西。这种框架也加大了防止竞争变得更具冲突性的难度,并可能导致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而不是限制它们的合作。


《外交政策》:当您在观察美国政治人物对台湾问题的讨论以及广义的美国对台政策时,您认为其中哪里出现了问题?


白洁曦:在我看来,事态恶化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象征意义的重视程度高于实质意义。


当前的挑战在于,实现威慑不仅需要威胁,还需要美国展现其将继续致力于维持现状的可靠保证。如果中国不选择将事态升级,中国也不必担心美国会无所顾忌地承认“台独”。


如果我们想维持未来几十年来对各方都很有利的和平稳定,我们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形成威慑而非激怒北京。


《外交政策》:华盛顿对北京形成威慑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如何在不导致台海爆发冲突的前提下提高双方(改变现状)的代价?


白洁曦:我们就该问题已在持续地进行许多不同的行动,并应该继续将这些行动进行下去。其中一个行动就是,在与盟友和伙伴的协作下,提升美国在该地区军事部署的韧性。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美国仍愿意接受以任何形式达成的和平解决方案。因为,台海问题的前景最终也有可能会演变成北京方面所称的“两岸统一”。这种可能性(“两岸统一”)是必须存在的,否则对于北京而言将只能运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两岸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想要阻止的。


正如瑞安·哈斯(Ryan Hass)和白明(Jude Blanchette)所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没有解决方案。(译者注:瑞安·哈斯为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白明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所主任)我们应该采取拖延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巧妙地使台湾实质上增强其防务和经济韧性。但这也意味着要我们要避免诸如高调访问之类的事情发生,这些行为势必会使台湾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台湾民调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为(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给台湾带来的安全代价远大于好处。


《外交政策》:但您刚刚提议的解决方案只能推延潜在的冲突爆发,并不能阻止该可能性的发生。


白洁曦:如果你能永远推迟一件事的发生,你就已经将其避免了。


《外交政策》:如果您能给正在收看我们的讨论的政策制定者们提一些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建议,您会说什么呢?


白洁曦: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机制来评估许多表面上旨在保护美国的政策在实际上给美国人造成的损失。通常它的措辞是,“我们可以跑得更快。”但我越来越认为,我们正试图迫使北京放慢脚步。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为遏制北京所耗费的精力其实正在拖慢我们自己的发展。对我来说,我们目前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确保美国继续致力于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国家,一个能够让不同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被尊重的国家,美国不能成为因恐惧而压制不同意见、将不同意见视为“不忠诚”或是“不爱国”的国家我们不应作茧自缚,重蹈覆辙。


从拘禁日裔美国人到针对穆斯林和锡克教美国人的仇恨犯罪,美国每次设法与被视为“关乎美国存亡的敌人”竞争时,往往在国内采取的政策都会比所谓“外面的敌人”对我们的民主产生更高程度的破坏。因此,我们除了继续仔细评估中国的意图、能力,以及我们在政策上能够如何更好地应对中国之外,这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外交政策》:自从您离开政府后,您就成为了您所提出观点的代表人物,基本内容是呼吁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进行更精细且温和的辩论。您认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当权者是否有对您的观点作出回应呢?


白洁曦:很多人都有对我的观点作出回应。我知道政府内外不同人士都曾对我的呼吁表达了赞赏,也根据我的呼吁去思考我们究竟为何而竞争。这样的竞争将走向何方?如果我们并不喜欢当前的轨迹即将引领我们到达的前方,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去重新设想另一种未来并朝着另一种可能性努力呢?


所以,我认为我提出的讨论是有受众的。我希望我们能够跨越党争,共同确定我们(美国)想要引领的那个未来,而不单单只考虑如何能够竞赢中国。坦白来讲,现在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放弃继续接纳中国及中国企业的投入,我们将无法实现美国脱碳或绿色能源转型的目标。中美两国相互的融合程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中美无法做到完全分开。因此,打败对方的设想其实根本不符合我们所处的现实。




本文为iGCU原创翻译,欢迎转载,转载时请标明文章来源: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翻译:曾楚瑶、朱思思、储浩翔

校对:高丹、刘聪、王博涵

排版:谢鸿雁

审校:高丹、刘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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