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白史》所见三王名考
近代藏学大师更敦群培（dGe-’dun-chos-’phel,1903~1950）曾著有《白史》一书（Deb-ther-dkar-po），可惜在1946年作品未竟之际作者即被捕入狱，剩下的史篇遂只能遗恨于时代了。在《白史》中更敦群培已将历史研究专门化，并得出了一些新颖的论见，是书可谓其史学思想精华的浓缩。由于更敦通晓多种外语，语言便成了他学术研究的莫大助缘，他对藏文起源的考证也主要得益于这一声明素养。关于藏文的起源，布顿大师（Bu-ston-rin-chen-grub,1290~1364）等人认为是吞米桑布扎（Thon-mi-sambho-ta）以梵文楞札字（Na-ga-ra）为蓝本创制了藏文，有些学者又说是印度“兰札”（Lanyadza）与“乌尔都”（Wartu）两种字体的结合，本教人士则认为藏文的源头可追溯到波斯古文及象雄文。更敦总结诸说后提出：“不管怎样，吞米是笈多（Gupta）诸王统治时期前去印度的。令人惊奇的是：与吞米同一时代的印度哈喀王（Harsha）和鸠摩罗笈多王（Kumaragupta，童密）、苏罗亚瓦玛纳（Suryavarman，日铠）等时期所创造的、现在印度各地均可见到的铜牌等上面镌刻的文字，与藏文极为相像，从稍远处望去，竟好似一位笔法不很熟练的人书写的藏文。即使未学这种文字的人，也能识读许多。由此可见，藏文所依据的蓝本，似乎就是这一笈多文字。此外，那些宁玛派的掘藏类秘籍中的许多文字，酷似这一笈多文字。”[1](p. 169)应该说更敦对这三个王名的拼写无误，不过除了鸠摩罗笈多王，这段文字中“哈喀王”和“苏罗亚瓦玛纳”的译法令人困惑，鸠摩罗笈多王也未说明是何许人，看来译者对相应史事比较陌生。就《白史》的话语而言，故往以此为名的君主实不止三人，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按生活年代的先后顺序对相关人物作一番考证，以免历史错位。
笈多王朝（约320~570）是古印度的黄金时期，旃陀罗笈多二世在位时（Chandragupta Ⅱ, 约380~413/415）扫灭了塞种（Saka）和贵霜（Kushana）政权，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Ⅰ, 约320~335/340在位）及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 约340~380在位）时期缔造的霸业至此达于巅峰，笈多帝国遂为北印度之主宰，在宗教、文学、科学、艺术、商贸等领域皆成就斐然。鸠摩罗笈多意为“童护”，史载笈多帝国先后有三位名为“鸠摩罗笈多”的皇帝。鸠摩罗笈多一世（KumaraguptaⅠ, 约414/415~455在位）是旃陀罗笈多二世之子，笈多帝国的第四代皇帝，其执政时保持了帝国的繁荣局面，行政上也有所改革。尽管其在位后期帝国受到嚈哒（Hunas）的威胁，但危局为其子塞犍陀笈多（Skandagupta,455~467在位）化解。关于鸠摩罗笈多二世（KumaraguptaⅡ）的事迹今人知之甚少，据那烂陀（Nālandā）石刻铭文推断，他可能是鸠摩罗笈多一世之子补卢笈多（Purugupta,467~469在位）的皇位继承人，在位时间却只有公元474年可考。鸠摩罗笈多三世（Kumaragupta Ⅲ）和毗湿奴笈多（Vishnugupta）则是笈多王朝的最后两位皇帝，当前的研究者尚无法确知鸠摩罗笈多三世的事迹[2](pp. 180-195)、[3](pp. 75-78)。
Harsha全名Harsha Vardhana，玄奘译为“曷利沙伐弹那（唐言‘喜增’）”，即玄奘旅印期间见到的印度北部帝国的统治者戒日王（约606~647在位），“戒日”（Śilāditya，音译为“尸罗阿迭多”）是他即位后的号[4](pp. 428-432)。玄奘说他率军“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广其地，更增甲兵，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4](p. 429)经此努力，笈多帝国衰亡后四分五裂的北印度渐趋一统。戒日王掌政时广兴佛教，而其自身的诗歌和戏剧修养亦很出众[4](pp. 436-445)、[5](pp. 182-184)、[6]。
戒日王晏驾后，帝国随之崩亡，首都曲女城（Kanyākubja/Kannauj/Kanauj）后为耶输跋摩（Yaso Varman, 约690~740在位）所据[2](pp. 242-244)。更敦群培说的Suryavarman汉译作“苏利耶跋摩”，梵语意为“日神胄”或“日神铠”，却不见于印度史料。苏利耶跋摩实为柬埔寨真腊帝国的君主：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Ⅰ，1002~1050在位）登基前后不仅讨平了许多异己，且令贵族们以性命作担保向他宣誓效忠，由是武功极盛，彼时真腊势力已扩张至湄南河谷。天宫（Phimeanakas）和茶胶寺（Ta Keo）的建成以及都城吴哥（Angkor）的扩建也是其统治时期的大事。苏利耶跋摩二世时（SuryavarmanⅡ, 1113~1150在位）兴建了著名的毗湿奴神庙吴哥窟（Angkor Wat），并一度征服了占城（Champa/Campa）[7] (pp. 105-110)、[8](pp. 21-39)、[9](pp. 330-333, 342,351)、[10](pp. 15-76)，当时“其国在占城之南，东际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罗希。”他还至少三次遣使入贡宋朝[11](p. 6767)。苏利耶跋摩二世以毗湿奴化身自居，登遐后还上了个谥号——“至尊毗湿奴”（Paramavisnuloka），不过他的文治武功是以臣民的福祉为代价的，于是精英困顿，百姓穷苦，整个帝国怨声载道[9](pp. 333,353)、[12](pp. 52-53)。有些学者认为，7世纪后作为王名一部分的梵语词“跋摩”（varman）在高棉语中有了等级和王统的内涵，“苏利耶跋摩”意即“日神王”或“日王”[13](pp . 21-23,60)、[9](p. 330)。
吞米桑布扎的生卒年现难考订，但藏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公元7世纪人，以此而论，《白史》所述三王中只有戒日王与其是同时代人。那么更敦群培为何会将吞米置于笈多时代，又将戒日王及苏利耶跋摩误为笈多王呢？对此笔者拟作三个层面的分析：一、细阅《白史》不难发现，作者对印度史和柬埔寨史的研究成果了解甚少，同时他忽视了对相关史料的考辨，这两点可能是导致《白史》出错的直接原因。二、古文字学研究表明，笈多文字滥觞于婆罗米文字（Brāhmī script），婆罗米字和笈多字对后世印度、西域、东南亚诸文字乃至藏文的影响至深。从字形来说，大多数笈多字母确与藏文字母非常相似，更敦感觉笈多字与藏文“极为相像”绝非主观臆断，他在《各地的古今文字》一文中进而认定笈多字乃藏文蓝本，该文还谈及泰、缅、僧伽罗等文字源于婆罗米字这一观点，可惜未加详论[2](pp. 214-216)、[3](pp. 75-76)、[14](pp. 332-334,386-387)、[15]、[16]、[17](pp. 43-68)。或许正是因为更敦对文字本身特别是字形太过关注，历史感却相对弱化了。三、苏利耶跋摩的问题不宜简单归因于某种常识性错误，它实际折射出这样一个深层主题：东南亚文化在固守本土传统之际曾经历过一段较长时期的印度化（Indianization）过程，其间形成了种种本土化（localization）和印度化混血的文化类型（hybridization）。具体到柬埔寨，印度文化对真腊文化的熏染自不待言，吴哥窟美术蕴含的印度元素已化作岁月的积淀，吴哥城巴戎寺（Bayon）的众多佛、菩萨、毗湿奴、湿婆以及其他印度教神祇的造像既为真腊皇室成员的象征，也是印度天王崇拜古风的延续[18](pp. 3-29)、[8](pp. 13-66)、[9](pp. 242-353)、[10]、[12](pp. 46-55)、[19](pp. 18-28)……
参考文献：
[1] 更敦群培.白史[A].更敦群培文集精要[C].格桑曲批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2] Sharma, L. P.Ancient History ofIndia(Pre-Historic Age to 1200 A.D.) [M].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1.
[3] Powell-Price, J. C.A History ofIndia:From Earliest Times to 1939 [M].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Sons Ltd., 1958.
[4]（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M].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M].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
[6]（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7] Hall, D. G. E. A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 London:Macmillan, 1966.
[8] SarDesai, D. R.Southeast Asia, Past & Present [M]. Boulder·San Francisco: WestviewPress, 1994.
[9] Higham, Charles. The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rom 10,000 B.C. to the Fall of Angko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M].夏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第二百四十八·外国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据武英殿本影印.1986.
[12] Chapuis, Oscar. AHistory ofVietnam:From Hong Bang to Tu Duc [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5.
[13] Vickery, Michael.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AngkorCambodia: The 7th-8thCenturies [M]. The Toyo Bunko: The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1998.
[14] Snellgrove, David.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M]. Boston: Shambhala, 2002.
[15] Chatterjee, Gautam. UnderstandingBuddhism through Ancient Indian Script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www.ibiblio.org/gautam/budd0004.htm.
[16] Knighton, Paul. TheAlphabet-Background, a Brief Description[EB/OL]. http://bocksaga.de/description.htm,1995.
[17]更敦群培.各地的古今文字[A].更敦群培文集精要[C].格桑曲批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18] Winichakul,Thongchai. Writing at the Interstices: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andPostnational Histories in Southeast Asia [A].Abu Talib Ahmad and Tan Liok Ee (eds.), New Terrain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C]. Athens:Ohio UniversityPress &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志国·真腊国[M]. 杨博文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注释：
音译为“羯若鞠阇”，今卡瑙季。
即当吴哥王朝（the Angkor dynasty, 约802~1434）。
吴哥窟也是苏利耶跋摩二世的陵庙。
蒲甘（Pagan）即缅甸蒲甘王朝，具指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叶蒲甘王朝的都城，故地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敏建（Myingyan）西南之蒲甘；加罗希（Grahi）当今泰国南部万伦湾（BandonBay）西岸的猜也（Chaiya）[参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7、945、1009-1010页]。
事实上除了佉卢文（Kharosthīscript），其它南亚文字皆由婆罗米字演化而来。
公元4世纪的笈多盛行古典梵语，作为其书写载体，前北方系的笈多型婆罗米文字（Gupta Brāhmī script）地位优越，后世的悉昙、城体、莎拉达、古孟加拉、天城体、兰札等文字都是笈多字的变种。
如吐火罗语的甲、乙两种方言。
在婆罗米字基础上形成的南印度格兰他字（Grantha script）与僧伽罗文的关系就很密切。公元6-7世纪，帕拉瓦型（圆体）格兰他字（Pallava Grantha script）与笈多字传入扶南和真腊，由此衍生出古高棉文，古高棉文之孳乳变异，又有泰文和老挝文的诞生。
吴哥的天王崇拜（Devaraja cult）始自“转轮圣王”（Chakravartin）阇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Ⅱ,802~850在位），他信奉湿婆，其陵庙也供有象征湿婆的林伽（linga），新都的修建计划更承载了古印度宇宙观的信息：王与神的合一，人类世界之小宇宙与神灵世界之大宇宙的和谐。与之相应，他想将自己塑造成湿婆的化身，以此强化王权，折服异己，从而实现国强民富的政治理想。苏利耶跋摩二世对毗湿奴的偏爱及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 1181~1218/1219在位）对佛的信仰也是天王崇拜的例子。
编者按，作者王璞现为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该文原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图片为作者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