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应樑 ▏谈民族调查

自从给“民族学”恢复名誉以来，不少年轻的民族工作者和青年学生都想本着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去从事民族调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他们不知道民族调查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否在民族学中已讲到。他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民族调查应怎样进行？”“被调查的人不愿说实话怎么办？”“调查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怎样才能获得需要的材料？”等等。由于“民族学”的研究中断了多年，年轻的民族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三十年来，我们做了不少民族调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缺少“民族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锻炼，所以调查得到的材料就不是那么理想。民族学对于民族调查记录，有两点严格要求，一是要材料确实可信，二是要能够反映民族特点。用这两个要求来检查一下解放前我国的民族调查工作，可以说基本上是按着这个路子走的，缺少的是一般人还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研究。解放后从事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能学习着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但却忽视了民族学的这两个核心要求，即材料不够确实和不能表现民族特点，而且发生了一个偏向，用经典作家的结论来划出许多框框，束缚住自己的思维，因此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调查材料安在哪个民族的身上都适用，实际上都不适用。邓力群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过这样的话：“有的搞调查的人，往往自己先有个想法，调查时候就引导人家按他的框框说。”“我们过去的名族调查，搜集了很丰富的调查材料，毛病出在越整理越失去本来面目，写出来的简史、简志，各民族差不多一个样，模糊了每个民族社会情况和历史发展的特征。这样的书谁看？恐怕谁也不看。”（《光明日报》1980年7月9日）因为说的是事实。所以听起来觉得很痛快，也很发人深省。

事情很明白，老一辈的民族学工作者年级已老，要直接去参与民族调查工作事实上有困难，不少考察工作要求靠中年和青年一代的民族学工作者去做，对荒僻的边远地区的民族调查工作尤其是这样。这些担起了民族考察工作重担的年轻人有着满腔的工作热情、强健的身体和顽强的毅力，但是在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去开展工作，困难时显而易见的。今天要找一些较切实用的参考书籍都不容易。我对这些急切地提出问题的年轻有志之士十分关心，很愿意谈谈自己过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这些感受得自我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民族考察的实践。我曾考察过广东和广西的瑶族、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我虽接受过民族学训练，但解放以来在从事民族调查中，不敢再依照老一套的要求去做了。现在来旧事重提，难免时过境迁，不一定对今天的民族考察工作有什么帮助，只好请大家择其可用者而取之吧。

民族学研究的老前辈蔡元培先生在所著的《说民族学》一文中（1926年版）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这里包含了四个很重要的内容：一民族文化（广义的文化），二考察，三记录，四比较研究，明白地把“考察民族文化”定为民族学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献上对各民族的记载不多，而且语焉不详，甚至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思想，使一些文献大多不足信。对各民族历史和现实状况的了解，常常不得不凭借于对各民族的实地调查，对于文献上缺少记载的民族更是非依赖民族调查不可。可以说民族调查是民族学研究中获得资料的重要手段之一，调查工作的成败往往能影响到整个研究工作。因而学一点民族学中有关民族调查的方法，提高调查的成效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从某种意义上看，民族调查之于民族学本身与田野发掘之于考古学的关系十分相似，两者均在于获取丰富的实际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在具体工作时，民族调查和田野发掘又有差别，各有各自的特点，各有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不正视这些特点，往往会导致调查工作的失败。这些特点中重要的一个是：民族调查是对活着的个人或人群进行工作，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同意、支持和协助，则工作将寸步难行。因而如何争取得到调查对象的好感和信任，乃是整个调查工作中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其次民族调查的是活对象，它随时处于活动之中，不似考古学对象那样一般不会再发掘中变动。因而对于民族调查来说，方法必须是多样的、灵活的、变化的，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对象得用不同方法去进行调查。再次在民族调查中，由于民族语言和民族生活习惯的不同，使我们的思想，我们提出的问题，不一定能顺利地让被调查者了解，遇到翻译人员不懂你提问的内容时，那可能会得到离开真实情况的材料。为了避免这些障碍，进行民族调查时，常常不得不准备多种方式、方法，一种方法失败后随时可以换上另一种方法。最后须要警惕的是，由于民族习惯的不同，在提问中有时会发生思想上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往往会编造一片假情况来应付你，用这样调查得来的材料作研究根据，那真是害人不浅。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从事民族调查工作，大体上有八个方面值得注意：准备工作；如何拟调查计划；进入调查前要注意的事项；如何观察；如何访问；怎样做记录；摄影、绘图及征集民俗品；收尾工作。下里分别做简单的叙述。

一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的工作量很大，也很琐碎，但必须做好。大概说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充分查阅考察地区的有关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地方志、前人的著述、口头的传说。这样一方面使我们对所要考察的地区中心有个底，到现场后不致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另一方面为拟制调查计划提供依据。这些文献资料摘录下来，对将来写调查报告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阅读文献资料的同时，还得普遍走访去过这个地区或了解这个地区民族情况的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并把他们提供的情况和文献资料进行比较，看看有什么差异。进行这一工作往往是对自己判断力和工作勇气的考验。1937年我第一次去云南，中山大学给我的任务是调查云南西部的傣族。文献中把傣族和傣族地区讲得神秘可怕，什么瘴气、放蛊、琵琶鬼等，在昆明拜访过的人，包括一些上层人士，都劝我不要到傣族地区去。他们说那里的人会放蛊，中了蛊就回不来了；还说那里有人会把整张牛皮或一把刀子化为微尘，咒入人的腹内。我问他们是否中过蛊，或见过会咒物入人腹的人。他们都说没有亲身经历，或亲眼见过，但到傣族地区得瘴气，甚至死亡的，确有其人，而且不少。我从惊奇、怀疑到思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放蛊是假，瘴气是真。所谓瘴气，就是恶性疟病。这就坚定了我去滇西的决心。事实上我在滇西调查数月，就从未见过放蛊的事情。我遵照医生的嘱咐，按期服用防疟药品，也从未得过瘴气。

调查中所需物资的准备应该周详而不累赘。周详是要求作到在整个调查工作中所需的一切器材，如：照像机、体质测量器，生活中所需的用品，包括可能用到的药品，估计在考察地区内不能补充到者均应带上；不要忘记带点礼品送给被访问的人。东西带少了或忘记带了必要的物品将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可是带多了又会成为累赘。我在当年民族调查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骡马，我带的物品不超过一个骡马驮子的重量，行动起来只须两匹马—一骑一驮，就解决问题了。现在的工作条件和交通条件比我搞民族考察时好得多了。但是去考察的地方生活条件，交通条件和医药卫生情况，比起城市来差距仍然很大，这项准备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一个民族调查工作者应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在不影响健康和工作的情况下，尽力和被考察地区民族的生活接近一点，就更容易和他们交上朋友，感情上融洽，这对调查工作的进行有很大的好处。我到大凉山调查时，就是带足工作用品和药品，生活上的用品就带的很少。进大凉山后我和当时当地的彝胞一样披毡子、吃包谷，一百多天的考察中都是如此。当时货币贬值，物价腾贵，中山大学给我的考察费用远不够用，我又是单身一人进大凉山，如果生活上考虑得多了点，那就根本进不了大凉山。

二拟制调查计划

上述两项工作做好后，应该立即拟定调查计划。拟定调查计划，必须注意要有现实性，应该把可以办到的内容拟定进去。不要先划框框，不考虑可能性，盲目地好高骛远而结果办不到那有什么用？调查计划还应当体现出此次调查的中心来。任何一次调查，总要受到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样样都弄清楚，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个主要的中心任务。在计划中缺乏中心，全面开花必然会在调查中无所适从，使工作陷入混乱。当然中心不是孤立的，必定会和其他内容互相关联，因此在计划中还应列进与中心任务关联较紧的项目。

调查的目的在计划中应有明确的规定，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特征，民族考察就要求能充分地把握住这些特征，在入境前通过资料的搜集能对将要调查的民族特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写进计划中，今后在调查中可以用来与事实做映证。当然这样的初步察觉不一定会很准确，临到调查现场后发现新的更主要的民族特征那才是重要的。调查计划不是机械死板的，不要怕以后再调查中改变调查的内容甚至改变调查的中心项目，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拟定计划时应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

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考察计划应包括有如下一些主要内容：

（1）民族状况：该族的族称（自称和他称）、分布、人口、民族的来源、历史的传说。

（2）地理环境：自然状况、山脉河流、植被土壤、气候、物产及交通。

（3）生产和生活状况：从事哪些生产，生产方法，生产水平，社会发展程度，职业分工状况。家庭、婚姻、宗教、节日活动、语言文字等。

（4）民族关系：和邻近各族的往来、通婚、贸易和交换关系，不仅了解现时的情况也要了解历史上的情况。这些内容都是最基本的，作计划时应全部考虑，若有缺漏可以留待进入现场后补上。调查计划宁可拟得详细些。

三进入调查

准备工作完备了，调查计划拟好了，就到了进入调查的阶段了。在行将入境之前，还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得事先了解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俗话说“入境问俗”，我们做民族调查工作，应该“未入境，先问俗”。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特有的传统风俗习尚。一个外来人能够“从其俗”，他们觉得这是看得起他们、尊敬他们的表现，在心里留下了好感。这样能为互相间建立感情打下基础，将会给调查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如果对他们的风俗不尊重，尤其是违反了他们的禁忌，不仅对调查工作不利，还可能给你带来祸患。例如傣族地区进入佛寺，登上佛殿台阶必须脱鞋，否则会当面受到责怪，以后你再休想到者佛寺中去或访问佛爷谈任何事情了。景颇族的住房有前后两门，一为生门，一为鬼门。本宅人可以任意从两门出入，外地生客只能从生门进出。你要是从鬼门走进去，他们认为触犯家鬼，轻则责令人杀鸡祭鬼，重则要用你的血去祭。

在一定时期的特殊环境下，他们对某件事的好恶心理，也得事先了解。这对工作也可以起关键性的作用。我第一次到滇西调查时，傣族地区还是土司统治。旧云南省政府派来护送我的人，只把我送到与芒市土司接壤的龙陵县就折回去了，我虽然手中持有旧政府的介绍信，却不敢也无法冒然进入芒市。我在龙陵逗留了近十天，摸清了情况，才知道当时凡是政府派到土司地区去的人员，对土司和人民贪污敲榨，无恶不作；土司和人民对这些“汉官委员”们恨之入骨，称他们“喝血吸髓的豹子”。我如果拿着旧政府的介绍信去找土司，不也要被他们视为“豹子”吗？我从龙陵人民口中，知道芒市土司方克光是个开明土司，曾经到过上海等地。于是我就写信给他，说明我不是政府委员，是中山大学派来调查民族的。这封信雇一个专人送去，第三天方克光就派人来欢迎我。在第一个土司地区把感情建立起来了，以后便由各土司辗转介绍。我能够在四个月内走遍德宏境内的七个土司区，和各土司交上了朋友，顺利地完成考察任务，在龙陵十天所做的工作，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今天的情况和过去比起来虽然有天壤之别，但是在所考察的地方先得某些有影响的人支持和引荐仍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十年浩劫中，党的民族政策被破坏较严重地地区，事先摸清当地的民族关系是必须要事先做好的工作。总而言之，入境问俗是进入调查现场之前应做的第一件事。怎样对待民族传统习俗？归结为两句话：“尊重民族风俗，切莫触犯民间禁忌。”

四观察

进入调查现场后要做的工作主要的不外两项，一是观察，二是访问，前者用眼，后者用口和耳。口和耳有时还可以休息，只有眼睛不同，从进入现场直到离开没有一个时候不用它。也就是说，初到一个地方很自然地，首先就是四处看看。作为民族调查，这种看就不是随便看看，而是有目的的细致观察：山脉河流，农田水利，房屋建筑，以至于一草一木，然后进一步看到人，看到活动着的一切。这样经过一段目不暇接的阶段，对这里的情形可以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概念。观察得越细致，越具体，越能给下一步的调查访问打下更为良好的基础。就是在访问中也还要随时不断地注意观察，有句俗语说：“亲闻不如亲见”。又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可以充分说明观察得重要。哪些该拍照，哪样要绘图，哪种该拓印，哪样实物需要作标本，都要先经过观察，然后才能择决。

观察静止的事物容易，观察活动的事物就不简单，而有不少事物任你描述得怎样细致，也不如自己亲眼观察到的映像来得具体。举一件事作例：我们在海南岛五指山下调查黎族巫师跳神治病时，虽然访问了很多人，听了长篇的叙述，但是仍然得不出一个具体的映像。去请巫师来跳上一次神，让我们亲眼看看。他们一听全都摆头吐舌，说没有鬼附在病人身上，怎么可以随便跳神，冲犯了神那还了得。几次交涉都都说不通。后来我们只好玩个滑头，让考察团的一个成员装病睡在床上，再去求巫师给医治，这回巫师才来跳了一回神。就这样我们才对海南岛的巫师跳神是怎样一回事得到一个具体的映像。

这种骗人的事今天当然不应该再做，举这个例无非想用它来说明观察这个项目在民族考察中的重要性。

五访问

调查访问应该采取“先交朋友后聊天”的方式。交上了朋友在闲聊中搜集材料才能得到可靠的资料，访问中切忌“问答式”的询问，切忌“审问式”的追查。调查谈话要力求自然些、轻松些，尽力解除对方的拘束和不必要的紧张。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整套善恶、美丑的观念，在调查之前我们对被调查者的这些衡人论事的是非标准往往很陌生。不弄清楚标准之前，凭自己主观想法去做“好事”，希望交上朋友，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一些少数民族不习惯用厕所，如果做“好事”帮助他们修厕所，他们不仅不会感谢你，对你产生好感，反而会认为你弄脏了地方而讨厌你。

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自尊心，有他们的好恶观，我们能耐心地倾听他们聊天，对他们的爱好表示尊重，悦其心顺其意，他们自然会对我们产生好感，愿意和我们较朋友，也愿意告诉我们他们心里的真话。

访问时应该先有个提纲，把要问的事开列出来，但是这个提纲在访问时只能心中记住。若把先写好的提纲拿出来，顺次提问，那样容易引起对方顾虑，破坏良好的谈话气氛。听对方谈话应有耐心，即使他谈的不是我们要知道的，也不可粗暴地打断他的谈话。他愿意谈而且无顾忌的畅谈，就表明他相信你，对你有热情，一旦打断他的谈话，往往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当他漫无边际地谈些不相关的话时，可以看准机会引导他改换话题，回到你所要调查的事件上来。至于如何引导那就得视具体情况而定，要做得自然、不生硬、不引起对方的反感，可以说这是一种访问谈话的艺术。

访问时要注意环境和对象，对不同的问题应有区别地选择适当的人访问，要在适当的地点引诱他主动谈起来。我在滇西调查傣族社会就碰到一个必须知道而又无法调查的问题，就是了解土司对人民的剥削情况。这类事，土司不愿意说，人民不敢说。我当然不能直接问土司，到村寨中访问也不行，翻译都是土司派给的，一问到这类事不仅被问的人掩耳而走，甚至翻译也不敢译。几次尝试都不成功，我不得不另想办法去打开缺口。当时我每到一地都被招待住在土司衙门中，土司们夜晚吸鸦片，早上起得很迟，而我的生活习惯却是早睡早起，每天早上被土司召到衙门干活的青年男女很多，傣族青年尤其是小姑娘们生性天真活泼，因为土司和“官”们都还在睡大觉，就显得十分悠闲活跃。我就每天早上找一个能讲几句汉语的小伙子，请他做翻译和姑娘们攀谈，虽然她们谈不出具体的剥削情况，但却让我找到了线索，也观察出一些具体的剥削事例来。例如土司衙门的膳食是由各寨轮流负担的，十天轮一班，轮到时整个土司衙门所需的鸡、鸭、柴、米一揽子全包下。这些姑娘中的一些人就是来当值的。通过这种办法我还了解到傣族人民对土司之间的另外一些零星情况。

访问中我们提出的问题，有时被调查的人甚至翻译都听不懂，或答不出来。一些我们认为十分平常的事都会遇到这种场面。比如：有的民族不能计算二十以上的数目字，弄不清自己的年龄，更说不上粮食产量和田地大小，遇到这些情况就得变换提问的方式。比如：被调查人答不上本族分布地区时，可以问他去过哪些地方，摆谈他出门后在哪些地方能通话，在哪些地方不能通话等等。摆谈的面一宽，我们自然能得出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对于一些实在答不上的问题，就得靠我们自己去观察，对土地的大小可以用脚步去丈量（切忌用皮尺去丈量他们的房屋土地），粮食的多少可以从贮粮用具的体积大小去估数。他们的数字观念也跟我们不一样，在海南岛向黎人问路，他们答说：“只有二三里就到村寨”，这“二三里”我们往往要走上二三个小时。

有些敏感的问题要策略地问，不可单刀直入。比如：男女关系、婚姻制度、落后习俗。各民族自己的习俗对本民族来说是十分自然地事，本族人对本族的习俗不会感到有什么奇异，向他们提问这些习俗的内容，他们不会有什么顾虑，也不至引起反感。但是那些多少到过外地的本族人则不同，他们多少了解汉族人民的风俗，就会有意识地回避谈这些问题。当我们贸然向他们正面提问时，他会感到这是侮辱，会引出不必要的麻烦。询问这些敏感的问题要慎重，要先摸清对方的思想再从侧面去接触，多转点弯子后可能会有些收获。

被调查的人有意回避或者编造谎话时，千万不要当场揭穿，他这样做有他的原因，有他的隐情。我们揭露他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伤害了互相友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让他说等待机会再谈，或换个人调查，在无法换人时应从侧面弄清他的真实思想，有针对性地去开导他把真话说出来。

采用开调查会的形式进行调查访问，我个人认为不是个好办法。把调查对象集中在一起，大家必然会感到拘束，达不到谈心说真话的目的。在这样的会上，大家或者互相顾虑，敷衍搪塞；或者跟着有威信的人打哈哈；或者揣摸我们的企图，说些迎合我们的话，这样调查的材料往往靠不住。

六怎样做记录

现在有了录音机这个问题已经不那么犯难了，但是在我从事民族调查时，如何记录却是一个重点讲授的专题。即使在今天使用了录音机，但如何记录和如何使用录音带上的资料，仍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民族学或者人类学对于调查材料有两点要求：一是材料要确实可靠，二是要求能够反映民族的特点。要符合这两点要求，在做记录时，就必须照录原话不要走样。不能用自己的理解去体会发言人的原意，这样记下来的是你的话。不能有框框，合我框框的话才记，不合的就不记。

记录最好不要当场作，以免影响谈话的气氛，使被调查人产生猜疑顾虑。一旦引起对方警觉，谈话内容的可靠性就有了问题。最好当场在心中记下要点，关键的要记住原话，下来后补记在记录簿上。万一心中记不住也可以先分工，同去调查的人每人分记一部分内容，回来时汇总，或互相补充，力求记全、记准。如果用录音机，最好也不要公开地录音。

记录民族语言，要学会应用国际音标记录。这是一门专门学问。

七摄影、绘图、征集民族文物

一个民族考察工作者必须学会摄影这门技术，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光会还不行，还必须熟练，必须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中都能快拍、偷拍。在民族考察中，需要的不仅是景物，更主要的是人或活动场面，这些动态的场景瞬息万变，如果稍一迟疑这个镜头就不可能再现了，所以必须“快拍”。偷拍在两种情况下十分有用，一种情况是对生动的场面，如果让在场的人知道你在摄影，整个场面顿时变得呆板起来，所以非“偷拍”不可。另一种在今天可能不会有了，可是在三四十年前，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见过照相机，或者见过照相机而流行着一种奇怪的传说，说照相机是收魂机，咔擦一声就把人的魂魄收到里面去了，所以一见你拿出照相机他们转身就跑。这种情况下，除了偷拍之外别无办法了。

有些物件，如房屋木架的结构，梁柱接铆、装饰物上细小的花纹，照相后仍看不清，就得要绘图。所以从事民族考察工作，还得学点图案描绘艺术。再就是拓印技术也得会，遇到古碑、浮雕、拓印就比照相、描绘来得真实。其作用是照相和绘图所代替不了的。

最后是征集民族文物，这是一件重要而细致的工作。民族文物不是商品，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在互相间建立了融洽的感情时，可以用礼物和他们交换，也可以接受赠与。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钱购买，民俗品一般无市场价格，可供议价的依据难于确定，估价要从优，宁肯多给一点，不要少给。取得民俗品的办法多种多样，但有一条要记住，一定要物主充分自愿，切忌强取硬索。一个民族考察工作者必须有长远全面的眼光，万不可为了一件民俗品伤害了民族之间的感情。

对搜集到的文物必须及时作好文物登记卡，卡片项目包括文物名称、使用和制作的民族、用途、搜集地点、取得方式（何人赠与，用何物交换、购价）、物主姓名、搜集时间等。对文物的包装应多听物主的意见，因为有些民俗品如妇女的衣裙，有本民族的收藏办法，如果折叠将会失却原有的民族形式。

八收尾工作

考察完毕将要离开现场时必须做好三件收尾工作：（1）核实材料：对有疑问的访问记录，必须进行核实，观察映像感到模糊不清的事物，情况允许可以再行观察。（2）材料补遗：检查一下调查提纲，有遗漏残缺的项目要立刻补上。这两项工作在未离开前容易做，离开现场后再要解疑补遗那就麻烦了。（3）留下一个好印象，前面我说过一句话“先交朋友后聊天”。在结束工作时，我也有一句话：“留下好感，为后来者开路。”从小处讲，你可能还会再来，或有核实补遗的事要做，得函请当地人帮助；从远处讲，应当为他人着想，给后来工作的人铺平道路，打开方便之门；从大处讲这不是个人问题，应当把它看做是在执行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关系的一个环节。人民常说：“善始善终”，我们到民族地区作调查工作，应当是“来时漠漠”“归时依依”。每到一个民族地区虽然停留的日子不长，但要给当地人民留下一个长久忆念的印象，所以临要离开时还得检查一下，对建立民族感情有做得不够圆满的地方，要补足再走。

上面讲得仅是民族调查的一个方面，就是只讲到文化人类学范围，还有体质人类学的调查工作，大家还用不上，所以不讲了。

（1981年）

按：原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本文摘自《江应梁民族研究文集》，第398—411页。图片来自2013年3月15日出版《中国民族报》电子版《江应梁：探秘滇西》。